张金桃

 

 

   执政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的正确与否是关系到国家政局稳定的大事,综观20世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政策的演变和宗教现象对国家的影响,将在这方面给人以很大的启示。

 

                          60年代以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政策——严

 

    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宗教在东欧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普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每个国家和民族又有各自的特点,从教派看:阿尔巴尼亚和波黑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主要信奉东正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主要信奉天主教。东德地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信奉基督教;从宗教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看也不尽相同,如俄罗斯和波兰虽然都奉有国教,但在俄罗斯,是国家控制教会,而波兰是教会可以左右国家。这种宗教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构成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复杂的宗教历史背景。

 

    共产党执政后,东欧各国政府都很认真地制定了各自的宗教政策。归纳东欧各国宗教政策的共同原则是:第一、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对各种宗教学说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批判,并使之服从党和国家的基本任务;第二、采取教会和国家分离、教会和学校分离政策;第三、对信徒采取体贴的、关心的、有分寸的态度,尊重他们的宗教感情和宗教观点;第四、宗教信仰自由,对所有劳动群众一律平等,不因其宗教信仰而采取不同态度。信仰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也包括无神论宣传自由。

 

    政策制定后,对政策的理解和具体执行往往要有一个过程。在实践中,政府部门大力宣传无神论、限制宗教的发展和膨胀,宗教政策在实践中的贯彻偏严,有时甚至简单粗暴。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对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论,宗教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可以创造宗教消灭条件,但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行政命令。可是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开始的做法基本上是以快速消灭宗教为目的的。如十月革命的苏维埃国家1918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宗教管理的法令之一,就是宣布:原东正教的财产包括教堂归地方政权,宗教团体可以租借属于国家的宗教房屋和用品,而组成宗教团体的只有俗家人才有权利,教会人员则排除在外。大批原苏联地域的教堂都关闭或拆毁了,到1938年苏联已无一所修道院存在,教堂也所剩无几或挪作别用。由于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其它国家的情况也类似。如阿尔巴尼亚在1967年宣布:国内已经消灭了宗教。其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东欧各国教会失去了在旧国家中的地位和权利,特别是经济特权,教会上层分子缺少对新国家政权的理解,他们往往站在反革命一方反对社会主义政权。像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吉洪攻击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是“巴别塔”的建设。波兰教会号召教徒在政府选举中只投社会政治纲领符合基督教理论的党派的票。在这种情况下,反击教会反动势力的气焰是应该的,但引导、教育的少,压制、强迫的多。政府往往把教会当作一个反革命的政治组织,许多神职人员被投入监狱或处决。其三,在处理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关系问题上,政府有时也简单化。由于政治的需要,1948年罗马尼亚的东仪天主教会被并入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多名神甫因反对合并而被捕,教会建筑物被没收甚至拆毁。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都经历了政教冲突过程。1956年10月,爆发了震撼“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事件。经过这一事件后,东欧国家的政府和教会吸取殷鉴,开始认识到政教冲突必然导致政教关系恶化,政教关系恶化必然加剧国家政局的动荡,而国家政局的动荡则有可能为外部军事力量的介入、干涉本国内政提供口实,于是从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政府和教会双方都开始谋求改善政教关系,以不同程度的合作代替过去的冲突。可是,政府在这个时期的宗教政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就是国家对宗教的管理放得太松。最典型的是波兰。

 

    紧接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后,波兰也发生了国内动乱,歌穆尔卡领导的波兰政府在苏联军事干预的严重威胁下,释放了50年代投入监狱的以枢机主教维辛斯基为首的主教们,以平息抵抗外来干涉的群众的情绪。教会这时也重现昔日爱国的情绪,主教维辛斯基在华沙大教堂发表演讲,号召波兰人民要有“比为祖国而死更伟大的英雄主义,即为她而生的英雄主义”。在政教关系冲突最尖锐的时刻,政府和教会达成了一致意见和互相谅解,使政教关系出现转机,这一点主要是教会的努力,而且双方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但从此以后,波兰的教会给国内政治造成的压力不但加大,政府步步退让,越来越弱。使波兰教会赢得了广泛的自由空间,诞生了天主教反对派,最终与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结合,成为改变国家制度的力量之一。

 

    东欧国家对宗教管理放松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放松了对国外教会和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特别是梵地冈教廷反社会主义的应有警惕。社会主义以前的东欧各国都有天主教会,有一些国家以罗马天主教为国教,与梵地冈有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作为斯拉夫民族文化圈,这些国家在天主教世界都有着自己的重要性。二战的结束和东西两大阵营的世界新格局的确立,东欧这些国家都断绝了与梵地冈的宗教和外交关系,这一事实使梵地冈教廷蒙受了失去三分之一的教徒的损失。因此,谋求斯拉夫民族的回归,一直是罗马教廷的奋斗目标。所以他们揪住20世纪60年代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政策有所松动的机会不放,扩大势力。教廷看到苏联在东欧社会主义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从苏联入手。为此,罗马教廷甚至放弃基督教内部由来已久的天主教和东正教的门派之争,在1962年梵地冈大公会议召开之际,邀请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派代表出席开幕式。此举果然奏效,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教皇的行为一点都不怀疑,甚至大加赞赏,并表示出一系列实质性的友好行动。在苏联带动下其它各国也积极与梵地冈接触,教皇则利用这个机会向各国政府提出各种要求,最大的成效就是各国基督教各派教会的权利得到了恢复。罗马教廷“在基督教思想与社会主义的较量中,争取马克思主义者归依基督教”(《罗马观察家报》1977年4月3日,第8版)的目的达到了。从此教徒的人数大量增加,教堂林立。

 

    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的全球性宗教热现象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纵容,给东欧各国宗教复兴造成了千载难逢的机会。1985年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开始社会改革,推行新思维,放松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宗教问题作为一个热点问题爆发出来。政府与教会的关系来了一个大转折,这就是政府对教会行为的放纵。1988年,是东正教传入俄国即所谓“罗斯受洗”1000年,在政府的支持下,俄罗斯东正教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以强化人们的宗教信仰,激发人们的宗教兴趣。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接见俄东正教的牧首时说,30年代以及随后对教会和教徒所犯的错误正在改正,现在政府正在详细制定新的信仰法,它将反映宗教组织的利益。政府允许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印刷了10万部《圣经》和进口了100万部《圣经》。官方对宗教的政策越来越放纵。1989年8月,苏联新制定的海关条例,允许外国人携带《圣经》和宗教书籍入境。11月,苏联劳教事务局长宣布苏联已有3000个宗教团体注册。制造沙林毒气的邪教——奥母真理教声称其教徒人数主要在苏联。

 

    1989年12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梵地冈会见教皇保罗二世,且当即宣布苏梵建立外交关系。在苏联的带动下,东欧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建构国内的政教关系,并先后与梵地冈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期,各国还逐渐完善了确保宗教自由的法律。由于政府的纵容,东欧教会与政府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优势不断向教会方面转移,教会的行为越来越政治化、公开化,这一倾向到80年代末竟演变成了加剧东欧巨变的政治力量。在波兰则更突出,天主教教会和1987年获得公开活动权利的持不同政见的团结工会结合形成了反政府的统一战线。教会甚至与国外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相结合反对政府。据美国《时代》周刊于1992年披露,1952年6月7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罗马教廷时,与教皇达成秘密协议,使波兰脱离苏联控制,使它非共产主义化而让其它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仿效。他们利用团结工会这个武器,通过罗马教廷和波兰教会向团结工会提供财力物力,直至推翻波兰共产党的领导。

 

    事实上,在整个东欧剧变中,罗马教廷、各国主要教会都积极参与其中。8.19期间,叶利钦在苏联其它电视台被占领的情况下,利用天主教的电视台向人们宣传自己的主张。1991年叶利钦竞选总统时,和东正教牧首建立密切关系,牧首号召信徒投叶利钦的票。再如捷克斯洛伐克,从持不同政见的1966年的“布拉格之春”到1989年由一个名叫马里的学生领导的20万学生参与的学潮运动,其国内的天主教会是一一参与其中的。更突出的是当初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宗教政策失度加剧了宗教、民族矛盾,社会主义解体后,以宗教和民族为背景的内战接连不断。由此可证江泽民同志揭示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在宗教政策问题上:“民族、宗教无小事”。

 

             （本文原载：《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