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成

 

    “ 文革”使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卫生、民族、宗教等各个领域都遭受到巨大浩劫，唯独文物局通过“文革”占据了几千所佛道教的宫观，成了暴发户。他们以保护文物为名，将本由佛道教界使用的寺观变成他们实现部门利益的平台。他们对于已经交给佛道教界管理使用的寺观心怀不满。因此西安兴教寺自然就成了他们觊觎的一个圈地敛财的猎物了。

 

    “文革”时僧人被驱逐，全国各地的佛道教的寺观被文革部门接管。文革结束后提出落实宗教政策，将文化大革命中被占用的寺观全部交给佛道界管理使用。可是，文物部门拒不交出，真到现在仍然占用着。人们会问，文物部门占据几千所寺观作什么用呢？

 

     历史上佛道教的寺观，其本质、职能和功用就是进行宗教活动，是宗教活动的圣地和场所。那么文物部门占据如此众多的寺观为什么不交给佛道教呢？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是占的寺观多，可以安排众多的人就业，可以家大业大，势力巨大，自己的亲戚朋友可以安排工作方便，是谋取部门利益的平台。

     二是被占用的寺观多数由文物部门搞旅游卖门票，有的价格不匪。每年门票收入几亿到几十亿元不成问题。

     三是寺观内供佛像、神像的殿堂里都设有功德箱，收取旅游、参观或者参拜者的钓鱼供养。

     四是寺观内设销售香烛、护身符、佛像、神像等工艺品。有的还销售吉祥灯、吉祥香等，也为人们进行宗教祈祷提供方便。

    五是每年还向中央政府财政部申请文物维修资金，他们吃了民间吃国家，两头都吃，左右逢源。

    六是多余房屋进行出租谋取利益，例如：北京柏林寺出租，每年租金上千万元。

    七是有的寺观内部搞会馆、秘密会所、高档餐厅，洗脚屋等设施，谋取高额利益。

 

    佛道教的寺观，在文物部门手里，变成了安置人员、捞取钱财的工具。所以，让他们将寺观交给佛道教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使用，等于与虎谋皮。

 

    官商勾结以兴教寺申遗为名实际借佛敛财的企图被各大媒体曝光和穷追猛打之后，“ 文革”的暴发户——国家文物局终于坐不住了，据《新京报》消息：该局新闻发言人4月12日否认了“拆毁大部分寺庙建筑”“仅保留三塔”等说法，称仅对1990年以来新建的斋堂、僧舍等建筑进行整治。对此说法，有专家指出，他们在媒体介入之后可能出现微调，并借机将兴教寺僧人驱逐出兴教寺。

 

    该局发言人还称：这次对1990年以来新建的、对兴教寺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造成**影响的斋堂、僧舍等建筑进行整治活动，是“业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审批的方案中并不涉及任何商业开发的内容。”

这番表白令人难以置信：且看北京白塔寺，表面上除了门票外没有商业开发，可是，据媒体披露，寺内设有高级会馆和高级餐厅，每人的就餐标准高达880元、1080元不等。北京柏林寺属于文革后落实宗教政策范围的寺院，中国佛教协会在赵朴初会长生前曾经十几次致信给中央部门，文物部门拒不交给佛教界。目前文物部门自己不用，不给佛教界，转手却出租给别的单位，每年租金约近二千万元。国家审计署是不应该审计一下，他们这么多年拿到柏林寺的租金，究竟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从此例证明，国家文物局现在信誓旦旦说的“审批的方案中并不涉及任何商业开发的内容”，没有任何人相信的。也就是说，审批方案没有商业开发，不等于实际操作不搞商业开发；今天不搞商业开发不等于明天不搞商业开发；对外说不搞商业开发，不等于暗地里不搞商业开发。从失去信用的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那里，不可能听到真实的声音。

 

    2013年4月12日，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关于兴教寺拆迁部分建筑“审批的方案中并不涉及任何商业开发的内容”的表白，我认为只是欺骗舆论的盾词。历史上，该局为了部门利益，甚至不惜假传中央领导人的指示，混淆视听。所以，他们的承诺是令人不可相信的。

 

    下面再举一例。

 

    从1979年，中国佛教协会与各方面协商，请求将重庆大足圣寿寺交给佛教管理。经过10年努力，至1989年，国务院、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大足县人民政府四级政府一致同意将圣寿寺交给佛教界。正当移交工作准备进行时，中国佛教协会从重庆市（当时还不是直辖市）佛教协会获悉，1989年10月25日，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电话通知重庆市文物局称：“10月23日李瑞环同志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听取了国家文物局的工作汇报。其中在汇报到重庆大足圣寿寺问题时，国家文物局领导同志认为国务院过去在处理大足圣寿寺问题上的态度是不符合《文物保护法》的，并提出了解决圣寿寺的合理方案。李瑞环同志当即表示：有关圣寿寺问题由国家文物局重新打报告上报国务院，国务院重新审议这一问题。鉴于上述情况，有关圣寿寺移交问题，请重庆市政府待国务院新的批复精神下达后再执行”。（见赵朴初致李瑞环信，1989年11月8日）

 

    1989年11月8日，经赵朴初会长致信李瑞环同志核实，才知道国家文物局的上述电话通知内容是假的，是有关人士冒充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企图拖延或者拒绝向佛教界移交圣寿寺。事情真像大白后，圣寿寺移交工作照原路进行，假传领导人指示的企图没有得呈。

 

    试想，为了自身部门利益，无视国务院、四川省政府、重庆市政府和大足县政府的决定，企图用假传中央领导指示的愚蠢做法达到永远霸占圣寿寺的目的，应该有多么自我牺牲的勇敢精神呀！此事虽然已经过了20多年，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早已经更换了几个批次。但是在部门利益问题上他们还是一脉相承的：即为了霸占佛教寺院，他们什么事都敢做，什么话都敢说。所以，2013年4月12日该局发言人说的兴教寺申遗“审批的方案中并不涉及任何商业开发的内容”的表白，是决然不可相信的。

 

    北京市解放初期有佛道教寺观300多座，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后保存完好的有上百座，多数由文物部门占据。而北京城区三环内交给佛道教的寺观不超过十座。占现有寺观的十分之一。每次佛道教活动日和每年春节寺观内人山人海，十分拥挤。媒体曾经报道过，香客每到春节到雍和宫烧香祈福要排6个小时的队才能如愿。为什么如此？直接原因是众多寺观被文物部门占据了卖门票、开会馆、开餐厅、出租，还可以以此为诱饵向国家申请更多的寺院维修资金，在他们手里寺观就是一棵摇钱树，有如此巨大部门经济利益，怎么会交给佛道教从事宗教活动呢？市民没有宗教活动场所他们不管，钱必须要捞的。于是造成多年寺观极端拥挤无法也无人能够解决。过去春节大家回家过年买不到火车票埋怨铁道部工作做得不好。春节去寺观烧香等6个小时，他们只埋怨佛道教开放的寺观太少。香客们不知道众多寺观在文物部门手里，所以显得北京的寺观少而又少。在北京，宗教活动日和春节期间寺观香客拥挤的主要源头在国家文物局。他们负有最重大最主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3年，中国佛教协会出席全国政协的常委、委员曾经发出提案，要求收回白塔寺做为宗教活动场所。至今文物部门仍然占据不想归还。

 

                         (本文转载自：作者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