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滇东苗族教会概况

 

    十九世纪初，随基督教在中国沿海内地扎根后，逐渐向西南方面发展。而云南当时是一个未开垦地，是基督教的一个盲区。当时世界基督联合会、著名基督教学生运动活动家穆德把云南列为重点开荒区。十九世纪，终于有人肯为开拓者，他们竭力的克服重重困难探险而至云南。在云南西部、缅甸的八莫和景栋等地聚集了一批批开荒者。1879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麦嘉底会同传教士康慕伦进入云南，成为两位首开云南者。

 

    四川、贵州苗地区，早在1798年就有天主教传入并建立了教堂。而在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后，传教士自由的遍及全中国传教。但由于基督教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教会发展仍处于缓慢阶段。由于基督教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传教士，活动十分猖獗，到处横行不法，为非作歹，从而激起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严重破坏和伤害了基督教的形象和感情。在苗族地区，就曾发生“广西西隆教案”、“青岩教案”、“开州教案”、“彭州教案”和“西阳教案”。十九世纪未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人民起义被镇压、平息。基督教在这一条件下，遍及全国建立了多处教堂。苗族地区也有部分已有基督教之天主教的足迹。

 

    继天主教以后，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也伸入到了贵州。1876年内地会英国牧师祝名扬从汉口来到贵阳。1877年建立教堂。1884年内地会又派牧师白礼德到安顺传教。1888年，复加派传教士党居仁来安顺，专向苗、彝等族区传教。1896年该会以炉山县为据点，历时月余，吸收苗民入教。随即又派英国牧师明鉴光偕同苗族布道员潘寿山、潘世英二人到旁海正式建立教堂。

 

    英国“圣道公会”（循道公会）于1887年又派英籍传教士柏格理与台慕康等人由四川进入云南昭通。1888年在昭通正式建立教会，以昭通为中心，在云贵川三省边区苗、彝民族中发展教徒，成立教会。1904年7月，柏格理牧师由昭通到威宁苗区传教。1900年英国牧师卫斯理在会泽县传教，1904年开始入宣威传教。

 

    苗族信奉基督教始于1903年，当时由威宁迁往朗岱县蓝龙桥的苗族张姓兄弟、张雅各、张约翰、潘隆碧（信教后起的名）四人，出外打猎到安顺后见到党居仁牧师，被留住七日并授予牧义诗歌。苗族受教是于1904年为标志，通称“龙年得道”。

 

    当时在安顺建立教会的党居仁，他专向少数民族小区传教。有一天他在水西看见几个服装奇异的民族，他上前打听得知是打猎的苗民，他便向这几个苗民传教。并因后来这几个苗民猎物被抢，找到党居仁，党居仁为这几个苗民拿回了猎物；得到苗民的欢迎，逐到安顺听道，并请党居仁为苗民伸张正义；也故此有称“安顺出了个苗王”，因他们到安顺路途遥远，所以党居仁写了封信介绍他们到昭通找当时在传教的柏格理。1904年7月12日柏格理在昭通为他们作了礼拜，正式接纳他们入教。1904年时年为农历龙年，就称苗族是“龙年得道”。

 

    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在昭通建立区域传教中心，逐渐向周边地区发展教会。由于当时基督尚且属于西洋文化，故此难以与中国文化相融，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在“十五年之后，仅仅三十名教友”。柏格理牧师为寻找到一个扩展点，他考察了贵州威宁石门坎，觉得此地人心地理环境都可开展传教事业。这里是边远山区，文化落后，人心纯朴；在此建立教会并学校，困难不为大。于是1905年柏格理牧师在石门坎建立教会和学校，一面布道，一面教导文化知识，一面行医。柏格理牧师还设立医疗机构，治疗苗民疾病。一时之间，柏格理被传遍苗族地区，被称之为“苗族救星”。而柏格理本人实之为牧师，一生都献给了苗族，并为了救人而最后以一个牧师和一个医生的职份离开世界。

 

    二、滇北苗族教会概况

 

    柏格理牧师在石门坎设立教学、学校、医院，已传遍苗族地区，并深受苗民的信任和爱戴。在云南滇北的苗族得知石门坎和柏格理的事，便纷纷派人去石门坎“请教”。武定洒普山的苗民因得麻风病而到石门坎去求医，武定的苗民便派马受福为代表亲自去会见柏格理牧师。他们千里跋涉，徒步到石门坎“求教”，他们带去了云南滇北苗民的渴望和苗族地区的情况。

 

    1905年，柏格理牧师与同停留在石门坎的澳大利亚籍内地会传教士郭秀峰和几位苗族汉族传道员由石门坎过昭通向云南滇北苗族地区进发，为能在云南滇北建立传教据地，进行实地的考察。他们一行多人经过会泽、东川、昆明，又经由昆明经过富民、禄劝，再到武定洒普山。他们为确切的了解苗族的情况，他们经过和到达了今武定县境内的大龙潭、七棵树、万德、环州、高桥、猫街、迤纳厂、金光山；今禄丰的大箐、今富民的麻地（麦地冲）、箐箕凹，今嵩明的牧羊（凸懂箐），返回到昭通。此次入滇区域广，但并未建立真正的教会；然而带去了福音，使滇北苗族地区有了一线的希望，为以后传教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为了能在滇北苗族地区建立教会，柏格理牧师等人总结了第一次的考察，决定于第二年再入滇。1906年也是一个具有标致性的一年，这一年滇北苗族真正听到福音，基督教正式进入滇北苗族地区。这也是柏格理牧师“传遍苗族”构思的一部分，也正是主耶稣基督给使徒们使命的一部分。柏格理，郭秀峰等人沿第一次入滇路线到达武定，并与当地政府交涉，在洒普山建立教会，并兴办学校。同年柏格理牧师留下郭秀峰主持洒普山教会事务，并委派王胜模、王西拉、张远道、朱约翰、吴节等人从石门坎到洒普山协助郭秀峰工作。当时郭秀峰在洒普山任监督、郭明道（汉族）任第一任洒普山学校校长，杨荣耀（苗族）任教员。以后的数十年中有安有林，斯明琴等外教士到达洒普山，苗族中也有数十人在洒普山执教过，其中被誉为二十世纪全球十位殉道者之一的王志明（苗族）牧师及其弟王德明、朱明正等人都执教过数年。而到此地学习的苗族子弟也达数百人，给滇北苗族带来了相当的“文化复兴”和“教会复兴”。使一个愚昧原始的民族，一时间摇身一变就成了具有中外文化相结合的素质的文明民族。正如《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中所写：“二千年有余，但本世纪前，这里居民之一的苗族的实际情况是：与汉民族语不同声，书不同文，习不同俗，心不同态。”

 

    “不过十年，石门坎已是叱石成羊、四起栋字……又起十年，斯状推及整个乌蒙山苗族聚居地。”二十年与二千年之比较是一个瞠目结舌的数字，是不可思议之事。

 

    这种情况不仅是滇东及贵州地区，而武定、禄劝、禄丰、富民等地也是如此。基督教使“在黑暗中的人看见了大光”，改变了一个民族的面貌和形象。从而使苗族地方出现了大学生、博士，并通于外语，在文学、医学等方面都例于首。

 

    云南武定洒普山，贵州威宁石门坎，从一个落后的苗家寨，尤如“一夜春风梨花开”而成为贵滇苗族的文化、宗教圣地。而柏格理、郭秀峰、安有林、高志华等人一时被传于各个苗族地区。两地形成了一个东西贯穿的“传通苗族”阵线，架起了苗族两地宗教、文化交流及世界宗教文化交流的桥梁。

 

    郭秀峰在武定洒普山建立教会学校后，以洒普山为中心向四方扩展。在柏格理、郭秀峰第一次入滇经过的地方都纷纷发展成为教会。在后来的数十年中郭秀峰和一些苗族传道员基本跑遍了滇北苗族地区，建立教会和学校。

 

    郭秀峰在洒普山“独立门户”后，1912年隶属于昭通石门坎教会的武定环州、慕连、古井坡、禄丰大箐、禄劝南岔、旋窝塘、嵩明牧羊、富民柿花箐、寻甸大水井都移交到洒普山苗族内地会总堂。此时，洒普山教会下管七个分堂，二十七个支堂。其二个分堂是：石腊它、拖立、古东坡、大箐、牧羊、旋窝塘等。其中武定四个分堂十个支堂，嵩明一个分堂一个支堂，禄劝一个分堂五个支堂，禄丰县二个支堂，罗次县（今康禄丰县）一个分堂一个支堂，马龙县二个支堂，寻甸县两个支堂，盐兴县（今姚安县）二个支堂，富民县一个支堂。

 

    由于洒普山在滇北苗族地区的影响，各个民族都纷纷前来求“教”。在洒普山教会建立十多年中，各民族信基督教的日益增长，并建立教会。1923年郭秀峰以中华内地会滇北传教区监督身份，在武定洒普山主持成立“基督教内地合滇北六族联合会”，即：武定洒普山苗族总堂、滔谷傈僳族总堂、阿谷米干彝族总堂、老把泰族总堂、禄劝县撒老乌黑彝族总堂、寻甸县新哨白彝族总堂。

 

    武定洒普山苗族总堂在以后数十年中，活动较为广阔，建立了数百间教堂，也由此引来了数位外国传教士，其中有安有林，斯明琴等。1944年，王志明被推为洒普山苗族总堂会长。从此洒普山转入苗族自己管理，1944年由王志明主持召开了滇北六族基督教总堂年会。洒普山苗族总堂很注重圣经的培训，每年要到各堂点举办培训班，扩展信众建立教会。

 

    在滇北苗族地区活动的还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28年安息日会深入滇北地区的苗族教会及村寨活动。在安息日会传入苗族地区时，韩杰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韩杰早年信教并就读威宁长海子小学，十六岁毕业于石门坎光华高级小学。同年分配到云南寻甸彝区六音堂教书。1915年调回石门坎。婚后在彝良青村林任教。1919年再调到寻甸新哨教书。1921年应大水井苗族邀请创办学校。1929年应本姓和地方父老邀请，回富民袁家村（现今大龙潭）办教。

 

    为了印刷苗文诗歌，他到昆明求助于自立会谢牧师，但未能得到解决。他又到圆通西巷基督教安息日会请求得助，并从此成为安息日会在苗族地区的创办人之一。

 

    1930年，韩杰在富民县干龙潭设立教会，1930年龙永恩又在武定大平地、松包林设立教会。1934年美传教士米乐尔·胡克昌与苗族教师龙昌德在禄劝大松园建立教会。以后到罗次尖山、禄丰天心堂、大风丫口、昆明县冷水沟（含西山区砚台）、寻甸西波田等十处。1936年，毕业于上述教会学校并分配到各地教书的有张宗杰、韩德先、张德英、袁开道、潘福成等14人。

 

    中华基督会滇北自立会在苗族地区也有他们的足迹。富民县柿花箐的王有道、王鸿道等五位苗族知识分子指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团结民众、为造就苗族有高度文化知识的人才”的主张，在此地建立自立会。以后发展分布于禄劝东南部，并在禄劝九龙小麦冲苗族村建立分堂。1925年在寻甸大水井成立自立会，信徒发展到四境的苗族村寨中。

 

    在滇北苗族地区，除了基督教内地会、安息日会、自立会外，还有一部分为神召会及天主教，但会众数目甚少。总之，从基督教进入云南滇北苗族地区，致解放前夕，教会发展迅速，影响甚大；创建近百余个教堂，信徒近万人。近五十年的发展，基督教已成为滇北地区重要民间组织。

 

    在基督教传入苗族地区后，基督教不仅肩负着宗教上的复兴，还肩负着文化的复兴。纵观中国大地，基督教到哪里，哪里就有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的复兴。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大学，至今为全国重点的大学。同样基督教带给苗族人民的是文化、民族的复兴。

 

    苗族在长期的迁延中，失去了自己的文字，只能用“刻木记事”的方法来记载历史的事件。但自1904年，基督教传入苗族地区后，这是个历史的缺陷得到补充。基督教带给苗族文字、文化和文明。起码在创制苗文上是最大的贡献，虽然是为了更好地翻译圣经和阅读圣经，但后来就成了苗族文化复兴的标志，摆脱了苗族千百年来没有文字的历史。

 

    三、教会文字工作

 

    1906年，柏格理牧师等人，为了使苗族能读懂圣经，需要有一套文字作为圣经翻译。他与当地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经过长期的研究运用，决定以苗族滇东北次方言为发音基点，利用苗族服饰花级图案变形体，参照拉丁字母作字体，以汉语拼音方式为苗文拼音方式，共同创制了苗族自己的文字。通称为“柏格理苗文”或“老苗文”。

 

    苗文开始书写时，是以韵母写于声母左侧角顶、上角、中、下角及底部五个部位，标注八个音调。1919年又改为标顶角、上角、中、下角四个部位。而威宁石门坎的杨荣新、王明经等提出吐气符号倒用，并改写的韵母于声母左下角，以符号标调；后发展成“楚雄版苗文”。由于苗文在使用时，尚不够全面，吐气、清浊音难以辩准。1940年武定下长中苗族牧师王志明等改进“老苗文”，以浊音字母上附上一个小圈点，以趋完善。柏格理牧师等人研制的苗文，受苗族地区人民欢迎，推广极快而广。

 

    1907年至1915年，柏格理牧师等人用苗文翻译了部分《新约全书》历经十年。1915年8月8日（疑误？应为9月16日）柏格理牧师与世长辞。1916年杨雅各等人到日本横滨付印，历时半年。首批印刷了885本苗文圣经，由他运送回国。1919年王树德、杨雅各续译未完部分。1930年后，王树德、杨荣新又重译《新约全书》，并由上海圣书公会出版，与同出版的还有杨荣新翻译的《圣主赞歌》，1938年在武汉又出版了《苗文新约全书》。1940年在武定洒普山任教的王志明用他改进的苗文，重整翻编了《颂主圣歌》。1942年，由安宁“云南三育研究社”韩杰等人组织了苗文圣经和赞美诗的编辑与翻译。并在“三育研究社”的印刷厂印刷苗文书籍，由12位苗族自己担负翻译、编辑、印刷、校对工作，印刷过32开本的苗文《圣道纲要》、《使徒行传》各1000册，《颂赞诗歌》2500册。以后多年中又增印多册。1949年由昆明内地会印刷厂印刷出版王志明牧师编写的《旧约摘录》苗文版1000册。这些都共同运用“柏格理苗文”和“改进苗文”，并对苗族教会都有很大影响。

 

    滇北苗族地区不仅使用了石门坎的苗文教材，还自行编制了适应本地区苗族的教材。从而使滇北苗族的教会及学校同时发展，共同进入宗教的复兴和文化复兴的一个新阶段：打开和扩展了苗族从前愚蒙的心和见识，为以后的苗族复兴带来了巨大的贡献。

 

    贵州威宁石门坎，云南武定洒普山，是滇贵州苗族人民心目中的宗教、文化圣地。而柏格理、郭秀峰等人也为苗族地区的名人，他们的事迹也为苗族人民脍炙人口的故事。他们曾是一方热土的文化文明倡导者。他们的脚踪踏遍滇东北苗族地区，到哪里就在哪里撒播福音种子。“报福音传喜息的，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清朝皇帝康熙有句名言：“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凭神子通。”苗族地区若无神福音，大能打开，那么苗族将落后于别人百年。福音大能以二十年的时间将苗族两千年来的悲状改变了。福音到哪里，哪里就复兴起神的选民。耶稣基督是苗族的真正救星，他在他自己的时候，差遣他的使者完成他的工作。

 

    “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哪，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大声歌唱！因为耶和华之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西50：13]

 

    四、解放后滇北苗族教会概况

 

    解放初，基督教在苗族地区虽受到影响，但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滇北苗族洒普山总会于1944年王志明担任总会长，管理牧养苗族教会。1951年王志明在昆受东亚牧师封立为牧师，苗族教会进入自治、自养、自传的阶段。1953年全中国进行土地改革，教会因此在全国教会组织的号召下，教会生活越来越进入冷淡。1958年全国大跃进运动，教会几乎停止活动。1962年—1964年三年中教会因受到四清运动的大冲击，教会的灾难也较甚。所谓“四清运动”即“清阶级、清历史、清组织、清经济。”教会房产被占，教牧人员被抓被批斗。此时苗族总会牧师王志明，传道员张志清及志明明弟弟王圣明、龙庆美、龙秀清等百余人都在四清运动中受到冲击。1968—1978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全国人民都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十年中教会完全停止公开的教会活动，教会进入秘密而隐藏的地下活动。虽如此，教会并没有灭亡，反而更加兴旺，以至于1979年宗教政策落实，教会恢复活动时，教会成倍的增长，达到前所未有的复兴境况。

 

    教会在苗族地区建立传播福音虽只有百余年，但已经达到“只要有苗族地方就有教会。”正应验主自己所讲的一粒麦子的比喻。现今苗族信教者在滇北已占总滇北苗族的百分之八十，其余未信者，都曾听说过。基督教在滇北苗族地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滇北的各地区，都已成立了教会组织，苗族教会也都纳于管理之中。现今苗族教会约有八十余座教堂，信徒已达二万余人，教会成上升发展趋势。但值得深思的是大教堂与小教堂信徒趋向于反比例，不得而知由于管理和牧养问题引起。

 

    在教会开放二十余年来，教会得到很大的发展，教会在“自治、自养、自传”上已基本建立基础，逐渐向“治好、养好、传好”方向发展。滇北苗族教会在将来的路程中，定会在神的带领下作光作盐荣耀见证主耶稣基督直到主再来。

 

 

（本文节选自《基督教苗族教会史料苗族教会“百年感恩”纪念 1904—2004》，原载：走进石门坎网站。http://www.shimenkan.org/rice/j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