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习明

 

 

 

    温江位于成都市中心区正西16公里处，距双流国际机场18公里，全区幅员面积277平方公里，辖6镇4街办，总人口32.67万（2006年统计）。温江是4000多年前古蜀鱼凫王国的发祥地，自西魏恭帝（公元555年）建制以来，一直是川西政治、经济、文化重镇。解放后长期为温江地委、行署所在地，1983年划归成都市管辖。2002年4月撤县设区，成为成都市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温江地处成都平原腹心，属岷江冲积平原，无山无丘，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河流纵横，雨量充沛，又处于都江堰灌区上游，能实行自流灌溉，历来以盛产水稻、小麦、油菜、大蒜、烟叶、大麻和肉、蛋、蔬菜、花木著称，地称天府，以“金温江”的美名享誉海内外。现在的农业以花木产业为主导产业，花木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80%以上。

 

    三邑村位于温江的西北端，与郫县、灌县（现改名为都江堰市）相邻，与成都、都江堰的市中心分别相距40公里、15公里，均通公交车，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三邑村辖8个村民小组，现有耕地面积1173.34亩，非耕地面积432.7亩，农户400多户，人口1300多人。三邑村没有工业，养殖业也日趋萎缩，大多数农户没有家畜或家禽。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外出打工和种植业，种植业以前以种植水稻为主，1990年后以种植苗木为主。目前种植的苗木以银杏、桂花为多。村民人均纯收入约6000元左右。由于种植苗木需要技术，且市场波动较大，因此，农户间的经济分化较严重：富裕的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10万元，家产上亿元；穷困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到3000元，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无钱重建住房，在 2008年“5·12”大地震前一直居住在大集体时的土墙房屋中，地震后居住在政府修建的板房中，以至于村中30岁以上没有结婚的光棍汉较多。

 

    三邑村的辖区是一个长约2公里、宽约800米的长方形，其中轴线是自西北向东南纵贯的幸福支渠和沿渠修筑的水泥道。这条水泥道不仅是村民出村的必经之道，而且是村民的日常活动和商业娱乐中心：村中的8家茶馆、5家商店、2家理发店、1家打米厂全部位于水泥道的西边。村民以散居为主，居住的基本单元——院子很少有超过5户的，而且即使只有3户的院子也很少同姓，村民的宗族意识淡化，有组织的宗族活动只有杨、王宗族办的清明会。即使人口最多的杨姓宗族的人口也不到全村人口的20%，对乡村治理没有明显的影响。除水泥道两旁的房屋是成线排列，有一定的规则外，其他房屋都掩映在树丛中，也没有任何规则。如果没有人指引，外人很难找到村民的住房。村民的自然村落意识不明确，邻里合作与人情往来的基本单位是村民小组。

 

    由于绝大多数农户不种粮食和不养禽畜，三邑村村民生活已经与同市民一样完全商品化，不仅日用品要从市场上购买，而且粮食、肉类和鸡蛋，甚至时令蔬菜也要从集市上购买。普通农家一般每隔两天赶一次场，村民们经常去的集市有本乡的河坝场、本县寿安乡的吴家场、郫县的花园场、都江堰的土桥场，其中河坝场距村4公里，逢双有集，一般是9到11点2个小时，人多时有3000多人，平常有2000多人；吴家场距村6.5公里，逢单有集，人多时有5000多人，一般有3000多人；花园场距村5公里，也是逢单有集，人多时有1万多人，一般时有6000多人；土桥场距村6公里，每旬的一、四、七有集，其集市规模与吴家场相同。为了赶场方便，大多数农户都购买了摩托车；为了食品保鲜，几乎所有的中青年人当家的家庭都购买了电冰箱。

 

    总的来说，三邑村村民大多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只有一点模糊的鬼神观念和祖先崇拜意识，宗教信仰对村民的影响是日趋缩小。下面将以三邑村为个案，并参照成都平原其他村庄的情况，从岁时祭祀、人生礼仪、朝庙子、天主教、基督教、邪教等方面介绍成都平原农村的宗教信仰情况。

 

 

    民国时期，普通农家在建房、婚嫁、生子等重大事情时要祭祀祖先和菩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在自家堂屋的神龛前给祖先烧香祷告。

 

    每年需要祭祀的主要节日有：农历腊月初八为腊八，需要以胡桃、松子、乳菌、柿、栗之类和米煮“腊八粥”祭祀先祖和神佛；农历腊月二十三为灶神升天奏人间一年善恶的日子，需要用麦芽糖祭灶神，用清水、草豆祀神马；农历腊月三十晚为除夕，家家都要贴春联，燃放鞭炮，吃团圆饭，致祭祖先，并在亥子之际列案焚香和燃烛放炮接神下界；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各家都要焚香点烛燃炮向神佛和先祖祈祷许愿；公历3月21日前后为春分，农家要做棉花草馍吃，并用竹片粘上棉花草馍插到田头，希望庄稼不受鸟害；公历4月5日前后为清明，各家都要准备好酒菜和纸钱到先祖的坟墓祭扫，有祠堂或公地的宗族还要集中族人集体聚餐祭祖；农历五月初五是端阳，堂屋用瓶供蜀葵、石榴、蒲、莲等物，妇女簪艾叶、榴花，男子喝用雄黄末、蒲根屑调制的雄黄酒，小儿额头和手足心染雄黄酒，床头和门窗上悬挂艾叶、蒲根、莲茎、桃梗、蒜头，以祛毒虫、驱恶鬼、避邪神，还要吃棕籽以祭屈原；农历七月初十至十五为中元，俗称“七月半”或“鬼节”，所有外出的人都要回家备酒饭奉献祖宗，并给祖先焚烧纸钱、纸鞋、纸衣，还要在房屋附近的沟边路旁焚烧纸钱、泼撒酒饭，赏赐“孤魂野鬼”；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在月圆时要在庭院内的空旷地摆上月饼瓜果以供月，然后边吃边赏月；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相传是日登高可以却疫，故有钱人常在此日携带佳肴美酒或登山丘或游寺庙，痛饮终日；农历十月初一为牛王生日，有耕牛的人家要打糍巴，先喂牛，并给牛角尖上各粘一坨，以表示对耕牛的慰劳；公历12月22日前后为冬至，各家都要准备佳肴美酒和纸钱香烛到墓地祭奠祖先。

 

    现在仍然保留祭祀礼仪的传统节日只有除夕、春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其中清明、中元的祭祀活动一直没有中断，是目前最富有宗教意义的节日。

 

    清明节，只有“猫坝”杨氏宗族、王氏元春分支举办清明会集体祭祀到此定居的始祖，其它家庭都只祭祀最近死去的两代，只到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坟头祭拜，而且弟兄之间也不一定一起上坟。

 

    “猫坝”杨氏宗族是三邑村及其周边村庄人口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族。1999年恢复清明会，已持续10年。发起人是长期在外县工作的退休干部，其父曾是民国时期温江县的名流，任过公立学校的校长、国民政府的乡长和县参议员，解放初因参与叛乱被镇压；其子分别在成都市、温江县担任重要干部，有一定的权势。发起人联络长期在本地任职、在杨氏宗族中有威望的几位退休干部举办清明会，是想编著家谱，弄清自己的出身，为父亲正名。第一次清明会有90多人参加，参加者大多是杨氏宗族中年长辈高有一定见识的人，主要是商议修谱之事，确定了入谱的范围和修谱的体例、原则。《“猫坝”杨氏宗族族谱》通过查档案、走访杨氏老人和请教成都的一些历史学、社会学专家，于2001年清明节前编著完毕，全谱有10多万字，详细记载了自康熙年间杨氏迁到“猫坝”后的谱系和名人事迹，其上谱人员共有5000多人，主要分布在三邑村和邻近的2个村。家谱共印200本，修谱所花费用3万多元全部由族人自愿捐赠。2001年清明节，杨氏宗族举行了盛大的聚餐发谱祭祖活动，参加人员达到近600人。

 

    “猫坝”杨氏宗族清明会在三邑村及其周边地区规模最大、组织机构最健全。目前，其组织机构主要有三部分：（1）理事会。其成员由杨氏各房推举（6房，每房至少2个），现任会长是杨氏宗族中在职干部级别最高最有实权者。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各房联谊，寻找祖宗及后人，管理本宗族的事务，决定本族的大事，收集本族中孝敬父母的好人好事，筹备清明会。在清明会前根据事前确定的聚餐规模按比例将聚餐票分到各房；在清明会时带领聚餐的族人向临时摆设的祖先牌位祭拜，并表彰本族中孝子贤媳。2008年清明会，理事会决定：“继”辈老人和杨氏族内80岁以上的其他辈份的老人死后，杨氏宗族应以理事会名义送花圈；筹集经费、组织人员编写杨氏宗族的文史资料，争取在2009年清明会前筹集15000元出第一期，并举办1000人的清明会。（2）财务机构。由主管财务的理事会副会长负责，并配有专职会计、出纳，职责是负责财务收支，在每年的清明会上公布当年的收支。（3）文史资料编委会，由会长挂帅，其成员大多是有文化的退休人员。

 

    杨氏宗族成员都愿意参加清明会，并以参加清明会为荣，每年清明会分到各房的餐票都是供不应求。参加清明会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只要有餐票，男女老少都可参加，但在职干部和退休老人最积极。尽管杨氏宗族自称办清明会能够团结族人，宣传孝道，但实际上仅仅起到了联络族人、增进族人友谊的作用，并不能约束族人的不孝行为。2008年，三邑村所在地政府允许老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凡男满60周岁以上、女满50周岁以上人员，只要每人一次性交纳10250元的参保费，就可从缴费的次月起按月领取280元的养老金，并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和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上调养老金，可基本上解决老人的物质供养问题。但杨氏宗族仍有不少老人因子女不愿交纳参保费而没有参保。

 

    在杨氏宗族的影响下，三邑村其他宗族也想办清明会、修谱，但由于没有得力的组织人，到目前为止，只有王氏元春分支在2003年修了一个不到1万字的家谱，其谱系只有九代，上谱人员不到1000人，每年清明会的规模也只有50多人，由各家派代表参加。由王氏各家轮流做会。每个参会人员的就餐费最初只有10元/人，2008年涨到20元/人。会餐前要设立祖宗牌位、拜祖。王氏元春分支办清明会的最大作用是加强了族人在丧葬方面的联系。宗族会决定：本族老人的葬礼，本村民小组和近处的族人要全家参加；住在远处的族人要派代表参加。

 

    中元节的祭祀活动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在祭祀的时候都要将外出的家人叫回来团聚，并准备好豆腐、马齿苋、猪肉、鸡、鸭、鱼等至少8样菜。中元节的祭祀活动主要在家庭内部举行：先上菜，菜上齐后，将碗筷、酒杯摆好，酒杯里要有少量的酒，筷子不搭在碗上；然后是祭祖，由家中的老人请各位祖宗来聚餐，边说边围绕桌子倒酒；最后是祭奠孤魂野鬼，由老人将各种菜夹一点放到一个碗里，并在碗内加点饭，将其端到沟边或路口。祭祀仪式结束后，家人就团聚在一起吃祭过祖先的酒菜。天黑后，还要在家里为祖宗烧纸钱、纸衣等，其目的是让祖先在阴间生活幸福，不缺钱有衣穿，以保佑家人平安；同时还要在沟边或路口为野鬼烧纸钱，以免它们为害人间。

 

 

    三邑村比较重要的人生礼仪有新生儿“打十朝”、小孩过生、认干亲、年青人结婚、老人祝寿、老人的丧葬等。

 

    “打十朝”又称“祝弥”或“送粥米”，在过去主要是为解决经济匮乏时产妇的营养问题和新生儿的衣物问题，现在主要是庆贺。其风俗是：妇女分娩，丈夫将鸡蛋用颜料染红，再加上猪肉、雄鸡等送到岳家报喜。岳家回赠一些鸡、蛋等营养品和小孩衣物，并将红蛋分送给至亲，与至亲约定日期，备办鸡、蛋、衣、帽、鞋、袜、酒、米等礼物一同到婿家探望产妇和婴儿。婿家的至亲好友也送来米、蛋、鸡、肉等营养品来祝贺。产妇的公婆要备办酒席感谢送礼的宾客。现在，“送粥米”仅限于至亲好友，以送礼金为主礼物为辅，办酒席的时间一般在婴儿出生后的10-30天间，普通农家的酒席规模一般都不会超过10桌（每桌10人，下同）。

 

    以前小孩只在周岁时接受至亲的贺礼和宴请宾客。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小孩的政策后，不仅在周岁时办酒席，而且过3岁、6岁、9岁、12岁也要办酒席。周岁时外婆家要送来衣物、玩具、饭碗等，意在让孩子终身有衣穿、有饭吃。现在周岁时所送礼物还包括童车等。周岁时宴席的规模一般不会超过“祝弥”时的酒席规模。3岁、6岁、9岁、12岁的酒席规模更小，主要是小孩的外婆家及其至亲来送礼。

 

    过去认干亲主要是为了让小孩健康成长。按习俗，小孩出生要请阴阳先生算命，如命中的“五行”有不足，就会难以成活；为了弥补“五行”中的不足，就必须认五行相生且儿女双全的人或者在路上或庙会上“撞拜”上的人做干爹或干妈，干爹或干妈必须为干儿（女）取个吉祥的名字，并在春节或干爹（妈）、干儿（女）生日时相互往来，互赠礼品。大多数干亲都会终身有往来。现在认干亲，主要是加强朋友之间的友谊，使小孩多几个亲戚。因此，现在，小孩一般认父母的好友为干爹妈：人缘关系好、有一定地位的成年人往往有多个干儿（女），喜爱结交朋友的人往往让自己的小孩认多个干爹（妈）。春节时，干儿（女）要给干爹（妈）拜年并送酒、肉、点心等礼物，干爹（妈）要给干儿（女）打发钱。一些干儿（女）有了子女甚至孙子后，还会带着子女或孙子去给干爹（妈）拜年。

 

    为老人祝寿一般是在女60岁、男59岁开始。过去，儿女每年都要为年满60岁以上的母亲和年满59岁以上的父亲祝寿，并每隔10年宴请一次亲朋好友。现在，由儿女出面为老人办生日酒宴的越来越少，即使有孝心的儿女也大多只是在父母生日时回家给父母送点礼品或零用钱，陪父母吃一顿团圆饭。

 

    年青人结婚被称为红喜事，是最重要的人生礼仪，是新家庭开始的标志，也是年青人正式成人的象征。尽管现在时兴自由恋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再对婚姻产生决定影响，订婚也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但川西平原农村结婚还是保留了部分传统的礼仪，主要包括选日子、送聘礼、迎娶、拜堂、回门等。

 

    选日子就是由男方派人将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送给算命先生，请算命先生掐算一个良辰吉日。为感谢算命先生，男方应该给算命先生送一个装有现金的红包，红包的钞票至少有2张，合计为双数，4、8、12、24、48、80、120元都可以，但现在以80元为多。

 

    男方给女方送的聘礼包括礼金和礼物。礼金视男女双方家庭情况而异，现在一般在8000元到5万元之间，礼金一般在结婚前的10多天送给女方，以便女方办嫁妆。嫁妆的价值一般要超过礼金数目，常见的嫁妆包括电视、冰箱、洗衣机、摩托车和床上用品等，少数家庭的嫁妆还包括电脑、小汽车等。礼物一般包括半头猪、1只活鸡、1只活鸭、8包挂面、2瓶酒、30多只红蛋等，除鸭子需养着等男方回门后带回外，其它主要用来招待女方的客人。因此，礼物一般在迎娶的前一天送到女方家。送礼物的人员回去时大多要带回嫁妆。

 

    迎娶队伍由新郎带队，必须在黎明时（夏天约5点钟、冬天约6点钟）到达女方家庭。以前用轿子迎娶，现在一般用小轿车迎娶。迎娶时还要给女方家庭带来挂面、红酒、水果糖、米、豆、盐、茶叶、水果、花生等东西，其中豆有绿豆、黄豆、豌豆等，以招待女方的宾客。女方家庭要用汤圆招待迎娶的人员，汤圆的数量为每人4个，表示四季发财。女方发亲的时间多在天亮时（夏天约6点钟、冬天约7点钟），预示着越走越亮。送亲全部为同辈，一般在10-20人之间，有时女方还派车送亲。接亲、送亲的车都由男方给红包，每个红包所装现金视路程的远近而定，但必须为双数，多于所跑路程的燃油费。

 

    拜堂一般在男方的堂屋举行，时间一般在上午；也有在宾馆举行的。

 

    “回门”主要是女方家接新郎新娘回去祭拜女方的祖先，并与女方的亲戚相认。过去回门一般在结婚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现在一般在当天：上午新郎新娘给男方的亲友敬完酒，下午就要回到新娘的娘家，给女方的宾客敬酒。

 

    现在处于结婚年龄的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并讲定采取“两头占”的婚姻形式，即夫妇轮流到双方父母家居住，则不送聘礼、不办嫁妆、不搞迎娶、没有回门仪式，新郎新娘既要在男家拜堂，又要在女家拜堂。不过，大多数独生女都是按传统习俗出嫁，尽管出嫁后仍然要对自己的父母尽赡养义务，并经常带丈夫和小孩回娘家居住。

 

    不论是嫁女还是娶媳，都要大宴宾客，同村民小组的人（村民通称为邻居）和亲友都要来送贺礼吃酒席。普通农家的婚宴规模为20桌到30桌，一般招待两餐，其招待费与所收礼金大致相同。现在邻居参加婚礼一般只送礼金不帮工，婚家必须请厨师和服务员来家招待客人或者直接在宾馆招待客人。

 

    成都平原农村一直有厚葬的传统，老人丧礼的隆重程度往往超过年青人的婚礼。现在虽然实行火葬，丧葬仪式越来越简化，宗教色彩也越来越淡，但老人丧葬（俗称“喜丧”）的“热闹”气氛并没有淡化，亲戚乡邻合作办丧葬的传统也一直坚持。下面便以三邑7组97岁的蒋母的葬礼为例进行介绍。

 

    成都平原农村的老人只要神智清楚，都不愿死在医院，而要在自己家里及亲人的守候下离开人世。蒋母只有一儿一女，3个孙女。蒋母病重后，儿子、儿媳和女儿一直守候在身边，在沈阳打工的孙女和孙女媳也在她去世的前2天回到了家里。

 

    老人一离开人世，守在身边的亲人就要边哭边放鞭炮和烧纸钱。本村民小组的人听到鞭炮声后大多要带着纸钱、鞭炮、花圈或祭幛去丧家吊唁，并帮助丧家料理丧事。丧事一般由村民小组长主持，除特殊情况外，本组居住的所有家庭都至少要派1个人到丧家帮忙，由组长安排工作。本组村民干的事情大体有以下几类：（1）抬丧，由12-16名青壮年男子组成，每次抬丧需要8人，其他轮流换班；（2）陪伴死者的子女守灵堂，每班4人，半天一换，白天多为妇女，晚上为男子；（3）招待客人，主要是烧茶水（一般需要1-2名妇女）、煮饭烧菜（10人左右）、洗碗端菜带摆桌子（8-10人）、打扫卫生等；（4）记账，即登记来客所上的礼金与礼物，一般由主人信得过的2人负责，一人登记，一人管钱；（5）采购，主要是购买招待客人的菜。本组村民为丧家办事，都是义务，不要工钱；但丧家得招待前来吊唁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并给抬丧的人送红包。在2005年前一般给每个抬丧的人送4元，表示四季发财；近2年，每人送12元，表示“月月红”，终岁平安。2008年7月23日上午蒋母去世，三邑7组50多家除一家因与蒋家有很深的矛盾没有来吊唁外，全部在当天到蒋家进行了吊唁；7月25日，即出殡的前1天，到蒋家帮忙的有50多人，其中抬丧的有16人。

 

    在老人去世的当天，丧家要派人将死者的生辰八字与死亡时辰送到端公（即阴阳先生）那里请端公测算安葬的时间（有的还要测算火化时间），并请端公在安葬的前一天上午来为死者选墓址、在出殡时为亡人指路。端公的报酬并没有明码标价，而是由主人封红包随意给，少者12元，多者几百元，现在多在60-100元。蒋母去世，请端公测算火化和安葬时间、选墓址、指路和封灵等全套，给了80元的红包。

 

    成都平原老人去世后，多在第2天火化，第4天以后安葬。从老人去世的当天直到安葬那天，所有前来吊唁的宾客，特别是本组的都要由丧家招待，本组内几乎所有农户都在这期间不生火做饭，全部在丧家吃饭。每餐都有酒有肉，其中安葬的前一天晚上和安葬后的当天中午是正餐，一般要请厨师来掌勺，每桌都有10多种荤菜。蒋母是死后第4天安葬的，从蒋母去世的当天晚上开始直到安葬那天的中午，除与蒋家有仇的那家外，三邑7组所有人员都在蒋家吃饭。2个正餐，每餐有30桌，每桌有近20个菜；3个早餐，每餐都有10多桌，每桌都有稀饭、馒头和几个菜；其他4餐，每餐都有20多桌，每餐都有10来个菜。

 

    由于办丧事客人多，时间长，其招待费开销大，再加上礼仪开支，普通农家很难独自承受。因此，成都平原农村在办丧事时形成了一套协作帮工与费用分摊机制：帮工协作的主要是本组的人，本组的农户除派人帮工外还要上人情；死者的儿媳妇的娘家要贡献办丧事的主要祭品——猪肉，一般每个儿媳的娘家要贡献1头肥猪；死者的出嫁女儿要出钱请乐队（解放前是请道士、和尚）为死者送行。

 

    本组农户所上人情的大小与自己家里的人口和到丧家吃饭人员的多少、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只与整个生活水平和相互交往的人情的大小有关。如张家有5口人，李家的老人在第6天才安葬，张家全家5人要在李家吃5天，李家在张家的老人去世时只有2人吃了2 天上了50元的人情，张家在李家办丧事时也一般还60元的人情；同理，如刘家只有1人在家，但李家在刘家办丧事时上了100元的人情，刘家在李家办丧事时也至少要还100元。不过总的来说，人情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1990年代一般为每家30-50元，2000年以后每家为50-100元。蒋母去世，蒋家收礼金13000多元，多数为本组农户所上。

 

    肥猪一般由儿媳的娘家宰杀并将猪毛扒净和将内脏洗净后成整头送来，先放在灵前祭祀，然后用来招待客人。儿媳的娘家为了面子，送来的肥猪一般都较大，毛重在200斤左右。如死者的儿子多，为保证猪肉新鲜，一般由各个儿媳的娘家之间协商后轮流献贡，通常每天献一头，当天吃不完的猪肉可由娘家带回去，据说，吃祭祀过长寿老人的猪肉可延年益寿，以前还有人相信：用长寿老人丧事用过的碗吃饭可健康长寿，因此长寿老人丧事用的饭碗大多被客人带回家；近几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也有部分儿媳的娘家直接将肥猪折合成钱，交给丧家的，丧家办完丧事后也将剩下的猪肉折合成钱返给儿媳的娘家。2004年，3队的杨父去世，在死后的第5天安葬，杨父有4个儿子在家娶妻，4个儿媳的娘家每家提供了一头大肥猪（一天一头），丧事结束时还剩下半头猪近100斤肉，每个儿媳的娘家分了20多斤。2006年，4队胡父去世，在死后的第4天安葬，胡父也有4个儿子在家娶妻，就只有3个儿媳的娘家提供了肥猪，还有一个儿媳的娘家按当时的猪价折合成1000元钱提供给胡家，在安葬后的当天晚上，胡家给每位儿媳的娘家返还300元现金。蒋母只有一个儿子，儿媳的3个哥哥合起来送来一头毛重198斤的大肥猪。1头肥猪不够用，蒋家还出钱购买了100来斤猪肉。

 

    老人的丧事被称为“白喜事”，一定要有热闹的气氛。解放前有钱人家做“白喜事”，不仅要请和尚、道士念经做“道场”，给死者超度，让死者在阴曹地府不受地狱之苦，早升西天极乐世界；而且要请放铳的和吹唢呐的营造热闹气氛。现在和尚、道士少，做“道场”已经很罕见，但普通农户办“白喜事”大多要请乐队，乐队既有唢呐演奏和歌舞表演，还有专门放礼炮的和表演魔术的，请乐队的钱一般由出嫁的女儿出。如果死者没有女儿或者女儿、女婿家特别困难，也可由死者的儿子出钱请。乐队表演一般在安葬的前一天晚上，如死者家的女儿多或者特别有钱，也可从死亡那天晚上开始连演几场。现在请乐队在丧事时表演一晚上价格一般在2000元到4000元之间。蒋母的女儿花3000元请了一支10多人的乐队。这支乐队既有西洋乐器长短号、电子琴，又有传统的唢呐、锣鼓，还有放氢气弹的礼炮。表演从礼炮连发97响开始，节目有歌舞、魔术、小品、气功、杂技、唢呐独奏等。其中唢呐独奏《柳青娘》和短剧《哭蒋母》让人心酸悲切，心痛哀嚎，在场的所有人都跟着一起悲伤，一起掉泪。在节目之间还夹杂着2-3响礼炮。整个演出持续了3个多小时，演出现场时而欢快，时而悲伤，观看演出的有300多人，除了吊唁的客人外，还有专门来观看演出的邻近村民小组的村民。

 

    送殡安葬是整个丧礼的高潮。蒋母发丧时间是上午8点钟，首先是礼炮连发97响表示正式发丧，接着是丢纸钱人和乐队开路，彩旗队紧随，灵牌遗像为首，抬丧队、送丧孝子和前来吊唁的宾客在后，整个送丧队伍有200多人，非常壮观。到墓地下葬时礼炮再次连发97响，并以乐队伴奏。

 

    安葬后，送葬的人员还要回到丧家，由丧家摆宴席招待。这时就不再有悲伤气氛了。

 

    老人安葬后，还要举办“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百日”、“周年”等祭拜活动，除“五七”、“百日”和“周年”需死者的近亲参加外，其他都只有死者的子女参加。蒋母过“五七”的那天中午有5桌客，没有亲戚关系的邻居都没有参加。

 

    如果将成都平原农村的丧事与祝弥、祝寿、婚事等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充分体现了村民小组的共同体性质。同组的老人去世，除与死者家庭有深仇大恨的家庭外，所有村民都要为死者的安葬出钱出力，并在死者去世到安葬的几天时间内过集体生活，全组的人都会感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和邻里相亲相爱的温暖。而祝弥一般只有亲戚和好友参加，没有亲戚关系的乡邻基本上不参加；祝寿，不论是小孩过周岁、三岁、六岁、九岁和十二岁，还是老人过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也只有亲戚和好友参加；婚事，同组的虽大多参加，但仅限于有人情往来的家庭送礼金，一般只吃两顿饭。二是反映了姻亲之间共同承担丧葬费用的机制。出嫁的女儿请乐队，儿媳的娘家送肥猪，都是一种责任，前者是为了尽孝——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后者为了帮儿媳完成安葬公婆的义务，都不需对方偿还。而祝弥、祝寿和婚事，姻亲虽也送礼物和礼金，但数量一般都较小，每家在200元左右，而且一般都需对方按照礼尚往来的原则对等偿还。

 

    成都平原农村这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开展互助协作和姻亲之间分摊费用的办丧事机制，有两个作用：一是基本上能使所有老人的丧事都办得隆重热闹。成都平原农村的丧事虽然总开销大多要超过1万元，在2万元左右，但由于同组的人都要帮工送礼，所有的亲戚特别是死者的女儿一家和儿媳娘家都要分摊丧葬费用，死者的家庭为办丧事负担的费用并不多，一般都在5000元以内，这是普通农家能够承受的。如前面提到的杨父的丧事总开支2万多元，但由于收礼金8000多元，猪肉没有买，请乐队是出嫁的女儿出的，每个儿子只分别出了不到1000元现金；蒋母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丧事也花了2万多元，但由于收礼金13000元，儿媳的娘家送来一头猪，女儿出钱请了乐队，儿子也只补了3000多元钱（包括物质）。隆重的丧事可以让死者体面的离开人世，充分体现成都平原农民重视生命、尊重死者的价值取向，这可能是成都平原农村老人几乎没有自杀的原因。二是强化了姻亲的重要性和村民小组的共同体性质。出嫁的女儿也有承担养老送终的义务，体现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使得以男系血亲为基础的宗亲关系难以发挥突出作用，不会出现生子竞争。成都平原农村的村民小组的人口规模大多在150人左右，平均每年约有两位老人去世，每年约有2次的集体葬礼强化了村民小组的共同体性质。这可能是成都平原大多数村民小组至今还能坚持生增死减的土地承包政策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难以传播的原因。

 

 

    “朝庙子”是当地村民对到庙里烧香和参加庙会的俗称，经常朝庙子的大多是一些中老年妇女，她们都自称为信仰佛教的人。实际上，她们所朝的庙子并不是只有佛像，而是还有关帝、玉皇大帝、猪王、牛王等道教、儒教神像；她们信仰的是中国乡村社会特有的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对于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和它们的特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赵世瑜将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相对。他认为，民间宗教“指的是不被官方认可的、由民众组织和参与的宗教体系和组织，它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自己的教义，在思想内容上与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有一定的联系，可是往往被官方视为危险的邪教和异端。而所谓的民间信仰，则是指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包括围绕这些信仰而建立的各种仪式活动。它们往往没有组织系统、教义和特定的戒律，既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王铭铭将民间信仰等同于民间宗教，认为其内容主要包括“(1)神、祖先、鬼的信仰；(2)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的仪式；(3)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4)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体系。” 日本学者渡边欣雄认为：“汉族宗教（民间信仰）的基础是不属于任何宗教派阀的‘民俗宗教’。所有汉族所共同拥有的唯一的宗教，正是民俗宗教，它既非道教，也不是儒教和佛教；甚至也不是那些以教义、教典、教团为基础所成立宗教的混合。”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堃（C.K.Yang）、台湾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李亦园、美国学者乔基姆的观点也与渡边欣雄的观点类似。因此，本文将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信仰视为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

 

    相对于成都平原的其它农村，三邑村及其周边村庄的民间信仰活动是非常不活跃的。罗江、绵竹等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3个以上的庙宇，每个庙宇都会在农闲时间办庙会，大多数中老年妇女每月都至少要朝一次庙子。三邑村及其周边的村庄里的庙宇在上世纪中叶毁坏后一直没有重修，新建的小庙都不办庙会，能够办庙会的庙子都在集市附近。三邑村的周边集市，如河坝场、花园场、土桥场、吴家场附近的庙宇都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修复，但它们基本上是一年办一次庙会。也就是说，三邑村大多数村民一年参加的庙会不会超过5次。而且多数老人没有朝庙子的习惯。

 

    三邑村现在只有一个小观音庙。这座观音庙位于4组西部的一个苗圃内，是一间长、宽、高均不到2米的小屋，里面只有一尊高不到1尺的小石像。它建于1991年，是原生产队队长赵大妈发起修建的。赵对建庙的原因做了如下陈述：

 

    1990年，我的干儿子金康家里很不顺序，家人经常得一些莫名其妙的病，请医生看也不见效。没有办法，只好请信神的来家里看。信神的在家里看了半天，说是得罪了观音菩萨。原来干儿从河坝里捡回、用来磨刀的石头，并不是普通石头，而是观音的化身。信神的说，必须请石匠将这块观音石雕成观音像，并修座庙供奉她，才能免除灾难。于是，我和他的母亲按照神的旨意，化缘700多元，雕成了观音像，修了这座观音庙。自从修庙，干儿家人的病就好了，我们这一带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灾难。修庙后，我和周边的几位老太太就轮流值班，菩萨的香火从未断过，每天上香点油灯所需要的资金都是别人捐的。由于庙太小，没有地方办庙会，我们从未办过庙会。

 

    2000年前，在邻村东岳庙原址居住的一位老人曾塑过一尊菩萨，在家办过几次庙会。后来，她的儿子被车撞死，儿媳带着孙子改嫁到都江堰，不到两年也因家庭不和喝药死了，孙子回来跟她，又淹死在河里。她家接二连三出祸事，别人便认为她家的菩萨不灵验，不再到她家烧香了，她也停办了庙会。她要将菩萨送到河坝场的麻观音庙，麻观音庙认为这尊菩萨曾给主人带来灾祸，是邪神，不收。2000年后，三邑村及其周边村庄就再也没有人办庙会了。

 

 

    天主教传入温江县，始于清咸丰初年（1851年），由法国教会成都教区在寿安乡吴家场建教堂1座。清光绪二年（1876）法国教会顺庆（今南充）教区在温江城关东巷子建教堂一座。城关的天主教堂规模较大，拥有田产1400亩。据民国32年统计，共有教徒669人，其中男人345人，女324人，分布于崇庆、温江、郫县三县境内。寿安乡的教堂有田产420亩，教徒300名，但多家居外县，寿安乡内的教徒只有刘、李二姓20多人。凡入教，须有教徒介绍，并由介绍人根据圣经上的“圣人”姓名给新教徒取“圣名”，如“亚当”、“玛丽亚”等，女教徒不能与教外人婚配。教堂为亡人祈祷称为“弥撒”，其酬金多寡不论。1985年全县尚有天主教徒265人。

 

    基督教传入温江，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中华基督教四川大会（英美会）派英籍传教士到寿安乡吴家场布道，建福音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英国人何忠义（译音）在温江城关西正街租赵姓店铺布道。民国4年，在温江城关建福音堂。教徒家中父母信教，子女可以不信；星期日到教会做“礼拜”，向上帝祈祷。据民国35年统计，两个教堂共有教徒76人，其中男34人，女42人，主要分布于玉石乡、寿安乡、柳林乡和柳城镇等地。50年代以后，神职人员相断离去或死亡，原来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停止。1985年尚有教徒16人。

 

    现在玉石乡信天主教的约有200人，其信徒主要是明清、江安两村的冉、张两姓。信基督教的约有30人。由于寿安的天主教堂和福音堂均废弃，如有教友死亡，天主教徒就在其家里集体做弥撒，基督教徒定时在某个教友家庭聚会。

    许多村民分不清天主教与基督教，将所有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都称为信教的或信主的。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都不愿混同于对方，且相互攻击，互不往来。他们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有：（1）对耶稣基督的母亲，天主教予以适当的敬礼，天主教徒认为，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不仅养育了耶稣，当耶稣代人赎罪受苦受难时，在精神上分担了耶稣的痛苦，而且拥有许多美德，如服从天主、谦卑自下、忍耐宽仁、慈善助人等，是为人处世的榜样，值得效法敬重。基督教各教派认为玛利亚是凡人，耶稣是上帝的唯一儿子，是借玛丽亚之腹而生，玛利亚与其她一般妇女一样，不是神明，不值得礼敬。（2）关于供奉圣像之事，天主教许可在教堂或教友家中供奉圣像，比如耶稣苦像、耶稣圣心像、圣母及其它圣人圣女像等，供教友瞻仰敬礼。天主教徒认为，供奉圣像不是为了引人尊敬该像本身，而是为了助人引发睹像思人之心，比如目睹耶稣苦像，内心就会想起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人赎罪之大恩；目睹耶稣圣心像，就会想起耶稣圣心爱人之深；目睹圣母像，就会想起圣母的慈悲为怀。基督教各教派反对供奉圣像，认为供奉圣像是崇拜偶像，是罪恶行为；但他们的教堂顶上有十字架。（3）关于祭祖之事，天主教过农历新年时遵照中国传统礼俗举行祭祖典礼，认为祭祖是提倡孝道，发扬祖先遗留美德，以达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目的。这与天主十诫第四诫相符合；基督教各教派反对举行祭祖典礼，认为在祖先碑位前举行祭拜，是崇拜偶像之恶罪行为。

 

    1998年前，三邑村信教的有20多人，他们经常聚会，宣称信教后，米仓中的米可以增长，钱包的钱可以变多，生病不吃药也可痊愈。另有10来个人经常聚集在一起练法轮功。打击法轮功后，信教的和练法轮功的就不再聚会了。后来，由于村干部经常劝说信教的和练法轮功的，一个练法轮功的中年男子得肝癌死亡，一个信基督教的老太太得精神病死得很惨，就没有人再信法轮功了，信教的人也逐渐减少。现在全村信教的只有张华秀、施琼玉两人。

 

    张华秀，女，6组人，50多岁。1998年时，她和丈夫都多病，花了很多钱也没有见好，家庭非常困难。传教的人说，信基督教可以得到上帝保佑，能够让她和丈夫的病好起来，她就信了基督教，经常参加基督教举办的家庭聚会。信教后，她和丈夫的病没有恶化也没有痊愈，家庭的经济情况也没有明显好转。村中的人都瞧不起她，因此她从不在村中传教。现在，每个星期二上午都要用自行车运点自种的农产品到河坝场或吴家场去卖，下午1点到4点就在河坝场附近的教友家参加聚会。

 

    施琼玉，女，8组人，70多岁。儿童时就不幸，5岁死父亲，10岁死母亲，跟着小叔长大，嫁给本村的杨老大。现在家庭仍很不幸：房子矮小破旧，没有像样的家具；儿子脑子不正常，结婚没几天就离婚，40多岁了还是单身，靠收废品谋生；小女20多岁时没办结婚证就到河北与人姘居并生小孩，小孩10多岁时被赶出来，现在年近40岁了还孤身一人在外游荡；大女出嫁，已有了孙子，家庭条件也不好；施尽管已经70多岁，但仍然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做豆浆馒头或汤圆馒头，天亮时骑三轮车沿村叫卖，下午2点多才能卖完；丈夫杨老大已有75岁了，每天还要用板车送蜂窝煤。施自称于1987年开始信基督教。以下是她对信教原因的自述：

 

    1987年我生病的时候，信佛的蔡玉华来我家，说只要我捐10斤米给菩萨，菩萨就会让我的病好起来。当时我没修房，家穷，认为捐10斤太多，只答应捐5斤米。蔡玉华说我没有捐够，是不诚心。我与她争吵，她诅咒说，我对菩萨不诚心，我的病不会好，丈夫拉煤会被车撞死。我很生气地说，我就不信佛，我要改信基督，让天主保佑我。我说要信基督，是在此之前我到郫县花园医院看病时收到过基督教的传单，传单宣传了信基督教的各种好处，包括不烧香，不花钱，只要参加礼拜和祈祷，就可保证家庭和睦和家人健康。传单上还有基督教家庭聚会的地址。我与蔡玉华吵架后，就按传单所说地址参加了几次基督教的家庭聚会，后来又到成都一个大教堂参加了两次聚会。每次聚会都是先唱赞美主的圣歌，然后由传教的讲解圣经带领我们祈祷。圣经要求我们不说坏话，不做坏事，要我们传福音，发展会员。我在村中传过4人，他们后来又改信佛教了。我们公社在1999年前后信基督教的人最多，有100多人参加聚会。2000年后，政府不准在教堂外举行聚会，信基督教的人就逐渐少了。取缔法轮功时，有人向公安局举报，说我经常传教和组织教友聚会。公安局派人来调查，公社、村领导都说我快70岁了，每天要割猪草、卖馒头，没有时间聚会。公安局就没来抓我。我并不怕公安局抓我，因为我并没有做坏事，我身体好，能吃苦，即使被判刑，在监狱还可打猪草、磨豆腐。再说在监狱里劳改，也不需操什么心。

 

    最初，我儿子和丈夫反对我信基督教。我最初买的基督教书都被儿子烧了，现在家里的《赞美诗歌》、《圣经》都是我后来买的。儿子认为，基督是犹太人，基督教是外国的宗教，不准我信。我认为，基督是中国人，毛主席号召打菩萨，挖坟墓都是为了信基督。我们加入基督教，最初就唱《东方红》，后来就唱《我美丽的家就在天上》。毛主席不信鬼神，反对铺张浪费，不准烧香拜佛，搞迷信活动，但毛主席相信天地。

 

    我认为，信基督教有许多好处：首先是信基督教的胆子特别大，不怕魔鬼，也不会被法轮功和东方闪电等邪教组织诱惑；其次是信基督教可使家庭和睦，不与人吵架。以前我脾气不好，喜欢骂人和与人争吵；信基督教后，我按主的旨意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就不与邻居、丈夫、儿子争吵了。也不再说三道四，每天出去做生意，背着背篓捡柴。第三是信基督教可保佑家人平安、生意兴隆。信基督后，我做生意不再亏本，房子也是我信基督后建的，我一天做一袋面粉的馒头，可赚10多块钱；我的病好了，一天只吃两顿，不睡午觉，也精神好，现在70多岁了还可挑100多斤，不用电喇叭，叫卖声可传遍整个村子。

 

     施琼玉口头上说不怕公安局抓捕，但内心仍是非常害怕。我调查她时，她就担心信基督教出了问题，嘱咐教友：如公安局将她抓起来，一定要派人去将她保出来。她每天忙于卖馒头，基本上不参加聚会，但她知道基督教家庭聚会的时间、地点。她告诉我：星期二下午在河坝场任老太家有基督教家庭聚会；星期六在花园场刘老太家有礼拜。村民们说，施信基督后，施家的情况并没有变好。儿子的老婆跑了、小女儿被人赶出来，都是在她信基督后。这说明基督是外国的神，并没有中国的神和自己的祖先灵验；施有点神经病，施信基督就是想节省祭祖和拜神的钱。自从信基督后，她就从不参加清明会，从不到庙里敬菩萨，也不吃祭祖后的饭菜。但她丈夫坚持祭祖，每年都要参加杨氏宗族的清明会和“七月半”时在家烧纸钱。

 

    我于8月26日、9月2日参加了在河坝场任老太家举行的基督教家庭聚会。任老太的家位于河坝场1公里处，离温灌公路虽然只有不到200米，但由于被树林遮蔽，且是单家独户，外人很难找到。任老太已年近80岁，丈夫已经去世，3个女儿都出嫁了，她独自一人生活。她的承包田转给她的女婿耕种，女婿每年给她提供600斤口粮，她身体健康，还时常卖一些自种的蔬菜和苗木，因此经济生活还过得去。她家的房子不大，只有3间矮小的平顶房和一间厨房，地震给房屋留下了一些裂缝，但不妨碍居住。任老太堂屋正对大门的墙壁粘贴着一个画有十字的“基督降世2008年生日单”，上面用红纸写着“欢度国庆”，左面用红纸写着“求主来到教会中”，右面用红纸写着“使我全体得平安”。任老太自称信基督已近10年，她不识字，不会唱圣歌，也不会祈祷。让教友在家里聚会主要是图个热闹。

 

    聚会就在任老太门前的树荫下进行，一般从下午1点开始。也有提前半小时到的，也有迟到半小时的。提前到的大多是到集市上卖了东西没回家吃午饭就直接过来的，任老太让没有吃午饭的教友吃点便饭，教友会送点吃的东西做为报答。任老太还要为聚会的教友提供凳子和茶水。8月26日到会22名，其中男4名，女18名；年龄最小的40岁（妇女，1968年生），年龄最大的为78岁，80%的在60岁以上。加入基督教时间最长的有10多年，最短的还不到1个月。加入原因除1名59岁的妇女称是因为家庭生活不顺心外，其他都是得了难治之症。所有参会成员都是农民，没有领退休工资的。9月2日到会23名，其人员基本上与8月26日相同，只是新增了一对中年夫妇。

 

    两次聚会的程序基本一样：都是唱颂歌-祈祷-检查功课-讲解经文—交通。唱颂歌大约一个小时。由最年轻的妇女领唱，其歌曲都选自正式出版的《赞美诗歌》（每个教徒都有1本）。歌词多是赞美主，劝人经常向主祷告和多做善事，相当部分是中国人作词作曲。尽管有些老人不识字，但仍然手捧歌本，认真地唱。

 

    祈祷大约二十分钟，大部分人的祈祷词听不清，只有领唱的中年妇女和被称为“刘老师”的人祷告得特别快，能听清祈祷词。其大意是祈主赐福、求主赦免思想意念和言语行为的一切罪过。

 

    检查功课大约40分钟。由刘老师主持，先将本月所学的颂歌、祷告词集体复习一遍，再分组演唱、背诵，后指名演唱、背诵。老师从不会点记忆不好的老人单独演唱和背诵。

 

    讲解经文，即学习新的祷告词，大约40分钟。先由刘老师领着齐念2遍，然后由刘老师引用圣经故事和结合实例进行解释，最后要求各位回去背诵。刘老师讲解道：人生来是有罪的，只有经常祈祷，才能用耶稣的宝血洗净信他人的一切罪恶，才能保一生平安，死后进天堂；这次大地震是上帝要唤醒世人，劝导巨人不要再沉迷于醉生梦死的肉体生活。刘老师还自称加入基督教已有10多年，由于经常祷告，她的丈夫去掉了抽烟喝酒的恶习，夫妇和睦了；每当挑大粪浑身无力时，一祷告就有了力量。

 

    交通，即交流心得体会，通过各人的现身说法见证神的力量。

 

    8月26日的交通，大多数人都谈了自己信基督教的原因和好处。其中最年轻的妇女和唯一一位自称不是因为自己得病而加入基督教的妇女所讲最生动。

 

    最年轻的妇女自称：2003年生病前，我不相信主的力量。邻近的一位60多岁的妇女向我传过福音，说加入基督教可以保证不生病。我认为，加入基督教的都是老年妇女，唱赞美诗走调，说话不关风，经常祷告有点像精神病，拒绝了她的邀请。2003年，我腹部疼得要死，多次医治仍不见效。这位妇女又来劝我，说这是主在唤醒我，只要我加入基督教，向主祈祷，主就会饶恕我，很快让我的病痊愈。我不想死，我向主许愿，如耶稣保佑我病好了，我将相信基督教。我祈祷后，病果然好了，我就加入了基督教。先是学会了识简谱，后又到成都教堂培训。现在，我已成为这个团体赞美歌的领唱人。

 

    唯一一位自称不是因为自己得病而加入基督教的妇女自称：1950年生。2000年时因夫妇关系不好，儿子、儿媳不孝顺，过得很不舒服。最初想到庙里寻求解脱，但庙里只念经，不讲解，也不主动过问我心灵的痛苦；而且每次烧香拜佛，吃斋饭还要花钱。因此，没有找到寄托。这时，基督教徒向我传福音，要我不相信菩萨，改信基督。我害怕菩萨报复。劝我的人说，菩萨是泥土之身，一口无言，两眼无神，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灵，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无动，实在无用，自身都难保，哪有力量管人间的凡事；基督耶稣是世上唯一真神，世上万物都是上帝所造，所有的魔鬼都怕上帝；不论男女老少，君王凡人，上帝都可为他赐福。

 

    我改信上帝后，就经常参加基督教的家庭聚会。每次聚会，老师都为我讲解经文，劝导我；兄弟姐妹都相互祷告，安慰我，我感到了相互支持的力量，感到有主赐福，也不再痛苦了。丈夫、儿子、儿媳骂我，我也不生气，而是认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罪人，可怜，还为他们祷告。由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家庭也变和睦了。

 

    8月26日交通时，聚会的教徒还向我介绍，目前传福音很难，普通人如果不经过灾难根本就不相信主的力量，他们的家人也不相信基督，但由于他们信主后脾气和身体都变好了，不参与赌博，不吵架骂人，家务事做得更多更好了，也不反对家人烧香祭祖，因此，家人也不反对他们信基督。邪教组织“东方闪电”曾邀请她们加入，她们都拒绝了，现在，如发现“东方闪电”向她们传教，她们就驱赶，并以打电话给公安局相威胁。

 

    9月2日交通时，聚会人员一致拒绝与我谈话，刘老师明确对我说，不欢迎我参加她们的聚会。后来，就没有参加她们的聚会了。

 

    为了全面了解温江基督教的活动情况，我还参加了温江城区的基督教聚会。温江城区的聚会点是温江宗教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在文庙广场四楼，每周二下午2点到4点为教友唱诗会，每周四下午2点到4点为教友交通会，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为讲经会。聚会礼堂大约有100平方米，放有条椅，可容纳100多人就座，有讲台、讲桌、电子琴、音响、麦克风。靠讲台的正面墙壁上挂着蓝色的幕布，中间粘贴着一个红纸剪成的“十”字和“以马内利”。

 

    10月9日为星期四，下午1点半就有几位老年妇女坐在教堂内了。我问：我不是基督教徒，不信基督教，能否参加聚会？他们说：欢迎。我便坐下来听他们闲聊。闲聊的内容都是涉及到神显灵之事，其中一位老年妇女讲述了一个大脑内长有肿瘤的人因为信基督教，每天向耶稣祈祷，没有动手术，肿瘤竟然自动消了。后来又陆续来了10多位，总共有十七名，除一个是三十多岁的妇女外，其他人都是50岁以上的妇女。这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是温江交通学校的校医，其他妇女基本上是退休工人，她们每周都要聚会二、三次。尽管时间安排为交通，但相互交流只有半个小时左右，仍然是唱赞美诗、讲解圣经、祈祷。上台讲解圣经的有两个妇女，第一个讲主恩的长（永久）、宽（覆盖所有人，包容性强）、高（似乎是能量大的意思）、灵（与灵验类似）；第二个讲了圣经上的两段经文。在唱赞美诗时，有个叫刘玉芳的信徒将她随身携带的《赞美诗选编（1050首）》（江苏省基督教两会出版，2002年12月第1版，精装本13.8元）送给了我。另有个信徒在确认我不会马上走时说：回家给我拿几本书送我。半小时后，她送给我3本书：《游子吟：一位科学家的心路历程》（里程博士著，主要讲一个出生在中国、受过马列主义教育的人在美国读博士皈依基督的历程，通过故事证明圣经科学和基督是唯一真神）、《寻求真理》（主要宣传世上有神，耶稣是唯一的真神）、《基督教要道问答》（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印）。我说我是西南交通大学的教师，我不信教，但想研究基督教。临走时，送书给我的教徒将成都两个教堂牧师的联系电话写给了我，其中一个在沙湾附近。

 

    比较温江城区的基督教聚会与河坝场的基督教家庭聚会就会发现，聚会的人员都以老年妇女为主，聚会的过程基本上都是唱颂歌、祈祷、讲解经文、交通等，都强调了基督耶稣的灵验，信教都是为了治病或消除寂寞等功能性需要，而不是为了灵魂的救赎。不同之处是，城区的教徒对外人更开放。其原因可能是，城区聚会点是政府宗教部门批准设立的，具有合法性；农村家庭聚会大多是政府没有批准的，不具有合法性。

 

 

    温江区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门主要是外侨民宗局，不属于单列的政府部门，属政府办内设单位，局长享受正县级待遇，但不经人大任免。外侨民宗局管理宗教的专职人员只有2个半人。乡镇的宗教事务一般由管党群的副书记兼管，也有由武装部长或综治办管理的。村干部有责任禁止村内的非法传教、非法宗教聚会活动。

 

    管理邪教的还有两个机构，一是政法委的邪教治理办公室，由原来的610办公室演变而来，温江区有二个半人，主要管法轮功，其目的是防止法轮功信徒上访、聚会；二是公安局的国安大队，主要禁止违反国家安全行为的邪教活动，如非法聚会、利用邪教谋财害命。

 

    温江区管理宗教的政府官员认为，我国政府承认的宗教只指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宗教管理的范围只包括五大宗教。请阴阳先生测算建房动土、结婚和安葬的时间，确定住宅和坟墓的方位，在清明、七月半等节日祭拜祖宗或鬼神，只能算迷信或者民俗文化，不能算宗教，不在宗教管理部门的范围内。但由于大多数村民抱着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政府一般不禁止，并且会在房屋规划时与阴阳先生沟通，在取得他们的同意后，让他们宣传政府的规划符合风水的原则。

 

    温江区政府对宗教的管理方法主要是了解基本情况、规范聚会场所和行为、引导信徒成立自治组织。以下是政府官员介绍的情况：

 

    全区的佛教徒约有2万人。所谓佛教徒就是自称信佛，并经常到庙会烧香的人，并不是从事佛教活动的专职人员。全区专职佛教人员有26人，其中女和尚10人。长年对外开放的佛教活动场所有3个：龙回寺、大乘院、清泰寺。其中能办庙会的是大乘庙，每年农历三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有庙会。

 

    区内的道教活动场所只有一个。没有专职的道士。

 

    全区天主教徒约800多人，其人数近10年略有增长。其信徒主要集中在温江城区和寿安镇农村，以家族为单位，一般是全家信教；寿安镇吴家场附近的刘姓村民、河坝场附近的张姓和冉姓村民全部信天主教。所有教徒都由天主教爱国会自主管理，爱国会有5个成员：主席、副主席、神父各1名、秘书2名。天主教堂正在使用的有一座，在城区；荒废的一座在寿安。天主教有专职神父1人。

 

    基督教徒的人数近10年变化较大，5年前人数最多，全区私设的聚会点有40多个，约有近千人参加过聚会。近几年经过治理整顿、说服教育和规范引导，私设的基督教聚会点逐渐减少，参加聚会的人不到500人，其中到教堂参加活动并受洗的有200多人。加入基督教属个人行为，其信徒的亲属大多不信基督教。区宗教局在城区设立了一个传教点，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请成都的牧师来传教，在农村设立了5个聚会点：金马、寿安、永宁、和盛、涌泉各一。另外，还有10来个私设的聚会点，河坝场附近的聚会点是其中的一个。由于私设的聚会点经常变换，参加人员多为老年妇女，只要没有造成恶劣影响，政府一般不去制止。区宗教局已经组织基督教徒成立了由8人组成的基督教爱国会筹备会，以加强对农村基督教的管理。

 

    温江信法轮功的人数较少，主要是些老太太，他们现在基本上不聚会、不上访。2005年前后曾有东方闪电来温江传教，但没有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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