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

一

　　最近我在读一本书，是老朋友金雁教授的新著，书名叫《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在916街头微暴的背景下读这本书，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什么叫916街头微暴？当然指9月16日所谓反日爱国大游行。这次所谓反日爱国大游行，实质上就是一次街头暴动的微缩版。但最可怕的还不是所谓街头暴动，而在于暴动的锋芒，往往指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显示其巨大的破坏性盲目性。

　　“宁愿华夏不长草，也要夺回钓鱼岛”；“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这不是私下的戏言，这可是游行队伍中堂而皇之的大幅标语，各大城市不约而同，明显出自组织行为。这样粗鄙的大幅标语居然可以进入公共空间，居然可以向全世界展示。大幅标语下那一张张嘻皮笑脸，说明当事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根本不知道这其实是在羞辱他们自己。难道一代人的文化心理真变得如此贫瘠？让人真心恐怖。

　　更恐怖的是，这种狠劲并没有停留于言论，居然付诸了行动，而有了电视连续剧般无数狂暴的镜头：滚滚烈焰中颓然倒塌的日资企业，闹市区甚至政府门口日系车的累累残骸，被暴徒砸破头颅的无辜车主……，这一切不能不让人生疑：这还是和平时期吗？这人心，这国家，还靠得住吗？

　　所有狂暴镜头中，最让人惊诧的，是学者韩德强的暴行。游行队伍举着毛泽东的标准像、喊着怀念毛泽东的口号扬长而来，路边一位八旬老人刚一句“怀念个屁”，韩德强马上从游行队伍中冲出，对老人劈头两大巴掌。暴行浊浪排天，竟连八旬老翁也不能幸免，而且施暴凶手竟是本应知书达礼的堂堂北航教授，事后还竟然得到2270人联名支持。人伦扫地，至此夫复何言！

　　红歌红像红袖章，把城市几乎变成红海洋；亢奋的暴徒、升腾的烈焰和淋漓的鲜血，把街头几乎变成了战场。置身于那场景，会有时空穿越的感觉，仿佛自己一夜回到了文革。用金雁的书名《倒转红轮》来概括，该是何等的精准。

　　如此，则金雁的那本书，岂不就成了一个隐喻？这隐喻的实现居然来得那么快，恐怕是金雁本人、也是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其实，这红轮倒转的趋势，是早就抬头了，最早应从重庆发端。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大打红轮牌，重庆一时被视作当年延安，薄本人则被视作毛泽东的转世灵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重庆有组织的公权暴行屡屡上演，譬如清算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譬如罔顾司法程序的大规模黑打。等等。但因为打着毛的旗号尤其是毛均贫富的旗号，而在民间尤其在底层社会颇有市场，为薄熙来博取了巨大声望。

　　红轮倒转，是所谓重庆模式最重要的特征。这对整合和提升毛派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前毛派按人头算，规模并不小。但缺有魅力的领袖，缺明确的路线，缺统一的组织，总之缺整合机制，高度碎片化。重庆模式的崛起，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重庆模式成了整个毛派的火车头，薄熙来成了毛派公认的教主。

　　从此，毛派开始形成为独立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二次文革”的声浪甚嚣尘上。作为毛派舆论重镇的乌有之乡网站和所谓社会进步网，两年前即发布所谓“汉奸”名单，全国二百位持不同意见的公众人物皆在其中，其头像均被置入绞架。乌有之乡去年年底的全国代表大会，更把所谓“抓汉奸”正式写入了他们的政治报告。“抓汉奸”成了所谓“二次文革”的突破口，并迫不及待地付诸预演：冲击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课堂，焚烧南方系的报纸，对学者茅于轼施以直接的人身威胁。当代中国的“水晶之夜”似乎指日可待。一时人心惶惶，很多企业家和意见领袖都开始做移民准备。只是因为薄熙来的突然崩盘，所谓“二次文革”才胎死腹中。但毛派并不甘心胎死腹中，要做最后的挣扎，这便是916街头微暴的全部来由。

　　对毛的盲目崇拜，及盲目崇拜支配下“我代表人民枪毙你”的原始的暴力冲动，是916街头微暴鲜明的精神胎记。以反日爱国为名，伤害的全是自己的同胞，侵犯的全是私权包括生命权，可见他们“宁愿华夏不长草”、“宁愿华夏遍地坟”的口号真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一定不惜砸烂一切。幸亏中产阶级强烈抗议，终于引起政府重视，才在最后关头即918前夜作出强力反应，迅速控制和彻底扭转了局势。

　　二

　　辛辛苦苦三十年，差点一夜回到改革前。这就是916街头微暴给笔者最大的震撼。对916街头微暴可以有很多政治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分析。但是，在笔者眼里，916街头微暴最重要的特征，不是政治学的、不是社会学的、也不是人类学的，而应该主要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它事实上意味着三十年教育的破产，三十年文化的破产，三十年精神建设的破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讲一个微博上的故事。腾讯微博有个网友叫木然，真实身份是东北一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曾在微博上感慨，他的很多学生关心时政，忧国忧民，很好的年轻人。但就是不能跟他们谈毛泽东，因为他们都是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只要谈到毛，他们就没有任何逻辑可言，没有任何判断力可言，只有肾上腺素起作用。别的都好说，就只在毛的问题上，木教授跟他们不存在任何交流的可能性。实际上毛就是他们的宗教，就是他们的上帝。

　　大学生如此，乌有之乡和薄熙来的绝大多数信众如此，916街头微暴期间捧着毛像**的绝大多数信众，又何尝不如此。可以说，崇拜毛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尤其底层民众，主要就基于信仰的需要。信仰毛第一是路径依赖，能够接轨亲切记忆即接轨他们过往的精神资源；第二在当下的主流话语体系中，毛仍属于政治正确，并因为政治正确能够保障政治上的安全；第三是毛平均主义和造反有理的主张能够解释他们对现实的不满，能够满足他们抗议现实的需要。别的宗教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三种需求，信佛固然安全，但太逆来顺从；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吧，又比较另类，文化隔膜、种族隔膜且具政治风险。

　　显而易见，对绝大多数普罗大众而言，只有毛教是最本土、最短平快、性价比最高的信仰产品。毛教因此广为流行。其信众不仅精神上有归属感，政治上更有靠山。从来弱势的他们，因为毛教的加持而强悍起来，只要以毛的名义，干什么都理直气壮，哪怕像韩德强以后生而暴打八旬老翁，在他们也是天经地义，因为他们会认为，那是老翁冒犯他们的神在先。而冒犯神当然是最严重的罪行，任何惩罚都不过分。这就跟无意中冒犯某些原教旨主义教徒的禁忌而遭致命追杀，是一个道理。

　　这即是说，对毛的崇拜已经具备了民间宗教形态。尽管低级，尽管粗鄙，尽管怪诞。但对信众们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他们看重的，只是它的实用功能，即它填补了信仰市场的巨大空白，满足了任何别的政治或宗教的力量所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

　　这精神需求，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向来是没有地位，不受重视的。本来，人不是猪，不是吃了睡睡了吃，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个小教堂。然而官方只信奉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彻底的无神论。三十年改革开放，实际是整个社会转向彻底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没有了意识形态，但也没有任何信仰，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追求。利益成了支配全部社会关系的惟一元素。但是，利益追求是没有上限的，所谓欲壑难填。在正常国家，这问题主要通过信仰来解决，用信仰来平衡人们的利欲，用信仰来约束利益冲突。但这信仰的力量中国并不存在。结果，财富愈增长，人们对财富的驾驭就愈失控，利欲就愈恶性膨胀，利益冲突就愈升级，人与人的关系，整个社会关系，就愈是紧张，人们也就愈是痛苦。

　　最痛苦的，是被快速发展的列车所抛弃的巨大的底层人群。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最强烈，也最无助最无望。而愈是痛苦，就愈需要信仰来安慰和疗治。这就为乌有之乡和薄熙来再造红轮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不能不承认乌有之乡和薄熙来的高度敏感。他们发现了民间尤其底层人群的信仰空白，马上对传统毛教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作为替代品及时抛出。传统毛教本来已经具备几乎完整的宗教形式，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只不过属于粗鄙的国教即粗鄙的官方宗教，这种官方色彩不合时宜。乌有之乡和薄熙来主要在这点上下功夫，其最重要的现代化改造，是把属于官方的传统毛教包装上民间色彩，转换成所谓受压迫者的、弱势群体的宗教，从而赋予其天然的政治正确和道德优越，借助信仰的力量，最大限度争夺民间尤其底层社会的信众，形成从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彼此呼应、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彼此呼应、从高层精英到底层社会彼此呼应的一个巨大的有组织的网络。

　　乌有之乡和薄熙来的努力卓有成效，几乎就要大功告成。只是因为王立军的自我爆炸才最终功败垂成。但百足之虫，僵而不死，所以他们仍然能够组织916街头微暴，在整个系统事实上已经被斩首的情况下，一天之内在全国52个城市同时发动，卷入的人千千万万。他们借怀念毛的名头间接表达对当局的抗议，并直接为薄熙来鸣冤叫屈，显示了顽强的社会动员能力。

　　三

　　916街头微暴的根子在信仰危机，它事实上是从信仰危机发展而来的一场政治危机，这已经无可讳言。这跟金雁《倒转红轮》描述的所谓十月革命的生成机制，何其相似乃尔。

　　从形式上讲，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当然是一个有宗教即有信仰的国家。可惜的是，当时俄国的所谓宗教即官方东正教，不过徒有其表。宗教自由的匮乏，使官方东正教丢掉了信仰的灵魂。而这，主要是宗教国家化的结果。跟西欧近代宗教改革以反对罗马教皇一元化神权为主题，鼓励信仰自由化、个人化、文明化的思想解放的大趋势相反，17世纪俄国东正教的尼康改革，恰恰是实现了东正教的国家化、集权化。它彻底结束了伊凡三世以来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斗争，沙皇彻底驯服了教会。到了彼得大帝时代，这趋势更被极端化。如金雁书中所称：

　　彼得在俄国确立一种新的“教皇凯撒主义”——警察国家。彼得把教会收纳在自己麾下，所有宗教事务管理局的人上任时都必须向沙皇宣誓，誓词是：“我永远听命于我天堂和真正的国君，以及他根据不容置疑的权力而选定的接班人，永远做他们忠实的奴仆，并服从他们的意志，我承认沙皇是我们这个神圣组织的最高裁判官。”从此沙皇便成为宗教事务的最高裁决人，开始了俄国教会的“巴比伦时期”。彼得以公然的暴力让教会瑟缩发抖，俄国宗教界从此成了“吓怕的阶层”。

　　教会成了沙皇的御用机构，神甫则甚至蜕变成沙皇的精神暗探。1724年，沙皇取缔了秘密忏悔仪式，所有神甫都有向警察部门汇报忏悔内容的义务，并定期写“密报”，以便政府掌握民众的精神动向。“基督教的剑被屈辱性地与罗马教皇的剑混合在一起，教会成为国家的武器。”

　　当教会成为国家的武器，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教会，真正的教会名存实亡了。那么伴随着教会的消亡，信仰本身也就被取消。官方东正教事实上并不能履行为千千万万信众提供信仰产品的天职，它的职能仅仅在于精神控制。俄国信仰市场出现巨大空白，信仰饥渴成为俄国最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由于20世纪初叶的斯托雷平改革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虽然确实带来了经济增长，却是以“无权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被掠夺为代价，“结果是骚乱四起，农民中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无产者”。这极大地刺激了俄国社会本来就有的民粹主义幽灵。

　　信仰真空与民粹主义幽灵相遇，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人们就都知道了。这化学反应就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即作为超民粹主义的列宁主义——以不择手段、没有任何原则和底线而著称的列宁，本来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抨击者，但一经发现斯托雷平改革给民粹主义幽灵提供了空前广大的市场，马上摇身一变，成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头号吹鼓手，并进一步发展到超民粹主义，作为信仰的替代品填补俄国信仰市场的真空，赢得了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和水兵。列宁主义的全面胜利即红轮的崛起，就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这点跟中国19世纪的洪杨之乱其实颇为神似。这即是说，所谓列宁主义，不过是俄国版的拜上帝会，列宁不过是洪秀全一类的邪教教主。而这样的潘朵拉盒子是绝不能开启的。拜上帝会的浊浪几乎摧毁了大半个中国，列宁主义则把俄国带入死胡同达整整70年之久。其间无边的黑暗无际的苦难、无数的生命悲剧，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

　　这也正是916街头微暴最值得警惕的地方。916街头微暴及流产的所谓“二次文革”，骨子里，就是1917年俄国列宁主义和19世纪中国洪杨之乱在当下的一次失败的重演。红轮刚刚倒转就遭到强力遏制，这当然值得加额称庆，说明中产阶级代表的温和理性力量，暂时还占上风，还有一定的社会整合能力。但也不能太乐观。缺乏宗教自由造就的巨大的信仰饥渴，及社会不公正造就的强大的民粹主义，这些社会病态依旧如故。而建立在这些社会病态基础上的对毛的迷信，也依然大有空间，没有因为916街头微暴及“二次文革”的受挫丝毫受损。可以预言，916街头微暴失败之后，毛教的宗教化趋势反而更会强化，组织化程度会更高，只是不会像916街头微暴之前那样明目张胆，而多半会转入地下，处于隐蔽和半隐蔽状态。正因为多半转入地下，社会监督、法律监督的难度更大，更不可控，潜在的社会风险也更大。这即意味着，红轮倒转只是暂停，红轮本身没有倒掉，而如达摩克利斯剑一样，随时悬挂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

　　那么怎么办？出路到底何在？答案无非两点：其一是落实宗教自由，只有宗教自由才能大量供给健康的信仰产品，最大限度地遏制信仰饥渴，避免信仰上的病急乱投医，让劣质的信仰替代品失去市场。其二是通过政治社会变革，通过还权于民，切实地推进社会公正，最大限度消除民粹主义土壤。如此双管齐下，才对红轮倒转有真正的釜底抽薪之效。这一切必须马上着手，时不我待。否则，等到经济下行突破临界点，失业无业群体如开闸的洪流一样汹涌溢出，社会痛苦指数直线抬升，那时做什么就都来不及了。红轮倒转的大势必将重新启动，轰隆隆碾过无数无辜的生灵。

 

                           （本文转载自：《暸望中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