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怡超

 

 

 

 

     身份认同日益在全球、地区和国家等诸多层面发挥社会和政治建构作用。[1]基督宗教[2]自创立之初即形成对外传教传统，是传教决心最为坚定、传教范围最广的世界性宗教。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传教运动集观念和组织为一体，以“全地归主”为鹄的，福音广传为基础，救援与发展为双翼，已逐渐摆脱殖民化阴影，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迅猛发展，成为“世界复魅”、“全球基督教重心南移”等宗教格局转换的重要推动力，在此过程中不断转换、扩展和强化个人和集体的宗教、政治、族裔和民族等认同，进而引领全球基督教走向公共领域、推动“‘强宗教’的普世化和政治化”、对“以国家为中心、以主权为原则、以世界政治世俗化为支柱的现行国际关系体系形成挑战”。[3]从认同政治角度对传教运动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分析全球化进程中集信仰和组织为一体的世界性宗教运动对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的动态政治效应。

 

    本文第一部分厘清当代传教运动的变迁；第二部分研究其对政治、族裔和民族认同[4]之影响；第三部分论述该运动导致各类认同变迁这一动态过程对当前国家及国际政治的影响。

 

    一、当前传教运动的内部特征和影响范围

 

    近代基督教紧随列强侵略大规模传入非西方世界，殖民宗主国多将传教视为殖民工具，为了保障传教权而不惜使用武力、外交压力和治外法权。挟近现代西方文明而来的传教运动推动了各国民族主义浪潮，又一定程度协力殖民主义，成为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对立面之一。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剧变，传教运动在全球面临着民族解放、共产主义和世俗化的三重挑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为传教扩展提供了契机。

 

    首先，20世纪60年代末美苏关系趋向缓和，美苏领导人频繁互访并签订重要条约。西方基督教组织立即抓住机会与“铁幕”国家官方教会和政府组织建立联系。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令欧、亚、非等地区多国出现强权和意识形态空白，传教组织视之为广阔的传教“良田”。

 

    其次，集世界超级大国与主要传教派输出国于一体的美国国内种族弊政结束。美国和南非的种族主义曾是传教尤其是黑非洲传教的“颈上磨石”。[5]20世纪60年代，这一重大结构性矛盾在法理和实践上得以初步解决，从而消除美国长期以来的人权和道德劣势。此后，民权运动中表现中庸的美国福音派快速扩展海外传教。

 

    最后，绝大多数新兴民族国家遭遇发展瓶颈，且传统宗教和文化落后于时代，社会机制和福利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基督教积极填补信仰空间的空白、发挥有效的组织功能服务于困难丛生的发展中国家社会。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格局下，基督教顺应国际体系变更，应对全球化与地域化的撕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搏击、世俗化与反世俗化的对撞，在“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中对其神学思想和组织形式进行调适发展。基督教自由派通过长期延续的普世合一运动、福音派仰赖持续动态的全球性和地区性普世福音化国际会议、罗马天主教借助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及面向各类宗派、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对话运动，均进行全球基督教信仰、组织和网络动态长期整合。由此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两派的世界性联盟分别不断统一神学和社会参与观、达成组织的丰富完善，更新延展国际网络，且稳固了西方教会的领导地位，成为新世纪传教之基。

 

    美国自19世纪末至今一直是世界传教运动中心，为传教资金和传教士最大奉献国。[6]但由于世界基督教内部宗派变迁和人口重心南移，世界海外传教格局亦发生改变(参见表1)，具体表现为：

 

    1.涵纳五旬节和灵恩派的福音派取代自由派成为海外传教主力。二战后自由派教会因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而遭受巨大打击，且欧美本土自由派教会信徒人数渐少，海外传教趋衰。一战时，10 800名美国新教传教士中有80%的人员由自由派教会派出。1996年，自由派教会仅征召2 600名传教士赴海外传教，是时海外美国新教传教士总数达43 600人。[7]自1906年阿苏撒街复兴运动以来，广义福音运动范畴的五旬节和灵恩运动强调圣灵，重方言和灵医，在众多贫穷且社会福利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这类运动在传统天主教领地——拉丁美洲地区——迅猛发展，2004年新教徒为4 500万人。[8]

 

 

    2.非西方教会海内外传教发展迅速。这与非西方基督教的本色化息息相关。非洲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对外传教发展迅速。据统计，21世纪亚洲海外传教士人数占总人数的35%，仅落后北美洲1%。[9]拉美五旬节传教士活跃于亚非地区，亚非地区的传教士在欧美“回流”(又称反向)传教。[10]韩籍海外传教士增速惊人，从1979年的93人增长到2006年的14 905人，在168个国家传教。[11]非西方国家大规模本国同、跨文化传教更是极大地促进基督教增长。

 

    3.以救援及发展为翼广泛开展传教。传教组织和人员以此介入当地社区和人群，抑或通过专业性工作取得当地人群信任。在传教受限的国家和地区，专业性工作常为传教身份作掩护。这类传教并不是新事物，但基督教救援及发展组织的巨型化、专业化却是二战以来的新趋势。尽管社会科学学者在研究中经常有意或无意把基督教救援和发展组织与基督教传教组织切割开来，但教内所有传教指导、手册类书籍均不做此划分，且这类组织做了大量传教基础工作。以中国为例，世界宣明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经出版极为详尽的对华传教指导书籍，且不断修订再版以适应新形势。美南浸信会等福音宗派坚持将救援与传教一体化，为此断然拒绝申请对传教有限制条件的各类美国政府援助。

 

    4.传教实践与时俱进。传教不仅愈加广泛，也更富针对性，不同族群、宗教、年龄和职业等均有专门组织跟进。对残疾人传教将聋人、盲人等各类人群专业化细分。机构更为多样化，既有传统教会又有新兴教会机构，既有宗派又有跨教会组织。主要传教方式有建立或发展差会或修会、派遣传教士、短宣、大型布道会、广泛深入配搭媒介传教等，已建成包括全部传统和新媒介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全国性及全球性宣传网络。

 

    当代传教范围主要为“未得之民”(非基督徒，包括其他宗教信仰者和无神论者)、贫困者、移民、学界和学生，基于此构建影响全球社会的立体网络。现差传重点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中国传统宗教、神道教或无神论，贫困人口达24亿的“北纬10/40之窗”地区(指北纬10度-40度的亚非地区)。向穆斯林传教更偏重伊斯兰教边缘地带，东亚地区儒家思想衰落、政治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旁落而被视为传教良机。当今世界的城市化滋生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移民众多，而多数城市社会服务网络匮乏。新教认为在城市做好传教部署的教会可在未来10-20年内“丰收”。天主教也认为“对移民的牧灵照顾，是今天达成教会使命的途径”，[12]为此成立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并设立宗座移民与旅行委员专职此事，公元1世纪至5世纪基督教初创时期(即使徒时期)将基督教赖以发展的城市作为传教重点。由此传教运动更深入贫困人群、教育程度低人群、地处偏僻少数民族、不平等待遇之下的女性等群体，即边缘人群和受压迫者。自19世纪末以来，锁定学生传教的传教组织不断发展。目前，学园传道会等巨型国际传教组织及众多中小团体积极向学生传教，学术传教亦方兴未艾。针对学生旨在影响未来社会，向学界隐形传教可潜移默化地灌输精英意识并对政治、社会及文化等各领域产生影响。

 

    传教运动不断适应世界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大潮，发展为巨大产业集群，2008年全球海外传教的款项为230亿美元，海外(不包括本国)传教士人数达45.5万人，在传教研究、培训、派出传教等方面投入巨大。[13]传教运动具有“充足的经济资源，非常有效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化的计划”。[14]传教运动锤炼了基督教核心价值，丰富和发展了跨国网络，在发达国家具备草根和精英政治动员网络，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具备地区性中心，既突破又重构种族、民族、文化的藩篱，由此基督教成为重要的超国家认同主体。

 

    二、认同的政治内涵：传教运动与政治、族裔和民族认同

 

    传教运动推动基督教向南移动，协助形成信徒政治、族裔、民族等多重集体认同，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成熟，成为发展中国家公民社会的重要缔造者、与全球公民社会其他实体、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联结的桥梁之一。

 

    (一)传教运动与政治参与观

 

    基督教传教运动的核心在于传教，内中包括神学思想、组织体系以及外延的社会伦理、政治观念等整体世界性扩展，因此跨越国界深浅不一地影响信徒和非信徒的政治认同。尽管内部结构和神学体系复杂多样，对一些具体议题的看法甚至相左，基督教各宗派共享核心观念和话语体系。

 

    首先，传教运动影响公共领域的话语和价值观。传教运动能进入公共领域的核心信念是自由和正义。自由是终极追求，也是正义实现的途径。耶稣象征着人类得到救赎、获得自由，民主和宗教自由均由此生发。从神学角度而言，其自由的内核具有排他性，延展到现实则出现简单的善恶两分。宗教自由是保障传教士接触所谓未得之民的前提，是传教运动基础性目标。在传教和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宗教自由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被视为第一自由，其内涵包括宗教信仰、言论和结社集会自由，其外延与民主、人权、少数群体权益等诸多领域重叠。就社会正义的具体议题而言，自由派教会关注和平、人权、环境、贫穷、传染性疾病和公平贸易等，福音派教会聚焦宗教自由、传统的亲生命与爱家庭等社会伦理议题，天主教会两方面兼之，教廷于1967年成立“正义与和平宗座委员会”以促进正义与和平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步。保守福音派和保守天主徒对堕胎、禁酒、同性恋、安乐死、婚外性和现代女权观念持极为强烈的否定态度，这些观点在传教实践中得以广泛宣传。[15]世俗政权和社会暴露的问题经过传教活动神学视角的过滤和总结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教内、地区、国家乃至全球话语。

 

    其次，建构进入公共领域话语传播的合法性。劝人改教需证明基督教在教义和社会正义上的优越性，提供天国和此世蓝图。教义已申明对人类之爱和人生而平等，社会正义具有神学和社会意义的双重正当性。在此基础上，传教运动必须致力于教会所肯定的“公共的善”，并力争成为公共理性和实质性价值的推动和体现者，但受到世界和国家政治社会结构的制约。与此同时，基于神学基础的话语进入公共领域后并非总具有合法性，且各类观点进入公共领域之后因信徒的人数和影响力而产生不同效用。在此过程中，信徒的政治认同得以不断深化。

 

    最后，提倡对信仰委身以达成政治认同。基督教推崇德尔图良之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传教中鼓励信徒坚守包括政治参与观在内的整个信仰体系。

 

    (二)传教运动与族裔认同

 

    两千年来，基督宗教传教运动一定程度推动了诸多民族的形成，对族裔认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译经运动为共同体提供文字和经典，促生和深化族裔认同。当代著名非裔基督教学者拉明·桑纳(Lamin Sanneh)认为：“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场‘翻译’运动。”[16]基督教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本地语言译经的传教运动恰如沙上城堡。达及一新群体时必须完成新群体能阅读的《圣经》翻译今仍为传教基本原则之一。迄今为止，《圣经》已被译成662种语言。[17]在译经过程中，传教士为一些原来没有文字的部族创制了文字，这让一些部族原本缺乏或微弱的认同得以强化。传教士仅在中国西南就创制6种少数民族文字，至今仍在沿用。[18]基督教传教活动伴随着全世界众多民族意识成熟的过程，而基督教则成为这些民族的“集体记忆”。早在4世纪，传教、译经在罗马帝国和周边地区的深入开展就有助于哥特等多个民族认同的明晰。

 

    其次，近现代众多民族的划定与传教密不可分。直到20世纪，众多研究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专家往往有差会或修会背景，参与定义亚非拉种族、民族及亚群。

 

    (三)传教运动与民族认同

 

    现代国际关系随对民族国家之认同而产生。传教运动对民族认同之影响直接对现代国际关系格局产生影响。在非基督教传统的不发达国家，基督教传教运动对民族认同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存在强化和弱化两种趋势。近现代传教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强化了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成为非西方世界近代化和民族国家诞生的催化剂。其弱化进程表现如下：

 

    一是传统宗教认同弱化。基督教致力于向“北纬10/40度之窗”之类基督徒较少的地区传教，这些地区多为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佛教等宗教及各类民间宗教领地，传教或缓慢或快速地撕裂以往的宗教认同，对特定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联系密切的国家可形成打击。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特定宗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中具有重要合法性，如印度教之于印度、伊斯兰教之于巴基斯坦、佛教之于缅甸及泰国等。传教运动的价值观和主张常与非西方国家传统合法性来源或当地社会主流价值直接产生冲突。

 

    二是传统文化认同弱化。民族认同需要集体记忆来巩固、维持。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民族认同包括对该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传教运动则可能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臧否而削弱民族认同。传教运动时有将国家、民族落后归因于传统宗教、文化的落后，皈信基督教为一揽子解决方案。韩国基督教传播中曾有将韩国落后及沦为殖民地归咎于儒家文化劣根性，以韩国基督化为解决方案。当前对旧传统的否定、敌视仍或公开或隐蔽地广泛存在于传教实践中。

 

    三是形成次国家认同，与当代部分国家整合的总体思路相左。现代一些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并非源自悠久历史传统，而是西方殖民地的孑遗。众多新兴民族国家边界均建立在之前殖民统治的疆域基础上。印度东北部、缅甸诸多边境地区、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在历史上与传统中央政权未发生联系，在殖民时期接受基督教并以此建立和保持族裔认同，同时西方的差会至今仍在当地发挥重要作用。一些黑非洲国家穆斯林部族势力雄厚，同时有一定比例的部族信基督教，且亦在自身和西方教会驱动下向周围传教。多个国家或明或暗采取同化主义政策，进行多民族建构融合，由此印度教、佛教或伊斯兰教在国家的默许或支持下在当地传布。这反而激起一些民族强化以宗教、族裔为标识的次国家认同，否认国家归属并以民族自决为诉求，从事政治分离运动。

 

    四是形成超国家认同冲击民族认同。宗教全球化就特定意义来说可以是当代全球化的先声。传教活动与各类救援、发展活动紧密结合，对全球教育、医疗及其他公共福利事业均有所促进，在培育公民精神、培训公民技巧和促进社区建设方面颇有成效，成为发展中国家公民社会的基础建设者。众多基督教组织建成全球性网络，成为全球公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手。在传教运动推动下，通过人的国际化、参与的国际化和对各类国际社会规则的熟稔，具有全球意识的基督教各级精英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基督教组织的全球参与日益丰富有效。传教运动推动基督教成为重要超国家认同主体，对建立在民族主义而非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认同形成一定冲击。[19]

 

    由此传教运动与民族国家有可能出现冲突，传教运动可不断剥夺民族认同的文化资源、地理边界，削弱民族政治认同的合法性。

 

    认同变迁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从认同到行动之间存在复杂的结构环境及动员情况。衡量传教运动推动认同政治之效应须结合世界和各国宏观与中观政治结构、社会现状和基督教网络的政治动员情况进行分析。

 

    三、认同的政治效应：传教运动与西式民主、安全

 

    当今世界格局体现出西方世界与发展中国家观念与利益的巨大差异，也为传教运动提供政治参与的空间与机遇。

 

    第一，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全球治理的观念已趋成熟，由此包括基督教组织在内的各类非政府组织成为全球治理重要主体。第二，人权高于主权价值观的普遍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但为非政府组织全球参与创造了条件。[20]第三，民族自决原则获得国际法效力并为世界广泛接受，这一原则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整合形成严峻挑战。第四，“民主和平论”盛行一时，成为西方国家在其他国家推进民主的长期战略。

 

    当代传教活动往往拥有各类国际性宗教组织的支持，与一些基督教大国尤其是美国关系紧密，并以国际机制和西方国家外交政策为依托。传教运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安全战略形成三大合流。

 

    合流之一是形成和推动基督教民主和平论，助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民主促进”一向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以来，它进一步提升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朝野进一步认识到仅凭政府之力、倚重军事力量的单边主义无法达成对世界各国草根层面的深入影响，难以在全球层面有效稳定输出民主，由此推动公共外交、协力民间外交、直接和间接透过美国和他国非政府组织落实发展项目。长期以来，美国基督教不仅为美国民主输出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亦为其主要管道之一。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基督教网络可说是为全球“第四波民主化”的重要推手。基督教组织不断通过促请国会立法、推动行政当局国家安全战略、争取行政当局政策和财政支持等方面为其海外事业拓展空间。20世纪70年代以来，众多跨国事工的美国基督教组织与一些欧美国家政府、各类国际组织的合作日益密切，成为欧盟、联合国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伙伴。诸多对美国政策具有影响力的大型智库尤其是具新保守主义倾向的智库，亦日益推崇全球扩展的基督教组织在实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维持美国霸权地位过程中的长远意义。美国的基督教右翼尤将民主与美国模式等同看待，认为外国的自由选举“可能会产生亲美、亲自由市场和亲基督徒的后果”。[21]

 

    合流之二是视西方人道主义干涉为正义行为，并通过遍布世界的传教网络将其合法化。当今传教活动主力是以美国福音派为中心的福音派，与反战的自由派教会和天主教会相比，保守福音派更为支持当前美国全部所谓人道主义军事干涉，其话语的国际化亦为美国霸权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建构其合法性。

 

    合流之三是崇尚民族自决。传教中支持西方扶持发展中国家中的民族自决，但忽略历史文脉，以基督教为视角和西方为中心看待现实问题。基督教在诸多主流信仰为其他宗教的国家往往成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主要信仰，在一些国家边境地区民族分离运动中，宗教与民族问题无法分割。一些西方传教团体在这类地区垦殖历史悠久，与当地关系盘根错节，并在海外尤其是美国和欧盟呼吁政府和人民对这类地区自决或自治予以支持。印度东北部地区、缅甸众多边境地区、印度尼西亚达尼人聚居区等多地均为此类冲突绵延多发地区。

 

    在全球层面，当下传教运动与宗教体系、国家体系和国际体系的互动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均产生影响。

 

    (一) 传统安全层面

 

    合一与分裂是基督教信仰和组织发展中的永恒对应物。传入的基督教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宗中有派，派内有别，甚或敌对。传教不仅可导致其他宗教认同转换或分裂，也可促成基督教内部宗教认同分立，从而诱发冲突。

 

    其一，促发基督教会内部不同宗派间的紧张关系。保守福音派在传教中不仅面向非基督教，也面向基督教其他宗派，因此在一些场域中会与天主教及东正教团体产生矛盾。

 

    俄罗斯历史、文化和传统与东正教密不可分。苏联解体后，众多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俄罗斯，与传统东正教会形成竞争。东正教会获官方大力扶持成为准官方教会，历任政府将东正教的发展与俄罗斯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视为一体。近年新教差会在俄传教遭遇政府管制壁垒。[22]

 

    在拉丁美洲地区，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冲突公开化，两者力量此消彼长，天主教会认为福音派趁神甫不敷使用之际“抢羊”。同时，由于天主教与新教福音派在拉美直接对峙，不必像在亚洲和非洲须合力与其他宗教竞争，两者分野和对立更为明显，在基层教会和传教组织层面尤为如此。

 

    其二，改教(proselytization)促发或深化不同宗教或民族间冲突。基督教一向被视为最有传教热情之宗教，如今广义福音派和由基督教派生的摩门教会、耶和华见证会等保守教会最具改教雄心。自由派在海外传教中对公然改教持谨慎态度。保守天主徒与保守福音派政治社会观相似，但传教中改教热情远逊于广义福音派。基督教核心教义绝对排他，实践中向其他宗教传教往往通过否定这些宗教核心教义来引导改教。这种否定式传教稍有不慎极易引发冲突。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过去1 400年间冲突频发，近年来福音派各类事工在主要伊斯兰国家显著增长，近20年传教士人数增长两倍。[23]由于伊斯兰教教义严禁改教，各类回宣屡生冲突，乘美国入侵阿富汗、伊拉克等国之机，那些跟进传教的新教团体更招致报复，在各国均有多名传教士身亡。[24]向贱民传教触动以印度教为基础的不平等种姓社会根基，改宗由宗教性上升为政治性，双方自印度独立以来冲突频仍，时有人员伤亡，近年来冲突呈扩大趋势。[25]一些保守福音派组织以救援与发展为翼进行以改教为援助条件之传教，在世界多地引发宗教间矛盾。

 

    (二) 非传统安全层面

 

    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中，传教运动对非传统安全层面既有维护亦形成挑战，在发展中国家效应更显著。大量传教组织在全球疾病防治、环境保护和公平贸易方面贡献突出。所形成的挑战主要与作为传教主力的保守福音派和天主教会的神学观念、组织行为和全球网络的影响力长期累积密切相关。

 

    一为疾病蔓延。基督教创立之初，“神迹”[26]和医病即为吸引信徒的重要方式，麻风等传染病症亦采用这种方式医治。当今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的五旬节和灵恩派中驱鬼治病的灵医非常普遍，是传教重要方式。保守福音派和天主教会主张戒绝婚前性行为、反对使用安全套、反对同性恋行为，近年来在非洲和拉美的传教推动有关疾病的神学思想社会化，对现行艾滋病全球治理形成阻碍。对在开展防艾项目中采取措施与保守福音宗教价值观相违的非政府组织或发展中国家政府，美国一些保守福音组织成功游说美国政府减少或中止大笔拨款。

 

    二为人口爆炸。天主教会和保守福音派均“亲生命、爱家庭”，坚决反堕胎、反计划生育，全力解构这类理念及支持或实施这类理念的各类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大力游说西方国家和联合国为家庭计划拨款至发展中国家。面对众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传教对这一基督教伦理至为重视，另有基层传教组织视高生育为长时段高皈信率的基础和应对伊斯兰教或印度教高生育率的手段而加以宣传。在尼日利亚等诸多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国家，传教活动影响当地群众生育理念而拉高生育率。[27]

 

    三为生态环境安全。保守福音派对全球变暖多持末世论观点，认为灾难性气候是耶稣复临的前兆，且气候变暖并非人类行为的必然后果，否认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2007年综合报告，在传教中否认气候变暖，反对各国和国际组织就此问题协调行动。

 

    四为经济安全。保守福音派基于神学捍卫自由，其中包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高度认同，从而支持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通过传教活动得到发展中国家信徒的认可和支持，无益甚至有损不平等世界经济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五为信息安全。冷战期间众多美国福音派组织在拉美长期活动，其中有组织和个人积极协助美国的拉美战略，甚至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以保证美国的战略利益。[28]天主教非政府组织国际基督和平会曾于1981年基于事实公开谴责世界宣明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特洛伊木马”，与当地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勾连。[29]当代传教组织亦长期在各国进行全方位详细调查。

 

    就长期国际政治效应而言，传教运动日益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中的“革命引信”。

 

    其一，修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随着各国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非国家行为体作用日增，为“普世”的宗教非国家行为体提供政治参与空间。倚赖基督教在全世界的扩张和网络的完善，同时利用现代国家以及国际理念和机制，各类基督教非政府组织政治影响趋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政教隔离墙因此墙基松动。基督教从放逐不断趋向回归，成为促发国际关系范式转换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

 

    其二，基督传教运动引领全球基督教由私人信仰转向公共宗教。现代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以政教分离为基本原则，但宗教团体、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在法律框架下可参与公共事务。西方的世俗化理论强调当代宗教逐渐走向“私人化”，这是欧洲国家和社会中世纪以来逐渐摆脱宗教控制过程中的趋势。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宗教“去私人化”重新走向公共领域。目前西方各主要宗派政治参与观成熟，对以非政府行为体身份在法律框架下参与政治多持正面乃至积极态度。教会海外传教工作以边缘人群、“受压迫者”为重点。在一些民族、宗教或阶级矛盾尖锐的地区，传教运动与解放神学携手并进。在成为现代社会公共宗教的过程中，西方基督教组织在政治和社会参与的观点、组织、动员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基督教乃至公民社会组织和领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其三，革命客体发生迁移。基督新教以宗教界和中世纪神权政治的革命者形象问世，天主教亦自“梵二会议”以来逐渐摆脱几百年来沦为人权、民族、民主等主义与运动“革命对象”的命运。如今基督教历经现代化洗礼和世俗的考验脱胎为适合全球化进程中现代社会的信仰和形式。与此同时，现代各类社会组织形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均出现缺陷而暂时无法实现人间普惠，转而成为基督教发起革命或革新的客体。

 

    其四，当地传统宗教与政权的密切关系和非革命(保守)性。一些发展中国家当地传统宗教与政权联系紧密，或为国教、准国教，受到政权最大支持和相应约束，一些国家传统宗教在长期与国家政权的互动中形成主动适应国家政权并与其相协调的模式，难以成为向现有政权或现有政策形成挑战的社会运动的引领者和组织者。一些对当地影响较大的宗教及组织未完成现代化改造并适应当下全球化进程成为传教运动的革命或革新目标，新教福音派在拉美的增长就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美天主教会结构变迁未能及时跟进现代化和城市化，同时天主教会长期对解放神学进行打压亦造成诸多基层教会松散。随着基督教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日渐兴旺发达，教界鼓励遵循基督教原则，结合不同的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对政教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并最终将基督教升华为世间救赎的主体和先锋，担当引导变革的重任。

 

    罗马教廷视之为无神论社会主义者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普世平等论是犹太正义伦理和基督教爱之伦理的直接遗产，而自由团结的集体生活、人的自治和解放、个体的良心道德、人权和民主理想由此生发。这一实质不变的遗产成为具有争议的持续再注入、再诠释的对象。至今世上无可替代。且虑及当今后国家主义挑战，我们今须如昔，缘此本体汲取营养。此外均属后现代闲言。”[30]尽管天主教曾是反民主中坚力量，当代西方基督教确在观念、组织和制度三大层面与西方现代民主关系密切。虽然基督教内部教派林立，教义、组织、社会参与观等诸方面存在差异，仍有以耶稣基督信仰为基础的观念、组织和制度层面重叠共识。

 

    从传教运动推动基督教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角度而言，基督教推崇自由、民主的政治观念和法治制度。经传教运动的长期累积，基督教如今在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概念伞，汇聚了边缘人群、不同政见者等形形色色具不同政治的诉求者，往往因其网络性、组织性和对社会政治参与的态度而成为社会运动中心。

 

    在观念层面，传教运动自近代以来不断推动观念革新，以实现自由、民主和平等为目标。尽管一些基层教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魅力型教会，在自身管理中民主和平等缺乏，这始终是大多数教会内外宣传的观念目标，在一些国家外部社会缺乏平等、自由和民主时尤为如此。由于基督教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紧密联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基督教特定情况下甚至象征着西式民主自由和现代化。

 

    在组织层面，经过现代政治文明和商业文明洗礼的基督教组织在向外扩张时将组织形式带入传播地，有利于当地基督教组织跨国参与能力和组织成员的公民技能之培育。同时，在宗教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其他与之竞争的宗教或非宗教组织亦在激烈竞争过程中得以更新，组织网络和公民技能不断丰富。诸多发展中国家公民社会非常薄弱，教会往往是这些国家唯一有力量的公民社会组织，且多与国外教会或国际宗教组织有联系。教会组织纽带和传教组织、人员相结合，成为向邻近国家、发达国家政府和各类非政府组织、各类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传递信息、发出呼吁、谋求支持的重要渠道。

 

    在制度层面，基督教总体认同民主和法治。当代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化及现代化进程并非原发型，而是或为“冲击-反应”模式，或直接为西方殖民统治没落后继生型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各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方面往往残留着诸多前现代遗存。通过传教运动的观念普及和组织建设，基督教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制度革新的强烈呼吁者。如在20世纪下半叶，实行水平管理的韩国长老教会就成为推动韩国民主政治的先锋。

 

    由此，传教运动长期政治效应在于发起观念革新乃至革命、达成组织革新乃至革命，最终引发制度革新乃至革命。在民主民生走在前列或调适得当国家、极度封闭的极权主义或神权国家，传教运动难以撼动当地社会和文化，活动无力深入，组织无法壮大，对国家政治影响轻微。而诸多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力拥抱全球化，国内外交流日益频繁。同时传统文化未能返本开新或主流文化支离破碎，没有随现代化和全球化大潮而与时俱进，且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存在诸多结构性弊端，一些多民族多宗教国家仍蹒跚于国家整合的初步进程。这类国家成为新一代传教运动的温床，在当今面临或未来有可能出现传教运动的长期效应。与政治学研究进路不一，一些基督教神学系统的学者和部分持保守基督教信仰的人文和社科学者往往执著于基督教信仰原则、西方经验和模式，但结合不同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对民主和法治进行的“处境化”思考尚待深入，少有切实考虑当代世界各国结构、意识形态、政治文明、经济水平、种族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使之抽象化、西方化，在传教实践中更有将其简单化的一面，甚或直接以美国理论和实践为样本；对世界基督化的传教偏好亦使偏保守色彩的传教将追求宗教自由作为排斥其他宗教文化等意识形态、不同社会政治组织原则和形态的手段。这成为传教推动革命或革新以达其观念目标的跛足，对发展中国家政治亦有**影响。

 

     四、结论

 

    二战结束以来，基督教会守经达变，顺应世界格局变迁而进行信仰、组织和制度调整。传教运动以信仰为基、组织为用，集灵魂拯救与救世为一体，与救援发展紧密结合，注重网络建设，利用现有国际规则和西方政治支持，推动个人、社会、国家和全球多个层面认同和结构的变迁，对社会、国家和全球治理均产生影响，且正在推动国际关系主导范式转移。当代西方政界也不断挖掘基督教理念和组织的多重功能以达到战略目的。在社会、国家和全球治理层面，传教运动均具“双刃剑”效应，对这三层次的治理提供新理念、提出新问题、进行参与并承担监督功能。

 

    传教运动对现代民族国家提出的三个根本问题是，现代民族国家如何迎接与全球化进程中传教运动互为表里的普世主义、公民社会和分离主义(民族自决)形成的竞争。当今传教运动引起的认同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国家安全战略合流。运动主要作用地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其外部环境是全球化进程中高度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其内部面临严峻发展问题和程度不一的政治、经济、民族等多种问题，且必须回应传教运动在广泛领域的推进及其与西方国家战略的结合，努力达成自身观念、组织和制度层面的完善，进而完成国家整合和现代化转型。深入探讨传教运动可丰富和完善国家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传教运动借其全球扩展将在未来对世界政治产生更大的推动力。由此对传教运动全球扩展的形态、特点和趋势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亟须进一步开展。当前西方垄断了相关研究话语体系和全球调查。发展中国家亟须重视深入对基督教进行社会调研，获取国内和全球一手资料以分析和应对其与社会、国内和国际政治互动的短、中、长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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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国内外学界近年来对认同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给予高度关注。认同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建构主义强调认同政治对国家利益的确立、政策抉择和行动的影响。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现有研究多以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为研究对象，本文研究对象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动态进程。

[2]本文所论基督宗教为广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及基督新教三大派别及独立派别等所有基督教会及信仰。为行文之便，文中简称为基督教。

[3]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第44页。

[4]政治认同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页。族裔认同指对血统和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民族认同指现代民族是族裔模式(不限于单一族裔)和公民模式(公民的地域性共同体)的统一。国家与民族具有共生性，民族认同亦指民族成员对民族国家的政治效忠。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龚维斌等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133页。

[5]J. Herbert Kane, Understanding Christian Mission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6, p.224.

[6]2008年海外美国新教全职传教士为47 261人，在美国差会组织事奉的外国传教士为92 008人，美国新教组织海外传教资金为57.01亿美元。参见A. Scott Moreau, "A Current Snapshot of North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35, No. 1, 2011, p. 11。

[7]Allen D. Hertzke, "Evangelicals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in Michael Cromartie, ed., A Public Faith, Evangelicals and Civic Engagemen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led Publishers, Inc., 2003, p. 218.

[8]Robert S. Ellwood, ed., The Encyclopedia of World Religion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7, p. xiii.

[9]Joseph D' Souza, "Global Missions and the Role of the Two Thirds World Church," in David Greenlee, ed., Global Passion: Marking George Verwer's Contribution to World Mission, Waynesboro: Authentic Lifestyle, 2003, p. 188.

[10]发展中国家传教士在欧美主要从事相同或相近民族移民群体的传教工作，少有向当地白人传教，参见Michael Jaffarian, "The Statistical State of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Missiology, Vol. 30, No. 1, 2002, pp. 15-32.

[11]Steve Sang-Cheol Moon,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Korea: Curr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32, No. 2, 2008, pp. 59-64.

[12]《教宗若望·保禄二世2001年互联网纾移民日文告》，http://www.sji.edu/HuKou/activity/migrant01.htm.

[13]世界基督数据库资料：

http://www.gcts.edu/ockenga/globalchristianity/resources.php.

[14]J. Herbert Kane, Understanding Christian Missions, p. 232.

[15]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文化论坛于2006年10月出台了一份对世界十国五旬节派所作详细报告，可参见"Spirit and Power: A 10-country Survey of Pentecostals," http://pewforum.org/Christian/Evangelical-Protestant-Churches/Spirit-and-Power.aspx.

[16]Lamin Sanneh, Translating the Message: 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Culture,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92, p. 1.

[17]Patrick Johnstone, ed., Operation World, p. 1.

[18]陈建明、王再兴：《近代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圣经翻译出版考述》，载《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57页。

[19]基督教传统是今天欧盟认同建构的历史文化基础，也是以伊斯兰教为传统的土耳其当前入盟障碍之一。

[20]由于西方的人权干涉推行双重标准且纪录不佳，因此这一理论在发展中国家饱受争议。

[21]Lee Marsden, For God's Sake: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Zed Books, Ltd., 2008, p. 90.

[22]Anne Garrels, "Orthodox Faith Crowding out Others in Chelyabinsk," NPR(National Public Radio), December 17, 2008,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98391530.

[23]David Van Biema, Perry Bacon, Jr. , James Came, Amanda Bower, Manya Brachear, Jeff Chu and Matthew Kalman, "Religion: Missionaries under Cover," Time, June 30, 2003,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005107,00.html.

[24]Caryle Murphy, "Evangelicals Building a Base in Iraq," Washington Post, June 23, 2005.

[25]Lancy Lobo, Globalization, Hindu Nationalism and Christians in India, Jaipur: Rawat Publications, 2002.

[26]神迹，基督教中指上帝借其能力所彰显的行为，现实中多指超乎自然和科学的事迹。

[27]参见Elisha P. Renne, "The Fundamentals of Fertility: Cosmology and Conversion in a Southwestern Town in Nigeria,"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8, No. 3, 2002, pp. 551-569.

[28]美国中央情报局与驻拉美传教组织在冷战期间合作，参见David Stoll, Is Latin America Turning to Protestant? The Politics of Evangelical Grow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David Stoll, Fishers of Men of Founders of Empire: The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Zed Press, 1982.

[29]Etienne De Jonghe, "30 Years at Pax Christi International", p.4.(该会前总干事自述，来源于2010年5月24日伯克利宗教、和平与世界事务中心讲座“受信仰激励的行动：国际基督和平会经验谈”提供纸质材料。)

[30]Jurgen Habermas, Time of Transi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pp. 150-151.

 

                     （本文转载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