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在许多文字中我都表示过了，我想弄清楚这种习惯对于我们意识和行为的影响，这会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我只能点滴的挖掘，希望可以渐渐廓清问题的轮廓。

 

　　因为信仰的缺失，功利主义就是民族性的一面。但是，信仰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人类心理面对信仰时的反应不存在。人类有一个漫长的原始信仰时期，这种原始信仰成为了人类宗教的起源，这种原始心理基于一种“信”，更进一步说，这是人类面对自然时的柔弱，所渴求一种强大力量的夹持，由此形成了一种“信”。原始人类对自然、鬼神、死亡，以及未知事物的崇拜，是这种“信”的表现之一。

 

　　我认为我们的祖先从原始社会进入权力社会，这种原始的“信”起着巨大的作用。当先人发现，部落首领所具有的权力比他们所“信”的任何事物，都更直接影响自己的生活时。原始的信仰变成了对权力的“信”或崇拜。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惟一的权力取代了原始人所迷信的对象，而且，权力比那些原始神祇要现实得多。很可能，最初具有这种世俗权力的人，本身就是神职人士，而当他成为世俗权力的掌握者时，神职身份或被保留，或被分化出去，总之，神职人员的社会身份变得不再重要，部落首领取代了神职人员的地位。

 

　　这样来看，祖先关于“信”的心理一直存在，只是换了对象，从宗教转移到了权力。如果将对权力的信仰也视作一种宗教。那么，也许可以更好地解释我们民族的性格和意识观念。但是，问题也出现在这里，宗教的信仰是超验的，而权力的信仰则是世俗的。西方的历史中，宗教与世俗的权力一直是相互制衡，而在观念的层面，超验的上帝高于世俗的君主，世俗权力永远不可能超过上帝。关键就在这里，并非宗教对权力的限制和超验前提，而是，在这种观念中，让人们认为权力本身是可以被制衡的！这才是关键！我认为，民主制度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而前提就在于“权力可以被制衡”的观念。于是，从宗教制衡权力（这并非宗教的初衷，但是，客观上形成了这种效果），变为用权力制衡权力，然后民主思想和制度越发完善。

 

　　我们就没有这种“权力可以被制衡”的观念，不仅因为权力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我们的历史上，宗教和世俗权力从来没有过更密切的互动，文字前的历史无法参考，而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宗教或者说原始信仰就已经被世俗权力取代。应该说，我们的权力的诞生之初就是极权主义的，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与之抗衡。如果说权力是人类的一种发明，那么，我们发明的权力，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怪物。

 

　　再说回宗教心理，当西人在中世纪虔诚行走在信仰之路上时，我们很早就已经思考并总结供奉权力的方法，并且身体力行的实践。如果说，对宗教和权力的信仰起于同样的人类心理--对强大力量的寻找和皈依；那么，两者的进程却塑造了不同的人格。我无法一一列举两者的不同，只是选取我意识到的一点。对于宗教的信仰使人能够在意识到超验世界的同时，看待世俗社会；在我看来，关键在于，人们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这种选择的权力要比选择什么重要，而这种选择的权力，几乎就是自由。一种原始的自由，远未形成一种权利的自由，但是，它是对自由意识的培养和训练，为将来真正的自由做了心理与精神的铺垫。而对于权力的信仰，恰好与之相反，它取消人们产生自由意识的可能，让人们坚固一种认知，即权力是惟一的主宰，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力量和可能。于是，宗教让人走向自由，而权力让人走向奴役。

 

　　西方也经历过宗教独大的时代（依然是相对意义上的），但是，启蒙运动破除了宗教的专制和专制意识，人们开始运用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西人的心智发生了进化，走向更高阶段。宗教与世俗权力分开，人们用理性改造现实世界，同时，启蒙运动也开始了人发明人自己的过程。或者说，人，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再看我们自己，两千多年的帝制专制，不仅加固了政治结构的稳定，也让人对权力的信仰越发坚固。漫长的时间中，国人的认知和思维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我们的心智没有成长。清末开始的社会变革，如果从国人的观念和意识层面观察，这是一个现代化理念逐渐取代传统理念（我更愿意用专制理念）的漫长过程，直到今天，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因此，无论百年来的社会如何动荡，国人精神层面的改变是缓慢的，这里不谈其中的原因，而这是一种客观的局面。

 

　　49年后，新政权的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庞大的人口中，还有庞大的比例，他们的观念依旧停留在帝制时代。如果说极权主义的技术性支持使得有着西方的烙印，那么，极权主义作为人性的阴暗面，在人性中有着古老的源头，而不仅仅限于西方文明。以纳粹德国为例，希特勒将分离的神权与世俗权力重新结合。尤其在一战后，德国社会整体的失落情绪下，民众寻找强大力量的夹持，是一种心理上的返祖现象。而这个时候，希特勒以及纳粹党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救世主”的角色。极权主义在德国的兴起，不是理性的原因，而是人类心理的表现：并非群众受到纳粹的蛊惑，而是群众寻找纳粹这样的一种夹持。使得一个理性的民族放弃了自己的理智，这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倒退。

 

　　而毛极权的群众基础则是：我们一直没有走出权力信仰的原始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毛的崇拜并没有历史和心理上的新意，只不过重现帝制时代神权合一的普遍状态罢了。不能说人们在毛时代的迷狂状态，完全是体制的洗脑所致（虽然，体制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人们普遍对于毛的狂热是真的，但是--重要的是--“真”不一定是“善”！我们的真，是一种不成熟的人类精神的“真”，而在这种不成熟状态下，我们远远没有到达人类应该具有的“善”。

 

　　时光流转，在今天，宗教在西方已经发挥了它对于制度建设的作用，只剩下一种信仰与社会和民众的互动关系；而对于我们来说，有比宗教更好的方法让我们完成落后的启蒙进程，那就是民主，这不仅仅是方法，也将是目的。

 

　　稍稍观察一下不难发现，我们对于权力的崇拜在当下依然狂热，绝非宗教信仰可以解毒；不仅如此，在一个政治与经济合谋的环境中，人们对于强大力量的屈从和服膺，不局限在权力层面，而是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毕竟，民众永远是弱势群体。可以预料，在一个新极权的环境中，顽强生存在我们意识中的古老观念依然发挥作用，并且将导致更加云波诡谲的结果。若宗教也无法救赎这个时代，那么，也就只能以启蒙，为我们的信仰。

 

    （本文原载：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30708872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