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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力
发布时间: 2013/8/1日    【字体:
作者:平中要
关键词:  宗教 唯物主义  
 
      我们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在许多文字中我都表示过了,我想弄清楚这种习惯对于我们意识和行为的影响,这会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我只能点滴的挖掘,希望可以渐渐廓清问题的轮廓。
 
  因为信仰的缺失,功利主义就是民族性的一面。但是,信仰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人类心理面对信仰时的反应不存在。人类有一个漫长的原始信仰时期,这种原始信仰成为了人类宗教的起源,这种原始心理基于一种“信”,更进一步说,这是人类面对自然时的柔弱,所渴求一种强大力量的夹持,由此形成了一种“信”。原始人类对自然、鬼神、死亡,以及未知事物的崇拜,是这种“信”的表现之一。
 
  我认为我们的祖先从原始社会进入权力社会,这种原始的“信”起着巨大的作用。当先人发现,部落首领所具有的权力比他们所“信”的任何事物,都更直接影响自己的生活时。原始的信仰变成了对权力的“信”或崇拜。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惟一的权力取代了原始人所迷信的对象,而且,权力比那些原始神祇要现实得多。很可能,最初具有这种世俗权力的人,本身就是神职人士,而当他成为世俗权力的掌握者时,神职身份或被保留,或被分化出去,总之,神职人员的社会身份变得不再重要,部落首领取代了神职人员的地位。
 
  这样来看,祖先关于“信”的心理一直存在,只是换了对象,从宗教转移到了权力。如果将对权力的信仰也视作一种宗教。那么,也许可以更好地解释我们民族的性格和意识观念。但是,问题也出现在这里,宗教的信仰是超验的,而权力的信仰则是世俗的。西方的历史中,宗教与世俗的权力一直是相互制衡,而在观念的层面,超验的上帝高于世俗的君主,世俗权力永远不可能超过上帝。关键就在这里,并非宗教对权力的限制和超验前提,而是,在这种观念中,让人们认为权力本身是可以被制衡的!这才是关键!我认为,民主制度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而前提就在于“权力可以被制衡”的观念。于是,从宗教制衡权力(这并非宗教的初衷,但是,客观上形成了这种效果),变为用权力制衡权力,然后民主思想和制度越发完善。
 
  我们就没有这种“权力可以被制衡”的观念,不仅因为权力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我们的历史上,宗教和世俗权力从来没有过更密切的互动,文字前的历史无法参考,而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宗教或者说原始信仰就已经被世俗权力取代。应该说,我们的权力的诞生之初就是极权主义的,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与之抗衡。如果说权力是人类的一种发明,那么,我们发明的权力,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怪物。
 
  再说回宗教心理,当西人在中世纪虔诚行走在信仰之路上时,我们很早就已经思考并总结供奉权力的方法,并且身体力行的实践。如果说,对宗教和权力的信仰起于同样的人类心理--对强大力量的寻找和皈依;那么,两者的进程却塑造了不同的人格。我无法一一列举两者的不同,只是选取我意识到的一点。对于宗教的信仰使人能够在意识到超验世界的同时,看待世俗社会;在我看来,关键在于,人们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这种选择的权力要比选择什么重要,而这种选择的权力,几乎就是自由。一种原始的自由,远未形成一种权利的自由,但是,它是对自由意识的培养和训练,为将来真正的自由做了心理与精神的铺垫。而对于权力的信仰,恰好与之相反,它取消人们产生自由意识的可能,让人们坚固一种认知,即权力是惟一的主宰,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力量和可能。于是,宗教让人走向自由,而权力让人走向奴役。
 
  西方也经历过宗教独大的时代(依然是相对意义上的),但是,启蒙运动破除了宗教的专制和专制意识,人们开始运用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西人的心智发生了进化,走向更高阶段。宗教与世俗权力分开,人们用理性改造现实世界,同时,启蒙运动也开始了人发明人自己的过程。或者说,人,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再看我们自己,两千多年的帝制专制,不仅加固了政治结构的稳定,也让人对权力的信仰越发坚固。漫长的时间中,国人的认知和思维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我们的心智没有成长。清末开始的社会变革,如果从国人的观念和意识层面观察,这是一个现代化理念逐渐取代传统理念(我更愿意用专制理念)的漫长过程,直到今天,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因此,无论百年来的社会如何动荡,国人精神层面的改变是缓慢的,这里不谈其中的原因,而这是一种客观的局面。
 
  49年后,新政权的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庞大的人口中,还有庞大的比例,他们的观念依旧停留在帝制时代。如果说极权主义的技术性支持使得有着西方的烙印,那么,极权主义作为人性的阴暗面,在人性中有着古老的源头,而不仅仅限于西方文明。以纳粹德国为例,希特勒将分离的神权与世俗权力重新结合。尤其在一战后,德国社会整体的失落情绪下,民众寻找强大力量的夹持,是一种心理上的返祖现象。而这个时候,希特勒以及纳粹党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救世主”的角色。极权主义在德国的兴起,不是理性的原因,而是人类心理的表现:并非群众受到纳粹的蛊惑,而是群众寻找纳粹这样的一种夹持。使得一个理性的民族放弃了自己的理智,这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倒退。
 
  而毛极权的群众基础则是:我们一直没有走出权力信仰的原始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毛的崇拜并没有历史和心理上的新意,只不过重现帝制时代神权合一的普遍状态罢了。不能说人们在毛时代的迷狂状态,完全是体制的洗脑所致(虽然,体制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人们普遍对于毛的狂热是真的,但是--重要的是--“真”不一定是“善”!我们的真,是一种不成熟的人类精神的“真”,而在这种不成熟状态下,我们远远没有到达人类应该具有的“善”。
 
  时光流转,在今天,宗教在西方已经发挥了它对于制度建设的作用,只剩下一种信仰与社会和民众的互动关系;而对于我们来说,有比宗教更好的方法让我们完成落后的启蒙进程,那就是民主,这不仅仅是方法,也将是目的。
 
  稍稍观察一下不难发现,我们对于权力的崇拜在当下依然狂热,绝非宗教信仰可以解毒;不仅如此,在一个政治与经济合谋的环境中,人们对于强大力量的屈从和服膺,不局限在权力层面,而是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毕竟,民众永远是弱势群体。可以预料,在一个新极权的环境中,顽强生存在我们意识中的古老观念依然发挥作用,并且将导致更加云波诡谲的结果。若宗教也无法救赎这个时代,那么,也就只能以启蒙,为我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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