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两年前在建道上暑期课程的时候，就和同宿舍的同学感慨，今天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都对“三自”没有清楚的认识，有的弟兄姊妹以为批评“三自”就是批评隶属于“三自”的地方堂会（如慕恩堂、国际礼拜堂）而一听批评就火冒三丈，认为是批评圣徒、挑拨教会（很多的中国基督徒是不喜欢批评和辩论的，认为“没有爱心”，却不知道历史上多少纯正的教义和真理都是透过辩论和批评而厘清的。）；也有弟兄姊妹将“三自”与政府相提并论，认为批评“三自”就是批评政府，而批评政府就是不顺服政府；也有很多受过“三自”很多苦的家庭教会弟兄姊妹不加说明的将一大堆圣经中的词汇——“淫妇”、“稗子”等等——冠到“三自”头上，或者与隶属与“三自”的堂会的弟兄姊妹剑拔弩张、不相往来，更是造成了外界对于家庭教会“狭隘”、“好斗”的猜想。

    虽然批评和揭露“三自”的文章很多，在网络上也不少，但是我还是想写下这篇短文，因为很多文章都是从五十年代的三自爱国运动入手揭露“三自”的本质，但也造成了很多误会认为家庭教会揪住历史问题不放、不饶恕仇敌。我想就现代中国教会的现状，澄清一些不少的迷思（myth）。也希望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一方面从历史着手，知古识今（历史方面可以看本文末尾的推荐阅读），另一方面拨开眼前的假象看到事实。我在这个演讲和这篇文章中向特别澄清的是以下五点：

    1. 批评“三自”就是批评教会，就是与在隶属于“三自”的教堂聚会的弟兄姊妹不合一吗？

    本文所说的“三自”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又名“中国基督教协会”，而不是隶属于三自的教堂和教会。在我看来，这些栖身于“三自”大伞下的堂会中有不少也是受“三自”辖制和捆绑的基督的身体（这一点有些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不认同，他们认为隶属于“三自”的堂会是变质的教会、不以基督为头的团体，不能看作教会），内中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有很多神忠心的仆人。所以我批评和反对“三自”，并不是批评和反对这些堂会，也不是批评和论断里面的弟兄姊妹和传道人——当然，他们当中也一定有卖主卖友，甘心为虎作伥的，但分辨谁是谁不是我的责任我也没这个能力。我也相信一旦中国大陆的宗教政策松动，一定会有大量的地方堂会脱离“三自”，高举和荣耀基督的名。

    2. 反对“三自”就是不顺服政府吗？

 

   “三自”在本质上是一群混迹于基督教团体中的“自由派”人士（即不承认圣经的权威性和无误性，将耶稣当作伟大道德教师的无神论者）在五十年代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限制宗教、消灭宗教”的宗旨下成立起来，旨在改造、限制和消灭基督教的团体（李克，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三自爱国运动六十年的思考，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三自”自称是一个“为办好中国教会提供服务”的群众“自治”组织。“三自”不是教会，而是为政府的宗教部门“管理”教会的“行业协会”。与“三自”类似的组织除了宗教界的其他“爱国会”以外，还有“律师协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等等。其本质就是垄断这个领域的群众组织。既然我们可以批评“中国红十字会”的贪污腐败与“慈善垄断”，我们同样可以批评“三自”以政治为头、政教不分、辖制和限制教会。批评“三自”不等于批评政府，也不等于批评教会。退一万步说，教会作为社会的先知和良心，即使当政府做违背圣经原则的事的时候也有责任提出批评和圣经的真理

    3. 我去很多隶属于“三自”的教堂，他们很兴旺啊，“三自”也传了很多福音啊！

 

    首先，我们反对“三自”并不是反对已经隶属于“三自”的教堂，而是反对“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个不是教会也不是政府的怪胎。在“三自”的辖管和中国大陆不正常、以政指教的宗教政策下，要建立一个新的、公开聚会的堂会需要经过“三自”的地区性协会和政府宗教部门的多重审批。而按照各地的宗教部门的规章，“一般来说”一个地区只允许设立一个基督教堂点（无论这个地区人口有多少）而且只能由爱国团体提出申请，教职人员必须由“三自”认可和派遣（你能想象一间公司的总经理必须由中华全国总商会培训认可吗？）。所以隶属于“三自”的堂会是该地区唯一的公开堂会，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人想不多也难。设想如果全上海（或芝加哥）只有五个加油站，每个加油站一定会顾客盈门还要走后门才能加到油。所以这些公开堂会的人数众多，不是他们做的有多好，而是不正常的宗教政策和”三自”的辖制与限制。在上海很多堂会主日早晨的时候信徒不得不坐到门外甚至草地上去。如果没有“三自”和这些旨在限制和消灭宗教的宗教政策，会有更多兴旺的教会。

    4. “三自”印了很多圣经，家庭教会也用，不是对大家好吗？为什么要反对他们办“圣经展”呢？

   “三自”印的圣经纸张是国外弟兄姊妹捐赠的，和合本是没有版权的，所以做的几乎是一本万利的垄断生意。直到今天，圣经在中国大陆仍然只能在隶属于“三自”的教堂才能买到，你无法在书店找到它的踪影——如果真的找到了，也是店主不懂法（我曾经在北师大书店看到一本，20元的中英文版该店卖50元）。据说九十年代曾经有出版社打算出版圣经在全国书店发售，已经获得批准，但是遭到“三自”的拦阻。由于是道听途说，希望得到“三自”内部人士的否定（或肯定）。在这个圣经展中，展出了“文革”等教会收到大规模逼迫时期中国基督徒被迫手抄的圣经，以及“三自”印刷的各个版本圣经，却只字不提谁迫害了教会害得基督徒买不到圣经，谁帮助政府在当时强行收编和合并教会，以及圣经由“三自”独家专营，不容插手的事实。更加忽略了今天境外带入多本圣经就会被海关没收，近几年境内印刷圣经和基督教书籍的几位牧师传道人被举报入狱的事实。他们想做的，无非是粉饰错误而不自由的宗教政策和“三自”过去辖制和逼迫教会的历史，营造中国大陆“宗教自由”和“三自”是爱主爱教会的假象。这种虚假的宣传和误导，只会让更多的海外肢体和教会陷入骗局，白白将金钱和人力物力浪费在“三自”手中。

    5. 那为什么要反对海外教会与“三自”合作呢？只要能让福音广传，又有什么关系呢？

    协助举办这次“圣经展”的国际研经团契、达拉斯神学院、柳溪教会都是我非常敬重甚至敬仰的主内团体，我也能理解他们支持举办这次“三自”“圣经展”的原因。国际研经团契非常希望能够将在中国大陆的查经班扩大到中国公民身上（目前只有持外国护照的侨民才能参加），达拉斯神学院想必是希望向中国招生或者介入神学培训，而柳溪教会可能也是想参与内地事工。在公开事工都被“三自”垄断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向强权低头，想透过这样进入内地事工而为福音结果子。然而他们低估了这样帮助“三自”进行欺骗性宣传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中国教会带来的伤害和冲击。是想如果“三自”获得海外主流教会的支持（或以为自己获得——两者差别不大）后，挟“正统基督教”之名大规模逼迫家庭教会（这事儿他们以前就干过，只是最近几年消停了，我读大学的时候还有“三自”的同工向宗教局举报家庭教会的事），带来对福音事工的破坏远超过他们做的那一点点事工。所以，我认为海外教会要参与中国事工，有多种渠道和方法，可以直接与地方政府合作，可以以培训家庭教会传道人和翻译好的圣经教材为切入点，甚至也可以直接与地方堂会（哪怕是隶属于三自的堂会）联络和建立信任关系，也好过帮“三自”组织宣传。我希望这些主内的机构不要把眼光仅仅放在“多少人来参加布道会/查经班”、“我到过中国大陆讲道了”这些经历或统计上，也要了解背后付出的成本、代价和伤害，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权衡利弊。

    我和这些同学分享，是因为他们都是将来的牧师与宣教士，我盼望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身边的人认识中国教会的真相。不过我发现三一的学生和老师对此都有些概念，至少都知道中国的“三自”和家庭教会，也基本都有正确的认识。如果柳溪教会的海波斯当年正儿八经的读到毕业（他是肄业生）就不会犯错误了。

    阅读本文的基督徒，包括在隶属“三自”的堂会聚会的信徒，我再说一遍，我不是说公开聚会的已登记教会都是假教会，更不是说在隶属“三自”的堂会聚会的都不得救，一个人是否得救不在于他属于哪个教会，而是在于他对救主的认识与委身。而且堂会跟“三自”跟的紧不紧，甚至“三自”的开明程度也因地区而异。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家庭教会不与隶属于“三自”的公开教堂来往，不是因为敌视，而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谁也不知道刚刚“团契”吃饭后你们当中会不会有人转身就去举报，毕竟这事儿在八、九十年代“三自”可没少干过。

    阅读本文的国安、国保、民宗委人士，我并不是反对你们。如果将宗教团体的登记与加入“三自”完全割离（团体自愿加入“三自”），政府部门不介入宗教团体的内部管理（如按立教职、分辨教义……请问税务工商会介入企业内部管理吗？会说“你这样做生意不对”吗？），最好能够取消歧视性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而作为人群密集场所由消防部门对口管理，我想很多中国家庭教会，包括我，都会乐意准备登记注册的。表面上看虽然减少了宗教部门的工作量，但是届时会有大量的家庭教会要求登记，所以对贵部门的预算编制来说会是个好消息。

        （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http://www.bienaole.com/?p=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