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

 

    在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绝不会让政府界定某某宗教为邪教，然后对之进行取缔、审判和镇压。在宗教自由国家，宗教组织和宗教教徒犯下绑架罪、杀人罪、非法拘禁罪、诈骗罪等刑事罪名的，当以刑事罪处罚，但政府无权对其教义进行评判，也不会以邪教罪进行惩处。宗教正、邪问题属于信仰问题，要由宗教内部判定。

 

    关于有神无神，人如何获得永恒，自救还是他救，世界末日何时来临，人类的创造者、拯救者、终结者以及信仰群体的组织方法等，都是各宗教聚焦的中心，各有各的答案。这些答案的对错乃至正邪，只能由宗教之间来讨论、判断，政府无权介入，更不能在法律上对之进行界定，这是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

  

    政府定邪教罪，就是给人的精神、信仰、思想定罪，世俗政权没有这个权力和能力。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美国没有邪教罪，摩门教是传统基督教派别公认的异端，但美国保护他们法律上的信仰权利。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和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杀死了很多人，但最后政府都是以杀人罪、非法拘禁罪等罪来处理，而没有以邪教罪处理。教义的正邪，只能交给宗教本身和宗教间处理，政府只应在法律层面处理宗教组织的刑事民事责任。政府有义务保护每个宗教的法律权利——即使是被公认的邪教，也让它们在社会中合法、平等地存在。

 

    《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写到：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这里的宗教，不单指的是正统宗教，也包括新兴宗教。新兴宗教教徒的宗教信仰和活动，只要不触犯刑法，在一个自由国家，也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他们可以自由传教、发展教徒，甚至游行示威。这些都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

 

    有些中国人，甚至某些宗教信徒，一提到异端教徒，就觉得他们不是人、不是公民，应该格杀勿论，甚至不惜靠政权对之血腥镇压。前几年，北京有几个基督徒律师到东北给几个“三班仆人”（基督教内异端，也被政府定为邪教）骨干作法律辩护，当时有一些老牧师痛骂他们为什么给异端辩护。实际上这些牧师不懂律师是去捍卫三班仆人骨干作为公民、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的，法律权利的维护并不等同于赞同他们的教义和歪理。异端邪教徒也是公民，有公民的合法权利！

 

    在宗教自由国家，诸宗教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任何宗教组织不能依靠政权来兴旺自己，政权也不能因为教义的区别，而歧视和扶持某个宗教组织。宗教依靠政权来打压异端异教，就成了中世纪天主教宗教裁判所；而政权自命为上帝代表来审判宗教之正邪，就成为英国清教徒时期的国王（兼国教元首）。当时英国国王成为英国国教圣公会的首脑，对其它宗教和基督教派别迫害摧残，最终导致清教徒革命和五月花号清教徒逃到美洲并奠定美国的根基。

 

    维护诸种宗教在法律上的合法权利，正是基督新教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世界上最先取得宗教宽容的地区，恰恰是基督教新教（清教徒是在英国的新教徒中的最重要支派）的地区，当时其它的宗教大都是唯我独尊，以暴力铲除异端和异教。清教徒运动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政府不能审判宗教的正邪，宗教也不得依附政权来铲除异端，宗教及教派不得被政权所歧视。作为清教徒的历史任务，既要结束国王在宗教信仰上的任何权力，宣布政权不得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也要防止自己再成新的宗教裁判所、依靠新政权铲除异端异教。清教徒的伟大领袖克伦威尔是信仰自由的极力倡导者，他掌政时，清教徒、圣公会甚至穆斯林、犹太人都和平共处。

 

    对于与基督教有关系的很多异端，基督教内部有义务对它从教义上进行辨析和抵制，对之扰乱秩序、伤害、诈骗、非法拘禁等犯法行为，基督徒也可以以刑事罪名报警。但基督徒们不应苟同，政府出面在法律上给诸宗教派别定罪。世俗政权不能定宗教之正、邪。基督徒认同世俗政权对其它宗教派别的裁判权，肯定会危及基督教自身，比如中国基督教中不少非异端派别，早已被公安部定为邪教。总之，国家不能定有邪教罪。

 

    宗教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是一个人确定自已生命意义和永恒价值的权利，它甚至先于人的生存权和言论权。我们认同各种宗教（尤其是一些新兴宗教团体）在政治权利上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只有在宗教自由的环境下，不同的宗教才能共存，才能善存劣汰。我们应该确认：信仰的内容我们可以保持不同，但在信仰权利这个政治权利上应该保持一致。各种信仰团体应该联起手来，互不歧视、互相协助，共同争取人权和民主。

 

   （本文转载自：《中国与福音》第97期，根据原文有删改。 
     http://kan.weibo.com/con/3628203022045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