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登兴

    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
    预备百姓的路；
    修筑修筑大道，
    捡去石头，
    为万民竖立大旗。

 

            ——《以赛亚书》62:10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加拉太书》5:1

    作者初信主时，曾经拜访已故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先生听说我是基督徒，对笔者的信仰赞同之余，也不无忧虑地对我说：“中国文化是个酱缸文化，任何东西到了中国都要小心变质，包括基督教。”我当时不以为然，相信基督教一定不会被中国文化异化。

    先生已逝，然而，随着对中国教会渐渐有了一些了解，我对李先生以上的告诫却越来越重视。近年来的一系列教案，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中国教会内部的一些情形。这些了解加增了我对中国教会的危机感。

    当中国基督教会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复兴的时候，主要的复兴工作是在农村，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农村，这一地区民间有着非常浓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

    这一复兴的过程中，由于政治环境的限制，加上本土传统的因素，导致教会的组织形式带上了传统的江湖色彩。如果说，韩国教会建立的典型模式是基于东方儒家传统对权威的尊重，再加上“个人魅力型领袖”，建立巨型教会的话，那么中国教会，特别是中原教会的典型模式则是“个人才干冒险型领袖”在底层隐性社会建立起巨型的团队。

    以大型团队为代表的前二十余年中国教会以农村为主的复兴，到现在基本可以告一段落了。其标志就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教案：华南教会案、方城张荣亮案，等等。至于“三班仆人”徐圣光死刑案，该教派一般不被正统基督教会所接纳，属于旁枝，但其治理机制也是值得考察的。

    一系列教案之后，随着中国政府宗教政策的收紧，以及大型团队内部的分裂、腐化等一系列问题，基本上可以肯定，今后以大型团队为代表的中国教会复兴运动将成为过去。中国教会正处在一个分水岭上。在这样一个时刻，对以往的历史进行总结、分析不是没有价值的工作。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以往教会的治理机制。

    考察中国教会治理上所存在的问题，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当中国教会开始再次复兴后，中国人主要不是从圣经中学习教会治理的方式，而是以中国人的传统组织模式来治理教会。由于专制主义传统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深入骨髓的影响，专制主义的传统也随之被带入教会的治理当中，并且产生了随后的一系列问题。

为此，本文想先考察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然后分析中国教会治理中的实际情形，及其与专制主义传统的相关性，最后探讨圣经中关于治理的原则，并且尝试做出一个展望。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这里所提到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曾国藩说：“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而六纪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

    由此可见，传统中国人卑者和晚辈对于尊者和长者是绝对服从，而长辈和尊者对于他们则享有权威，并且这种权威都得到了宗教性之“天”的支持，这样就使权威成了绝对的权威。传统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机制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由此产生出许多的伦理原则和行为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传统。

    李慎之评论道：“（陈寅恪）这段话把三纲都提到天的高度。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最高的概念，确实只有希腊柏拉图所说的Idea可以相比。” 李慎之的结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文化。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中国的专制主义，因为时代的不同，内容也多少有些变化，但是大体上都差不多。它基本上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人的政教礼俗。”

    今天，传统社会虽然已经解体，但是，一个文化最难改变的是它最核心的部分，在传统社会外表解体后，它可能以深入骨髓的方式无形地影响着后人。更何况，中国当代社会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专制主义社会，所以李慎之先生的论断是：从秦始皇至今，两千两百年，中国都是专制主义社会。

    那么这个专制主义传统给中国教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分析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对于中国基督教的影响和渗透。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我还是要引用李慎之先生的描述，不过，我盼望能够尝试从基督教的角度，对中国专制主义灵性层面的成因，以及该灵性成因对于制度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

    根据李慎之先生的分析，中国的专制主义主要有如下特点：

    1) 利用类似宗教的神圣性维护统治权威，（也可以叫做“神道设教”）。具体而言，在中国古代，儒家虽然不是一种宗教，“但是它确实具有某种神学的品格……从董仲舒开始，把皇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概念——“天”或者“道”具体地联系起来……使皇权具有神圣的意味”，“借外国的术语来说，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这样专制统治的政治权威就被加上了宗教性的权威，更加绝对而不可侵犯。

    2) 专制主义人情化，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皇帝是众人之父，皇帝不仅有政治的权威，更有伦理的权威，他是众人的父亲。

    3) 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在范围上，一切的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身。在治理上，以金字塔形的结构委托任官吏，层层节制，最高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

    4) 当然，为了统治的方便，专制主义政治一般倾向于实行愚民政策，让下级绝对顺从上级。这也算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点。

    我个人认为，综合以上诸点，可以从权威特点、治理模式、治理伦理三个方面对专制主义进行一个基本的总结：

    1) 权威独占：就是权威与权力的高度集中。比如以专制主义的头子皇帝而论，他是集中了政治上的元首，人伦上的父亲，宗教上的天子三样权威，政治、伦理、宗教三样权威加于一身，这个权威当然是无法反抗的。

    2) 治理模式：采用的是金字塔形中央集权统治。

    3) 治理伦理：在治理伦理上强调下级对于上级的绝对服从。

    我们可以把它们叫做“中国专制主义的三重城墙”。

    李慎之先生对于专制主义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然而，他没有指出，何以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秦以后成形，并且维持两千二百年未变，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甚至变本加厉。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国专制主义的成因，人们可以从政治文化各个角度分析，然而意识形态的角度是不可少的。如果从宗教角度来看，这个集中了三样权威的皇帝，有点类似于西方的“上帝”的观念。而这样权威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恐怕有如下几个宗教上的原因：

    1) 出于上帝放在人们心中的本能，人都渴望崇拜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而人如果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位上帝，或者对于这样的一位上帝的信仰失落了，人们会倾向于去造一个假神，或许中国古代曾经存在对于上天的信仰，然而在东方上古对于上天的信仰失落以后，由于中国古代几乎没有超越性的宗教可以满足中国人的宗教渴望，于是，中国人把所有意识形态的根源都系于假神——皇帝——于一身，并且把残存的对于上天的敬畏也加诸于皇帝身上。

    2) 没有超越性的对于上帝的信仰，国家与政治的一切秩序的存在，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缺少了一位超越众人之上的调停者，于是就乞求于一位在人间高高在上的专制者。所以权威高度集中，也是出于统治的便利和寻求集体安全的可靠性。

 

    由于研究的肤浅和占有资料的有限，在以下的分析中，笔者尝试举出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来分析专制主义传统对于中国教会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些案例具有典型性，但不认为能够反映中国教会的整体情形。

1949年以前，中国教会多由西方传教士所建立，治理的责任一般由西人承担，而此际，中国本土起来的两个大型的教会，一个是敬奠瀛的耶稣家庭，一个是倪柝声的聚会处。我们看一下聚会处的治理。由于见识的粗浅和手头资料的有限，我主要引用梁家麟先生的《倪柝声的荣辱升黜》所提供的资料，不过我尽量只引用倪柝声先生的原话。

    （1）、权威的神学支持

    在基本真理上，倪柝声宣称他看得比古代教父革利免，乃至奥古斯丁、肯培•多马要更远。他宣称保罗已经把主的启示全都写出来了，但是“向来教会总是在丢东西，把主所给的丢了……有人得救是十成的，有人得救是一成的。今天我们所做的，就是恢复主所给我们那十成、完全的。”（《倪柝声的荣辱升黜》，148-149页，以下除特别说明外，倪柝声的有关资料都引自该书，只注明页码。）

    这里，倪先生虽然尊重了圣经，却把自己置于整个教会的传统之上，使自己获得了一个特别优越的位置。我们知道，圣灵不仅启示了圣经，他也在历史上引导众圣徒，而基督教会合乎圣经的信仰传统就是在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下形成的。任何人如果把自己特别置于整个教会传统之上，都很危险。

    倪柝声不仅宣称自己拥有特别的，对于真理的把握，他进而在教会生活中宣称，教会领袖拥有代表上帝的权威，就是“代表权柄”。他说：“在圣经中，绝大多数的权柄都是代表的权柄；我们说顺服权柄时，都是指顺服代表的权柄。权柄直接的显出不是元首的显出；顺服权柄就是顺服元首。为这缘故，神的儿女应该学习顺服。”（164页）

    我们有意思地发现，“代表”这个概念这几年刚刚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词汇，中国教会的传道人比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先进了整整半个世纪！

    在这里，把上帝的绝对权柄与教会领袖的权威完全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为它使教会领袖拥有类似于上帝本身一样的权威。而圣经中，上帝最厌恶的就是受造者僭越自己的位置，上帝曾经质问道：“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赛46:5）

    倪柝声又说：“在事实上我是与教会合一的，不过教会没有出去，我现在所说的话，就是教会说的话。”（168页）

    黄渔深向倪柝声质询道：“我想你不会不明白，你已经用‘教会’两个字，造成了一个新的‘居间阶级’。在事实上，你周围的人，差不多把你当作教皇看待，有些人几乎半公开的宣称，倪先生的话是天经地义，倪先生的行动是金科玉律。这一切情形都是在‘教会’的名义下被掩护的！”（170页）

（2）、权威的独占性

    梁家麟特别评论到，倪柝声认为：“上帝在不同时代兴起不同的人，领受他的启示，恢复圣经的隐藏真理。每个时期……都有恢复上帝真理的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代理者，而此代理者便是生命的垄断者与上帝的代言人。”

    他认为“时代的职事”“都是代表主”，是主在该时代的代表。（150页）

    “倪氏进而宣称，教会里只有一个教导职事，只有一个基督的代表。”（165页）

    这样的神学，难免为当事人自己建立了独一的权威，把自己置于特别优越的位置上。

    在中国专制主义传统中，皇帝取得了代表上天权威的，绝对而独一的代理权，由此建立了自己的专制统治权威。如果一个人在基督教内也做类似的宣称，他将是何等的僭越呢？

    在圣经中，保罗也宣称他拥有独特的启示，是上帝施恩给他，让他将“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宣扬出来。然而，保罗由此要建立的是他的教导的权威，而不是他个人的权威。并且，保罗一再宣称自己“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应当注意的是，倪柝声过去对于教会的治理模式是侧重于地方自治的安提阿模式，但是1948他于上海复职时，改变了这种观念，而提出耶路撒冷模式。他说：“当初命令是从耶路撒冷起首的。在圣经里，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工作。神设立耶路撒冷作工作的中心。”（153页）

    倪柝声不仅强调教会的中央集权模式，更强调在这个模式中个人独特的权威，“一直到哥尼流家里为止，神的路是这样：在耶路撒冷做工的人中，有一个人在那里领头……这是彼得。”（155页）实际上，彼得起初是起到了带头的作用，但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治理一直是众使徒在执行治理，耶稣基督也从来没有给予彼得在行政上特别的优越地位。到后来，彼得甚至当众被保罗责备。

    “配搭”是倪柝声教会治理观念中的一个关键词。梁家麟评论说：“‘配搭’便是承认自己不是话语的出口，而甘心为身体其余部分。简言之，‘配搭’就是顺服权柄。”（150页）“他认为，最理想的顺服表现就是无意识的、自然的，肢体与身体完全联合，肢体对身体完全顺服。”

    1948年倪柝声复职后，传讲“交出来”的信息，包括“（一）工人要将自己的主权交出来，接受中央调配安排；（二）各地教会要将工作的自治权交出来，不可搞地方主义，得接受中央指挥；（三）信徒要将自己的财物交出来，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一样。”（57页）

    这种“奉献一切”与《使徒行传》中“奉献一切”的情形不同，初代教会的奉献是在上帝的爱激励下所产生的自愿行为，而这里是命令加动员的结果。1949年后，毛泽东在中国也做过类似的动员。

 

    以上，我们以倪柝声为例分析了中国教会治理的传统。从近年来一系列的教案来看，倪氏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因为相关专制主义的因素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重演，并且更加剧烈。其中典型代表就是华南教会。

2001年5月27日到10月10日，华南教会主要同工及其它人员七十多人先后被捕。龚圣亮于2001年8月8日被警方抓获，并于2001年12月25日被湖北省荆门市中级法院以邪教组织犯罪集团、故意伤害、强奸等罪名判处死刑。消息披露后，引起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最后湖北省高等法院以“部分事实不清及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中级法院对5人的死刑判决。

    从事后所揭露的内部材料看，华南教会领袖存在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可怕的是，他以神学教导的理由为此张目。不过这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华南教会所反映的专制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作者所参照的资料都引自华南教会的内部出版物《华南专刊》。

    我们还是从权威、治理模式、治理伦理三方面分析华南教会的治理：

    （1）权威的神学支持

     在华南教会中，领袖龚圣亮也是被宣称领受了独特的启示和奥秘：

     “他（指龚氏）有独到之处，能掌握世界各国福音普缺状况，大胆的指出世界的福音缺在中国，而中国的福音乃缺在南方。他根据先知指出基督降生的地点、时间和人物来说明救赎最后完成的时间和人物及落脚点。这是古今历代以来的研经家、预言家所够达不到的。他的可贵之处即看见别人看不到、思量到别人思量不到之处。事情尚未发生、显明、开始之前，他就能看见事态的演变及事情的结果。”（ 参见华南教会必读之书《神的永远到永远》抄印者弁言。）

    “华南救赎专刊是和圣经正典有着连续关系的另一本书。简言之，即圣经正典的续篇……圣经正典是上卷，华南救赎专刊是下卷。”龚氏又称“华南救赎专刊就是要把救赎存亡史提高到与圣经同等价值的地位。”（参见《华南专刊》第17期卷首语。）

    （2）权威独占性

    龚氏说：“我把神的整个计划分为五部：一即老师（指龚氏），二即特约监督，三即千百万蒙恩者所组成的华南教会。四即中国各教派，五即世界各教会。主的信息往往先临到老师，老师转达特约监督，特约监督充实到华南全教会，华南大公教会扩充到中国各教派，中国各教派影响到世界各教会。”（ 参考专刊48期，文《历史永存——华南大公交通十月记》）

    这个声称非常类似倪柝声说的：“今天恢复的责任在我们身上……神在世界上要作多少，在中国能作多少，全在乎我们。……福音……是叫人脱离个人、财物并一切、而进入身体里。”（151页）

    （3）权威的无限性

    a）以老师之名抢占伦理性权威

    45期61页，龚氏称：“基督牵着老师，老师牵着学生，都一同进入神救赎计划的江河中。”

    48期，龚氏在《历史永存——华南大公交通十月记》里称：“有老师是最幸福的人，无老师是最悲哀的人。有老师不跟着老师走，是最可惜的人。”

    48期，龚氏又在封三说：“三一神进入师里面启示，真藏于师，传教所有顽生；师住在三一神里面领取，窃获神有，转赐宠爱学生” 。

    b）对于信徒财产的权威

    在华南一案中，我们居然看到过去聚会处“交出来”运动的重演：

    龚氏在第一篇上诉书《华南教案 天昏地暗》里称教会有存款“260万”。农村教会怎么会有如此巨额奉献款？

    第43期《教内钱财自愿存放代管信托处》一文称：“在神的救赎中，教会从神所领受的救法是转移蒙恩者的财宝到天上。不是转移十分之一，乃是要转走其全部，‘连一蹄也不留下’（出10：26），其用意显而易见的，就是要蒙恩者的心与地一刀两断，两刀三截，决不藕断丝连。因为主说：‘人的财宝在哪里，人的心在那里。’（太6：21）”

    第12期（1999年7月）《华南教会领导核心——旷野行程中的领导者》17页称：

    “在神所赐给教会的最大恩典中，除了基督之外，就是给他兴起一个好的教会领袖……”

“这些工作，基督本想亲自对众人做，无奈，他已升天，众人生命程度皆又太浅，故主耶稣把他托付给教会领袖。就是说，主先从众儿女众拣选、呼召出一个他认为最渴慕他，又最能舍己的人，对他进行独特的训练，如同神从众以色列人众选出摩西一样，然后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忠心的传话人。圣父、圣子、圣灵如何是三位一体，完完全全合一的神，圣经、交通会、教会领袖也如何是一而三，三而一，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领导核心……”

    “……圣经引导领袖，领袖引导组织交通会，交通会引导信徒，层层节制……圣经即神的话，交通乃圣灵的带领，教会领袖重在经历基督的经历。……神不许人顶撞圣经，神也不许人顶撞交通会，神更不许人顶撞教会领袖。圣经的话、交通会的话、领袖的话，三者乃都是神的话，所表明的也都是神的旨意和计划。既然三者的话皆是神的话，那么三者的带领也必然是三位一体神的带领……”

    由此龚氏建立他的第二重城墙，那就是上帝对于教会的引导，是惟独通过教会领袖层层向下传达的。更可怕的是，龚氏宣称教会领袖的话、教会会议的话就是“神的话”，由此僭越了上帝的权柄，并为教会领袖取得了不可挑战的地位。

    龚氏在第48期《历史永存——华南大公交通十月记》一文里说：

    “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老师真想试试凡下过战书、判决过的人，叫他去把头对着墙撞死，真撞坏了立即把你送往医院。以此试试众人的心，看其是否真爱老师。军令如山倒，你究竟听是不听。老师决不会把你往死里送，纵或是把你往死里送，你也当去……如果真在这次死了，老师亲自给你写碑文，命令全教会停止一切的工作追悼你；若因此双腿致残，老师必亲自派一女性一生侍候你。即使老师不派，若真如此，也必赢得有信仰之女性的芳心…欲叫老师感到有奔头，我们这些蒙主大恩追随在老师身边的人，从今以后不要想到活，时刻要想到死，真到一定的时候，老师要吩咐你去撞墙…若不然怎么得了？以后再要去的人，首先都报好名字，写好绝离信，堵住一切的后路，反复交通出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不顾一切的冲上去，那时摆在面前的将不会是死，相反的却是更好的活。”

    在这里，可以看出龚氏对于会众几乎已经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样的权利，恐怕比过去的教皇和皇帝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华南一案中，我们发现1949年以前中国教会所存在的专制问题仍然存在，所产生的模式也是类似的，并且进一步地恶化下去，其罪恶也是赤裸裸的。

    相对于专制主义在教会所建立的三重城墙，我们要提出圣经三方面的武器来攻破它们。

    （1）用严谨的启示论打破一切“神道设教”的狂妄自大

    因为圣经的解释和神学对于教会至关重大的意义，在教会里专权的人，多会通过建立自己在真理上的独特权威来建立他们在教会里独特地位。

    对于这一点，需要用严谨的启示论打破一切“神道设教”的狂妄自大，事实上，圣灵默示了圣经，它是完备的。圣灵在教会的传统中工作，同样，圣灵也一样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工作，使他们被独特地带到上帝的面前。

    （2）只有一个最终的权威——耶稣基督

    一般世俗的组织都是以一个元首建立起来的，或者有一个最高权力的执行人。在中国更是明显，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元首。基督教会也有一个元首，但不是地上的元首。而普通组织与国度中的一元化的元首一般常带来专制，特别是在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当中。但是，耶稣基督作为教会惟一的元首，带来的却是自由和秩序。

    我们首先来看几节论到耶稣基督是元首的圣经：

    “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1:22-23）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已在凡事上居首位。”（西1:18）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弗4:15）

    基督教会的自由和秩序来源于耶稣基督作为天上元首的权威，排斥了任何地上元首的绝对权威，同时确立了和平的秩序。同时由于基督是各人的头，这就排斥了地上的教会有人要专权，做别人的头。

    （3）信徒相互平等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西1:18）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弗5:23）

    “基督是各人的头。”（林前11:3）

    这些经文说明，基督的权威，是对于每一个人直接、根本、最高的权威。因此每个人在耶稣基督面前都是平等的。

    在信徒得救的问题上，除了耶稣基督自己，没有人能够将救恩赐给别人。在成圣的问题上，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能改变人心，使人归正或者成为敬虔、圣洁。不是出于任何人的命令，也不是出于任何人的威逼，而是出于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人的话语和努力是上帝工作的器皿之一。但基督也能越过这一切直接工作。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14:20）“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24-25）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壹2:27）

    （4）有限权威

    这些圣经经文，规定了基督教会内每个人的在上帝面前的独特地位。他们的有在上帝面前的人格独立和良心的自由，这样的良心自由是在上帝面前的自由，是内在而仅受上帝统治的，因此任何人外在的权威，不能越过上帝所定的边界，去侵犯他人的良心自由。这些边界包括，信心、知罪、重生、救恩、称义、成圣，这些是惟独上帝掌权的领域，而人间乃至教会的权威，都受到圣经的约束，并且只能提供外在的辅助或者督责、劝勉、警戒，而无法在以上任何一点当中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

    这样人间的有形权威，被限定成为有限的权威。这些内容实在是基督徒生活中最要害的部分，这也奠定了基督教会内部个人自由的最深根基。哪里尊重了圣灵的权柄，哪里就有自由，正如圣经所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林后3:17）

    （5）恩赐分别与多元权威

    “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林前12:6, 11, 13）

    恩赐有不同（林前12:4-11），能防止专权。这就防止了，什么事情都是由一人独揽的现象。“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是圣灵随己意，不是出于任何教会领袖，因此信徒的成长，仰望的是圣灵，而不是教会领袖。所以领袖不能僭越上帝的位置。

    基督统治的范围不是世上的国度和组织，而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基督的统治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威系统，每一个下一级的权威系统来自上一级的命令和委任。在教会的关系上，基督直接统治每一个教会，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在一个教会内部，基督也显明他是各人的头，而不是将一切的治理完全交托给地上的一个有形代表。

    事实上，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在摩西所领导的行军队伍中，他也是尽量地把权力分配出去，分配出去后，却留下一些重大的案件由他自己断定。

    “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出18:25-26）

这样把权力委托出去的做法首先是出于信心，他信任他所委托出去的人，因为他们敬畏上帝，而摩西自己也敬畏上帝。领导者与下级之间有一个居中的“调停人”，大家都把安全感寄托于上帝，而不是完全寄托于对上级的忠诚和对下级的控制力。这样分权制就得以形成。所以，真正民主与专制的核心问题是信心问题：统治者对于侵权有没有信心？受委托者值不值得信任？

    除了在上下级之间的分权，圣经还有同级权力的多中心化。越是以色列信仰兴盛的年代，越缺少一个寡头独占权力的局面。旧约中，先知和祭司与行政权力是两个分立的体系，而新约的教会中，是以长老（可以不止一个）和执事共同领导教会。

    圣经确实没有民主这个词，但圣经却有以长老制为核心权力的多元分立和权力在不同层级中的分配信托关系。这样的保证了自由又建立了秩序，这样的自由与秩序是由信仰带出来的。这是神本的民主！

    （1）良心自由

    基督作为教会元首，他的统治是带给他们子民以真正自由的。

    1）基督统治的属灵性：他的统治是无形的统治，世俗是通过文书、命令，而他是用无形的圣道与圣灵来统治，也用他的护理与特殊的干预。而世俗的统治多是通过有形的武力与财政，法律与制度。

    2）基督统治的内在性：他的统治的直接对象是信徒内在的心灵、良心。世界的统治是约束人的外在行为。他获得的是子民出于心灵的顺服，而世俗的统治所获得的多是外表的顺服。他用圣爱感化我们的良心，使我们主动降服于他；世俗统治通过利益和刀剑激励和威逼人，而人出于功利和惧怕而顺服。

    这些决定了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统治是带给他的子民充分自由的统治。如圣经所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林后3:17）

    （2）有限的顺服

    在新约教会中，耶稣基督首先给教会领袖爱与谦卑的命令：

    “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那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路22:24-26）

而会众的职责就是按良心顺从教会领袖合乎圣经的治理和教导。“你们要顺从那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来13:17）

    这样，在教会的领袖与成员之间，就有一种双向委身的关系。作领袖的把自己当作仆人去服务众人，而众人也甘心听从领袖的教导。这样的一种关系是源于信仰，出自甘心，是自由的又是有秩序的。

    除非所做的决定违背圣经，没有人可以轻易废弃教会牧者和教会会议的权柄。同样，除非受到明显的圣经支持，教会会议与牧者不能对会众进行惩戒，或者进行强制的命令与劝诫。

    同时，会众有权利违抗教会领袖违背圣经的教导和治理，因为“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这就为会众的反抗提出了圣经的支持，这种顺服是以圣经教导为基督的顺服，因此是有限的顺服。

 

    相对于中国教会专制主义传统的三重城墙：权威独占、中央集权的治理、无条件的顺服。我们可以发现专制主义在中国教会产生的神学根源：

 

   （1）关于权威独占

 

    a）启示论：在神学权威上，教会领袖独占权威，甚至宣称拥有最后或者最高的启示，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出路在于建造合乎圣经的启示论，使人无法借错误的启示论建立自己独占性的神圣权威。

 

    b）国度观：以往中国教会没有清楚界定教会作为一个属灵国度的边界，明确教会只拥有属灵的权柄，导致教会领袖追求教会全面的权威，包括对于世俗财物的权威。

 

    （2）关于治理模式

 

     a）组织建立中央集权的模式，违背了圣经关于分权治理的教导。

 

     b）在同一级中强调个体独裁制，反对众长老共同治理的原则。

 

    （3）、关于治理的伦理

 

    在顺服的限度上，强调下级对于上级的绝对顺服，没有强调有限的顺服，也不强调治理者对于会众的委身。为了达此目的，在认识论上，反对圣灵在信徒良知中的工作，强调某些人是上帝圣灵工作的特别渠道。由此压制人的良心自由。

 

     其实，以上所提到的在这些问题，宗教改革已经为我们奠定了很好的根基，我们需要回到那个根基去：

 

     要借着上帝论强调上帝的至高主权和超越性荣耀。

     在罪论上强调人的全然败坏，使我们不至于过分高举人，而偷窃上帝的荣耀。

     在启示论上强调一次交付圣徒的圣经的完备。

     在圣灵论上强调圣灵一样地在众圣徒心里运行，使人认识上帝。

     在治理上关于权威、关于议事规则、关于上下级关系有合乎中道的教导。

     在人论上强调人的良知的功用。

 

     2007年将是新教入华200周年，也许在此刻，作为号称新教或者更正教信徒的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我们多大程度上坚守了新教先辈在宗教改革时期所奠定的根基。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林前3：11-13）

    20世纪，中国教会经历了一把火，21世纪的一开始，面对一系列重大教案，也许我们需要思考上帝在其中的旨意，这是否又是一把试验各人工程的火？

    最后，关于治理的问题，笔者还有几点感想。相对于世上属世的治理，圣经也有属神的治理。我们看到，上帝不仅从埃及救赎百姓，他也在旷野教导他们治理。

    今天，我们在中国不仅要传扬福音，我们也需要学习属神的治理。

    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关于公共治理最现成的模式就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中国人的公共治理思维中，最深入骨髓的影响也是专制思维。这个文化传统，在未来无疑还将深远地影响中国人的公共生活和的治理文化。

    1949年后，中国人被包括进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中，而当中国社会开始多元化时，基督教复兴，于是基督教会的治理便有了公共生活的品质（虽然基督教的公共治理在中国是未经合法化的，但是它具有公共性是不容质疑的），然而我们在对教会进行治理时，首先所借鉴的资源恐怕不是圣经的公共治理教导，而是中国本土的治理传统，这样，专制主义文化得以悄悄渗入基督教会的治理中就在所难免了。然而，耶稣基督说：

    “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 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路5：36-38）

    圣经对于专制主义历来持来历的批评态度，上帝说，以色列百姓要求立王，“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撒上8:7）。专制的核心是骄傲，是罪，典型例子就是扫罗。建立大型的，由少数权威层层控制管理的教会也绝对不是新约圣经的原则。面对中国基督教的复兴，我们是盼望用专制主义的旧皮袋来装福音的新酒，还是用合乎圣经治理的新皮袋来装新酒？

    东方专制主义实在是为了寻求人的荣耀，在这个荣耀谱系里，居于荣耀中心的是一个组织系统最顶端的领袖。级别越是高，所得到的荣耀也越是大。那么这个寻求人的荣耀，从宗教的角度而论就是自我中心，就是骄傲，这是人的诸罪之首。

    同时，东方专制主义的整个系统是向上封闭的，因为他既然热衷于偶像崇拜，他当然就不会仰望天上的上帝，更不会将荣耀归给他，而是“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约5:44）面对中国和中国教会长久以来的专制传统，我们也许需要像尼希米一样献上认罪的祷告：“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尼1:6）

    专制既然源于罪，那么就求主照他的允诺赦免我们：

   “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申30:6）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哪，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忿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耶4:4）

    在有着深厚专制传统，有着二十个世纪个人崇拜惨痛历史教训的我们，应当深深反省。像笔者这样卑微有罪的人，无权批评论断任何人，举以上的例子，不过是要使自己看见自己先辈的罪和自己的罪，使自己在面对未来的时候，自己能够学会“因耶和华言语战兢”。（赛66:5）

    事实证明，专制的金字塔形系统不仅可能成为人寻求人的荣耀的工具，也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试探，因为软弱的人，如果集中太多的权力与权威于一身，是难免跌倒的。所以，我们都当寻求像施洗约翰一样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约3:30）

                                        结 语

    2000年见李慎之先生后，先生集中余生的精力，重点剖析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这是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他认为中国文化只有割除了专制主义的毒瘤才能有光明的前途。我也套他一句话，中国基督教会必须清除来自传统文化的余毒，捡去专制主义这块复兴的绊脚石，才能有广阔的前途。

    在时代的分水岭上，中国教会需要在福音广传的基础上，建立合乎圣经的治理。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秩序有利于防止教会内部的罪恶和外部的政治化。也许，这本身就是向中国社会所做的一个美好见证。

    盼望更新后的中国教会能够很好地溶入公民社会，得着众民的喜爱，使福音广传，使万民得福！这是笔者的祈祷和盼望，也是摆在这一代弟兄姊妹面前的使命！

    （本文转载自：《教会》2006年11月第二期（https://www.churchchin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