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关于宗教信仰的言论[1]是近年来中共关于宗教信仰最为保守的言论,这些言论也许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人类现代文明尤其是政教现代化、政教分离的角度来看却是反文明甚至是反现代化的。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国家、已经在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今天,在除中国、北韩外的大部分国家的无论在野党还是执政党党员信仰只属于私人领域并高度自由的今天,朱先生的言论有种使人恍若回到「黑暗的中世纪」的感觉。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标志就是政教分离(英文为separationof church and state),而前现代或者中世纪的特点就是政教合一,就是属灵的宗教权柄同时也把持世俗的政治权柄,或者世俗政治权柄也掌控属灵的宗教权柄,既控制人民的肉体,也控制人民的灵魂。这在中世纪表现为掌管永恒天国钥匙的教皇也牢牢控制欧洲诸国的世俗政权,这也表现在近现代少数国家的国王、政治首脑宣布自己就是该国国教的元首,宗教之正邪由其决定。执政者不仅是世俗的管理者也担任国教的祭司,既控制政治、经济和社会,也控制民众的灵魂。
政教分离,用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 1864-1920年)的话来说,就是「除魅」(Disenchant-ment)。除魅不仅是在信仰领域驱除人为的巫术、迷信和偶像崇拜,而且是在社会政治领域驱除政权的属灵性、神圣性。政治只是属世的事务、只拥有属世的权柄,而那些把政权赋予神圣意义或者用神灵把持政治,甚至教皇成为行政首脑或者政权假冒上帝的代言人、干预属灵的权柄和事务,都是巫术政治的表现。在韦伯眼中,人类历史中的现代化就是除魅的过程,而政治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就是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政教分离及其必然结果政党世俗化。
政教分离,发端于《圣经》中耶稣所说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见圣经马太福音22章21节),此一原则被中世纪的教皇所玷污,形成宗教把持政治的中世纪黑暗。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使政权摆脱了宗教的控制,但留下了政权控制教权的后遗症。约翰加尔文在瑞士成功地使信仰摆脱了政权的干预,在英国的清教徒(不服从国教者),经过长期的努力,也使信仰摆脱了王权的辖制,并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宪政民主国家。
政教分离原则在美国得到了最大体现,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建立宗教的法律,或者禁止其自由行使」(Congress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free exercise thereof)美国不设立国教,美国的执政党不干涉美国公民属灵的宗教信仰,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党员自己信什么宗教完全跟党组织毫无关系,如果有半点关系,那是直接违宪的。
现代政党是现代化与政教分离的产物,它跟前现代的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教皇、各级主教模式区别开来。按照现代政党理论,政党只是世俗管理的组织者,它是形而下的世俗组织,不应该牵涉每个个人的私人心灵世界。政党世俗化,是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政党世俗化就是政党组织只是世俗政治组织、它不是祭司组织、政党党员的属灵信仰与政治主张无关。执政党也不能将某种宗教信仰(或无神论)当作是政党的特质,要脱去某种固定的宗教色彩,剥离宗教特征、还原其世俗治理者的本色,这就是政党世俗化也即理性化也即所谓的科学执政的要义。
新加坡被不少人指斥为专制国家,但新加坡的确是个现代化国家,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由多种信仰的信徒组成,有穆斯林、基督徒、更有佛教徒与无神论者,他们的党员是有充分的信仰自由,而新加坡宗教人士如果认同人民行动党的党纲,也可以入党。类似新加坡的真正现代化国家中,各政治党派接纳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各宗教信仰的人参加一政治组织,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政权不能干涉人的宗教信仰领域,这是从中世纪脱离出来的现代国家的共识。
这个高唱「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的中国共产党,起码在名义上早已脱离它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和斗争哲学,显然与最初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政党有所不同了。而从宗教学或社会学角度看,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政党,它是“宗教党”,它不仅掌控社会,它还要在灵界树立它的霸权,无论是对其党员还是公民。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宗教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允许共产党员有其他的宗教信仰?为什么西藏、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只有放弃了自己祖传的信仰,才可以宣誓成为党员?为什么从小学到博士,中国都在全国性地灌输马克思主义,如果仅是一种政治学说,为什么一定要灌输物质决定意识、无神论、进化论、人类必然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也即共产主义社会等有关宗教性的命题呢?一个执政党如果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作为排他唯一的信仰,必然导致政党自身和整个国家政教关系的政教合一。
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而如果政教不能分离、政党不能世俗化,那么中国就仍会处于前现代的蒙昧之中。2001年,中国开明官员潘岳在《深圳特区报》曾经写过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他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了「新型的政教关系」,这种关系是科学执政的必然前提。革命党要发动群众,必然使党带上了某些宗教色彩,但作为执政党,必须要科学化、世俗化、理性化。政党是政治范畴的事物,是世俗的事物;而宗教是宗教范畴的事物,是形而上的事物。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今天,一个政党还保留宗教党的色彩,这是与「与时俱进」的改革理念背道而驰的。「科学执政」是执政党很早就提出的纲领,科学就要排除迷信、排除前现代的观念与形式。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必然要跟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模式区别开来,也必然要与那些纠缠巫术迷信、灵界崇拜的宗法帮会区别开来。政党世俗化,是政党现代化的标志;政党世俗化,是科学执政的前提。
上海大学宗教社会学者李向平教授在其《「红色宗教徒」的入党问题》一文中写到:「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说,这个政教分离的社会内涵就是:建制宗教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分离(第一原则);建制宗教与公共生活秩序的分离(第二原则)。这是两个极其重要的层面。一是执政党依据政教分离的原则,以国家法律制定宗教发展的合法框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一是依据国家宪法,宗教成为次级制度下的社会文化形式,不干预行政、司法等政治事务」。(参见李向平教授博客)
李教授并且举例:「在浙江、福建等民营经济发展快、传统宗教深厚的地方,一些先进的宗教徒基于自己的政治认识,已经在申请加入党的组织……有的教徒把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相与区分,认为政治信仰是对于一个政治或政党组织及其行动纲领的认同与服从,事关社会大众;而宗教信仰则是个人的精神修养问题,不会关涉他人,因此只是个人的自由,并认为这是宪法的规定的权利」。当然,李教授说的是问题的一方面,那就是宗教信徒可以入党;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党员可以有多种宗教信仰。
作为「一国两制」的香港,特区政府高官各自拥有五花八门的宗教信仰,2007年在香港大球场召开的著名基督教布道家葛培理的儿子葛福临布道会上,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亲自为大会写了「传道求真」四个字,以此表示祝贺。他是一名天主教徒。其他各政要也为此次布道会题词,环境局局长邱腾华说:「期望众教会信徒踊跃领人赴会。」行政及内地事物局局长林瑞麟说:「愿上帝感动更多基督徒为香港共同努力,恳切祷告,为主发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说:「香港葛福临大会,你我都有份。」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说:「希望信徒可带领青少年参与布道会,让青少年能在正路中成长。」显然,这些政要中间有基督徒也有天主教徒。信徒可以自由入党,而党员由不同种类的信徒组成,这就是现代政党政治的特征。
现代化也即理性化,也是「驱巫」或「除魅」的过程,将那些形而上的、关于宇宙和人的本质的神秘性的事物剥离出世俗政治领域,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开端。而把宗教信仰自由地留给个人领域(也包括各种宗教形式,如教会),使宗教信仰寄托个体的终极关怀、从信仰上指导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这才真正厘清了政治与宗教的各自领域。在全球现代化的今天,连一向被中国指斥为「政教合一」的西藏**喇嘛,也在今年迈出了政教现代化的步伐,中国共产党也是否有否触动、加入走向政党现代化的行列:
2011年3月11日,**喇嘛致函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宣布正式辞去西藏流亡政府中的政治首脑职务。**喇嘛在其辞职函中论及的辞职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为了西藏政治的现代化,一个是为了西藏政治的民主。**喇嘛写道:「我被认证为**喇嘛及登基以后,很早就有西藏的未来政治制度必须要转变为现代化的意愿」。显然,**喇嘛所指的政治现代化主要就是政教分离。就西藏而言,就是宗教领袖不再担任政治首脑、国家不设立国教、政权不干预宗教、宗教与政治行为剥离等内容。这些内容对西藏而言的确是惊天动地的革命。
就在西藏、众多穆斯林国家逐渐政教分离、政党世俗化的今天,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先生的此文,的确有着开历史倒车、阻碍改革进程、违背周恩来等过去中国政治领导人提出的现代化目标的严重意味。而唯有实现政教分离、政党世俗化,才能不仅给中国民众,也给几千万党员带来福祉,也使中国真正摆脱中世纪的蒙昧,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中。一切正如《圣经》马太福音22章21节所言:「西泽的物当归给西泽,神的物当归给神」
2011年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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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里指朱维群《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一文,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2/17/c_111252515.htm——编者注。
(本文转载自:《羔羊必胜》微刊。http://kan.weibo.com/con/3543081123916933?_from=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