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史上，西欧各国大都出现过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或宗教“复古”运动，如英国的卡尔文派、德国的路德改革、捷克的胡斯运动，这些在宗教旗帜下形成的波澜壮阔的运动，都对该国的发展历程造成深远影响。但是俄国史上的大规模的宗教斗争却鲜为人知，除了一些宗教专门史著作提及之外，很少有把宗教斗争与社会发展进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论述。在普列汉诺夫、别尔嘉耶夫等人的著作中多次谈到俄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宗教斗争——“分裂运动”，谈到俄国思想界、知识分子、革命运动与“分裂运动”之间的渊源。如别尔嘉耶夫就指出：“这种内在的分裂性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解释”。

 

    可以说，分裂运动是解开俄国思想史之谜的一把钥匙。它是俄国知识分子反抗传统的渊源、又是无政府主义的先导，同时是政治激进主义的土壤。然而在激进主义的革命成功后，它却又成为异见运动的精神家园之一，并从中产生了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大师。而当异见运动结出“剧变”之果以后，它又变成了各种不满于俄罗斯的“西化”、要求向“俄罗斯精神”寻根的思想来源。在俄罗斯的传统与革命、激进与保守、复古与求新的光谱两端，似乎都能看到它的色彩。很多人都提到东正教是俄罗斯文化之魂，然而只讲“官方东正教”，它差不多就是“死魂灵”，它的生命力其实多半就是由这种“分裂教派”提供的。

 

    这场对俄国各阶层都有很大改变的以“东正教乌托邦”为载体反抗运动，一直持续了250多年，是俄国影响最大的、涉及人口最多的、持续时间最久的宗教反对派运动。这个俄国历史上的宗教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使我们对这一俄国历史中“导致一切都分裂、一切都中断，都移动了位置，就连心灵本身也不在其位了”的重大事件了解甚少，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的由来。

 

    一、“古风”时代的宗教与政教关系

 

    1054年后的基督教世界东西分裂，使得莫斯科罗斯作为东正教世界的一员与天主教对立，加之蒙古入侵以后的阻隔这两个因素，导致罗斯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中断。基辅罗斯时期过境贸易的“瓦希之路”大通道随之衰落。在分裂的罗斯诸公国中，西南罗斯的加利奇- 沃伦公国等进入天主教文化圈，所以普列汉诺夫说，“加利西亚比其他任何俄国地区更多地受到西方的影响”，西北罗斯维持了相当一个时期的独立，而东北罗斯则在蒙古金帐汗的扶持下成为新的发展中心。12 世纪中叶安德烈王公把东正教的圣物——圣母像从基辅带到了弗拉基米尔，开始建立新的东正教中心。1299年基辅的都主教希腊人马克西姆( 1287 - 1305)来到东北罗斯的苏兹达尔公国，罗斯的宗教中心也向东迁移，马克西姆去世以后，拜占庭的大牧首批准加利奇出生的罗斯人彼得任总主教，彼得又靠贿赂金帐汗拿到统领宗教界的“蒙哥- 铁木尔颁赐的诏书”( ярлык) ，负责管辖整个罗斯主教区， 1326年彼得总主教把主教机构转移到莫斯科，从此形成教会与莫斯科各王公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

 

    1442年罗斯教会取得真正的独立地位。在国家统一过程中，东正教成为中央集权化的有力武器。“第三罗马”莫斯科是东正教唯一捍卫者的思想的普遍流行，它有助于王权的巩固，提供了兼并其他公国的合法性。“царь——(凯撒) ”这个词原是拜占庭皇帝专有的称谓，为了表示莫斯科是拜占庭的唯一继承者并获得这个称号，莫斯科的王公们为此没少下功夫。他们以此前卡利达大公收买蒙古大汗的类似方式，不断贿赂拜占庭大牧首；伊凡三世和拜占庭的索非亚公主联姻( 1467) ，并且开始修建莫斯科大教堂，以取代被伊斯兰教徒亵渎了的拜占庭索菲亚大教堂。伊凡四世一方面贿赂拜占庭的教会，另一方面把俄国接受基督教的年代往上推，创造出一个“安德烈在俄国传教”的神话。伊凡四世对罗马教皇的使臣说：“在基督教会建立初期我们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使徒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在去罗马的路上曾到过俄国，所以当你们在意大利接受基督教时，我们也同时接受了基督教”。在从理论上把俄国基督教渊源上朔到罗马时期的同时，又开始在俄国教徒中册封圣徒。在此之前东正教会尊崇的圣徒和殉道者全部是外国人，主要是希腊人，为了以此证实俄国东正教会源远流长和存在着自己神圣信仰的见证者，俄国教会1547年根据民间调查的结果，把22 人封为圣徒， 2 年之后又加封了17人。

 

    在伊凡四世的不懈努力下， 1547年他终于获得“普世东正教徒的沙(即‘恺撒’) 皇和国君”的称号，达到了“莫斯科是拜占庭真正继承者——第三罗马”的目的。1573年伊凡四世在给瑞典国王约翰三世的信中说：“我们共同源于奥古斯都大帝”。在戈都诺夫执政时期，拜占庭大牧首耶利米到波兰为穷困的拜占庭东正教募捐路过莫斯科，俄国沙皇借此机会向他赠送大量的礼物和1 万金卢布，并先斩后奏，在莫斯科举行牧首推举仪式迫使他承认，这样在1589年，莫斯科都主教约夫当选为第一任牧首。

 

    俄国的教会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原来的隶属关系变成了地位平等的独立关系，至此俄国教会成为东正教世界上最大的自主的教会，其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后来其影响跃居于东正教世界的首位。另一方面，在蒙古统治期间，教会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和地产，成为仅次于莫斯科王公的最大封建主，以俄国最著名的谢尔盖三一修道院为例，到16世纪末，通过王公的赏赐、波雅尔的“敬献”以及圈占土地，它的领地已遍布40个县。彼得改革以前，教会占有全国1 /3的土地和农奴，经济上的独立以及教权神圣的传统思维，使教会从来就不甘居于世俗权力之下，而与沙皇保持着独立性与疏离关系。

 

    这样，从伊凡三世开始就已经存在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争斗，只是因为这时一来教会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的凝聚作用非常重要，二来莫斯科政权的力量在没有完成统一以前还无暇它顾，只能先对反对中央集权化的诺夫哥罗德教会动手，此后沙皇又试图以召开宗教会议的办法解决，都没有结果。伊凡四世在称沙皇以后，他想跳出等级君主制所受的各方辖制，没收教会地产，但是遭到都主教马卡利的坚决反对，马卡利提出教会领地神圣不可侵犯，教会是“圣母和伟大显灵者们的住所”，出售和转让圣母室内的财产是神的奴仆不敢想象的。从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开始，没有一个凯撒敢触动过教会的土地，冒犯教会就是冒犯上帝，谁动教会的财产，就是偷上帝的财富，即使鞑靼汗也从来不动用罗斯教会的土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大量的地产赐予教会。鉴于当时地方势力与皇权的矛盾是首位，沙皇专制的体制还不够成熟，“沙皇特辖制”已经搞得天怒人怨，沙皇只好向以马卡利为首的教会多数派让步，暂且搁置了教会地产问题。

 

    地方分立问题解决后，沙皇腾出手来开始管制教会。1551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宗教会议确定了统一的宗教章程，俗称“百条决议”。它对各地很多混乱的仪式作了统一规定。该会议上虽然允许教会保留领地，但以后的发展受到严格的限制，并规定在波雅尔杜马主政期间修道院所占据的各类土地必须归还原主人，波雅尔大贵族不经沙皇批准不能向修道院“捐赠”任何地产。在“百条决议”中对教会的特权也作了种种限制，比如缩小了从蒙古人时期传承下来的修道院的豁免地位，国家在法律中规定，在修道院附近形成的村镇要和其他居民一样“依法纳税”，国家不再向修道院颁发新的土地特权证书，教会资产由宫廷和教会共管，国家不再向修道院发放津贴，没收非法强占的土地，不经沙皇批准修道院不能向任何人购买世袭领地，以及修道院将已经获得的部分世袭领地交给国家分给军功贵族使用，等等。

 

    留利克王朝末期的最后两次宗教会议( 1581、1584)都是围绕着教会地产问题而进行的，虽然政教双方的较量一时没有还决出胜负，但是沙皇仍采取措施，限制了修道院的土地占有权，废除了蒙古统治时期保证修道院拥有土地和免税权的“达斡尔汗特许证书”。

 

    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是俄国历史上的宗教地位上升期。这是俄国历史上的“动乱年代”，也是留利克王朝与罗曼诺夫王朝之间的动荡时期，这时留利克王朝皇统中断、僭主当政、宫廷内乱、国力衰弱、国家内忧外患，农民骚乱接连不断，波兰、瑞典乘机入侵。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是教会勇敢担当起了国家的职责，御外安内。这个阶段一个大事件是牧首区的建立，与王权衰弱相反，此时俄国东正教的地位空前提高，感召力增强。17世纪混乱时期东正教会挺身而出，以统一信仰和俄罗斯民族为基础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抵御外敌，东正教不但承担起国家的组织者功能，而且成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象征，修道院成为抗击侵略的坚强堡垒，从而挽救了濒临沦陷的俄罗斯。为了拒绝波兰人的威逼，第三任牧首戈尔摩根把自己禁闭起来绝食身亡。许多修道院为祖国解放慷慨捐助，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组织的民军背后的经济支柱就是教会，他们曾在新处女修道院的外墙下与波兰瑞典军展开肉搏。

 

    正是因为有了教会的存在，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得以增强，教会像一个“影子内阁”和精神支柱一样活在俄罗斯人的心里，成为了民族崛起的向心力，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在鞑靼压迫和莫斯科罗斯时期，宗教具有精神上的领导意义，在莫斯科王朝初期，宗教和民族融为一体”。

 

    内乱当中缙绅会议推举大贵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1613—1645)为沙皇，从此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罗曼诺夫王朝。米哈伊尔的父亲费拉列特曾是罗斯托夫的都主教，在教会组织的反抗波兰的斗争中被俘虏到波兰， 1618 年俄波签署停战条约，费拉列特被释放回国，这段为祖国受难的“光荣历史”为他赢得了极大的道德资本和荣耀。在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沙皇米哈伊尔执政时期，教会的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如上所述，全俄的第四任大牧首恰恰又是沙皇的父亲费拉列特，他享有“大君主”的称号，尊至国父的地位，沙皇凡事都要向他请教，一切高层的法规都要两人共同签署，外交使节要由两人共同接见，历史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其实父亲的权力远远超过沙皇本人，因为双方具有父子关系的特殊性而不可复制。虽然教会和世俗权力的博弈并没有停止，但是这“两个政权”因为沙皇儿子的服从性暂时合二为一，而实际上到底是教会成为沙皇统治的工具还是神权支配世俗权力，还是未定之数。

 

    二、“凯撒(沙皇) ”与“上帝”之争——尼康宗教改革

 

    到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任沙皇阿列克赛即位的时候，沙皇的老师、也就是第五任大牧首尼康( 1605 -1681)承袭了教权高于皇权的惯例。尼康1648年任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因镇压该城1650年起义有功荣升为牧首，同时当上帝师，在继任大牧首以后他就要求沙皇要向“上司、父亲、牧师”一样对待他，提出教权高于皇权的“两个光源说”，他说，这二者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世俗权力是地上的人的底层权力，教权是天上的神赋予的高层权力。为了抵制世俗权力的《1649 年法典》，他在1653 年出版了拜占庭教会法律汇编《主导法典》。他以弘扬上帝为借口乘机扩大教会地产，致使教会领地规模达到最高峰，从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到南方的克里米亚，到处都是教会的土地。神职机构的编制膨大得惊人，尼康还专门建造了三座专供“教会的沙皇”使用的修道院：诺夫哥罗德的伊维尔修道院、白海边的十字架修道院和莫斯科近郊的“新耶路撒冷修道院”。

 

    1655年他为自己订做了一件3万卢布的法衣，尼康以“宗教高于世俗”为旗号处处发号施令，他毕生都在与“国家全能论”作斗争。莫斯科神学院赫克教授认为：尼康“无可非议的是俄国十大牧首中最有才干的，也是第一位与沙皇冲突的牧首，是最后一个有权势的牧首”。他可以随意训斥沙皇，尼康对沙皇说：“自从你即位以来，大家都遭受非法的调征，贫穷无力的人们要交纳沉重的贡赋，到处是哀泣、在这种日子里谁也不开心”。他准备在沙皇权力之外，营造另一种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类似于教皇一样的权力。

 

    尼康在野心极度膨胀的同时也为自己寻求合法来源， 1654年趁沙皇御驾亲征率兵和波兰人作战时，留守国内的尼康借此机会包揽了所有的权力。尼康认为“第三罗马”首先不应该在宗教礼仪上与第二罗马有任何出入，他找人用斯拉夫文本经典对照希腊文本，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在东正教传入以前俄国原来的宗教是自然崇拜的多神教，即便是在东正教已经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多神崇拜的痕迹依然存在并向东正教渗透，而且由于东正教可以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布道、做弥撒和祈祷，早期的经书翻译和仪式都显现出俄国的地方特点，即便是伊凡四世宗教改革的1550 年《百条决议》后，这些东西与原有的拜占庭正统仍有较大出入。甚至在俄国不同的教区对经书和教义教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其教义而言，“古老教派”是“森林斯拉夫人”和“万物有灵论”与原始希腊正教结合的产物，与后来尼康改造过的俄国东正教在仪式和教义的理解上区别很大。

 

    而尼康为了表示来源正统，对译文更加忠实，他以希腊经书的标准修改俄罗斯的宗教礼仪， 1653年，他请了一批希腊的神职人员到达莫斯科，严格按照希腊正教统一俄罗斯所有的宗教活动，把仪式、圣书、颂词、祈祷等全部按照希腊文本进行校订，大量刊印修改后经书，而焚烧所有的旧经书，在俄国使用统一的宗教仪式和弥撒经文，改变了12世纪以来用两个手指划十字的习惯，而采用三个手指划十字，以逆时针行走取代以前的顺时针行走路线，把原来诵读《圣经》和《福音书》后祷告的两遍“阿利路亚”改为三遍，把基督耶稣的俄译名由“Исус”改为“Иисус”，把原来祈祷时摆放的7 块圣饼减少到5块，另外修改了向耶稣祈祷、教堂音乐、教堂钟声、弥撒仪式、颂歌赞美词、基督诞生以来的编年史、受洗、婚礼、丧葬、早晚祈祷、牧师的礼服、圣像的摆挂等等。总之，在这场俄国东正教历史上空前的大动作中，踌躇满志的尼康大刀阔斧，对几乎涉及到的所有教会外在表现形式都进行了新的改动，否定了原来一整套在俄国民间已流传了几百年的宗教习俗。

 

    尼康的改革遭到了以大司祭阿瓦库姆为首的许多人士和整个乡村宗教界、尤其是原来与莫斯科对立严重的西北罗斯宗教界的反对。由此出现了一场东正教的大“分裂”。以阿瓦库姆为代表的旧教徒以1550年国家颁布的《百条决议》为蓝本，谴责尼康蔑视宗教会议的权威，擅自篡改自古就流传下来的教规礼仪。他们质疑说：人民是笃信宗教的，是保护教会的主体，“在俄国教会里，由谁来讨论教义和信仰问题呢？根据圣徒的先例，应该共同讨论。但在全俄罗斯的教会里，有些什么样的会议呢？东正教最高会议在军官指挥下只能研究外表的事物”。而圣徒的教会“从来不认为仪式应该是教会一成不变和全世界一模一样的，每一个局部的教会，均应按其独立的程度、适应时间、地点、和人民精神，规定其章程、习惯和仪式”。两个手指划十字、顺着太阳的方向从东往西走承载一种古老民主的仪式，改变了这一点，原来的社会规则也就改变了。民众认为，“这一处分是违反教会本身，即违反人民、违反教会的主体和宗教捍卫者，而由大牧首一人做出的。由于它并不能代表教会，所以这种处分不是圣徒的教会也不是俄国的教会做出的，因此是无效的”。尼康把那些坚持旧习惯的人称为“分裂派”( раскольники) ，而民间教徒则称尼康的拥护者为“教会派”或“尼康派”( церковники、никониане) 。在双方争论过程中，沙皇并没有立即站出来公开表态，任由民间和教会内部相互争执。沙皇自然反对“神权高于皇权”的命题，但是他也懂得统一宗教仪式既便于继承拜占庭的政治宗教遗产，也有利于国家中央集权的统治，沙皇的暧昧态度为宗教界和民间留下了太多的遐想，他们各自坚持自己派别的正确性，希望得到沙皇的首肯和支持。

 

    沙皇是想借尼康的手达到强化中央集权、政令统一，标榜正宗的“第三罗马”的目的。而尼康除此之外却另有所图，尼康本人并不懂得希腊文，之所以对希腊的东西感兴趣，是想重振拜占庭宗教权威，继而实现神权控制皇权，他需要为宗教权力高于世俗权力找到理论依据。就像斯拉夫主义思想家尤·费·萨马林所说的，“在尼康的庞大阴影背后隐藏着教皇权势的幽灵”。无疑，使世俗权力服从上帝的旨意，像整个西欧都承认的教皇那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尼康的奋斗目标，况且他的前任费拉列特已经为这种局面作好了铺垫。令尼康没有想到的是，他同沙皇的“师生关系”绝对无法与前任牧首和米哈伊尔沙皇的“父子关系”相等同，更何况年轻的沙皇早已对尼康的专横跋扈忍无可忍。现在已经羽翼丰满的沙皇不愿意再甘当“儿皇帝”，尼康的尾大不掉、欺君罔上已经遭到整个贵族阶层的反抗，是拿掉他的时候了。这场沙皇与牧首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沙皇策略是先支持尼康的统一宗教改革——因为这是实现第三罗马思想的先决条件，但是又反对他的神权至上政治。沙皇决定先利用尼康实现其宗教礼仪规范化来达到宗教统一，以后再搬倒他而实现皇权之下的政教统一。鉴于尼康的宗教地位，为了凸显沙皇至上的合法性，沙皇决定利用宗教会议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米哈伊尔为此从希腊请来了被“第三罗马”认定为“正宗”的希腊东正教神职人员，并恭请希腊人主持宗教会议。这样做第一是表示与宗教改革的一贯性，第二又可以用尼康自己承认的权威打倒尼康。

 

    重金收买下的希腊僧侣没有辜负沙皇的希望，他们在1667年的宗教会议上全力支持了沙皇的要求。尼康在俄国经营的“国中之国”早已遭到贵族们的强烈不满，他的独断专横、飞扬跋扈也为宗教界诟病和忌恨，因此出席1667年宗教会议的主教们并不反对拿掉尼康个人。但是希腊人和俄国宗教界各怀心思，希腊主教“一心想谴责无知的俄国人企图在教会生活中摆脱当时希腊人的监护，以重建对希腊人的服从，一心想通过谴责和贬低俄国离开希腊教会生活而独立自主的整个时期，以提高这些总主教公开夸耀的‘极端雅典的希腊人’的地位，在俄国舆论中恢复‘希腊人魅力堂皇的影响’，同时增加俄国政府给东方总主教讲坛的赏赐”。而俄国的宗教界想换掉的仅仅是尼康个人。当涉及到两个政权(教权与世俗皇权)的关系时，当涉及到两个民族利害从属关系的时候，俄国主教们断然不会同意希腊“流浪汉”的摆布，也不打算将莫斯科的僧侣界出卖给沙皇。19世纪末著名的宗教史研究家卡普捷列夫教授说：“俄国人不能不看到，希腊人来到莫斯科，首先和主要的是为了发财，获得莫斯科政府和一般所有俄国人的施舍，俄国人看到，希腊人为了发财，不择手段，甚至不排除最为可疑的手段，他们只要获得好的报酬，不惜干出任何勾当”。“两位东方总主教本人在莫斯科的行为就不是无可非议的，他们竟然出卖免罪符，每张一卢布”。

 

    总之，沙皇阿列克赛在同尼康冲突时，向希腊来的东方总主教求救，“这位最沉默的沙皇的希望没有落空，什么勾当都干得出来的希腊人，热烈地支持他，当然不是没有报酬的”。希腊人的理由是，俄国的旧礼仪没有巩固和长期存在的真正的基础。

 

    反对尼康的宗教人士和民间势力起初对沙皇抱有很大希望，认为沙皇与尼康对立就是站在“旧礼仪派”一边，至于请希腊人来召集宗教会议，那是受到了基督教敌人的蛊惑，从俄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以及根据前任沙皇的惯例，最终他还是会站在俄国人的立场上来反对希腊人的。他们判断沙皇不会听希腊主教的意见，废除在俄国流行了几百年的“老规矩”，沙皇也不会做出偏袒尼康的决定，自己的“押宝”会取得胜算的。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沙皇的确处置了尼康，但是却贯彻了他的宗教“正统希腊化”的思想。在1666年的宗教会议上，沙皇批准了尼康所制定的规范统一的东正教礼仪，但同时也罢黜了桀骜不驯的改革倡导者本人，沙皇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利用尼康搞完宗教改革以后就卸磨杀驴把尼康作为反对者的替罪羊流放至死，平息了贵族中的不满，这是政教权力的第一次正面冲突。

 

    1666年宗教会议承认尼康一派是官方教派，凡是坚持“老规矩”的“旧礼仪派”被视为“异端教徒”统统革除教籍，敢于反抗者都严惩不贷，尼康提出的在教会与世俗权力的争执过程中， 1658年尼康在盛怒之下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教堂宣布辞职，然后隐居在沃斯克列先斯克修道院。尼康原本以为在自己的多年经营下，教俗两界是离不开他的，可以借此机会为难沙皇，但与世隔绝数月之后发现他已被抛弃，便心生悔意，希望求得与沙皇和解。但沙皇却不依不饶，要求他立即正式辞职。尼康拒绝辞职，说他只是辞去莫斯科主教一职，并未辞去俄罗斯大牧首的职务。1666 年宗教会议上撤销尼康的全部神职，贬为普通修道士，安置在莫斯科以北500公里的贝罗泽洛。1676年阿列克赛的儿子新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即位， 1681年他批准尼康返回莫斯科的新耶路撒冷修道院，尼康病死于返回的途中。

 

    做“正教世界的嫡传”的主张胜利了，但是尼康妄图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野心遭到了彻底的根除。宗教会议通过了“沙皇的权力高于牧首和一切主教”，“任何人不得违反沙皇的命令，沙皇的命令就是法律”的条款。在沙皇与牧首的命令冲突时，前者可以直接废除后者的决议。但作为交换条件，沙皇政权也承认教会有一定的自主的经济、行政和司法权力，而后来在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中，这些自主倾向才被彻底铲除。

 

    三、彼得改革、宗教镇压与分裂运动的扩大

 

    俄国教会中原来由于民间自然崇拜渗透的多样化趋势，与宗教“一元化与希腊化”的尖锐矛盾。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充分暴露出来。在这点上沙皇与尼康一样，凡是“不改邪归正的古老宗教”统统被视为打击的对象。17世纪60年代就有几千人因拒不归顺被处死。这样就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宗教“分裂运动”。坚持旧教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最虔诚的教徒，是把几百年来的东正教仪式视为生命的人，尼康对于宗教礼仪规范的变革严重地损伤了他们神圣的宗教情感以及他们与教会的关系。而沙皇借尼康之手确立的“第三罗马”国教思想则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

 

    而在世界历史上，俄国发生的这场“宗教改革”与西欧发生的、具有思想解放性质的、反对罗马教皇一元化神权的宗教改革性质近乎相反，随之而来的是：“俄国国家体制与西欧的启蒙道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从强权不是走向自由，而是走向专横”。由于“国家与教会之间建立的私通联盟，教会受国家的诱惑：如果你跪下对我顶礼膜拜，我就会给你世间所有的王国。国家受教会的诱惑，用上帝的十字架..和在教会的掩护下完成欺骗、暴力、奴役民众、政治上的卑鄙行为和政治恐怖”，“基督教的剑被屈辱性地与罗马帝王的剑混合在一起，教会成为国家的武器”。于是在民众心目中，宗教“变得不洁净”了，成为“隐藏于假面具下的教会”。

 

    于是在官方东正教被皇权驯服的同时，民间的东正教却同国家政权发生分离。17 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国家东正教的正统、权威地位确立，原来独立的精神世界现在完全变成了专制统治的“类似物”，其他教派统统被称为“邪教”而遭到残酷迫害。这样一来就引起民间教派的强烈反弹，他们提出了“保护尼康篡改前的东正教信仰，恢复俄罗斯古风”，“恢复教会最初的、合乎教规的自由”的口号。旧礼仪派把坚守自己的信仰看作是阻挡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挑战君权神授、挑战宗教处于政府管理之下的官方宗教观。“分裂运动的主体不在于‘旧礼仪’，而在于统治权”。

 

    因为17世纪的人口与地产统计资料残缺不全以及大量的人口逃匿，确切的分裂派人数不详，只知分裂派约占当时俄国总人口的1 /10。1718 年一位分裂派的叛徒皮基里姆在归顺沙皇后报告说：“分裂派在各城市达20余万人，其人数正在日益增多，在巴拉汉斯科、尤里耶夫斯克和博沃尔斯克等县超过2万人”。实际上根据皮基里姆的报告，他们的数目比这还要多。根据1678 年人口调查有888000个赋役农户可以推算估计，当时的分裂派人数大约有百万之众。从18 世纪开始教会所作的信仰统计中，“分裂派教徒”成为一项专门的“统计资料”。根据1716年和1718年法令，各教区的牧师必须每年编写完整的信仰人群登记，其中“分裂教徒”的人口统计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此举既有警察目的，也有税收目的，因分裂教徒需要交纳惩罚性的高额税，故大量分裂教徒隐匿不报，所以真实的“老教徒”人数大大高于统计数字。但从统计资料中仍能体现出分裂教派的逐渐增长趋势。根据统计资料，1737 年分裂教徒只占到欧俄城市人口的0.2% ，1797占0.5% ， 1802 年占0.6% ， 1808 年占0.8% ，1825年占1.3% ， 1857年2.0% ， 1870年占2.0%。

 

    俄国的人口增长率从1762 - 1834 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9% ， 1794 - 1796年俄国第5 次人口调查共有男性农奴9900万， 据统计到1863年俄国共有分裂派教徒1000万人， 19世纪末分裂派的人数达到1500万，而1900 年分裂派和其他官方不承认的教徒已经达到2000万人。

 

    直到1905年沙皇在立宪进程中开始顺应宗教宽容的潮流、承认“旧礼仪派”的存在之前，历代沙皇对坚持旧教的教徒处罚是严重的。尤其是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比起尼康改革更加血腥与残酷，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巨大的和真正的分裂正是从彼得开始的”。因为彼得对国家政权进行了全新的自我确定，不仅要求教会服从和依附自己，而且也力求把教会吸收进自己内部，使它成为国家政体和制度的组成部分。彼得大帝在俄国确立一种新的“凯撒教皇主义”——“警察国家”。从此沙皇便成为“宗教事务的最高裁决人”，开始了俄国教会的“巴比伦囚徒”时期。彼得以公然的暴力让教会瑟缩发抖，俄国宗教界从此就成了“吓怕的阶层”。彼得高举着达摩克利斯之剑对准一切敢于恢复“古风时代”的人们。彼得用严刑峻法来威胁藏匿逃亡者：苦役和死刑。为了使藏匿者重回原籍，政府用尽了一切手法，彼得曾提出“不使一人漏网”的目标，整个18世纪的各阶层都力图表现“反凝固化”斗争，连坐法就是在那个时候出台的。农民不交人头税时，村长和长老就被逮捕监禁，罚做苦工，直到税款完全付清为止，就是这种“连坐法”，“把自由公社转变为纳税单位，给纳税制度以经常性勒索的意义”，“掌嘴、监禁、殴打等惩罚以及祈祷金的征税越加残酷”。..下面就是彼得一世及其后时期宗教上的大事年表：

 

　　1700年，由于军队大炮供应不足，彼得下令拆毁教堂的大钟用于铸炮。

　　1701年，彼得下令把教会的所有田产和农民收归国家管理。

　　鉴于分裂运动以后有大量的人流浪， 1715年法令实行“告密法”，要求检举任何诽谤政府的人和分裂教徒。蓄留大胡子的东正教徒和分裂派教徒要交50卢布的“胡子税”，分裂教徒必须穿一种特殊式样的衣服，让人们便于确认。

　　1730年，法律规定分裂教徒被抓获后没收财产；惩罚到船上作划手(一种苦役名称) ，以禁止流浪。同年颁布的“西伯利亚法令”加强逃亡到西伯利亚的分裂教徒的管理。

　　1735年，禁止流亡宗教领袖回国。

      1742年，沙皇关闭两个首都的亚美尼亚教堂、涅瓦大街上的外国教堂，鞑靼人集中地方的清真寺被捣毁，摩尔多瓦人、楚瓦什人、车累米斯人的萨满教据点被焚烧，并规定他们不得以任何理由聚众。犹太教被看作是“耶稣的敌人和给俄国人带来极大灾难的人”，“世俗人员转信古老的教派要服苦役，而司祭转信古老的教派要受死刑。

 

     叶卡特琳娜时期的1764年3月，政府批准了非教会人士占多数的宗教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将所有教会产业以及教会的农奴交还国库，结果是900 多所修道院中的500所被关闭。教会人士中唯一对此提出抗议的是罗斯托夫主教阿尔谢尼·马茨耶维奇，他立即被主教会公会流放到索洛维茨修道院，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在女王面前多嘴了。

 

     在彼得一世实行的人口调查以后，一旦被确定是分裂教徒就要交纳双倍的税收。当时刑法典规定只有两种犯罪没有诉讼时效，一是反沙皇罪，二是由东正教改信其他宗教罪，此规定实行到1903年。

 

     尼康、彼得确立的以正统划线的做法，加深了民间与官方宗教界的对立情绪，在分裂教徒人群较多地区，“每隔几年，县长或者警察局长总要带着神父到下面的各乡视察，要求他们遵从官方宗教，如果违背规定就会被处罚、关进监狱、鞭打、强迫交纳圣礼费，教会的密探和县衙门的传教士在这里闹得鸡犬不宁，大量搜刮罚金，然后过一两年又带着皮鞭和十字架再度光临，故伎重演”。“然而这并没有使(旧教)尚存者泄气，他们比以往更加坚信象征和宗教仪式”。分裂教徒越受迫害，信仰就越坚定。他们相信“死亡，只有死亡可以拯救我们”。阿瓦库姆曾称赞那些自焚者说：“选择为主而死是幸福的”，分裂教徒瓦西里·沃罗萨蒂被人们称作“自杀死亡的立法者”，他认为一切在于火，用火洗清罪孽和用斋戒回避罪恶，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受洗。1724 年彼得的太子因同情旧教徒、反对彼得的政策而被处死，彼得一世确立新的王位继承制度，要求人们向新的王储宣誓效忠，旧教徒书吏多库金却当众宣誓道：“尽管沙皇会因此而震怒，我不会向以莫须有罪名废除阿列克塞·彼得罗维奇王子的王位继承者宣誓，按照上帝的意志，我也不会在上面签字。”多库金准备为捍卫真理而献身，最后他被判处了车裂刑。为抗拒宗教改革， 17 世纪末出现过几万人的自焚狂潮。

 

    四、俄国民间的“十字军运动”与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

 

    早期旧教的代表、大司祭阿瓦库姆愤然斥责对分裂派的迫害，他说：“真奇怪，他们怎么不愿了解，怎能用火、鞭挞、用绞刑架来建立信仰呢！哪一位圣徒这样教导过，我不知道。我的耶稣没有教导我们的圣徒用火、鞭挞、和绞刑架来推行信仰。”他给沙皇写信说“请您不要再这样折磨我们，拘捕那些毁灭您灵魂的异教徒，烧死他们这些恶狗，拉丁人和犹太人，释放我们这些自己的人”。但当他知道沙皇决定采用尼康的思想后，就把请求变成了抨击。他写道：“兽有两只脚，两种权力标志着：其一是胜利者尼康，另一个是帮凶阿列克赛。..他虽仁慈，但用双脚触及教会，并修改了教会的章程。”他坚信有罪的是沙皇，沙皇要为此付出代价和遭受苦难。阿瓦库姆说，“用火烧笃信宗教的信徒，你自己将受上帝的火燎”。阿瓦库姆后来又寄希望于新的王位继承人，发现毫无结果以后，便从反尼康转变为反沙皇。但自始至终他并未涉及世俗政治，只是把沙皇作为宗教上的“敌基督”者来反对。然而在他的身后，俄国社会上各种复杂的矛盾却在这场宗教纷争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这场宗教上的异见运动具有了越来越丰富而深远的内涵。

 

    在沙皇政权和官方教会的残酷镇压下导致的旷日持久的“分裂运动”，对俄国民间的反抗运动影响极大，在俄国素来有民间的“十字军运动”之称。很多人从教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变成反对沙皇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为前近代俄国最大的反对派。

 

    由于官方教会不承认民间教会，把民间教会称为“分裂派”，把忠于旧教的人叫做“分裂派教徒”，国家剥夺分裂派教徒的一切权力，把宣传旧教教义的牧师监禁起来或判处死刑。但是越是迫害，民间反抗情绪就越强烈，分裂派的受压制和受迫害，在下层老百姓心目中赢得尊敬和同情，用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话说：千百万旧教徒“是传统的俄国，即过去的俄国真正的代表，而他们很可能就是俄国的未来”。而官方教会就如同普希金的《叶普根尼·奥涅金》中的一行诗：只不过是“一群寒鸦落在十字架上”。

 

    官方对旧礼仪派的残酷迫害和打击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大断裂和民间逃亡浪潮，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旧礼仪派”的活动在俄国被视为罪犯，“俄罗斯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不认同官方思想的人，他们认为沙皇代表的不是真正的东正教国家，而是一股玩弄权势、假宗教之名控制国家的恶势力。这造成官方与民间宗教的分裂。而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在民间、在沉默寡言的人民中寻找真理，寻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基杰什城，寻找纯净的、不被污染、不被官方扭曲的真正的东正教王朝”。他们坚信“每个个人都具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统一性与人类自身的多元性是不矛盾的。他们的矛头是直指沙皇的，而且也是有纲领、有目标、有组织、有行动的。许多分裂派人士的理想王国是带有浓厚修道院色彩的共产制，但因为它过于重精神性，宣传的更多是形而上的东西。很多文献资料都是以宗教文献流传，在一教(国教)独霸的情况下，也被当作“邪教”宣传品而销毁，留下的东西较少。因为俄国历史上官方东正教一元化的统治地位、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建立和自由农民的消失即农奴制的确立这三个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反对这三者的力量，即反尼康新教的宗教反对派、反专制皇权的政治反对派和抵制农奴制的社会反对派也就常常混在一起。“旧礼仪派”的“恢复古风”运动，往往被视为“反农奴制”运动或者“分裂势力”。其实凡是俄国史上的反对运动都有他们的身影。

 

    教会的分裂开始了俄罗斯生活和俄国历史的深刻分裂，分裂派始终不认同沙皇制度，把他们看作是“敌基督”的莫斯科贵族的篡逆势力。旧礼仪派的实际锋芒，不仅针对“教会礼拜仪式的病态的、虚假的感情”，而且针对“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宗教因素”的“魔鬼的王国”。

 

    分裂派内部分作很多宗派，里面的分支繁多，比如莫罗堪教派、反正教礼仪派、鞭苔派、阉割派等等。旧教的拥护者成分十分复杂，不但有反对中央集权化的大贵族波雅尔，有受到教会上层压迫的中下级僧侣，还有地位低于贵族的射击军，甚至还有一些坚持旧教的王室成员，以及被专制体制禁锢的商人集团，思想体系和追求也是五花八门，主要作品有大司祭阿瓦库姆编著的《生活纪事》、宗主教约阿基姆编写的《宗教的色彩》、都主教雅沃尔斯基的《反耶稣基督的征兆》和《圣宗的信仰》以及佚名的《灾难加厄运》等等。这个时期受波兰贵族民主制和文化的影响，涌现了一批政论作品、纪实小说体作品来论证对俄国社会转变的不同看法，有人把这个阶段称作“俄罗斯的文艺复兴时期”。17 - 18世纪之交，在北方的森林深处，在维格荒漠里，杰尼索夫兄弟创立了分裂教派的“学术中心”，他们有自己的报纸、杂志，在那里研究文化、逻辑学和修辞学，在维格的图书馆里，除了教会书籍外，还可以见到各种不同的宗教书籍。他们有独立的聚集生活，还继续保持着古风时代的语言和信仰。

 

    分裂派的组织网络遍布，活动能量很大。分裂教徒早在18世纪就已经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他们的两个主要教派：教堂派和反教堂派在莫斯科的普列奥布拉任尼斯基和罗戈日斯基墓地附近建立了全俄性的中心，这些中心通过派往各地的联络员以口头交流和传单的方式协调全国范围内分裂派的活动。19世纪40年代尽管受到尼古拉一世的迫害，在俄国的26个省及其国外的一些团体仍处在普列奥布拉任尼斯基中心的影响之下。在分裂教徒之间形成了大体一致的舆论，他们的职业活动家利用这些舆论的支持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各种活动，例如1803 - 1822年受罗戈日斯基中心的影响，分裂派团体向政府提出允许他们进行祭祀活动的要求，由于组织得当，他们取得了自己的胜利。分裂教徒创办报纸宣传宗教自由，揭露沙皇的罪恶行径，分裂派有自己的杂志，经常印刷一些宣传本教派观点的传单和小册子在民间秘密散发，还刊印大量的宗教书籍，比如赫尔岑就提到他的一个朋友瓦·伊·克里西耶夫(1835 - 1872)来往于国内外联络分裂教徒，并在1859年出版了《分裂派文集》六册，“很快销售一空”。1861年克里西耶夫前往莫斯科，目的是与分裂教徒建立巩固的联系，“他抱着坚定的信念，要进一步接近分裂教徒，与他们建立新的联系，如果可能就留在那里，传播自由教会和村社生活的福音”。

 

    当时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都在宗教的大旗下聚集起来，俄国的中央集权化、农奴制、宗教的单一化这几项重大变革的同时发生，使它的主导思想与反对农奴制、反对中央集权化、争取教会民主、以及与民族意识的觉醒都有关联。分裂派直接提出的口号就是反沙皇、反农奴制的。因为过去苏联史学中突出阶级斗争和所谓“历史进步”的主线，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滤去了宗教的内容，出现了相互矛盾的评价：要么把它视为“农民战争”而加以颂扬，要么把它视为反对中央集权化的分裂势力加以鞭挞，有时以“反沙皇”的革命精神给予肯定，有时又以其愚昧地“向后看”、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复古潮流大加批判。其实这些倾向当时都混杂在分裂运动的大潮中，凡是在反沙皇的运动中都有分裂派的身影。十二月党人起义、革命民主主义、民粹主义运动、社会民主党的反沙皇革命都得到了分裂派的资助。历史学家波戈金承认：“俄国一旦允许宗教自由，就会有一半信仰基督教的农民投靠分裂教派(尽管全力追剿，还时有大量旧教徒参加分裂教派) ”。

 

　　随着时代的进步， 1883 年亚历山大三世给予分裂派一定的公民权利， 1905年沙皇颁布《信仰自由法》：“取消现行使用的‘分裂教徒’的说法，承认旧礼仪派的称谓”，他们至此才基本获得合法地位，而这时距离1654年尼康改革已经过去了250年。俄国的宗教反对派运动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抗争呐喊提供了深厚的宗教底蕴，不懂得这一点就无法感受他们的坚定性来自何方。今天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分裂派运动是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之祖，甚至认为后来进入英语的“知识分子( intelligentsia) ”这个俄语词的原意并不是指什么有学问的专家，而是指那些具有强烈价值倾向、近乎偏执的信仰者和社会批判者。显然，在俄国，具有这种特质的人首先就形成于分裂派运动中。因此别尔嘉耶夫说：“这种内在的分裂性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解释。它是“解开俄国思想史的一把钥匙。19 世纪的平民知识分子正是这种分裂性的延续”。而后来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乃至斯拉夫派和“寻神派”，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是在这一传统文化土壤中吸取精神营养而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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