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帝的道德属性
 
    现在很多学者根据甲骨文里有“上帝”二字，认为中国古人也信仰过上帝，但这个上帝与希伯来《圣经》中的上帝恐怕还不太一样。晁福林先生有一篇文章《论殷代神权》，认为商代的神灵是三位一体：祖先神、自然神和上帝，最高的是祖先神，而不是上帝。所以还是有差别的。另外，甲骨文中的上帝道德属性不强，虽然有“帝令风”、“帝令雨”的神力，但喜怒无常。学术界一般认为，周代才出现超越宗族之上的至上神，另外周人提出“以德配天”的观点，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或上帝的道德属性才呈现出来。 

    孔子是商人的后代，但更崇尚周文化，是在继承周文化的继承上创立儒学的。从孔子的论述看，他的确保留了天或上帝的观念。如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吾欺谁，欺天乎？”孔子在处境艰难的时候经常与天对话，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可谓是“世无人知，唯天知之”。但孔子之为孔子，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保留了天或上帝的观念。孔子之为孔子，孔子的伟大之处是因为提出了“仁”，“夫子以仁发明此道”，“孔门之学，求仁之学”，一部儒学史实际就是对仁阐释的历史。
 
    近些年我有一个感悟，我们以前谈论孔子的时候时，往往是从人文主义去理解，把古代思想解读为宗教到人文的进步的路线，例如徐复观《中国人性史论》先秦卷。这与杨鹏关注的问题正好相反，杨鹏关心的是上帝为什么被我们丢弃掉了。我觉得，孔子提出“仁”的确有一个天命的背景，或者说在与天的对话中呈现出来的。所以孔子讲“天生德于予”，“德”是什么？似乎并不清晰。但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故德至少是可以包含仁的，这说明仁是与天有关的。孔子又说“上学下达，知我者其天乎”。通过实践“仁”可以了解天，也让天了解我。牟宗三先生概括为“践仁知天”，实践仁而了解天。孔子的这一思想当然意义重大，前面说过，颛顼令重、黎“绝地天通”后，上帝就被天子垄断了，成为皇家宗教而大众无关了。而孔子提出“下学上达”，践仁知天，认为通过仁即可上达天道，打破了自重黎“绝地天通”以来少数贵族对天命的垄断，使天与个人发生联系，为个人成圣提供了可能。从这一点看，我们可以说孔子创立了“新教”，一个属于所有士人、君子的宗教。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说“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天是什么？天是在我内心的呈现，通过我的心、性就可以了解、领悟天。这实际是把天落实在心之中，开启了心学的传统。在孔子那里，天还是外在的超越者，有上帝的味道，但孟子的天则完全主观化了。以后陆象山说“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就是从孟子发展而来的，陆九渊还有一首诗：“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二十岁时读这首诗，热血澎湃，现在再读，感觉就不一样，不能不有所警觉。所以孟子尽管贡献很大，但他对人性的态度，还是过于乐观了。在天人关系上，他过分强调了人的一面，忽略了天的一面，是有偏颇的。不过儒家还有《易传》的系统，“推天道以明人事”，肯定天道的客观性，主张仰观俯察，不仅仅是讲心性。《易传》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既讲“穷理”也讲“尽性”，较之孟子只讲“尽性（心）”显然更为完备，所以《易传》的传统更值得关注。不过《易传》的天属于天道，而与上帝无关了。 

    宋明理学的复兴主要是面对佛老的挑战，但佛教主张缘起性空，并不主张有一个主宰者或者上帝，所以宋儒并没有遇到上帝的问题，在天道观上他们受道家、道教的影响可能更多些。宋儒中程朱一派讲天理，朱熹承认天有主宰的作用，但又否定其有人格，认为“而今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评罪恶，固不可”。陆王一派则是讲本心，是从孟子这一系发展来的，陆九渊称他是“读孟子而自得之”。牟宗三把宋明理学分为三系，朱子是“别子为宗”，被否定掉了，陆王一系是正宗吗？也不是。牟先生另找出了一位胡宏，认为他才是大宗之大宗。因为他既讲天道，又讲人道，在天道、人道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牟先生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他的看法是建立在对天人关系的深刻洞见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