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文化现象，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均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宗教团体及个人的宗教自由权利。我国宗教信徒现已达到3亿之多，但时至今日，在广阔的宗教生活领域，我国依然没有一部调节宗教社会关系的法律，这与法治建设的时代要求显然不符。宗教权利的法律保护，已经显得必须而又紧迫。

一、法律保护宗教自由权的应当性

1.宗教信仰自由权本身要求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法理学中，权利可分为“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应然权利是人之为人应当、自然具有的权利，与作为权利主体的人不可分离，具有不可剥夺性，宗教自由权即属此类。古往今来，人类社会没有无宗教的历史，宗教是古今中外全人类大家庭普遍存在的巨大文化现象。我国自古就有宗法性宗教，随着道教的兴起，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传入，宗教一直是众多国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至今日。因此，千万不要认为“宗教可以消灭”或“宗教自然灭亡”，这种观念天真、幼稚，是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而已。“文革”铲除牛鬼蛇神的历史实践，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宗教非但未被消灭，反而“越灭越多”。宗教是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人性之本能所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⑴尊重宗教自身的客观规律，用法律保护公民及团体的宗教自由权利，才是我们的当走之路。

2.用法律保护宗教自由权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据荷兰法学家马尔赛文等人的统计，宗教信仰自由为现代多数国家之宪法所规定，占成文宪法的89.4%。⑵美国建国之初，各州均制定了宗教自由法案。其后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以最高法律形式确保了公民之宗教自由权。战后的《日本宪法》规定了“对任何人都保障其信教的自由”；《德国基本法》将宗教内心自由权、外在行为表达权列入保护范围。1986年《菲律宾宪法》规定：“不得通过任何关于设立宗教机构或禁止其活动的法律，不抱歧视或偏见，自由信奉宗教及举行宗教仪式，应受到允许”；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也将与宗教信仰相关的个人性自由、集体性自由、内心信奉自由、外在活动自由等权利都纳入宪法保护之中。这些国家在宪法的规定外，也在法律、法规乃至司法实践层面切实保护了宗教自由权。

我国在清代以前，有关宗教的政策、法律因统治者的意志不同在各朝宽严不一。直到民国建立，才明确将宗教权利以宪法形式进行保护。北洋政府期间，军阀连年混战，但法律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规定仍是前后相沿，南京国民政府对此也一以贯之。整个民国时期，没有传教团体被取缔的事件发生，宗教案件尤其是政府与宗教信徒、团体冲突的事件少之又少。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人民有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权，五四宪法亦有“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之规定，但“文革”期间宗教自由遭到严重破坏。拨乱反正后，执政党把“认真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⑷列为重要问题，其后的八二宪法也对公民的宗教自由权保护作了规定。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由于我国宪法尚未司法化，宪法的纲领性规定有待具体落实。因此，制定一部《宗教法》，用法律保护公民宗教自由权利是当然之事。

二、法律保护宗教自由权的紧迫性

1.我国已加入或缔结相关国际公约，宗教自由权的法律保护是我国的国际法义务。二战之后，有关宗教自由权保护的条款，成为众多人权公约的重要内容；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这些内容涉及到宗教的公开信仰、秘密信仰、内心活动、外在行为等各个方面，《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美洲人权公约》莫不如此。我国已加入了20余项国际人权公约，并接受了许多重要的国际人权原则、惯例，因此有义务保证这些国际习惯、规则在中国得到实施；用法律保护宗教自由权，已是迫在眉睫。

2.革除现行宗教管理模式之弊端，迫切需要宗教自由权之法律保护。当代中国处理宗教问题的模式，是“政治化解决”、“行政化处理”而非“法律化审理”；宗教事务领域尚无法可依。处理宗教事务的依据是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以及位居其下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然而这种自我立法、自我裁判（司法）、自我执行的“三合一”模式，显然违背法治原理。⑸现实中宗教自由权屡屡受到侵害（如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取缔及对其相关人员的罚款、拘留、劳教等），然而当信徒通过法律途径提起诉讼时，往往法院不予立案。这种宗教处理模式严重挫伤了信众情感，党政形象也因此受损，同时也给外国政府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提供了佐证。目前，信徒鉴于宗教的“忍耐”、“饶恕”等教义要求，尚未走上大规模“上访”维权之路。但若长期不将涉及宗教的矛盾、纠纷纳入法治化轨道，势必将使政教关系持续紧张，矛盾积累一旦突破一定限度，必将严重危及社会稳定及执政的民心基础。

通过法律为权力设定边界，是法治国家的必然举措。对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人员或机关，应贯彻“法无授权则禁止”原则；而对公民或宗教团体等社会主体，则奉行“法无禁止则自由”的世界通行法理。任何一方，均唯法是遵；触犯法律，均要接受法律制裁。事实上，公民或民间团体起诉公权力机关或执法人员，在现代法治国家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宗教领域也不例外。⑹我国应允许信徒或宗教团体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其自身权益，宗教纠纷由司法机关公正裁判，才能切实保护宗教自由权利。而这，首先要有法可依；因此，抓紧制定《宗教法》，用法律保护宗教自由权，是宗教领域法治化进程之迫切所需。

三、法律保护宗教自由权的必要性

1.保护宗教权利就是保护社会善良风尚。华盛顿有句名言：“没有宗教的原则，国家的道德就不能建立”。宗教有益于社会善良风尚形成，宗教对公众良知的形成极为重要。西方在工业革命前，宗教伦理奠定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并不是将赚取的钱财用于颓废奢华生活的“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而是以勤劳、节俭、坚忍、奉献为价值观，奉行个人禁欲主义、具有坚实道德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 信仰上帝的人必须以过客的心态在世上度过其一生，轻看一切属世的事务，不让心灵为世俗所累。正是宗教伦理的支撑，使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垂而不死”。反观当代中国，“官场腐败”仅是道德滑坡的一面，唯金钱与权力至上的价值取向而形成的“众民皆腐”，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由于缺乏对彼岸世界的敬畏与追求，将权力、地位与金钱、财富作为此岸生活的终极目标，使得许多人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官员贪腐，司法黑暗；劣质奶粉、毛发酱油、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大桥坍塌，公路塌陷，“三边工程”、“草包工程”、“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相关领域虽有法律法规存在，但仍挡不住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一批又一批的以身试法者。究其缘由，良知缺乏、心灵缺少道德约束是根本的内在原因。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安顿人心、洁净精神的良药，而这正是宗教的天然功能。因此，保护宗教自由权，就是保存了挽救道德滑坡的文化动力与净化心灵的救世良方。

    2.中国历史的经验智慧显明，宗教权利的保护与否关系执政的成败兴衰。宗教与中国的悠久历史并存。数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对宗教宽容礼敬的王朝，会出现民族和睦、政治繁荣的局面；反之则会造成民族分裂、政治衰败的后果。⑺汉代实行“怀柔优抚”，有力地推动了边疆稳定与民族融合。唐代也曾实行开放、宽容的宗教政策，“三教并奖”、“因俗而治”甚至“唐蕃和亲”，尊重外来的宗教信仰，甚至允许其在中国建庙立寺，因此获得教徒的拥戴，于是大批胡商（外资）来华贸易，促进了经济发展，首都长安也因此成为世界名产荟萃的国际大都市。同时，宗教作为媒介，也推动了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华文化也因此走出国门而对域外文明产生影响。反面的例证也不少见；元代崇奉黄教，抑制民间信仰，实行差异、歧视、不平等的宗教政策，加上严重的民族压迫，最终导致官逼民反，农民起义爆发，元朝短祚而亡。清代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实行“阳为抚循，阴为化导”的“双轨制”基督教法律政策，表面宽容，实质限制，对基督教采取文本规定与实际行动不一致的“二元化”处理，结果导致教案频发，内政无序而外交窘困，加速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十八大已经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具体提出“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因此，用法律来保护宗教自由权这一基本人权，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3.保护宗教权利有益于法治根基的形成。法理学家昂格尔指出，西方法治的形成得益于两个历史条件，即多元利益集团和“更高的”普遍或神圣的法则——“自然法”的存在。这两者均与宗教密切关联，就前者而言，西方历史上第一个独立于世俗政权而存在的社团就是宗教组织，许多行会、公会的形成，均由宗教组织孕育而来。英国仅注册的慈善组织就达30余万之多，其中大多与宗教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后者来说，宗教恰恰是西方自然法传统的灵魂之所在。伯尔曼也曾断言，法治的诸多原则，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权力制约原则、正义原则均来源于宗教的贡献。可见，宗教对法治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功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法治的形成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用法律保护宗教自由权利，可使宗教的正常、正向功能得到发挥；宗教权利得到法律保护，宗教所蕴含的法治文化基因就可存续、生长，这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总而言之，宗教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正能量。用法律保护宗教权利，符合人类本性与世界潮流，更符合法治建设的大方向，是利国利民的大善举。“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我们期待相关部门制定一部既符合世界通行法理又切合中国实情的《宗教法》，切实保护宗教团体及公民个人的宗教权利自由。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切实启动中国宗教法治化进程。

*作者系河南中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文撰写及发表受“河南中医学院科技创新培育团队支持计划”资助。

⑴《荀子·天论》。

⑵黄文伟：《国外宗教立法初探》，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611。 

 ⑶参见任杰、梁凌：《中国的宗教政策——从古代到当代》，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⑷1978年10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当前宗教工作中急需解决的两个政策性问题的请示报告》。 

 ⑸孟德斯鸠曾经预言：“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会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有压迫者的力量。”（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6页）；当代中国宗教领域的现实状况不幸被孟氏言中。

 ⑹比较著名的案例有：坎特维尔诉康涅狄克州案件（Cantwell v. Connecticut），阿罗·斯密斯诉英国案（Arrowsmith v. United Kingdom），莱拉·沙欣诉土耳其案等。政府也可起诉信徒个人，如西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巴内特案（West Virginia Board of Education v.Barnette）。

 ⑺张践、齐经轩：《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载于《宗教与法治》2014年冬季刊，本网首发，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