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印度和其他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来说，俄国的佛教文明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惊奇，因为，俄国一直是以古老的东正教、沙皇帝国和共产主义为世人所熟知的。在16世纪最后25年中，佛教以戏剧般的方式从蒙古传播到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当时的蒙古统治者俺答汗在佛教传播中发挥了开拓性作用。起初，蒙古的佛教僧侣和西藏同伴在马背上带着帐篷，来到西伯利亚和任何他们发现有人居住的地方，搭好帐篷，在里面供上释迦摩尼像，然后开始传教，这就是临时的佛教寺院“杜甘”。如此戏剧般的过程年复一年，一直持续到19世纪。

 

 

 

随后，这些临时的寺院转换成永久的木质建筑，尤其是在奥纳河、乌拉河、色楞格河和安加拉河等西伯利亚河流的沿岸，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佛教寺院“扎仓”。很快，它们就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尤其在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以及卡尔梅克牢固地确立了佛教的根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俄国的佛教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历程。须特别指出的是，佛教在俄罗斯帝国的两个相距甚远的地理区域内得以传播。据俄国学者尼古拉·叶尔莫什金考证，公元1世纪时佛教作为宗教和哲学体系开始通过丝绸之路在中亚广泛传播，从古老的花剌子模，到里海、咸海和太平洋的广阔地域内。他写道：“中世纪初期，佛教寺院在中亚的多数大城市建立。一份古老的手稿描绘了公元7世纪中叶撒马尔罕的佛教庙宇修复的情况。佛教文化中心在龟兹、和田一带非常普遍。科学家过去经常到和田寻找在印度不能发现的稀有手稿。”随着7世纪伊斯兰教的出现，穆斯林统治者武力的摧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佛教文明的传播。

 

 

 

从14世纪起，佛教在俄国的传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时，蒙古统治者开始了一项有组织的运动，让佛教遍布他们的帝国。首先，佛教在布里亚特扎根。据俄国文献记载：“在布里亚特，主要是北传佛教的蒙藏分支。最初，在外贝加尔和俄国其他佛教地区传播的是格鲁派，它由宗喀巴于公元14-15世纪创立。宗喀巴因在藏传佛教上推行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而被称为‘佛陀’，他成功地将所有佛教哲学教派统一到一起，并将小乘、大乘和金刚乘等三个主要佛教分支的方法结合起来。”格鲁派又称为“黄帽派”或“黄教”。这个名词源于宗喀巴帽子的颜色。有学者指出，由宗喀巴创立的黄教派的真实含义是：黄色象征原始律宗严格规范的重建，即恪守佛教僧侣道德准则和行为。依照律宗，佛教僧侣要穿上用废旧破布做成的长袍，通常是黄色的，以表明他们全身心的奉献及对世俗诱惑和苦恼的自我摒弃。

 

 

 

关于佛教理论体系在俄国的出现，存在一些有意义的细节。人所共知，佛教是从蒙古传播到西伯利亚的。直至17世纪，萨满教一直是布里亚特人的主要宗教。这个时期，俄国正试图在西伯利亚扩大帝国的统治。同时，大量不希望参与封建战争的蒙古人从家乡逃出，到达布里亚特。由于蒙古人在本国时就已经成为佛教徒，所以他们在该地区的佛教传播中发挥了先锋示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阐述俄国的佛教问题很难不涉及佛教与蒙古的关系问题。根据俄国史料，佛教在蒙古和布里亚特的扩张用了数百年的时间，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原始蒙古部落和佛教最初接触的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匈奴和鲜卑时期。这一阶段，两个民族知晓了佛教文化中的一些要素。第二个主要阶段开始于12-13世纪伟大的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和蒙哥统治时期。此时，蒙古人真正地认识了佛教。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成吉思汗征服了很多国家和民族，其中契丹人、畏兀儿人、中国人和通古斯人已经真正地皈依佛教。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改信佛教，这是蒙古佛教传播史上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萨迦派一个名叫八思巴的大喇嘛也在忽必烈王朝的都城大都(北京)开展了传教活动。1252年，忽必烈汗和八思巴喇嘛签署《珍珠宪章》，划分了蒙古帝国内世俗和宗教界的势力范围。由于布里亚特被称为“阿拉蒙古”，也就是忽必烈帝国统治时期的漠北蒙古，因此布里亚特自动地处于《珍珠宪章》的管辖范围内。依此，历史学家认为1252年蒙古帝国宣布佛教为国教的时间，也同样适用于布里亚特地区。

 

 

 

佛教在蒙古传播的第三个阶段是伴随着16世纪俺答汗的到来而出现的。俺答汗提升了黄教在蒙古的地位。1576年，他组织召开各部落和宗族大会，确保佛教在他的帝国成为绝对性的宗教。俺答汗的侄子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王子劝说他的叔叔，如果将西藏的最高大喇嘛邀请到蒙古，将受到赞赏，而且还会获得好处。据说，俺答汗本人第一次知晓佛教是在此次谈话的三年前，那时他在同中国西部西拉畏兀儿人的一次战役中抓获了两个喇嘛。其中一个喇嘛向俺答汗传教，并使其皈依佛教。

 

 

 

1578年，在西藏大喇嘛的见证下，俺答汗宣布了《十道德法规》，同时授予大喇嘛“三世达赖喇嘛”的头衔。在此法规的作用下，蒙古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多深层的改变：废除了陈旧的习俗，如随意刺杀骆驼和马，把它们当做死人陪葬品活埋等，引进了新的习俗；建立了包括四个等级的僧侣统治集团，每个等级在地位和特殊权益上与世俗贵族的等级相对应。达赖喇嘛致信俺答汗，称他们并不是第一次相见，而是很久以前就已经相识了。这意味着，俺答汗被当做忽必烈汗的化身，达赖喇嘛则是八思巴喇嘛的转世。在这种情况下，蒙古王朝的创立者成吉思汗被宣称是达赖喇嘛的第四次转世。

 

 

 

四个世纪后，苏联学者对蒙古佛教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佛教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完全具有宗教学说反科学的本质特征。佛教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出现，7世纪进入西藏，很快在那里广泛传播。尽管基本教义没有变化，然而藏传佛教在仪式、教义及教会机构的组成上都发生了相当多的改变。这些改变的目的在于使佛教最大限度地符合西藏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论及选择成为佛教僧侣的那些人时，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喇嘛教从劳动力中转移了相当数量的男性人口，因而妨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抑制了人口的增长。”

 

 

 

另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是卡尔梅克，它历史上和蒙古的关系与布里亚特相似。俄学者Y．P．巴卡耶娃认为，卡尔梅克人是俄国欧洲部分唯一真正信仰佛教的。在欧洲，卡尔梅克佛教被称为西蒙古部落文化。在佛教传到卡尔梅克前，厄鲁特人于12-13世纪通过畏兀儿人成为佛教徒。最初，佛教传播集中在精英阶层，尤其是封建主阶层。1368年，元朝灭亡后，厄鲁特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且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给中国人提供佛教文献。17世纪初期，卡尔梅克落入沙俄之手。1640年，蒙古人和厄鲁特人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佛教为卡尔梅克的国教。同时，会议还通过了一项惩罚萨满教拥护者的法令。另一位俄国学者G.S.多尔日耶夫引用卡尔梅克文献指出，在17世纪早期，蒙古国王拜巴噶斯决定让他的一个儿子巴巴可汗成为喇嘛。巴巴可汗被送到西藏，学习了22年佛教。他在拿到拉然巴格西—咱雅班智达(博学之士)学衔后，于1639年回到蒙古，成为厄鲁特蒙古人中的一个喇嘛。他在1645年、1657年、1660年三次访问卡尔梅克。他的访问不仅仅是传教，而且具有政治意义。他成为达赖喇嘛在卡尔梅克的代理人，加强了这一地区与西藏的联系。关于1640年厄鲁特大会，多尔日耶夫提到一个有趣的规定，即如果萨满教的拥护者骑马来到卡尔梅克，那么他的马将被抢走。这就证明卡尔梅克是以一种独特方式为佛教提供政府保护的。在18世纪中期，其他一些有趣的条例也被附加到1640年大会通过的规章中。例如，如果有任何人违背了佛教准则，他必须交出一只三岁大的绵羊和30戈比的罚款，并被掴三个巴掌。然而，这些惩罚仅适用于富人，穷人会被罚10戈比，被掴五个巴掌。

 

 

 

到17世纪，佛教在西伯利亚已经打下坚实的根基。事实表明，俄国统治者对当时佛教在西伯利亚的发展情况缺乏了解。沙皇的儿子彼得·别克托夫在1647年率几十人去贝加尔地区。他们经阿拉瓦纳湖地区去蒙古，在那里觐见了钦察国王。又走了一天，他们遇到另一个王子图鲁克·塞伦加。随后又经过六天的行程到达乌兰乌德河。他发现了用纸印刷的宗教书籍，以及人们在图罗凯王子面前顶礼膜拜。在16世纪70年代，沙皇派遣一个叫尼古拉·斯帕法里的人去贝加尔地区和远东。在那里，斯帕法里第一次看到穿着袈裟的喇嘛。俄国学者E.M.扎尔金德说道，当俄国处于封建社会时，原始制度仍在布里亚特盛行。当佛教成为布里亚特官方宗教时，封建制度也随之发展起来。此时，佛教成为封建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还指出，在19世纪上半叶，佛教在布里亚特已经十分普及，这不仅有助于封建制度的形成，而且有助于统治阶层的形成。17世纪30年代，布里亚特开始出现佛教寺院。经过发展之后，在布里亚特的霍林、通卡、巴尔古津斯克、阿拉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等地区，出现了佛教有组织的扩张。

 

 

 

与此同时，1712年，因为蒙古的一场战争，大约有一百个蒙古人和五十个西藏喇嘛逃到贝加尔和布里亚特地区。他们的到来促进了佛教寺院的快速发展，扎仓作为佛教传播中心开始发挥作用。佛教的发展使俄国统治者十分不安。根据总督萨瓦·拉古津斯基的建议，1728年沙俄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喇嘛越境去中国。这使布里亚特喇嘛十分不满。拉古津斯基还提出，一个家族要有两个孩子接受俄国官方的教育，以确保他们对沙皇的忠诚。以1728年法令为基础，1853年沙皇颁布了《东西伯利亚喇嘛的宗教生活》。对此，喇嘛在各个寺院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教育儿童的运动，以此来挫败沙皇的教育命令。

 

 

 

鉴于佛教日益增长的影响，俄国统治者决定将喇嘛教的信徒纳入法律管辖范围。为此，1741年开展了一项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共有11座佛教寺院和150个喇嘛。这一年成为俄国佛教传播史的转折点，沙皇扎林娜·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通过一项法令，宣布佛教为俄国的官方宗教之一，另外三个官方宗教是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同时，免除了喇嘛的税赋，并且为他们向游牧民族传播教义提供便利。这个时期，喇嘛还没有完全处于统一组织下，尤其是布里亚特喇嘛，他们依赖于蒙古喇嘛，认为自己和蒙古是密不可分的。西藏的僧侣也给布里亚特喇嘛相当多的影响，这也是俄国统治者力图对布里亚特加紧控制的原因。政府还竭力使布里亚特的寺院摆脱外国的影响。这一地区外交使节呈送给沙皇的各种文件显示，当时的政府十分希望维持边界的和平与融洽，并且在寄膳者纠纷之后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随着佛教成为俄国的官方宗教，在布里亚特民众中俄国的影响得到相当大的提升。正因为如此，在对佛教寺院施加控制的问题上，当地民众和统治阶层的矛盾也出现了。然而，佛教的根基继续加强。在1741年佛教获得官方承认前，第一座扎仓于1707年在萨拉图斯克建立，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布里亚特佛教寺院的数量达到47座。

 

 

 

进入20世纪以来，佛教呈现出一个新的形态，不同的佛教哲学和医学学派在西伯利亚很多地方繁荣发展起来。起初，这些流派没有得到官方承认，然而它们持续增长的影响迫使俄政府给予认可。在此时，卡尔梅克的佛教寺院数量达到100座，而那里的喇嘛都是卡尔梅克人。

 

 

 

有意思的是，19世纪的前25年中，佛教的日益强大吸引了英国殖民传教士的注意。成立于1795年的伦敦传教士团在两名神职人员罗伯特·平克顿和约翰·彼得森的提议下，1817年派遣基督传教士去布里亚特，以使那里的人改信基督教。在这个方案背后，暴露了伦敦传教士团为未来的基督世界勾画的宏伟计划：“传教士团不仅要试图转化布里亚特人，可能的话，还包括其他的西伯利亚部落，而且要成为进军中国的切入点。希望通过西伯利亚占领外蒙古，进而占领北京，最后占领整个中国。”

 

 

 

随后，又有一些传教士被派到布里亚特，但传教活动的惨败使他们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传教士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说道：“传教士团建立时，伦敦对布里亚特几乎一无所知，所了解的一些知识也是错误的。例如，传教士团对布里亚特人所信奉的宗教的本质极为困惑，认为‘萨满教和达赖喇嘛的宗教有密切联系，并和婆罗门教有一些相似之处’。很快传教士就发现，事实是完全不同的。喇嘛教本身是在信萨满教的布里亚特人中传教。这两种宗教互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

 

 

 

这些传教士在沙皇亚历山大的正式允许下前往西伯利亚。到达后，为了让佛教徒改信基督教，他们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策略：先努力促使某些部落首领皈依基督教，然后民众就会跟从。有一个例子是失败的传教活动中最有意思的插曲。两个部落首领在大量的诱惑下皈依了基督教。伦敦传教士团把他们从布里亚特带到圣彼得堡，当作基督教广泛传播的象征。然而，他们怪异的举止和酗酒的习惯给传教士们带来了可怕的麻烦。最终，随着伦敦传教士团在布里亚特的失败，建立从欧洲经西伯利亚、蒙古和中国到达印度的基督教帝国的宏伟计划破产了。

 

 

 

历史进程表明，无论是沙皇政权还是英国殖民者对西伯利亚的佛教感到如何不满，但是面对时而出现的不和情况，它仍然能够生存下来。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最悲惨的境况摆在了俄国佛教徒面前。就俄国社会而言，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它都是一个多宗教社会，然而宗教迫害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沙皇时期，东正教被认为是俄国唯一真正的宗教。因此，背离东正教会的教派要遭受残酷迫害，不同意见者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根据《俄罗斯帝国法典》的规定，父母要用东正教信仰教育孩子，如果按照其他基督教教派的仪式给孩子洗礼或使他们服从其他的圣礼和接受教育，父母要受到1-2年的监禁。

 

 

 

俄国东正教会享有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极大权威。十月革命前，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拥有超过550万英亩土地。其中，671个神父拥有13万英亩土地，人均超过180英亩。589个神父每人拥有270-2700英亩土地，或者人均675英亩，其中26个最富有的神父平均每人拥有5000英亩土地。这也是十月革命爆发后的24小时内，即11月8日，列宁就颁布土地法令，剥夺了所有宗教组织土地所有权的原因。这意味着没收与宗教组织有关的全部财产。随后，在1917年12月11日颁布的另一项法令中，要求将苏维埃共和国内的所有教区学校、教师、神学院和其他的初级、中高级学校及机构的管辖权由教会转移到教育人民委员部。1918年2月17日，废除宗教教师的职业，不允许在学校教授宗教教义。

 

 

 

1918年1月23日，苏俄政府以人民委员会政令的形式发布了一部关于宗教生活的法令，即《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要求建立一个完全世俗的国家，并赋予公民信仰任何宗教和不信宗教的权利。这些关于东正教的立法为苏俄处理其他宗教提供了范例。

 

 

 

十月革命刚刚结束，西伯利亚的佛教领袖阿旺·德尔智就试图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他认为佛教和共产主义能够联合在一起，因为两者的哲学基础相似，即都反对资本主义，信奉无神论。起初，列宁同意俄国佛教徒合法活动。德尔智受邀参加苏共政治局召开的一个讨论民族问题的特殊会议，列宁、斯大林、布哈林也参加了。由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对苏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而言，1918-1920年是一个极为严峻的时期，因此没有多少反对宗教的活动。但1924年列宁去世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开始出现反宗教的情绪，到1929年事态具体化了，斯大林发起反宗教运动，一直持续到1938年。反佛教运动首先在布里亚特加紧进行。例如，采取了反对新年节日“白月”的措施，随后又做出了在一个月内关闭20座扎仓的决定。然而，这些狂热的举动最终没能如愿，当地人的抗议阻碍了扎仓的关闭。战斗无神论同盟的布里亚特分部被解散。许多佛教徒曾加入这个团体，宣称他们是无神论者。但来自上层的打击根本不能停止。

 

 

 

莫斯科人种学和人类学研究所的纳塔利·茹科夫斯卡娅的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当权下的苏联政府开始大规模迫害佛教徒，到1940年，布里亚特、卡尔梅克所有寺院被关闭，大量僧侣遭逮捕，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强迫去过平民生活。二战后，只有两所布里亚特寺院开放。19世纪20年代，布里亚特有47所佛教寺院，卡尔梅克有104所，圣彼得堡有1所。圣彼得堡的寺院是全俄最大的，那里有9个僧人被逮捕。最有名望的僧侣阿旺·德尔智，1938年死于狱中。茹科夫斯卡娅进一步指出，由著名佛教学家舍尔瓦茨库在圣彼得堡建立的佛教文化研究院也被斯大林关闭，许多学者被捕，甚至有些人被杀。另一个圣彼得堡的佛教学者亚历山大·安德耶夫说，1937年，斯大林政府将佛教徒视为日本代理人，并立即逮捕了1864个僧人。1937年1月1日到11月1日，遭逮捕的僧人中有969个被判有罪。

 

 

 

尽管官方文件没有显示过多有关佛教徒受迫害的情况，但通过现存的史料，可以提取很多迫害佛教徒的情节。根据一份斯大林时代的文件，1936年1月27日，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代表。在苏联领导人讲话前，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主席巴德玛耶夫说道：“今天，在这样高兴愉悦的气氛下，在党和政府领导人之中，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布里亚特蒙古人民艰辛、悲惨的过去。我们的过去确实是无快乐而言的：流浪的生活，一顶灰暗的毛毡帐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布里亚特蒙古人承受着三重压迫：一是沙皇政府，二是富农和地方政府，三是数量众多的喇嘛。喇嘛麻痹布里亚特人，使他们陷入对死后生活的不断恐惧中。”

 

 

 

随后，另一位来自图卡地区的领导人戈什诺夫说道：“十月革命前，在我们的居住地区有很多剥削者——富农、喇嘛和类似的家伙。例如，单在图卡就有1500个喇嘛，每5个或6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喇嘛。现在我们整个区不超过10个喇嘛。过去我们区有3座寺院，现在都关闭了。”他的讲演中提到一个宣传佛教不健康的典型例子。他说道：“现在我们擦洗我们的地板，洗盘子和衣服；但过去喇嘛禁止我们洗盘子和洗衣服，他们说洗衣服会冲走我们的好运”。作家霍特萨那姆萨拉耶夫说，“我们苏联文学作品已经完全去除了喇嘛的教会文学”。但是，最重要的讲话是耶巴诺夫发表的。在回答斯大林的提问时，他说：“以前布里亚特蒙古的‘中心’——寺院，如今在很多地方已经变成文化中心：学校、俱乐部、医院。”

 

 

 

在回答伏罗希洛夫提问时，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党委书记耶巴诺夫说，革命前有44座寺院，现在6座被正式关闭了，12座自动解散了，那里的喇嘛逃到其他寺院去了；26座仍然存在。革命以前，有14000名喇嘛学生，现在26座寺院中，剩余不超过900名，他们中没有一个年轻人。从1925年起，年轻人都进入了苏维埃学校，没有人再进入寺院。这是一个对喇嘛教的巨大胜利。从这些言谈中可以看出，在1936年仍存在反佛教的事件，反宗教运动仍然在开展。

 

 

 

1989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和公开性”为佛教带来了新生。这时，苏联佛教徒开始自行组织起来。1991年，在俄国官方承认佛教250周年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这次活动是由布里亚特共和国政府主办的。随后，被摧毁的古老寺院得到重建和复兴。到2000年，布里亚特有28座寺院，卡尔梅克有16座，图瓦有9座，阿尔泰有1座，最重要的1座在圣彼得堡。除了西伯利亚，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已经成为对佛教学者和佛教追随者最有吸引力的中心。仅在莫斯科就存在着14个佛教流派，而在圣彼得堡有13个流派。现在，在独联体国家有超过400个佛教社团和学术圈，所有的佛教节日得以恢复。据估计，如今，大约有100万佛教徒生活在俄罗斯。俄罗斯佛教徒在反对车臣战争中成功吸引了世界注视的目光。苏联解体后，佛教僧侣在6个不同场合宣扬和平的主张，要求停止格罗兹尼的流血战争，一直持续到1996年。俄国佛教徒反对车臣战争的主要口号是“为了生命”。我们看到，一个拥有多样文明的崭新的俄罗斯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又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根据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图里斯·拉姆《俄国的佛教文明》一文内容编译，原文载于论文集《俄国文化》(新德里，未来儿童出版社，2007年)]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载于《西伯利亚研究》，2011年第6期，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2015年4月29日。

http://iwr.cass.cn/zjyzz/201504/t20150429_187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