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是曾国藩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他的主张和行为与时人冀望大相□牾，引起中外舆情的激烈攻讦。他最后的不到两年的弥留岁月，是在訾议和病疾中捱过的。迟暮之感，生死之虑，每况愈下的国事，无时不在其心头盘旋，以至“心胆俱裂”（《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76页。）。在此一年之前，他还以“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入京陛见，接受直隶总督关防，并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旷典，气势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羡（黎庶昌撰《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23页。）。然而一年之后，竟谤怨交集，成为众矢之的，几落得身败名裂的境地。如此大起大落，荣枯无常，具有何等的戏剧性！

 

　　天津教案作为一个严重的国难，不啻是曾国藩个人命运的最后一幕，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又是试金石。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基于不同的利益和认识均有不同的反应：旧有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巨大的惰性力与新的合乎时潮的反省与抉择互为交织碰撞，构成一幅19世纪中国在外力逼拶下产生新陈代谢递嬗及矛盾的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

 

　　

 

　　津案始末

 

　　津案爆发于同治九年五月初（1870年6月间），冲突中外人死者计数十名。案发后，中外震惊。曾国藩在保定驻地接到两道上谕的催办后，于六月十日到津。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先议结俄、英、美三国误伤之人和误毁之堂、不与法国一并办理，缩小对立面。

 

　　关于法国领事，神甫和教堂被杀被毁的原因，曾国藩紧紧扣住武兰珍原供虚实入手，早在保定动身时，他便致信崇厚说：“欲推求激变之由，自须由此根究武兰珍是否实系王三所使，王三是否系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他在审讯人犯和亲自调查后对原供提出三点质疑：一，武氏供词时供时翻，原籍在天津，与所供晋宁不符，且无教堂指使的确据；二、教堂中有男女150余名，由各自家庭送来养育，非迷拐而来；三，亲自询问拦舆递禀的数百名百姓，所谓挖眼剖心之事，均无实据。这三点质疑，是曾国藩推定所谓“挖眼剖心，全系谣言”的根据，也是据此结案的关键。以后的情势虽曲折复杂，他本人外受胁迫，内受攻讦，仍不为所动，所依据的，依然是这个判断。

 

　　曾国藩进一步分析了一般士民对于教堂普遍的怀疑心理，指出原因有：一、教堂大门终年关闭，过于神秘，社会上都以为里面的地窖是“幽闭幼孩”的，但实地勘察后证明地窖只是为了“隔去潮湿，度置煤碳”；二、去教堂治病的人，往往不再出来，一般人们不理解；三、教堂收留无依无靠的子女，甚至有“贫病将死”之人，“动辄数百人，不明何故”；四、教堂中庭院错落，甚至母子亦分居异处，有乖人情。

 

　　基于以上的判断，曾国藩在办案自始至终持妥协的态度。尽管他与崇厚的表现也曾有微妙的不同——那就是当外人提出要将天津府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将军陈国端三人抵命时，他力不准允，并顶着很大的压力拖延时间进行交涉。最后改判天津县、府为流放。

 

　　曾国藩在六月二十四及二十九日给曾纪泽的信中表白了其内心世界：“不得已从地山（崇厚）之举，竟将府县参奏革职，交部治罪，二人俱无大过，张守尤洽民望。”“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74—1375页。）可见他与崇厚确有不同之处。不过这种懊悔不足以说明其妥协立场有所改变，纵观津案的全过程，曾国藩没有执行与崇厚不同的路线，他们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分别。对此曾氏毫不讳言：“办理过柔，寸心抱疚”（黎庶昌撰《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43页。），以至“内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74—1375页。）。

 

　　津案于九月间正式议结，时曾国藩因请议的指责而调离直隶总督，回两江总督原任，但议结方案是由他定下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二、判处所谓“凶犯”20名死刑，充军流放者29名。三、赔偿及抚恤共计49万7千余银两。四、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

 

　　

 

　　致谤之因

 

　　曾国藩因津案而受时论的谴责，为了弄清楚他致谤的原因，就不能不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教案这样一个特殊历史现象所持的看法。

 

　　津案，包括19世纪60年代后大多数教案的发生，从政治上看，是由于列强对华扩张与渗透步步升级，愈演愈烈，导致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中国人民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基督教传教事业中渗入了侵略的特质。以津案为例，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两度长驱直入，迫盟天津，大军所过之处，十室九空，天怒人怨，法军更是“在中国人视为具有皇宫和庙宇意义上的庙宇原址上，建立了罗马天主教大教堂”（《远东国际关系史》第1册，第268页。）。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关于传教自由的许可和其他政治经济权益的割让，都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在认识上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侵略等同起来。曾国藩也称津案为一般士民“义愤所积”（《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18页。）之故，便是指这幕悲剧的大背景。

 

　　教会的势力以炮舰为后盾，乘势涌来，上渗下透，步步推进，设立教堂，划分教区，变外在为内在，成为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迥然而异的特殊力量，不仅与一般民众，而且与自视为社会领袖和精英的传统官绅阶级分庭抗礼，势若水火。自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以来，即与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势力发生冲突，以沈□和杨光先为代表的保守官吏和绅士，由于畏忌西方文化对于儒家正统地位及其本阶级利益的冲击，便发动反对天主教的运动。19世纪中国社会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明清时代的延续。因为近代中国虽因外力而发生社会变异，但作为社会中坚的官绅阶级赖以步入仕途的科举制度仍得保留，这决定了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对于基督教这样一种外来文化所取的态度，与明末清初并无二致。官绅阶级还借用民族主义的神圣旗号去抵御外来力量对于本阶级切身利益的冲击。他们反对外来文化，“表面上恐怕于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其公正而堂皇”（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7页。）。鲁迅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社会对外来宗教的根深蒂固排外性：“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鲁迅：《而已集·杂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9—102页。）因为只有道教才是纯碎本土的。

 

　　中西社会习惯和宗教观念的不同，也是冲突的诱因。如当时中国社会中极为普遍的迎神赛会等活动，教会因反对偶像崇拜而取抵制态度。教会内部独特的礼仪方式，如男女合坐礼拜祷告，在中国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观念看来，无疑是不能容忍的，又如教会医院施行的解剖和外科手术；在中医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所谓挖眼剖心的谣传即由此而起；再加上教会内部自成系统不与外界沟通（天主教尤甚）的情况，往往造成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对教会一致的怀疑和不满。民众的思想是以官绅阶级的思想为思想的，马克思说：“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识意形态》。）。民众便追随官绅激烈反对基督教，这便是反基督教运动的一种社会基础。

 

　　掀起反基督教波澜的机缘往往是几张无头揭贴，或似乎是凿凿有据的传言，诸如教士用毒药迷人，挖眼剖心，采阴补阳，等等。津案爆发前几个月，天津城厢内外到处传言天主堂和育婴堂将迷药分给教徒，让他们去诱拐儿童和成人到教堂，以供挖眼剖心之用。这种传言究其根源，都有官绅的鼓动而导致民众的怒脉愤张为背景，他们的见解一部分得自传闻，所得的传闻也往往言过其实，一部分则得自推测。因为没有客观的基础，其热忱反而加高，谬执己见，愚而自用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切都因为中国的近代化，不是从本国社会的母体中产生，而是外来楔入的畸型近代化，所以人们只能用传统的观念去理解、比附外来的事物，这种冲突背后深刻的民族误解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曾国藩观察到了这一点：“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社会的积疑已“非一朝一夕”（李刚已著：《教务纪略》卷4，第3—4页。）。

 

　　只有在了解了19世纪的人们对基督教的普遍看法之后，我们才能懂得曾国藩面临的窘境。近代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及传统文化的冲突，既是明末清初中西学之争的延续，但远远不止于此，近代中国已部分丧失了主权，列强的兵舰已开到了沿海各大口岸，这样，中西文化之争便成了中西政治冲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且必将以国与国之间政治、外交至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可以说，曾国藩与时人见解的不同，不只是对外来文化在认识上的差异，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政见的不同。

 

　　当时津京顽固派官僚和士大夫因曾氏平素以孔孟卫道士自居，因而企望他借津人义愤驱逐洋人，或请求联各俄英“以夷制夷，”或请参劾崇厚“以伸民气”，或请调兵遣将以为应敌之师，但曾国藩“意在坚保和局”。他从保定动身时，就表示与主和的崇厚“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第15927页。）。到天津后，又立即发布文告，不以绅民义愤为然，并警告严戒滋事。稍后他奏报朝廷，列数天津士民怀疑教堂的理由，并为洋人开脱，奏章由内阁抄发披露后，舆论大哗，一时间，责问之书日数至，“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曾胡谈荟》、《国闻周报》卷6，第83期。）湖南会馆中的匾额，也“悉被击毁”。曾国藩的看法和措置，与时人翼望大相径庭。

 

　　北京方面，早在六月初，醇亲王奕□提出的解决办法，与总署和曾国藩也大相径庭。不胜枚举的奏章，都指斥曾国藩只顾目前，放弃原则，并企望藉所谓“民气”与外人争一日之短长。

 

　　当时朝廷最高主政者虽然认为除了曾国藩的方法别无选择，但下的谕旨却是模棱两可，一面要曾氏“力持正论，折敌焰而张国维”，一面又指示“立意不构衅”。这种似是而非的指令无非是要给全国舆论一种印象，似乎朝廷并不主张示弱，至少与具体承办者的见解并不完全相同，实际上是准备一旦讥议纷起，便下推责任，诿过于人。由此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当津案行将议结时，朝廷改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取曾氏而代之，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人事调动，实际上起到了转移视线的作用。事实上，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朝廷既让前者拥有实权，否则便难于应付内忧外患的危局，同时又让后者占据舆论上峰，从而调剂阴阳，互为牵制，维持最高中枢那种似乎超然于外的道义上的虚名。当各种政治纠纷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时，民族的感情和利益作为最大的政治前提，常常掩盖了在其背后的不同政治派别的利害冲突，用高尚的道德幌子来掩盖实际利害冲突是中国官僚政治的特技。在此情形之下，任何对外措置的失宜便极有可能成为内部攻讦者的口实，换言之，在这场实质上是政治冲突的角逐中，曾国藩作为全国注目的人物，极有可能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政策的制订根据的是国家利益，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超过极限必致害身。饱经忧患，老于世故的曾国藩不会不知道这点。

 

　　因此，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使曾国藩在耄耄之年，拖着病躯，去拼却声名的动机和勇气从何而来？如何予这些事实以合理的说明？又能从中窥见什么富于时代意义的东西？

 

　　

 

　　庄敬自强

 

　　曾国藩主张妥协的最大原因在于他认定中国的国力还未达到足以抵抗西洋列强的程度，“衅端一开，全局瓦裂”，军事上政治上的虚弱即当暴露无遗。

 

　　下面三段话是他的论据：

 

　　“目下海上船炮全无准备，陆兵则绿营固不可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众怒，使彼协而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第15936页。）

 

　　“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16—18页。）

 

　　“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过于吃亏。”（吴云著：《庚子西狩丛谈》，第110页。）

 

　　曾国藩奉行实力主义的立场很明确，并且坦白地说出来。表面上他与崇厚并无二致，与更早的琦善、伊里布和耆英亦颇相仿，但从更全面的背景上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便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琦善、伊里布、耆英和崇厚等虽都认清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敢讲出中西实力的悬殊，但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对民族也没有信心。他们应付变局的方法是敷衍塞责，因循苟且，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谋革新。曾国藩与他们的最大不同在于他虽认定中外实力之悬殊，但却是用可变的眼光来看待形势，因而他有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眼光和心思。事实上，他蔑视那些“言势者”，指责他们“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苟安，久将疲恭而不可复振。”（《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18页。）

 

　　不过，曾国藩批评更烈的是那些“言理者”——顽固的官僚和放言高论的士大夫。曾国藩指责他们“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患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18页。）。这种批评是相当深刻的。事实上，正是这些放言高论的官绅们，自道成以降，一面反对举办近代化的事业以图自强，一方却又主张强硬的积极的外交政策。他们用传统的观念来理解近代的国际政治，以自杀的政策和激昂的文学语言来应付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洋列强，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看来，立国在于经典，不在技艺，以西洋为师，岂非自甘贬谪？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把国家也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以为在危难的时候，宁可自杀，不可对敌人有任何让步，至于有条件的暂时的妥协，在其看来也无异于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他们以南宋之于金元，前明之于满清的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来对付西洋列强。诚然，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难免有很多流弊，其中最大的一点便是什么事都以一死塞责，其结果是国家自杀的目的固然达到了，而组成国家的人民势不能个个自杀，从而演成历史上无数的丑态和悲剧。以一已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纵观他们对于津案的批评言论，很少有主张用近代的军械和技术来抵抗侵略者的，更不能从近代国际公法所谓主权及国际通商经济利害角度去理解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实质，而只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所谓心性之学、夷夏之辨上。马克思说：“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获得解救，以为只要他们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用魔法制服敌人时就算打败了敌人，总是对自己未来以及自己打算树立而不过现在言之尚早的功迹信口吹嘘，因而失去了一切对现实的感觉。”（《路易·波拿巴政变记》，《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858年版，第227页。）顽固派和清流党就是这样的弱者。他们的激情，只止于叫嚷，而提不出时势所许可的行之有效的方案。曾国藩由衷地感叹：“洋务之棘手，在于人才之匮乏，人才之罕见，由于事理之不明。”（《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18页。）

 

　　个性与社会的冲突，志事与声誉的相岐，是历史永恒的命题。能从中体察出时代信息者，并不多见。曾国藩有关时局的过去与将来的检讨、反思和展望，是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社会缓慢的变异在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思想深处的折射，也是考察曾氏在津案前后所作所为的真实动机不能不触及的所在。正是在办理津案的过程中，他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全盘中外关系作了系统的反省：“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27页。）他指出中国的外交道、咸以来还处在被动阶段，不能适应日益严峻的外力压迫，捉襟见肘，全无整盘筹划。当局者对中外大局既属茫然，更常因举措荒谬而贻误大局，既不能取胜于疆场之上，又不能拒辱于樽俎之间，一旦国难临头，即扼腕无从措手。他作为鸦片战争和庚申之变这些重大变故的过来人，最终在一片狂热的主战声中保持了冷静务实的头脑。中国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蔽，士大夫的虚矫和军备的窳败都使得他痛切地省察时政的得失，沉思事变的由来。而西洋的坚船利炮和国政有度又使得他觉得再以犬羊夷狄祖之未免太不合时宜。

 

　　曾国藩对道、咸以来外交内治的批评固属痛切，对同治中兴方案的设计则尤具建设性。他的方案有两部分：一是治标，“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义善全和局。”（《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27页。）简言之，就是在近代化的事业未成前，不轻易言战。尽管这仍是在不平等条约下的“和局”，但国力未充实以前，只能暂且忍耐。乘危用险，破釜沉舟，只可在少数场合偶一为之，为国家民族长远计，断不可竭泽而渔，自丧元气，使积铢累寸，惨淡经营的洋务事业毁于一旦。二是治本，曾国藩主张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即近代的军事技术和科学工艺，同时应平息各种无谓的内讧，以求实精神，励精图治，积极改良内政。岁月流逝，时事的刺激使他越发感到“自强”是刻不容缓的使命。他在养心殿被召对时说得十分明白：“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必须练兵防备，兵虽练得好，却断不能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去办。”（于定安撰：《曾国藩事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6页。）他洞察到了外交和内政这种“不可偏废”互为牵制的密切关系：正如入的左右腿一样，左腿上前一步，右腿必须跟上，整体才能前进。归根到底，外交是由内政决定的。道、咸以来，外人的每一次战争都有相当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准备，而中国的反击则无充分准备，这就是西洋列强总是得心应手而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的根源之一。所以，消除外患的根本办法在于自强。与其孤注一掷，不如切实整顿内政，羽毛丰满后再相机反击，这种见解未尝不是稳健之策。事实上，一切的历史活动，都要受历史本身的制约，只有从挫折中认识制约，理智地对待制约，面对现实，因势利导，才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

 

　　曾国藩的主张是近代外交意识的最初萌芽，也带上了旧时代的烙印，因为其哲学基础依然是儒家的“诚信”。同治元年，他对李鸿章说，与洋人交际，“言忠信，行笃敬。”（《曾文正公书札》卷18，第30页。）到津案结束时，他还对李鸿章旧话重提：“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以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吴云著：《庚子西狩丛谈》，第110页。）“诚信”是儒家哲学中的重要命题，也是宋以来道学家门强调的精神动力，被视为那个时代理想的道德规范。但如果运用到近代的国际政治中去，便难免使人感觉有些不合时宜。国家不同于个人，邦交也不同于私交，诚信固然应讲，但诚信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实力才是最终决定的因素。曾国藩当然也看重实力，但他寄于“诚信”这个道德规范以过高的期望，这无疑是一种主观的幻想。这是儒家文化在近代的困惑，也是曾氏难以获得中外双方理解和同情的原因。

 

　　曾国藩是一位实践主义的理学家，有见解而不唱高调，对于士大夫的浮议，他固然是在热兴头上泼冷水，但为的是打过冷颤之后，重新抖擞精神，再作一番事业。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多方思量，这不是出于悲观怯懦，而是由于白刃相加的严酷现实的逼迫。正因为此，全面地了解了他的思想之后，我们所感到的曾国藩不是畏缩与颓丧，而是振奋与进取的。其思想已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见诸行动，从举办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制造局，主张在湘淮军中使用洋枪洋炮，以及“用人礼而非鬼礼”来待洋人几件事上都可看得出来。也正由于他身体力行的感染，同时代与他主张相似，形迹相近的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丁日昌等人都能步其后尘，不顾怨谤交集，为国家办事。曾最后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请愿，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第13页。）他依然视自强为最高的理想，殷切嘱望学生们视西洋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和军政船政为“身心性命之学”，彻底改变中国士大夫固有的空言务虚的人生观，“习见其器，躬亲其事”，以实干为上。

 

　　

 

　　历史悲剧

 

　　曾国藩不是旧制度旧文化的破坏者而是保卫者，早年他不惜以“杀人为业”，双手沾满了太平天国农民的鲜血，目的无非是卫道。但近代中国面临的千古未有的变局，既有内部规模巨大的农民反抗，更有虎视眈眈的西洋列强的挑战，这既是东西方的对峙，更是新旧时代的相遇。在两种暴力的撞击和两种文化的冲突中，中古的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在生产关系及社会组织制度上又代表着落伍的，应被历史淘汰的一面。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异不是一个自然的由封建进入资本社会的过程，而是外力逼迫的结果，所以那个时代少数得风气之先的人觉得要维持国家、民族及文化的生存，就必须要吸收和延纳外来的西洋资本主义近代文化中的许多因素；曾国藩正是属于这少数人中之一员。这是他不同于前代历史人物的复杂之处。他固然没有认识中国近代化的正确道路，但是他感受到了时代脉搏在跳动，得出远超时人认识水平的结论，并不惜牺牲自己的声誉去履践之，这是他难得的地方。

 

　　没有任何迹象可证明曾国藩是轻妄得毫不顾惜声名的人，相反，从他一生的言论、文字和行为上都能得出审慎的印象，在家书中他常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谈论到名誉对于士人的重要。就在津案发生后，他还认为自己“平时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敢因外国而尽变要挟常度。”（《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16—18页。）也没有任何事实可证明曾国藩味于事理，不顾是非曲直，相反，对于教案突发的政治背景，他有入情入理的分析：“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吃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明年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意整顿。”（于定安撰：《曾国藩事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6页。）这段议论表示了专教运动作为帝国主义侵华先导及特殊方式所引起的严重的社会不安，也表示出曾本人要加以抑止的意向，其见解决不低于清流党的认识水平。但最终他仍坚定地执行了弭战谋和的方针，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主观动机使然，另方面也是客观时势的必然。这可从当时其他人一筹无展的表现中得到反证。正如曾纪泽所说：“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曾纪泽著：《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郭嵩焘也说曾氏已“尽天理人情之至矣。”（《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7页。）

 

　　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的曾国藩并没有为自己所处的进退维谷的窘境加以辩解，对于舆论的谴责，“公惟引咎自责而已。”（黎庶昌撰《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4页。）他不是不懂得机诈权变的人，从早年处置湘军与八旗绿营的关系以及李秀成案中那场与朝廷不痛不痒的暗斗等许多事情上，都可看出他的非常手段和对于权术的精深了解。但他仍置名誉的弃毁于度外，平静地去面对千夫所指的现实。从封建的道德规范来看，曾国藩忠君爱国深厚的儒学背景并不后人，但他却不象一班士大夫那样矫情立异，沾沾自喜地标榜不已。既不让步，也不声张，寓率真于复杂之中，曾国藩具有真正的儒家精神。

 

　　“曾国藩救了满清，但满清并不能救中国”（《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69页。）。因为整个社会基础是旧的，所以反对曾国藩的，正是那个旧制度以及和他同属于一个阶级的广大官僚和士大夫。他所面对着的，是整个矫饰的社会。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而他的行为却被同一时代所扼止。最后，他带着“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的复杂心情，冥心孤往地走向历史为他安排好的结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许是世上最可悲的事情。

 

 

 

资料来源：《江海学刊》198803；转自中华文史网，2008-10-09 。

http://www.historychina.net/zz/35546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