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1日下午6点半左右，我和学弟郭重孟、学妹乔钦在顺溪镇溪南村村尾书记雷荣挺先生的带领下入住了位于青街畲族乡东坑村的户外漂流度假酒店。我们前来青街畲族乡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为参加温州市第四届瓯越“三月三”畲族旅游节，二是为调查当地畲族的民间信仰。尽管时间已晚，但对于初来乍到的我们来说，却是兴致正浓。我们所住的地方位于东坑村村口，距离青街乡中心区大概有3公里的路程，属于山路。在这里有一座硕大而豪华的寺庙建筑——水口宫，在没有细致测量的基础上，估测占地约有三千余平米，由于大门紧闭，我们无法得知里面供奉的都是什么神灵，只能从其外部悬挂的匾额看看出，这里供奉的主神应是“华山圣母”。

 

我们安顿好之后，就兴致勃勃地从山上下来，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在青街上只找到一家饭店，就匆忙吃了晚饭（但价格实在不菲，五道素菜140元），随即对青街畲族镇镇区进行了参观。

 

夜幕之下，青街畲族乡的镇区霓虹闪烁，一座巨大的庙宇耸立在山溪西侧，名为“双合殿”，溪上廊桥虽为新修，却也古朴典雅。映着霓虹光影，庙、桥、人相映成辉，映入水中，真如仙境一般。

 

对于我个人来讲，最为关心的还是有关畲族的民间信仰，故而越过廊桥，就进入了双合殿。这座庙宇十分宏伟，据当地群众说，此庙大概花费了近2000万元，这些钱都是当地名门望族，如李姓、池姓、陈姓等捐资而来，政府并未出面，用了近1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修建。整座庙宇分上下两层（下层为戏台、空场和左中右回廊，上层除了左中右回廊外，最内部为供奉神祇的神龛），左右两部分（左右各有一座戏台，右为杨府殿，左为娘娘宫），内部雕廊画栋，描金画漆，并且装饰着精美的各类飞天和天神地祇的塑像，有僧、有道，亦有俗，在灯光的掩映下，显得格外富丽堂皇。祠庙中供奉着十数位神祇，主要有蘭衣土地、陈氏皇君、叶大元帅、杨袁二府圣王、马氏真仙、陈林李皇君、董氏夫人、驻宫土地、林泗侯王、杨府侯王、周八大王、地主尊神、黄衣土地等，神龛左右的墙壁上还镶嵌着八仙过海图、青龙白虎图、飞天图、老子骑牛图、封神图等。在询问了庙内的一些当地人后，我得知，双合殿所在地方，并没有多少畲族，大部分为汉族，连我本以为是汉姓畲族的“李”姓，其实是真正的汉族人，但这座完工于2012年9月的双合殿，不仅成为一处人造的新景点，也为少数畲族民众所接受，成为他们拜神的场所。对于这座庙宇，我不想多说，唯一想表达的是，花费如此巨资为这些虚拟的神祇建设道场，虽然能从心理上给予地方民众以安慰，同时为他们提供了具象化功利性虚拟的诉求对象，但如此巨资，如果能用在更为具体的村落建设、民生改进、教育提升，不是更好的选择吗？虽然我们在此观察了尚不足一天时间，但双合殿俨然成为地方民众的娱乐场所。

 

随着时间的流逝，转眼已经到了晚间8点多，所以，我们不得不回转住处，待第二天观看温州市第四届瓯越“三月三”畲族旅游节开幕式和演出。不过，在夜间，我们还出了点小小的意外，而这也充分说明了在当今的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困难。本次前来青街畲族乡，并非仅有我们三人，还有一位学妹，她是从文成县西坑畲族镇龙麒源出发（于4月9日早上与我从文成县黄坦镇培头村分开，跟随培头村三月三表演团前往龙麒源）前往青街的。本来，说好要等我们到了以后，再会合，并跟随雷荣挺书记到达住处。但由于她先于我们到达青街，而我们又在溪南村停留了近2个小时，所以，她就在青街镇内找了个家庭旅馆入住其间。我们并未勉强她同我们一同住宿，但到了晚上12点多的时候，来自这位学妹的电话把已经睡下的我们惊醒，她在电话中说，她遇到了意外（具体事情不变明说了），感觉很害怕，不敢一个人住，问我们的住处。而听到此话，我和学弟郭重孟，立刻穿上衣服，迅速下山来到她的住处，将她接回。其实，包括第二天我个人在王神洞村调查畲族民间信仰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尤其是在那种人头传动，分不清是汉是畲，是该村还是非该村，不仅在语言上有隔阂，更在心理上出现了更多的“猜忌”，较之20世纪初，以及20世纪50年代，甚至20世纪80年代的田野调查已经大不一样了，淳朴之民风也已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变得愈发浑浊。

 

2013年4月12日，农历三月初三，正是畲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歌会的举办日。这天一大早，我们退了房，便赶往位于双合殿旁边的青街中心学校（青街小学），这里便是举办“三月三”的中心场地。据“三月三”节目表显示，此次活动共有四个会场，其中三个是位于畲族的主要聚居村——青街社区（畲汉杂居，为主会场）、九岱村（畲族村雷姓居多，木偶戏）和王神洞村（蓝姓居多，婚嫁表演）。由于事先就已对本次“三月三”活动有关一些了解，我个人也曾参加过多个地方举办的畲族“三月三”，对其中的官办特色十分熟悉，而对其中畲族文化韵味的丧失感到十分惋惜，所以，我对本次的“三月三”的开幕式及其文艺表演并非特别关注（毕竟有节目单，从其参与表演者的名字上，也很少有畲族群众，而那些虽然穿着畲族服饰的人，甚至是蓝雷钟三姓的人，我也只能说：穿畲族服装的人不一定是畲族，不穿畲族服装的人不一定不是畲族；蓝雷钟三姓不一定是畲族，但畲族中必有蓝雷钟），而是重在观察本次“三月三”的其他相关活动，从中进一步了解“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府行为。

 

由于本次活动是温州市政府（民宗局）、平阳县政府、青街畲族乡政府联合举办，所以，参加活动的嘉宾也来头不小，从国家级部门到乡镇级部门的领导都有列席，除此之外，还有特邀的其他所谓的文化专家或学者。组织者为他们安排在舞台下正中的位置，看上去也就有百十人的座位，却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观看场地，并用铁栅围住，配以保安、武警，而普通百姓则只能在四周“围观”。本以为这场演出会按时举行，但按一般经验来说，都得等那些政府官员全部到场才能开始。果真，演出一拖再拖，直到十点半左右才正式开幕。本次活动的嘉宾致辞是从乡长开始的，由于他是畲族，便用山哈话向发言，并有人以普通话翻译，接着就是县领导、市领导、省领导和国家级领导的致辞。这些客套话似乎并没有得到在场的普通百姓的过多关注，人们所等待的就是接下来的表演。实际上，除了舞台布置和部分演员的服装，整个表演充满了汉家风范，并没有多少畲族韵味。距离午饭时间越近，场地上的观众也越来越少，都直奔双合殿“占座”吃饭去了，而领导们在表演中途就已开始离场，不知“去向”。

 

另外，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也并非本地一处是这样，那就是在悬挂的旌旗上，只有“盘”、“篮”、“雷”、“钟”四姓，而有些地方的畲族文物陈列室或文化长廊上同样没有展现出于明清时期（甚有更早）加入畲族群体的“李”、“吴”、“罗”、“杨”四姓的任何信息，对于这种现象，我也不止一次再问，现代畲族早已在民族识别后形成了包括“盘蓝雷钟李吴罗杨”在内的八姓民族群体，至于盘姓，就目前的调查可知，浙江盘姓唯在杭州有所发现，但他们是否就是传说中的盘姓，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但现在的情形是，“李吴罗杨”四姓为什么在现代的畲族主要节日庆典，甚至畲族文化的研究中都尚未对之加以深切关注，难道仅是因为人口少，但它对研究畲汉关系不是提供了很有力的实证吗？所以，这种现象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

 

除此之外，我在包括青街在内的很多畲族聚居区的文化长廊以及畲族服饰，尤其是女性头饰上发现，他们有趋同于罗源式的形势。据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浙南地区的畲族服饰，尤其是女性的头饰，都有自己的地域特点，与罗源地区并不十分相同，甚至存在较大的区别，但现在的畲族妇女服饰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如现代畲族服饰设计（更突显了色彩和凤凰图案），以及展示民族文化的长廊和陈列室，都有这方面的趋向。我们知道，浙南地区的畲族无不迁徙自闽东地区，而他们也都认为自己的迁出地在福建罗源，所以，这种趋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浙南地区生活了五六百年的畲族，毕竟已经在地化，其文化因子也表现出独特的地域风格，如果一味的追求趋同而泯灭个性，就无法体现畲族文化的整体特征，这不是可取的行为。更何况现在的畲族服饰显得更加五花八门、色彩艳丽和形制多样，就连有着畲族服饰的花边（似乎这才是体现畲族服饰独特性的所在）于现代表现中更显出地域性的差距，不是吗？

 

我们于早上8点左右到达“三月三”主会场，到中午12点左右离开前往王神洞村，从观察的角度计算，来自于温州市各地的参加者大约有近5000余人。除了青街本地的村民外，大都于中午11点左右在双合殿中吃“百家宴”（共计八十桌）。在此之前，大概10点左右的时候，我在主会场内观看了有关畲族织带、刺绣的表演活动。而在10:30左右，我和学弟郭重孟、学妹乔钦在双合殿门外，看到了平阳县四级（国家、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活动，有漆雕佛像、竹编、绷鼓、刺绣、画蛋、剪纸、木偶制作等，唯独没有畲族的非遗项目。对此，我认为，这一活动虽然冠以“三月三”畲族旅游节的名号，但并非以畲族为主体，只是借畲族这张牌来展示汉族文化而已，畲族民众实际上是被边缘化了的，尽管在这一活动中也有畲族婚嫁表演，但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三月三”实为歌节（尽管有人认为三月三并非畲族的传统节日，但在畲族社会中却传承了数百年，完全可以作为畲族的传统节日来看），是畲族民众传递感情、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重要途径，但在汉族文化无法大张旗鼓的举办什么别具特色的活动时，政府部门不得不从少数民族文化着手，由此大打旅游牌，大打经济牌。这种行为也无可厚非，只要能得到当地民众认可并为他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无需特别注重是汉族的还是少数民族的，而这也恰恰反映了在政府部门的关照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对这种活动的观察与研究，不是看它的历史，批判它的“假”，而是要注重它的现代发展和族群作用。

 

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我们一行四人先后到达畲族婚嫁习俗表演地——青街畲族乡王神洞村，这是一个纯畲族村落，大部分人姓蓝，有少部分姓雷。上世纪50年代初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就有对该村的调查报告《浙江平阳县王神洞畲族情况调查》（章以凎等），而据该村《蓝氏宗谱》显示，该村蓝姓是因明季倭寇之乱，始祖携家眷首先迁居胥望宇，后又迁至莒溪洋尾居住，其中一支迁北港青街王神洞，一支迁闹村东湾，一支迁风岭脚，一支迁熊岭并大峨。然而，此谱中并未记载此支畲族是于何时迁居王神洞的，但当地老人讲述与从族谱记载的代数，可以推知，该支畲族大概是在清雍正年间迁徙至此。如今，此本《蓝氏宗谱》现存该村村委会的“畲族文化陈列馆”。通过查找资料后得知，在宋元明之际，王神洞基本上无人居住，而是一处极富盛名的自然景观。据宋代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的《水心集·睦山堂铭》记载，王神洞曾为“望神洞”，而当地传说，很早以前，有个王神和尚与太庵和尚争地盘斗败后，专心在此修炼，成神而去，故名王神洞。自清雍正年间，蓝姓畲民来此居住后，便成为这一代的名门望族，而在建国前，此村还出了蓝德浪这位地主。王神洞村域面积虽然不大，现约有80来户，400余人，他们除了农业耕作外，大部分村民都外出打工，有的做建筑工，有的做木工，有的在企业工作，有的在事业单位工作，有些老人则在家中开起了小卖部。现在的王神洞村的村容村貌也已今非昔比，沿着横穿村内的小溪建设了整齐的现代楼房，而在村落的西部与中部，尚留存有几座传统的木构架老房子。

 

王神洞村是本届“三月三”畲族婚嫁表演的地方。我并不清楚组委会为何会把“三月三”的会场会分为多个地点，并把木偶戏安排在九岱村，把婚嫁表演安排在王神洞村，由于学妹（夜宿家庭旅馆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正是做畲族“三月三”的，也许她会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信息，而我从事畲族文化研究三年来，一直关注的是畲族民间信仰和畲族文学，并多次看到过如出一辙的婚嫁表演，所以对此并没有太过注意。畲族婚嫁表演是在2013年4月12日下午2:30开始，来此观看的畲汉民众成百上千，在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来看热闹的，有些是搞专业摄影的，有的则是出于好奇才来看看的。其实，随着畲族三月三活动的举办，包括在平阳水头镇、青街中心学校读书的畲族中小学生也放假了。在我们的观察中，与几位在水头一小读书的畲族学生（六年级，蓝姓）聊天时得知，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更不知道三月三的来历以及这一节日的是怎样举办的，而他们此次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他们说，“我们村里会唱歌的没几个。”“我们不会唱。”“四年才轮到一回，我们哪知道以前是怎么弄的呀！”当我们问他们对“三月三”有什么想法的时候，他们则说：“有好吃的，有好玩的，就是吃喝玩乐，最关键是的不用上课。”由此可见，对于这些年轻学生来说，属于民族特有节日的“三月三”并不像这些组织者、表演者和观者所想象的那样“高尚”，而仅是一次释放学习压力的机会，但这种机会四年才有一次，而此次则是第一回，而让他们临时参与婚俗表演中的“拦轿门”，他们也是欣然乐往，而且还有红包可得。

 

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一活动的进程。在初来的时候，我们就直奔位于村委会办公楼二层的“畲族文物陈列室”，在那里我们看到了王神洞村《蓝姓宗谱》、三清画、招兵图、打猎图、凤凰图、金鸡玉兔图，以及歌本、生活用品、服饰、银饰、织带、生产用具等。陈列室虽然不大，但也相应的表现了王神洞村的畲族历史状况。从陈列室出来后，我们在村内转悠了几圈，一方面是为了等待这次婚嫁表演的开始，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找寻可咨询问的村民，了解当地的民间信仰状况。在前往王神洞村的路上，我们于青街社区十五亩村的路道旁看到一座神庙——七宝宫（其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坟墓）。此庙并不大，其左右各开一门，门上书有两联：龟穴鸟鸣青山秀，马潭鱼跃绿水波（右）；供神虔诚求庇佑，护民显赫保平安。其正面则写道：圣德宏施恩惠乡里；神功普照泽被苍生。庙内供有七位神君（从右向左）：驻宫地主、进一招财、白衣土地、七宝卢公王、四海龙王、徐德甫先生、陈氏皇君，而其左侧的《七宝宫重修碑记》写道（碑文对联为——七星拱照合境男康女泰；宝殿增辉群黎财进业兴）：

 

 

 

青街旧属崇祯七保，明弘治年间，一位姓卢先人当里正。当时平阳一名土霸伊舅父在朝为官，势力很大，听风水先生的话，崇祯乡七宝湾有风水宝地，串通县宰想七宝湾占为自己建坟墓。卢里正听到消息，七宝湾是公山，不能让土霸占有，买来空金瓶再找一条旧石板埋在地下四尺多载上棘刺，立起义冢石碑，地名死人（坝）后。过两年，土霸带风水先生来想做坟墓，看义冢石碑地名死人（坝），不利市，就放弃做墓。后人纪念卢里正智谋双全，为民办事，建宫演奉，今有六百多年。前年重建庙宇，丁亥年正月初二遭火焚烧，丁亥年秋又重建，兹将乐助姓氏缘金立石永志，叨蒙昌盛。

（注：前年石碑被火烧化，就不再重刻。）

 

 

由此碑捐资助款的姓名可以见出，与双合殿一样，李姓村民占了九成以上，其次为卢姓，除此之外，还有魏姓、黄姓、池姓、陈姓、刘姓、朱姓、杨姓等，而畲族，仅有雷怡安一人。而此庙离王神洞村仅有一公里的路程，所以此庙在王神洞村的村民看来，也是一个逢年过节、初一十五都要去的神圣空间。在王神洞村口，我们看到了一座建在半山腰的大庙——水口宫。于是我和学弟郭重孟、学妹乔钦前往观看，并做了庙宇神圣空间的测量。

 

水口宫建在王神洞村的山溪出水口南侧，坐东南朝西北。我们在水口宫门口看到一块刻有“飞纪石”三字的锥形石块，其右侧的一块碑记上写道：

 

 

 

斯祀石原伏于水口溪旁，乃村之风水石也。俗称石猪母，历经千万年，巍然不动，一九八六年在一次放炮开石时，宝猪遭伤，其身忽跃然而起，飞上百米多高之本庙前，故称飞纪石，特勒石以志。

时

公元二00八年春月 吴良鞘并书

 

 

我们刚一踏进水口宫，就看到一块立于宫院右侧的“纪念碑”，透过这块碑记，我们初略地了解到该宫庙的前世今生，其文写道：

 

 

 

本宫始建于清光绪丙戌年，历史上曾香火鼎盛，万民敬仰。二00七年首事倡议，群众积极支持下得以重建。（二00八年完工）

         享崇 德俊 德贺 德巧 德吾 方华

首事：蓝

         德着 天银 天高 天华 锡宽 锡顺

 

 

由刻写的捐资姓氏可知，此庙的修建以畲族蓝、雷二姓为主，这恰与王神洞村的民族和姓氏组成相匹配，并杂以汉姓李、胡、施、魏、池、陈、苏诸姓，花费已近四十万。整座宫庙由两大部分组成——主殿和院落。在院落的正中有香炉一尊，烛架一支，而在院落的正南方设有焚纸炉，其左侧开有一门，连接着通往王神洞村的山路。而在院落的左侧，有一面积约6平方米的蓄水池。在正殿中分三个神龛共奉有十五位神祇：土地尊神、七五相公、盘古帝王、张老公爹（右龛）；符使、齐天大圣、杨府侯王、白马明王、本山大王、钟兰盘三位地主、判官（中龛）；陈氏皇君、观音菩萨、送子娘娘。

 

在对水口宫进行基础测绘后，我们沿着来时之路，返回到通往王神洞村的水泥马路，向村内走去。由于王神洞村为温州市第四届瓯越“三月三”畲族旅游节之畲族婚俗表演的主会场，所以，此时的王神洞已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看客”塞满。实际上，同上午在青街中心学校的演出一样，即便从穿着打扮和语言发音上，我们也很难分辨出陆续来到王神洞的究竟有多少是周边地区的畲族民众，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的那几位畲族少年一样，他们穿着水头小学的校服，从表面上看与当地汉族没有什么区别。在近三年的畲族文化调查研究中，于不同的畲族聚居区看到过多次畲族婚嫁表演，如金华武义柳城畲族镇、温州文成西坑龙麒源、温州文成黄坦培头村、温州苍南岱岭畲族乡等，它们无不表现出极其相似形式和过程——在某一村落中，沿着村落中的环形路线进行：新郎带着自己的迎亲队伍自某一特殊地点（如祠堂、村委会、女方家等）迎亲上轿（不同地区的轿子虽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四角形柜式花轿）开始（已无过去女方刁难新郎，让赤郎借镬的程序了），最后虽然也有到达事先安排好的男方家中举行拜堂仪式，但绝大多数都是在搭建的舞台上进行拜堂表演（而这种表演基本上与汉族传统社会的婚礼形式相似）。实际上，在相关文献的记载和我个人的调查研究显示，传统（乃至现代）社会中的畲族民众由于居住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畲族婚俗中很少有新娘乘轿子的，大部分实行“走嫁”，即新娘随着迎亲队伍走到新郎家中。婚礼的陪嫁，也不像表演中那样“简单”，而是由生产中使用的农具为基础，只有那些财力较丰的畲族家庭才会陪嫁耕牛一头。可是，传统的婚俗早已成为过去，也并非所有的畲族民众在“旧时代”都是一样的程序，所以当下的婚俗表演只能是地方精英或政府操持下的“伪民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表演间接地表达了畲族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自觉。总之，在师弟、师妹们观看婚俗表演的时候，我则将重点放到了有关王神洞村畲民信仰的调查上。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我们在数以千计的“三月三”旅游风情节参加者中在一家小卖部内碰到了水口宫重建首事之一的蓝天华先生。据他介绍：

 

水口宫原来并没有那么大。我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个石猪母因为村里要修路就给炸掉了，水口宫就建在石猪母的左上边。那个时候，水口宫就是一间用竹木混搭的黑瓦房，占地也就三十来平方米，根不没有现在的院子，更没有那么多神。水口宫原来也没有名字的，更没有现在写着“水口宫”的匾额，那个时候只是这么叫。其实，我们以前每年都会轮流负责到各家各户去收点钱，有时候从外面请几个人来修一修，有时候我们也会自己来做。我就参与过修庙活动，我现在就在温州市里干点木工活，赚点钱贴补家用。以前大家对修水口宫还比较热情，但现在很多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水口宫也就没人管了。

 

直到2007年，这个庙就有点要塌的样子了。后来，村里人，尤其是那些老年妇女，他们觉得这个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应该好好修一修，所以村里就商量了一下，让我们几个人一起负责，到各家各户去集资，旁边的汉族人听说要修这个庙也来捐钱，以前他们也来这个庙烧香。在修这个庙之前，里面没有那么多神，大部分都是从外面请来的。原来里面供的主神是齐天大圣，就是孙悟空，还有盘古大帝和土地爷。其实，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我们祖先为什么要供齐天大圣，你看周围几个村里面都没有齐天大圣，就连顺溪镇那边也没有，就我们这有。

 

我们在原址上修的这个庙，比原来大了好几倍。原来庙里的神像都坏了，所以就从外面请了几个塑像的师傅，不仅塑了齐天大圣、盘古大帝和土地爷，还塑了杨府爷、陈氏皇君、白马明王的神像，来填补神龛的空位。另外，还有外面汉族送来的观音图，也供在里面。其实，我们本来还是想把齐天大圣供在中间的，那毕竟是我们先祖留下的，而且我们也拜了那么多年。后来，为了和外面的汉族搞好关系，还是就把从外面请来的杨府爷、白马明王放在中间了。你们是研究我们畬族的，肯定知道我们村里出过地主，周围的汉族以前也有在我们村里做长工的。现在每到初一、十五，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外面的汉族都会到这个庙里烧香，所以现在的齐天大圣虽然也放在中间，但还是挪在旁边了。不过，我们村里的人还是比较喜欢向齐天大圣许愿的，毕竟那是老传统了。[1]

 

从蓝天华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水口宫的重建是经过集体商议后的村落自主行为，而其重建除了为村民提供精神得以寄托的公共场所外，还是一处彰显畬汉友谊的见证。不过，对于王神洞畬民及村外汉民来说，虽然共同享用着同一个神圣空间，但对于内部神祇的供奉态度却依然表现出鲜明的民族倾向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存在于同一宫庙却不同民族信仰体系中的神祇也会在族群的互动交流中得到彼此认同并成为不同人们共同体的信仰对象。在我们的调查中，一位名叫蓝爱仁的老年妇女告诉我们：

 

现在的水口宫是2007年村里集资修建的。原来的庙又小又破，还很阴暗潮湿，里面的神像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塑的，小不说，颜色也都掉了，有的地方还裂了，眼看就要塌了，所以我们村里才商量着在原地建了这个庙。本来没想建这幺大的，也不知道怎么的捐钱的人不仅有本村的人，还有外村的汉族，所以越积越多。后拉村里就从外面请来了挖掘机，把原来那块地挖了一块更大的平地，就在那里建了这个庙。我们以前到庙里拜的就是齐天大圣，就是那个孙悟空，我们都叫他大圣爷，是我们村的保护神。

 

听村里老人说，我们都是从福建迁来的。有一年夏天，村里有个人要到福建会亲，走到福安的时候，不巧遇上了台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冒着大风大雨往南走。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躲雨的地方。但为了赶到罗源去会亲，他也顾不得那么多，就把包袱箱顶在头上闷头往前走。他一个人也不知道走了多久，走到哪里他都不知道，眼看天就要黑了，可台风还没停。他抬头看了看天，又摇了摇头，忽然他看见在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个破房子，他想，现在天也要黑了，风雨还这么大，就到那里去避一避，明天再继续上路。他顶着风雨爬上了那个山坡，果然有一个房子。他跑进房子，里面一片漆黑。他打开包袱箱，从里面摸出了火柴，先点了几章纸，藉着火光，他看见这个屋子原来是一个小庙，里面供了一只猴子。你们也知道，我们出门不容易，遇到神仙哪有不拜的。于是他就给这个猴神磕了几个头。他在屋里面找了一些干草和木头点起来，就这样在这个庙里住下了。那天晚上，他在庙里做了个梦，梦里面这个猴神告诉他，他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看他来到庙里那么诚心地给他磕头，就说他有善心，他会保佑他一生平安。第二天，他从庙里的香炉里抓了一把灰，带到了罗源，又从罗源带回了家，这一路上都是平平安安的。所以，他一到家，就在村口建了个小庙，供奉的就是齐天大圣。

 

在2007年之前，我们拜的都是齐天大圣，后来建了这个新庙，庙里面又从外边请来了其他几个神，我知道的有杨府爷和白马明王，听说这几个神是从平阳那边请来的。另外还有几个外村的汉族神，有个张相公（张老公爹）好像就是外垟那边的。以前，我们都拜齐天大圣，现在齐天大圣不是庙里最大的神了，但我们还是在拜他。不过，神就是神，管它是从哪里来的神，既然都在我们庙里，我们能不拜吗？不拜，是要得罪神仙的。[2]

 

蓝爱仁的讲述让我们初略地了解到水口宫及其主神齐天大圣的来历——会亲后带回的异地神祇。需要指出的是，在后续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上述故事在该村流传甚微，甚至可以说几乎无人知晓，因此它的可信度亦是值得商榷的。不过，这一“孤证”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历史的影子。在族源史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温州畬民多于明清两代自福建或自福建转徙丽水后迁入，而在不少浙南畬民的记忆中，福建罗源是他们的第二祖籍地，故而不少畬民为了认祖归宗而不远千里地前去会亲。为了联络各地族亲，闽东畬民还将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定为各地族亲相会的日子——会亲节，而结合上述碑文可知，如果王神洞畬民的会亲属实，那么这次活动很可能发生在光绪丙戌年（1886）或之前。至于齐天大圣的村落入驻，进而成为村民集体认同的村落保护神，足以说明参加会亲活动的成员在村落中的地位之高[3]。

 

随着齐天大圣信仰在王神洞畬民日常生活扮演的作用愈发高涨，村民的祭祀行为也逐渐变得复杂。1958年写成的《浙江省平阳县山门人民公社青街大队王神洞畬族调查报告》写道：王神洞“九月九日祭齐天大圣的生日，能保家口平安。”[4]通过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王神洞畬民对齐天大圣的祭祀活动已经出现了“神诞日”的创造。在上文中，我们已对齐天大圣的原型做过描述——于原始猴神信仰的基础上附会了《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与名号。不过，在有唐以来的“西游”文献中，并没有给予我们齐天大圣生辰的任何信息。就目前的资料显示，齐天大圣的生辰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中有着不同的定位，如福建顺昌地区的农历七月十七或十月十二、福建漳州地区的农历六月初一、香港秀茂坪地区的农历八月十六、新加坡地区的农历正月十五或十六及农历八月十六等，总之齐天大圣的生辰并不像**、观音、玉皇大帝等佛道神祇或陈十四、杨府爷、妈祖等民间神祇那样精确，而王神洞村祭祀齐天大圣的历史不过一百二十余年，村民们于何时将重阳节作为齐天大圣的神诞日现已无从考证。

 

在王神洞村的走访调查中，我们并没有从蓝天华、蓝爱仁等村民的历史记忆中寻访到有关齐天大圣神诞日具体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不过，我们于他们的讲述中还是能够了解到，自1958年大跃进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村里基本没有举行过什么拜神活动，几乎所有的村民们都把精力都集中在完成村里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上，根本无暇管理村庙，更无人组织祭祀活动，从而在二十多年的风雨飘零中逐渐颓废，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对之进行了一次修缮。据《浙江省平阳县山门人民公社青街大队王神洞畬族调查报告》显示，此次调查开展于1958年10月25日至11月17日，报告完成于11月20日，那时正值大跃进的初始阶段，也许那时的村民尚未忘却有关祭祀齐天大圣的行为，只是限于劳动任务而无法对之进行详细说明与记录。虽然大跃进在1960年结束，但随后的各项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王神洞村原本淳朴但热烈的齐天大圣祭祀活动，直到改革开放后也未能得到恢复。

 

如今，村民们虽然已将水口宫修筑一新，但庙宇的“主人”则被外来的杨府爷占据，而齐天大圣则“无奈”地被边缘到陪侍的位置。除此之外，更由于近些年来村落经济的发展催促着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外出务工，甚至搬出村落进驻城区，而留居大山的老年人也无力操办大型的祭祀活动，从而导致这项民族文化遗产没能在后辈人群中得到应有的重视，进而随着老年人的相继离世而成为遗忘的记忆。大型的祭祀活动虽然已成往事，但民众的祭祀行为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彻底消亡。蓝爱仁告诉我们：村里人不到过节是不怎么回来的，而留在村里的人，还有外村的汉族人，每到初一、十五都会带着纸钱、香、红蜡烛、水果（瓯柑、橘子、萍果、香蕉等）、鸡、猪肉来庙里拜神，逢年过节的时候人就更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平常也有人去庙里烧香，基本都是有事才来求。现在求什么的都有，但主要表现在保平安、求财、求学、求工作、求子、求婚姻等。王神洞拜神还有个规矩，就是不能用鸭子，俗话说“鸭子不上架”，究其原因，她也未能解释清楚。

 

齐天大圣在王神洞的发生史依然不够清晰，对他的集体性祭祀行为也已不复存在，即便如此，齐天大圣在王神洞畬民的信仰体系中依然保有一定的地位，不过，相较于最新入驻并成为宫庙“主管”的外来神祇而言，齐天大圣本已弱化的神圣性只能在更为简易的祭祀行为中体现他的价值。民间信仰是发自民心的自主行为，它的发生与发展均在民众的好恶，也就是说民间信仰的发生是基于民众的精神需求，而它的生存与消亡也在于民众对它的态度，因此齐天大圣神诞日的“覆灭”、祭祀行为的简化，以及如今的边缘化存续亦是可以理解的社会现实。总之，作为一个山地村落，经济发展依然是王神洞的主要任务，而民间信仰的现代变迁不仅体现了村落经济的进步，同样也反映了区域民族关系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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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调查者：蓝天华（1960-），男，初中文化，农民工（木工）；调查（整理）者：孟令法（1988-），男，温州大学社会学2010级民俗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参与者：郭重孟（1988-），男、乔钦（1988-），女，温州大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所2012级硕士研究生；调查地点：浙江省平阳县青街畬族乡王神洞村蓝天华家中（小卖部）；调查时间：2013年4月12日中午。

[2]被调查者：蓝爱仁（1954-），女，小学文化，务农；调查（整理）者：孟令法（1988-），男，温州大学社会学2010级民俗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参与者：郭重孟（1988-），男、乔钦（1988-），女，温州大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所2012级硕士研究生；调查地点：浙江省平阳县青街畬族乡王神洞村蓝爱仁家中；调查时间：2013年4月12日中午。

[3]我们猜测，如果会亲一事属实，那么这个能够前往会亲的人很可能是本村“头人”。据《浙江省平阳县山门人民公社青街大队王神洞畬族调查报告》记载：“过去本村有一个‘头人’，是由大家推选的，条件是公道、忠厚、又会说话的人，头人威信很高，大家都听他的话，一般选上头人的都不会有问题，如果不称职也可以改选，其职务是负责管理族谱好公田，解决村内发生的问题。”参见章以淦、陈佳荣、袁钟秀、蓝天两：《浙江省平阳县山门人民公社青街大队王神洞畬族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福建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内部资料，1958年，第35页。

[4]章以淦、陈佳荣、袁钟秀、蓝天两：《浙江省平阳县山门人民公社青街大队王神洞畬族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福建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内部资料，1958年，第36页。

 

转自作者的民俗学博客， 2014-05-05 。

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blog/?uid-3450-action-viewspace-itemid-35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