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来，中国社会各方面发展迅速，老百姓生活与选择空间也愈来愈扩大与丰富，教育行业的繁荣与种类的增多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反映。与此同时，这30多年来宗教信仰自由重新落实也带来中国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基督徒数字明显增加，信徒对于教育的需要也自然增长。

 

社会环境的开放、基督教的发展、及对公立教育的失望等多重原因，使得2000年以后中国本土基督徒对基督化教育的探索开始发生发展。

 

时至今日，中国本土基督化教育已大体形成几种主要的模式：在家教育及以家庭教育的衍生模式，父母自发做起来并且是直接执行人；城市新兴教会开办的学校，以招收本教会信徒的孩子为主，教会牧者作为主要推动者；个体基督徒开办的私立学校，体现民间办学的色彩，关注基础教育面向社会招生，包括幼儿园、小学等。

 

“过去10多年来，中国本土基督徒从在家教育做起，逐步探索，到今天虽然仍然处于发展初期，但基本可以理解为从无到有，百花齐放，成长明显。”从2004年就投身基督化教育的徐剑一老师如此总结说。

 

每种模式都逐渐在被尝试，也都有其特色和优势，同时也都因为处于探索中还不完善，有其面对的独特挑战。虽然如此，但因同处于基督化教育的大内涵之中，这些基督化教育的模式也面对着不少共性的瓶颈。本文是基督时报基于各地的基督徒父母与教育探索者们的分享，对时下中国基督化教育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初探。

 

一、起点：中国教会与基督徒家长对教育的意识还比较淡薄

 

不少基督徒每每谈及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的贡献，总会论及基督教对现代医疗、体育、慈善、女性平权等许多方面的作为，其中也包括教育方面：传教士创办的数千所基础学校及上百个著名的大学成为中国现代化教育的坚实基础。然而，时下的中国教会在这些方面更多呈现一种保守的态度。

 

这一方面是因为1950年后社会与宗教环境的紧缩，使得基督教从教育等公共领域完全退出。另一方面与基督教内部不同的神学立场也有关，中国近代史上重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的传教士大多来自信仰立场较为自由的一派，关注社会服务甚于传福音，因此也被称之为“社会福音派”，随后社会与宗教环境的紧缩也使得这样的立场没有了生存空间，中国教会中对社会持保守态度的信仰立场趋于主流，强调“圣俗二分”，对社会和文化较少关心，并对“社会福音派”保持距离与批判的态度。

 

这样的历史也塑造了今天的中国教会整体而言对教育的重视度是比较淡薄的，尤其面对具有公共意义上的社会教育时，这点更凸显出来。

 

来自华东二线城市的但以理牧师5年前在自己的教会创立了一个学校，发展至今已有5个班，其中幼儿园3个年级、小学2个年级。他介绍说，虽然目前在国内一线、二线城市涌现出不少教会做的学校，但这仍旧是很少比例的牧者在投身去做的事情。“有这样看见的牧者还是少数。”他介绍说，大部分能够有办学理念的教会和牧者基本上新兴城市教会的一些牧者，传统教会背景的很少。

 

但以理牧师本人最开始传统教会背景，但后来随着教会发展，他发现传统教会的模式无法满足在城市中成长的需要，于是他开始研究和转型新兴城市教会的发展。因此，他对于传统教会的心态也较为了解，他说;“传统教会大多觉得办学是国家的事情、是世俗的事情，教会就只是管传道。这样的认识里是把教会和教育隔开来了，不知道教会对教育要起到什么作用。”

 

徐剑一是第一批中国本土基督徒主办的基础学校尝试者之一。他曾于2005年在北京创办过一家叫做“晨星”的基督化基础教育学校，做到2010年直到学校被关闭，之后至今这5年来主要把精力放在基督化教育的研究、资源引进及平台搭建上，他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促进教会领袖与牧者们更多关注基督化教育。“有人说教会办学才是基督教教育，我不赞同。”他认为，教会的确会在基督化教育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教会办的学校是基督化教育中“比较重要的一块，但不是唯一”，因为在中国，教会的规模不大。但他认为，教会的参与和支持是很重要的，也是比起直接办学来，教会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教会要帮助带领者和信徒们更有基督化教育的意识。”

 

近年来，愈来愈多的教会领袖也藉着研讨会、专题演讲等呼吁和影响牧者和信徒们更多关注基督化教育。

 

与此同时，不少基督化教育的开拓者们强调说，比起教会、学校等，家长们先要重视起来自己的责任最关键。徐剑一老师也说：“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是家长，所以家长应该来主动选择最合适的教育方式，不要推给国家和学校。事实上，不仅仅是基督徒父母，整个中国父母也应该要改变这个观念，只是不过现在基督徒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虽然更早一步意识到问题，但这并非意味着基督徒父母已经有了成熟的教育理念。不少基督化教育学校的负责人说到，他们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信徒家长可能会对今生的看重胜过来世、对属世成功的看重胜过品格和信仰”，虽然说家长已经对公立教育感到十分失望，也知道信仰和品格根基最为重要，但思维和具体操作上仍旧对成绩、排名等恋恋不舍，害怕自己的孩子将来在社会上竞争不利或失败。

 

对于这一问题，目前主要藉着牧者呼吁、教会牧养家长及开办“家长学堂”等进行改变，“扭转家长们的观念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做家庭教育联盟5年、和不少家长打了许多交道的李老师如此说。

 

比起扭转观念，家长生命的提升更是急不来的。哈佛大学教育硕士出身、四个孩子的母亲、教育专家黄陈怡文老师是把在家教育中国本土化实践最早的尝试者之一。她说，中国今日教育的需要首先是缺乏如何为人父母的教导与榜样、以及父母之间缺乏团契与交流，而这都与家长生命成长成熟有关。

 

许多重视家庭教育的推动者的共识是：孩子看的不是你教的是什么，而是看你做的是什么——言传身教是最根本的：“你信仰生命真实地成长，并且活出来，才是教育的根本”。

 

“基督化教育的难点，目前不是理论的问题，是我们真正的生命成长确实是差距挺大的。”家庭教育联盟的李老师如此说。

 

二、操作：资金不足和老师短缺，教育专业性的门槛较高

 

除了在起跑线上的意识淡薄之外，在具体操作起上，许多现实存在的艰难更需要直面。

 

首先，比起做教会，做教育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上的要求都明显高出很多。教育本身就是一项高昂的投资，“现在在中国聪明的人、经商的人基本上是不会做基础教育的，大多只是做高薪阶层的教育、或者英语、艺术、音乐等收费很高的专项教育，这样可以很快收回投资赚取利润。所以除非有一批对教育有异象的人才能持之以恒的做下去。”北京做教会幼儿园近6年的狄波拉师母如此说。

 

华东的但以理牧师介绍说，现在基督化的学校基本都属于亏本状况，“毕竟我们不是为了赚钱做教育的。”但资金的不足会给这些学校的长期生存带来压力。

 

因此，不少教会参与基督化教育本身也是希望能够减轻学校的经济压力，比如提供教会一部分场地给幼儿园稳定使用、教会给予一部分财务支持等，“我们教会的幼儿园学校也是这样，如果背后没有教会支持，只是个人支持的话，你很难承担下来的，北京的房租都这么贵，加上别的开销就更大。”狄波拉师母感慨说。

 

第二，师资欠缺，是基督化教育学校遇到的更为普遍的问题。事实上比起公立学校，目前基督化教育学校的老师体现出一种更强的呼召和无私奉献精神。但以理牧师介绍说，他现在学校里有些老师是放弃公立学校的待遇来的，“所有的老师都是基于异象来的，其实我们的工资很低，之前他们的工资是现在的几倍，但他们从公立学校辞职过来是基于使命和爱心，不是为了功利，这是很不一样的。想想看，孩子在这样的老师影响下，怎么可能不成长？”

 

不少这类学校因为老师的爱心、对孩子的尊重和教学的高质量受到了不仅基督徒，还有非基督徒家长的赞扬。徐剑一在2004年至2010年做过的“晨星”学校教学质量很高，连很多非基督徒的学生都专门从其他有名的学校专门转来。一位家长回忆说：“有许多相熟或知道的网友的孩子在晨星学校，或以晨星学校为第一选择，他们也并不是基督徒，只是希望孩子在一个得到尊重，快乐的环境中成长”。有妈妈说这所学校有名，是“因为它‘爱’的理念，因为它有好校长和好老师，以及它在外有好的口碑。我的儿子就曾经在这所学校上学…在那度过了美好的小学初级阶段。我们对学校一百个放心。”

 

但比起庞大的需要来，师资明显是捉襟见肘的，而且一个好老师被培养出来需要实践和实践的积累，整体师资的水平和资质提升，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尤其作为一个学校的主舵手“校长”更是如此。但以理牧师作为学校理事会成员，承担着选聘校长的职责，他说：“一个基督化学校能不能做好，校长的选拔很重要，他一定是对基督化教育有负担，而且有生命，还要懂管理、教育。其实选拨这样一个人比找一个传道人都要难。”

 

第三，更进一步来说，是关于教育专业性的问题。很多人提到基督化学校一个备受赞扬的地方就是爱心，但爱心并不难取代专业性，尤其是在具体实践上。北京的狄波拉师母说，切不可觉得是教会做的给信徒的孩子上的学校、只要有爱心就够了，专业性和规范性同样不可忽视。

 

“教育是一个挺复杂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家庭教育联盟出身的李老师如此说到。

“现在虽然基督教学校的数字和之前相比有很大的增加，但基本上学校规模都比较小、师资也欠缺，实践经验还比较少，对于教育的规律了解不够。”徐剑一说到整体目前的情况。

 

他提到，包括在中国近代基督教教育史上关于基督教教育的专业性的争论一直都有，“就是关于基督教教育是目的，还是手段？在有些人来看，教育就是个传福音的手段，所以持这种观点的人办学的话不会把重点放在提高教育的质量，也许做的还不如外邦人的学校质量好。另外一种是觉得基督教教育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就应该具有教育的本质，要符合教育的规律。”

 

“好的基督徒不一定是好的老师，教育是需要专业度的。”徐老师表示他很赞成这样的观点，因此，他在做教育时一直强调教育和老师的专业度，“所以我们的学生里面有不少是来自于在北京和全国都很有名气的幼儿园的孩子，他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觉得好，而是认可我们的专业水平。我们最早的一批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很多是国际顶尖的大学，当然让孩子上名牌不是我们的目的，但这可以体现出专业性带出来的教育成效。”

 

 

转自《基督时报》，2015年09月04日。原标题：“基督化教育漫漫探索路五”主要挑战与难题(上)：意识淡薄、专业门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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