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1月1日正式实施，该条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党员干部组织、参与迷信活动作出明确的纪律处罚规定。而在2015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官网通报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白雪山被“双开”，立案审查。通报中，除了比较常规的谋取利益、收受财物等，还有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

 

“长期搞迷信活动”表述出现在中纪委官方通报中较为罕见，中纪委曾指出，个别党员干部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不在勤政廉政上下功夫，却在大搞迷信上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可恨又可笑。

 

为何党员干部群体中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景观”？这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对此，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了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杨凤岗。

 

“大师”只是贪官政客的掌中玩物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说到一些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我们知道，中国是提倡无神论的国家，尤其党员是禁止有宗教信仰的，但实际上却有党员干部迷信风水，甚至动用公权力去追求这样的一些东西，为何有这样的悖论？

 

杨凤岗：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许信教的社会现实中，有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的宗教灵性满足，往往只能靠走私出轨，偷偷摸摸。不过，既然是精英人士，总会有些聪明，因此有些人找来各种伪装，比如把巫术伪装成传统文化，把信仰行为伪装成文化习俗。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无神论的教育和严格限制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在有些人的头脑中，他的精神走私出轨的前提，是没有对于神灵的明确信仰和崇拜，因此我们就看到，风水大师强调风水是科学的、不信神灵的，甚至也有“高僧大德”强调佛教不信神灵，只靠自己修行。只要所谓的大师一番花言巧语，让这样的精英觉得基本可以自圆其说，他们也就泰然接受、乐得出轨了。

 

其实，很多贪官政客背后的“大师”，一方面为贪官政客指点迷津，似乎是导师、师傅，但另一方面也不过是贪官政客的掌中玩物，随时可以被抛弃。看看一些“大师”的命运，有时不得不为他们感到可怜可悲。

 

其实一些官员也并非迷信，很可能也有因为一些所谓“大师”利用其游走于政界和社会其他领域之间的身份，形成较广的人际关系网。不少官员正是看中了他们手上掌握的资源，认为他们可以牵线搭桥，有助于自己的升迁，从而亲近“大师”，如此这种迷信似乎成为可利用的资源交易工具了。除了一些党员干部追求宗教灵性的满足，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迷信，是源于在官场中的不安全，或者各种原因造成的不确定性或宿命感，让他们感到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才最后开始信鬼神，以寻求心理的平衡和希翼。

 

 

 

民众在精神上饥不择食饮鸩止渴

 

南都：其实党员干部也只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切面。在社会的其他领域，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比如招远“全能神教”案件、“华藏宗门”等，是社会普通民众被蛊惑，而在李一、王林事件中，受骗者不乏知名的精英人士。近些年来，宗教信仰似乎成为潮流，前不久还有文章称“北京朝阳区散养着30万仁波切”，还有去年底闹得沸沸扬扬的张铁林所谓“活佛坐床仪式”，也被证明其被骗了，其师父“白玛奥色法王”也只是个冒牌货。

 

 

杨凤岗：今日中国，从精英人士到底层民众，这么多的人在精神领域出轨，热衷巫术魔幻，陷入邪门歪道，不断有人上当受骗，身心名利蒙受损失，这是因为人们在精神方面真的非常饥渴，其中一些人饥不择食、饮鸩止渴，从而导致悲惨后果。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政治教育，就是认为宗教信仰是愚昧落后的产物，随着科技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人们会放弃对于宗教的迷信，宗教从而逐渐走向衰亡。但是这种理论观点是错误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无论是二三十年前的气功修炼，或者是现在的邪门歪道，以及正统的宗教信仰，其信奉者都既有文盲老弱病残，也有各路精英人士。因此，是否盲信伪宗教、准宗教，是否迷信邪门歪道，是否信奉正统宗教，与教育程度、知识水平、社会地位、职业性质没太大关系。

 

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社会土壤，那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处在激烈剧变之中，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独子化、老龄化、全球化、信息化、虚拟化等等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人们突然袭来，令人应接不暇，方寸大乱，无所适从，焦灼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非常需要身心安顿和道德指引，歪门邪道因此乘虚而入，不仅在信息闭塞的地区是这样，在信息爆炸的城市和精英群体中，其实问题更甚。

 

对于生死命运、吉福灾祸、苦乐意义、人生价值等超自然、超验纬度的思考和追求，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精英人士也同样具有精神或灵性方面的需求，就像他们对于饮食男女的需求一样。

 

不过，什么性质和形式的宗教或灵性在某个社会某个时期流行开来，这是由特定环境和制度造成的。改革开放早期是气功流行，气功过后冒出了李一和王林这类巫术大师，现在又有很多真真假假的和尚尼姑走街串巷，虚虚实实的活佛仁波切游走于高档公寓和写字楼。

 

这些灵性现象的共同特征是具有很强的个人性质，游走的“大师”是“独行侠”，来无影去无踪，搞得越神秘越对精英人士有诱惑魅力，信奉者跟“大师”大多是私下结交，私下供养，私下解惑，私下指点，偶尔群聚，也不过是众星捧月般地仰望“大师”，信奉者彼此之间缺少横向的稳定关系。宗教社会学家涂尔干早就说过，这类个人主义的现象是巫术，是巫师与客户的关系，而不是宗教领袖与信徒群体的关系，它们虽然有些宗教性质的因素，但是够不上宗教标准。

 

巫术在当今中国精英阶层盛行，根本原因是处在社会骤变漩涡之中的人们急切需要身心安顿，常常饥不择食，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和底层民众加入了正统信仰的集体当中。

 

信仰缺失的本质是宗教供给不足

 

佛教道教活动场所基本信息图

图片来源：腾讯网

 

南都：您曾说过您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追求宗教信仰的民族，但很多人认为中国当前最缺的就是信仰，乃至于现在很多人把社会问题推到信仰缺失头上，这样的归因有道理吗？

 

杨凤岗：信仰这个概念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存在很多混乱，甚至可能是被故意搅乱，弄出种种名目的这信仰那信仰来。其实，就其本意、原意来说，信仰就是指宗教信仰，是对于超验神灵和实在的仰望、信赖、寄托、依靠。至于此岸世界的事情，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都可以说有什么理想、有什么目标，但是不应该称之为信仰。

 

对于巫术，也不能说是信仰，因为巫术的特征就是不专一，试试这个再试试那个，哪个灵验信哪个。昨天灵验的今天未必灵验，今天不灵验了就被抛弃了，因此，并没有仰望、信赖、寄托、依靠可谈，只能看作是精神领域里的出轨。真正的信仰是可以构成社会伦理道德的宗教基础的，是可以成为社会各种制度秩序的文化基础的。这在古典宗教社会学家涂尔干和韦伯那里，都有很好的论述。当真正信仰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和信仰传统被破坏以后，各种社会问题就日趋显露出来。

 

南都：您曾说过，中国社会目前处于宗教供需失衡的状态，是什么导致了中国民众宗教需求变大？失衡状态是否为一些巫术性的民间信仰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杨凤岗：对于当前的宗教需求和供给要有清醒的认识，严肃的宗教研究者要尽最大努力提供客观、全面的研究和分析，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既不要看着上司的脸色行事，也不要受眼前利益的驱使，既不要囿于固有理论的束缚，也不要追求新奇勉强制造理论新说，而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言之成理，并且经得起学术同行的挑剔验证。

 

根据已有的、可信的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来看，中国人的宗教需求以往是蛰伏的，过去30多年来，由于社会多方面的巨大变化，被逐渐地、越来越多地唤醒，越来越多的人公开表达对于宗教和灵性信仰的需求。

 

虽然宗教场所也在恢复开放，逐年增加，得到正规训练的宗教神职人员也在增加，但是，需求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供给的增长速度。

 

不过，冷静地看，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信奉一个特定宗教。有些人对于多种宗教有所涉猎，做些尝试，但往往是浅尝辄止，既缺少深度认知，也缺少专一委身。

 

由于宗教需求大于宗教供给，由于需求增长比供给增长快，再加上人们对于宗教缺乏系统了解，很多人一知半解、不求甚解，结果，巫术和邪门歪道就乘虚而入，大行其道了。

 

南都：其实在中国，民间信仰是非常多元的，这种长期以来的多元信仰的传统，是否也导致了各种歪门邪道和乱象得以生根发芽，或者说是这种乱象的背景？

 

 

杨凤岗：传统中国社会是有多元宗教存在的，特别是在汉唐盛世，本土和外来宗教多元并存，生机勃勃。但是，后来的朝代，特别是在明清，越来越多地禁锢思想，打击宗教。虽然有几个宗教被允许存在，但是政府给予严格限制，边限制边利用。为了更好地限制和更好地利用宗教为王朝统治服务，官府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迫使儒释道三教合一，不合一的宗教人士和团体往往受到官府和儒士的文攻武斗。在这样的政策主导下，也出现了一些宗教人主动或被动配合，创建三教合一的宗教场所和群体。结果，在社会上形成了多元信仰杂陈的中国现象，绝大多数人对于宗教不求甚解，因为求甚解有可能招致飞来横祸。为了表达宗教灵性需求，很多人只能游走在多个宗教传统之中。其实，正是这种社会政治环境和灵性传统，使得明清以来歪门邪道盛行，屡禁不止，此起彼伏，有时成为社会稳定的严重祸患。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实习生：杜锦瑞、林玉萍）

 

载于《南方都市报》，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