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备受关注的山东曲阜建教堂事件，近日由于儒家学者再次发布《呼吁书》，重新引发热议。五年前儒者认为在曲阜建教堂“极不恰当”，建教堂是对“圣地”、圣贤的“极大冒犯”，也是对中国文化与儒教文明的“极不尊重”，是“盛气凌人的傲慢”。对于政府“缺乏文化自觉意识”，儒者表示“极度失望”。甚至表示：“如果这个教堂在曲阜建成，这一辈子就不去曲阜了”，[1]崇儒拒耶的情感心理溢于言表。数日前发布的《呼吁书》，进一步把建教堂上升到“亡天下”的高度，“‘天下’灭亡，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标识的寿终正寝”；呼吁者认为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圣城”。而“民族魂魄所系的圣地一旦遭到破坏，其引发的民族情绪如海啸地裂，甚至历史为此改写。”[2]更有甚者，强烈表达“建教堂的自由，我们绝不应该给予！除非从我们民族的尸体上建基督教堂！” 作为关注法治进程的法律学人，笔者发现前后相沿的曲阜建教堂事件中，一些儒家学者有着明显的“情感化思维”倾向。而这，无益、乃至有害于法治建设的进行。

 

 

1.“夷夏之辨”的惯性思维。“夷夏之辨”或曰“华夷之防”，是古人用来区分“华夏”与“夷狄”族群的。华夏与夷狄的区分，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华夏拥有“郁郁乎文哉”[3]的礼乐文明，对未经礼乐教化的“夷狄”，视之为“若禽兽然”。[4]孟子曾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5]即只能由华夏民族同化其他民族，而不容许其他民族同化华夏民族，其思维逻辑是“内中国外夷狄、贵中国贱夷狄”。基于此，历史进程中华夏民族较为强盛时,往往会有“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的优越心态；但当华夏民族受到外族入侵时，“夷夏之辨”的思想常常激起强烈的民族情感，激励人们抵御外来者,以捍卫华夏文明。蒙、满入华，莫不如此。

 

晚清时期，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被国人视为“逆夷”。[6]1886-1899年，曾经因为传教士在孔子故里建盖教堂而引发著名的“教案”。当地绅民认为：“教堂立，则洋教行；洋教行，则淫祸起。”[7]当时人们对基督教的认知是，“入教者夜间跪经，其实裸体行淫，乱人妇女”，“取人眼珠心血及处女月经妇人胎孕”。[8]面对夷狄如此野蛮之教，当地绅民同仇敌忾：“投洋教之人，甘为汉奸与绅民为敌者，剿其家室，立行逐出境外。”[9]基督教的发展，在当时人看来，已使华夏文明面临危机。亚圣府孟氏与邹邑绅民“公具”：“今洋教蜂起之日，亦道统存亡之日也。”[10]几日前两位儒家学者《呼吁书》中据以引证的，正是此案。然而，晚清儒生们对基督教的认识，是从明末儒生编撰的《破邪集》及反教人士编写的各种揭帖而来，这些内容大多荒诞不经，在今天看来是编撰者以极不健康的猥亵心理对基督教的刻意扭曲、抹黑，与基督教的真实情形相去万里。就连清总理衙门也承认：“至该处匿名揭帖，措辞失当，实非情理。已由本衙门行知山东巡抚，严饬遍行销毁，并妥为弹压矣。”[11]

 

清代教案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如今没有人再会相信曾经激起民众强烈情感的反教揭帖内容，人们已经能理性地认知基督教到底为何，当代儒者也认为基督教“是一个伟大的文明”。[12]从认知程度来说，当代儒者的确远非明末、清末的儒生能比。然而，在情感上基于对儒家文明的热爱，其所导致的情感性思维，依然让部分学者承继了“夷夏之辨”之儒风，这从他们对曲阜教堂建造的极力反对、以及对晚清教案“团结一心、抵御外侮”的评价中不难得到证明。

 

2.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基督教与儒家，真的是水火不容、截然对立吗？非也。就二者的核心内容而言，儒家主张“仁者爱人”，基督教主张“爱神爱人”。儒家强调“孝道”，而基督徒对人的首要义务就是“孝敬父母”。孔子是寻道者，“朝闻道，夕死可矣”，基督教则表明“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基督教宣称人是上帝的精心创造。儒家主张“人副天数”，基督教宣称“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儒家主张人要遵从天道，基督教主张人要遵循上帝的律法。儒家认为人的使命是“参天地、赞化育”，成就天的“理”和“道”，基督教强调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可见，儒家与基督教有诸多相通之处；对此，学界早有公论，且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儒耶会通方面的研究。

 

不同的文化体系，自然存在差异。儒家是“文教”，基督教是“神教”，二者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然而二者完全可以相容共存。在社会生活中，许多基督教人士在家庭伦理方面，遵守着较高的道德准则，与普通人相比，体现出更强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的儒家义理精神。台湾学者也发现，在基督教兴旺的地方，儒家传统反而被继承得更坚实，并未出现儒耶有异而不能共存的情况。曲阜的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基督徒们“好义行善、和睦乡里方面及整体道德水准，不仅不比一般教外人士差，甚至比一些老爱从外地来曲阜指手画脚的儒家学者还要高。”[13]即便如少数学者坚持认为儒家是“宗教”或者准备将儒家发展成宗教，并不代表宗教之间就是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的。曲阜早有道教、佛教、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存在，长久以来他们彼此相安；曲阜民众面对不同的宗教、文化，“总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14]这一社会现实，不会因为儒家是否宗教而改变。

 

然而遗憾的是，部分儒者无视鲜活的生活实际，执意要把自己的主观想法变为现实。《呼吁书》传达的信息，是儒者直接建议政府“禁止在曲阜建教堂”，而无意与当地教会有任何协商。其思维逻辑是“有耶将无儒、有儒必非耶”，完全将儒家与基督教对立起来。

 

3.无视民众生活的单向思维。儒家创立者孔子崇尚“仁爱”精神，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5]，自己要立足，也要让别人立足；自己要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孔子提出的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6]，强调自己不想要的任何事情，就不要加给别人。“泛爱众，而亲仁”[17]，主张要爱大众，亲近仁德之人，甚至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8]。亚圣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9]，人不仅要尊敬自己的长辈，也要尊敬别人的长辈；不仅要爱护自己的儿女，也要爱护别人的儿女，倡导社会博爱，具体体现了孔子的“仁爱”思想。此外，孟子还主张人与人之间要谦让：“无辞让之心，非人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20]，对人的谦让也是仁爱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可见，儒家主张的仁爱，是由自己出发，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指向他者的关怀、怜悯与帮助，体现着一种博爱的胸襟与情怀。

 

然而，观诸一些儒家学者的行为及心态，并不符合孔孟的仁爱精神。宗教是人终极的心灵家园，宗教活动对信徒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据称，曲阜约有8000名基督徒，他们中男女老幼都有一定的数量。如果当地没有教堂，他们怎么进行宗教活动？为了确保儒家“圣地”之纯洁，真的要让他们赶赴百里之外进行礼拜？那样一来，这8000人为了礼拜岂不都要起早贪黑、寒来暑往吗？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不便？会让他们额外付出多少时间？他们的父母、孩子会增加多少负担？要知道，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啊！或者我们干脆就不允许他们礼拜？如果不能参加宗教礼拜，他们的心灵又会失去多少慰藉？由此又会带来多少心理问题、家庭问题、生活问题、工作问题、社会问题？而这些，强烈反对建教堂的儒者似乎并不考虑。基于主观好恶，阻止建教堂已是不妥，现在又想借助公权，连简易的教堂都不让存留，不免让人感到“蛮横”。《呼吁书》发布者以“民族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挚爱”。然而稍加分辨，就会发现这种爱实质是为满足自己的学术兴趣、学术情感的爱，是仅仅指向自己而无指向他者的爱，是单向度的爱。这种爱，显然是狭隘、自私、非理性的，已经偏离、甚至失去了儒家的仁爱精神。

 

 

1.“夷夏之防”的惯性思维，违背法治的平等原则。平等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法治的平等原则强调任何主体在法律面前的地位一律平等，反对歧视与特权。不同的个人之间、组织或团体之间乃至组织与个人之间，其权利平等地受法律保护。即使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也强调平等对话。“夷夏之防”是我们祖先基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对不同文明形成的认知，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时过境迁，当代人用这种思维去对待不同的文化，是非常有害的。就曲阜而言，试问儒学是“华夏”、基督教就是“夷狄”吗？还是儒家学者是“华”、信奉基督教的曲阜民众就是“夷”？这种想法显然荒唐！曲阜民众，无论是接受儒家理念者，还是信奉基督教者，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用法律术语来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信什么宗教不信什么宗教的权利，大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再者，目前全国的基督徒有数千万之众，基督教根本不是什么“夷教”，而是当代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谁都否认不了这一事实。

 

主观情感的好恶，往往导致歧视的发生。曲阜地方之“圣”，是因为儒家文化之“圣”；《呼吁书》的发布者，要让曲阜成为儒家独尊的“圣地”，其他宗教只能退避三舍。我们想知道的是，其他宗教对于“圣地”而言，是否就是很“俗”或者很“污秽”？如果不是，为何不允许他们存在呢？如果是，《呼吁书》的儒者已经具备了“宗教歧视”的主观要件。然而众所周知，“宗教歧视”是严重违背法治平等原则的。本来曲阜民众和睦共居，无论何种信仰，彼此之间并无对立隔阂，而我们饱读诗书的学者，却因为文化理念与信仰不同，刻意扩大差异，人为制造矛盾，不知到底意欲何为？在建设有序化法治社会的今天，到底能带来何样“益处”？

 

2.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阻碍“文化多元”法治基础之形成。政治生活的民主、经济生活的自由、社会生活的自治、文化生活的多元，是法治得以形成的基础环境条件。其中，文化生活是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精神向度，也是人之为“人”的必备要件。法治赖以存在的民主、自由、自治，离不开文化的“多元”。只有让各种思想、理论、学说同时并存，才能满足不同价值取向群体的多元精神需求，在此基础上民众才能自主地进行判断、自由地进行选择，如此法治所必备的公民人格才能形成。“多元的文化生活的存在，意义非凡，它是整个民主、法治和宪政的规范与制度结构及其运作的根本性支撑。”[21]

 

文化的“多元”，离不开“宽容”的胸襟及价值观。不同的思想、文化，各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只有允许多样性、差异性的存在，人们才能多方受益。《呼吁书》建议政府“禁止在曲阜市范围内建造基督教教堂”，极力消减基督教这一合法宗教的文化影响力，意图确保曲阜作为儒家“圣地”之“纯洁”。试问，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今天，曲阜能否成为拒绝法治建设的一个“特区”？如果能，曲阜岂不成了960万平方公里中的一个“独立王国”？如果不能，为什么不在曲阜打造“文化多元”的法治基础？更令人惊讶的是，呼吁者竟然提出“文化主权”的设想，认为“如果认定文化无主权，价值无主权，殖民化就是理所当然”。试问，今天的中国是晚清吗？谁能来“殖民”我们的文化？儒学根本不是其他文化的竞争对手吗？必须借助公权的强力保护才能生存吗？呼吁者既然如此钟情于儒学，说明儒学在他们心中是极具魅力的（笔者也是儒学酷爱者，深信儒家文化有非常生命力）；既然如此，那又何必担心文化殖民化？文化的自信哪里去了？笔者百思不得其解。无论如何，“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带来的只能是单一化的文化氛围与空间，与法治建设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3.无视民众生活的单向思维，有悖权利保障的法治原则。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我国宪法36条也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之权利。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也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曲阜基督教会盖教堂，给信众提供正常的活动场所，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其审批程序合法，盖教堂就已经是他们的正当法律权利，其他的个人、团体均应给予尊重。然而，由于儒者的呼吁反对，五年前那座已经奠基的教堂，建设计划至今搁浅，基督教会及信众的权利行使已经受挫。由此，信众不得不继续在临时的教堂里进行宗教礼拜；但简陋的临时教堂不是正规建筑，其抗风防雨功能很弱，冬天很冷，夏天很热，还不时存在安全隐患，[22]信众的身体权、健康权已经受到妨碍。如今，按照儒者的呼吁，用铁皮搭成的临时教堂也要拆除；真要那样，曲阜基督徒的宗教权益损失将会更大，权利被侵程度将更为严重。

应该说，在曲阜儒家与基督教各有其相应权利，双方都应该“善良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乌尔比安）。然而，人们发现呼吁的学者只知自己的喜好，不知他者的权利；他们心中只有“儒家”、“圣地”而无当地民众的“宗教权利”。由于心中没有他者权利的制衡，自然就会滥用自己的权利。当曲阜教会盖教堂或存在教堂时，儒者内心深处的情感神经就被触动，令其感到深受伤害。然而，这种伤害的施加者不是曲阜基督教会，而是学者自己；呼吁者他人权利意识淡薄的观念导致其情感受伤，也是其自身权利愿望过重伤害了他们自己。然而，“极端的权利，就是最大的非正义”（西塞罗），因为极端的权利，必然侵害、妨碍他者的权利。法治是以正义为价值终极追求，不应允许极端权利的存在。

 

 

相对于情感，理性是灵魂最高贵的因素。情感主导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是不准确、甚至是扭曲的。对事物的客观认识离不开理性；理性既是指为解决对外界事物认识的真实性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也是指为解决人自身行为控制或驱动之理由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我国能否实现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从根本上就是取决于是否能够实现思维方式的理性化变革”。[23]法治建设需要理性化思维；在法治时代背景下的曲阜事件中，学者对教会正常的建堂一事反应过敏、耿耿于怀，甚至不依不饶、意气用事，窃以为过矣。

曲阜建教堂事件也让人看到，宗教信徒在我国仍属于少数人群体，大多处于社会底层，为弱势群体。人类历史中，少数人群体、弱势群体的正当权利，常常面临被轻视、漠视乃至妨碍、侵害的境遇。在权利意识还很淡薄的当代中国，制定《宗教基本法》，以调整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保护各方权益，由此实现宗教问题法治化，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系河南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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