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先生关于大陆观光景点门票收费过度的观点，其中涉及到寺院门票问题，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事实上，取消景点与寺院门票的呼声在国内也早已存在。早在2005年，为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社会和谐，规范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依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的游览参观点对宗教人士实行门票优惠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5］2714号）文件规定，对游览参观点内宗教活动场所所属的宗教教职人员及其工作人员，以及与游览参观点内宗教活动场所所属的宗教是同一宗教的宗教教职人员，或举行过入教仪式并持有有效证件（如佛道教在家信徒的居士证、皈依证等）的同一宗教信教群众实行免票.

 

恰逢东林寺第七届净土文化夏令营举办，《净土》编辑部请来了几位授课老师：王雷泉教授（复旦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摩罗副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史幼波先生（成都龙江书院）、黄镜行先生，本刊记者约请以上几位学者及大安法师，就此问题作了一次座谈讨论。兹据录音整理如下。

 

大安法师：今天因缘殊胜，几位学者正好在东林寺，就寺院与景点门票收费这个问题，各抒己见。取消寺院门票的呼声，由来已久，有些寺院亦有取消门票的举措。实践证明，取消门票，对保持寺院宗教品格、维护佛教形象，以及社会效果上，均有着非常正面的效果。

 

王雷泉教授：蒋孝严先生对大陆风景区的高额门票，特别是对寺院收门票的质疑，可谓旁观者清。天下苦“墙”久矣！当今中国佛教被围墙困住手脚，面对基督教和港台佛教“兵临城下”的局面，拆除有形和无形的围墙，正当其时。

 

天下名山僧居多，宗教场所收门票，受伤害最大的是佛教，这涉及佛教的宗教地位及发展形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宗教界与学术界的拨乱反正，澄清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口号，这只是马克思的一个比喻，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根据。到九十年代初，党政高层正式提出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基本解决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什么样的人在引导？在具体操作层面，就提出要引导宗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问题就出在这里。有些行政部门再把它庸俗化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宗教只是招商引资的工具，帮助把地方经济搞上去。中国文化中的入世性和功利性，从政府到民间，都要求佛教必须为现实服务。经忏佛事演变为商业性很强的“贩卖**”，引起教内外诟病。对这个问题，佛教界是作过抗争的，赵朴初先生当时提出佛教是一种文化，也就是说不能用工具性的眼光，去看待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占有崇高地位的佛教。

 

宗教有信仰、社会、文化三个相互联系的层圈。强调宗教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或者强调宗教是一种文化，都模糊了佛教的宗教色彩。佛教存在于世的根本是要化世导俗，不能光在外延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要理直气壮地突出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体性。所以我在当时就提出一个口号：“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只能以成佛作祖作为佛教发展的中心，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到上个世纪末，“宗教搭台、经济唱戏”这个祸国殃教的口号，受到了政府、教界和学界的一致批评和抵制，但流毒一直遗害到现在。任何一个寺庙的恢复和兴建，必须要促进当地的旅游和经济发展，否则就很难存在。其实，佛教的复兴是谁也不能抗拒的历史潮流，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这就隐含着极大的商机。现在我们要警觉的是在经济上利用佛教，“庙产兴学”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各种变种层出不穷，严重地损害佛教的声誉，透支佛教未来的发展空间。现在地方政府和商人盖大庙、塑佛像，获得了巨利，起一个非常坏的示范效应。

 

解决门票问题是需要时节因缘的，大陆佛教界和学术界对此早就提出变革的意见，庐山东林寺早在2007年就取消了门票。现在由蒋孝严先生从外部来推动，可谓水到渠成。两岸的统一应该先从弘扬中国文化开始，希望“第三次国共合作”能率先在佛教事业上得到突破。以上，我先把寺院受围墙所困的政治、经济背景，作个简单的交待。

 

摩罗老师：我平时到各地旅游逛庙，出去时和进来时相比呢，对佛教没有增加一点了解，精神上没有得到加持。也就是说，寺庙在我这个香客或者游客身上没有起到弘扬佛法的应有作用。实际上古今中外各种宗教的传教士，出于对世界的责任感，都是要努力去传播扩大影响的，而不是坐在寺庙等着别人来求法。假如我们的寺庙和僧团，对于传播佛教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当然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消极态度并不是自古而然。早期的佛教就是采取游化的方式，深入影响到社会各阶层的。现在是末法时代，社会存在对佛教的误解、权力部门对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似乎也多有戒心，这对佛教的发展颇为不利。当下中国，寻找精神依托的群体甚为庞大，这就是佛教赖以发展的土壤，佛教是不是可以把为众生造福的法门送到众生面前，以此扩大自己的宗教空间？这可是弘扬佛法的绝好因缘啊。我周围很多关心佛教的朋友，谈到中国宗教的状况以及佛教前途的时候，都表示出一种忧虑。我们都惋惜佛教太老实了，人家画个圈，你就真的老老实实在圈内呆着，这种姿态对佛教的发展极为不利。甚至还用一张门票将信众香客拦阻在院墙之外，那么，我们不只是错过了佛教繁荣的大因缘，甚至是错会了我佛的本愿本意。由于决策部门对宗教的理解支持比较少，限制比较多，佛教就老老实实站在圈内，不去拓展自己的宗教空间，这对佛教是非常不利的。

 

这次来东林寺参加净土文化夏令营活动的五百多位营员，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竟然超过62%，真是出乎意料。这些人放弃所有的俗世选择，来参加这个夏令营，说明他们在急切地寻找精神的出路、灵魂的家园。而且，这些正在成长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文化选择、文化认同的倾向，对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本土文化是有利的，也说明佛教振兴的因缘正在成熟。我们的寺院与僧团，也许应该抓住这样的机遇，以救世的抱负，把佛法传给芸芸众生。怀着这样的善愿和大目标来做事，门票当然是必须取消的，因为收门票等于为寺庙增加了一道门槛，它与佛教服务于娑婆世界的大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不但要拆除门票这道门槛，还应该拆除我们内心的某种无形的门槛。在我看来，寺庙和僧团继续安守在深山老林，这与众生的需求不尽符合。我们若把诵经的声音、修身修心的生活方式、幽深旷远的精神追求，直接安置在大都市的中心，让宗教空间跟闹市相依相贴，那我们造福于娑婆世界的功业，岂不更为广大？

 

蒋孝严先生来大陆访问，公开批评大陆寺庙收门票的行为，我理解蒋先生这句话绝不是随便说的，他可能具有非常深的文化上的用意。这里面包含了蒋先生对中国宗教前景的关心，对中国文化前景的关心。同时他作为一个关注两岸统一的人，实际上他在告诉国人，佛教是两岸实现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因为宗教除了解决个人精神上的需求，解决往生问题外，它很大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解决社会认同问题，而蒋孝严先生选择佛教寺庙的问题来讨论，实际上是促使我们考虑佛教的前途，通过佛教认同来实现两岸完整的社会认同。

 

五四以来，中国教育体系给知识分子传授的都是西方知识。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基础，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从文化上理解并接受基督教，所以这些年中国社会流行一个词，叫做文化基督徒。在五百年来西方种族扩张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殖民力量有多大，它的文化力量就有多大，以至于今天所谓建构一个全球化的体系，完全是以西方文化为标准，以西方利益为核心。在这个全球化体系之中，西方文化的传播采用经济方式、社会方式，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将整个地球纳入到“国家化过程”的庞大工程，其目的无非就是建构一个全世界统一的政治权力。这个权力实体由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控制，他们企图将各国政权都变成它的一个分省。每个国家都不由自主地卷入到这么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之中，中国也不例外。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文化权利、政治权利正在面临着削弱。面对强势力量对自己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的企图及压力，任何民族自然都会出现某种反弹力。

 

中国正在从百年以来全盘西化的迷途中清醒过来，清醒之后，必须找到一种我们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这就是我们对于以西方利益为核心的全球化的反弹力之一。全球化越发展，这种文化、宗教、社会认同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实际上这是佛教振兴的一个大因缘。就像儒学一样，佛教具备着为中国实现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造福的能力。佛教在中国根深蒂固，具有深厚的影响。流行于底层社会的原始宗教与民间宗教，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与佛教实现融合。所以，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它能够帮助中国各阶层在文化上实现宽广的认同。这么说也许超越了蒋孝严先生的本意，我们不仅能够借助佛教实现两岸的文化认同，而且能够实现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我们就能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框架中更好更名正言顺地维护我们的文化权利和国家利益。

 

佛教就有这么大的功能，是真正有大造化的一种宗教。我希望中国社会、中国决策者，尽早认识佛教的伟大造化，帮助佛教发挥出实现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维护文化权利和国家利益的潜在功能。佛门自己尤其应该意识到，这种大因缘正在到来。

 

史幼波老师：我想蒋先生他提出的这些意见，确实是一个契机，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小，谈的就是关于寺院收门票的问题。但实际上是有一个大的背景的，刚才王教授也分析到，就是整个社会把眼光完全是放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上面，它对寺庙有很大的冲击，而寺庙有些师父本身主体意识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出现很多问题。我不知道收门票的主体是寺庙还是旅游部门。如果经济主体归属于寺庙的话，我觉得佛教的高层确实应该形成这么一种共识：收门票对于宗教信仰功能来说是不利的。像一些大的功德主对大庙就会很倾注，而对一些小庙就不太留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地方来说，地方的佛教协会对此可以在经济上做出一些帮扶的方式。若是教界的人与政界的人有沟通的话，让政界的人意识到，宗教对于经济的发展只是一个附带的东西，而对稳定社会人心才是宗教信仰与社会结合一个最重要的功能。现在社会人心表现极度不安，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佛教最大功能就是安心，一定要让政府意识到，这个比你经济发展要重要得多。现在中国的政界上层也确实意识到这个问题，佛教要发挥这个功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所以对于寺院的经济问题，如果真正有正知正见的话，也不会成为困扰它的问题。

 

我自己在成都做龙江书院，做传统文化，从冯学成老师创建，到现在我来接手，都是免费的，有人来听，觉得讲得挺好。有朋友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经济问题的？我觉得，只要有人来听，觉得挺好，受益，他自然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作出他自己能够作出的帮助。

 

如果一个寺院光是自身的问题就比较好办，但是如果社会政府，比如旅游文化部门，政府有关部门有这个经济方面的要求，就比较复杂。不光是自己寺院的事情，而是整个教界要形成一个力量，让各级政府的人知道宗教的作用其实远远大于它对经济增长的那么一点点贡献。

 

黄镜行老师：在文化上，西方已经完全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我们及上辈这两代人，整个的思维方式已经都是西方式的了。基督教的快速发展是因为它有这么一个大背景。传统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是和西方式的不同，我们注重形象直觉的体验，西方注重逻辑思维的方式。

 

现在中国人已经到了一个失魂落魄的时候，寺院正好是给中国人找魂的地方，思考生命与人生的根本问题。寺院内在的力量是很关键的。其实门票收入不是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关键是门票把许多人挡住了。名山大川和寺院应该是开放式的。这是一个传播的时代，佛教要主动走出去。过去学佛是千里迢迢来求学，现在你是要主动送给他，还要说这是好东西。这个时代，整个社会民众心灵的普遍失落，心灵迫切需唤醒。心忙就是心亡了，心不得安，闲不下来，没有往内走的一些空间。环境污染还是个表层，心灵污染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寺院与名山大川，最主要的功能是它是给人找寻心灵故乡的，所以千万不能在这个地方设关卡收门票，不管政府怎样，教内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所有的寺院，应该要主动输送出去精神产品，这对自身也是一种促进。通过各种讲座，利用光碟、书籍、杂志、网络等的传播，影响力会很大。这些年的传统文化热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心灵的拯救，尤其是知识分子大部分人都有一种寻根意识，这就是宗教复兴的一个契机。佛教原来的传播方式就应随因缘而有所改变，最关键的是佛教本身一定要有作为。东林祖庭建**接引大铜像，这是通过一个形象来呼唤心灵的觉醒。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开人的心灵层，要把人惯用的逻辑思维功利主义放下，心灵故乡才能呈现。不懂佛教就不懂中国文化，民众需要借助寺院这个载体来了解学习佛教，寺院若不打开山门，收点门票，只为点蝇头小利，就和民众形成了隔阂。这更多的是一种习惯问题，通过外在的声音，寺院本身应该做一些调整。佛教给了人一种心灵安慰法供养，民众自然会都乐意对寺院回馈供养。

 

在这个经济相对来说已经富裕的时代，如果还在为这样一些小利，为一些原来的约定俗成来自设障碍，这就是佛教界本身的一种悲哀。关键是佛教界自己要发出一些声音，把收门票的历史因缘都要讲清楚，说明不是我们佛教界要收门票的。门票必须取消，这会加快佛教的复兴。

 

王雷泉教授：给寺院设道墙收门票，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有对佛教的歧视。我们要分清两堵墙：一堵是应该树立的，保护佛教纯洁性、神圣性的墙；一堵是应该突破限制弘扬佛法的墙，以利益大众和社会。

 

我在2010年1月出刊的《佛教观察》第八期卷首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中写道：“当围墙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攫取高额门票收入的工具，乃至把寺院与风景区打包‘上市’，寺墙的作用就异化了，它成为隔断寺院与民众精神联系的障碍，抑制佛教事业发展的瓶颈。”

 

门票问题只是一个表象，更多的是内外勾结，侵害佛教利益。毋庸讳言，佛教内部存在大量低俗化的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是佛教内部的自我改革，不能由外部力量来操纵。当年慧远大师写信给桓玄，要清理佛教、沙汰僧尼，必须由教团自己来解决。他担心外部的“非善类”，只能把佛教引导坏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隆莲法师也曾说过：佛教的法律就是戒律。只要佛教坚持自己的神圣性，外部力量也就没有可乘之机。桓玄当年沙汰僧尼，庐山以其道德所居，“不在搜检之列”。

 

佛教是转世俗的，不能被世俗所转。佛教要从目前“鬼打墙”的吊诡现状，改进为“佛跳墙”而海阔天空的格局，就必须真正建立在社会大众的基础上。佛法从来就不违背国法，佛陀临终时讲过，要把佛法托付给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但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尊重佛教的宗教品格，不要把佛教工具化。

 

在现时代，佛教不仅仅局限在出家人中，要强调四众弟子的教团意识。在以网络科技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山林佛教与都市佛教已经没有地域上的障碍了。佛教界要扎紧篱笆，保护自己的神圣权益。同时要善用社会力量和主流媒体，跳出围墙走向社会大众。道风清净的寺院不能独善其身，要引导并支持居士们去经营茶馆、图书馆、画廊、瑜伽馆等一切事业，做佛教的事情。

 

总之，事在人为。佛教界可以通过自身不收门票，显示一下自己的主体性与神圣性。针对“宗教搭台、经济唱戏”这种见不得人的伎俩，即烦恼而成菩提，堂堂正正地开展“政经搭台、佛教唱戏”。

 

大安法师：听了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本人一方面深受启发。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僧人，为教内寺院收门票颇感汗颜。寺院是一个住持法道、续佛慧命、领众修行的道场，为什么我们还这么庸俗地去卖门票？这让佛教蒙上尘垢了，与佛教慈悲布施、清净平等的精神背道而驰了。

 

然一件事物的出现，亦是有原由的。究其寺院卖门票之缘因，略谈有二。其一，从经济背景来看，文革期间毁了很多寺庙。1978年后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彼时出家人面临的问题就是修建寺院。有因缘好一点的能获得一些海外的援助，但很多没有海外关系的只能靠自己。当时中国经济还比较贫穷，所以便靠收点门票来建寺院。其二，亦与政府倡导“宗教自养”的观念有关。殊不知，“自养”这个概念并不符合佛法的精神，佛教是“供养”的概念。只要僧众真心办道，居士、白衣自然会作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之四事供养，解决修行人的基本生存，修行人亦以俭朴惜福为宗旨，这种供养对信众与社会也不会构成压力。况且佛陀曾以其福报威德给未来的修道人作了供养的承诺，只要真心办道，佛陀的白毫相光里面就有一分专门供养修道人的，哪怕世界上只有一巴掌的地，修道人就不会饿死。是故，真正有正知正见的出家人自然心会安顿在道上，且贩卖商业行为，乃比丘戒所不许。《梵网经》第三十一不行救赎戒亦云，若见外道，一切恶人，卖佛菩萨形像，及卖经律，应尽其心力，筹资赎回，若坐视不理，即犯轻垢罪。更何况自己从事卖佛菩萨形像之商业行为，罪何可逭？！是故，杜绝寺院商业行为，即为奉持佛戒。

 

佛教的超越性、神圣性主要是体现出世间法，了生脱死，圆成佛果。寺院住持法道亦是引领众生出离轮回为终极目的。寺院是修道弘法的场所，如同一面镜子，能让众生照见身心尘垢，改恶从善。如果寺院也商业化了，这面镜子本身就蒙上了尘垢，岂不让众生失望乃至绝望！这对佛教化导众生功能是极大的损害。如果承担住持法道之天职的僧团不坚守戒律精神，那么就大为弱化了传播佛法的力量，令众生于无明长夜中看不到亮光，如是因果，岂不悚然！是故，寺院不收门票、杜绝一切商业行为应该成为教内的共识。

 

来源:《净土》杂志2010第5期，转自庐山东林寺，2010-10-12。

http://www.donglin.org/jingtuzazhi/tuijiannarong/20101012/54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