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梵关系又在网路上被炒得沸沸扬扬。根据媒体报道，中梵外交谈判之硕果似乎指日可待，最乐观的说法是某份重要协议已经放在教宗的办公桌上了，只要教宗一签字，似乎一夜之间中梵就可能建交。这十几年来，中梵建交谈判多次出现曙光，但要真正建交，恐怕还是望山跑死马。

 

　　中梵建交为何如此之难？其症结出在哪里？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反复强调的不外乎两点：一、梵蒂冈与台湾尚存在外交关系；二、中国主教的任命问题是属于国家主权，不容外国势力干涉。但一九九八年教廷国务卿索达诺枢机就已向媒体宣布，只要可以与中国达成外交关系，梵蒂冈驻台湾的大使馆第二天就可迁往北京。由此看来，梵蒂冈与台湾的外交问题已经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只剩下了一个：主教的任命问题！

 

　　在主教任命问题上，中国政府与梵蒂冈的认识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国家主权问题，既然是属于国家主权，那自然是绝对不许国外势力横加干涉的，从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的角度来讲，这点无可厚非；而梵蒂冈却认为主教任命属于宗教内部事务，不应划入国家主权范围之内去。在这点没有达到共识之前，中梵关系的转暖都是属于双方接触交谈的暂时现象，一旦涉及到核心问题，双边关系可能随时回到零点，这些年已经多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中梵建交谈判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谈判呢？社科院的王美秀教授对此有过非常精辟的阐述：鉴于中国政府主张中梵关系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宗教权力是国家主权，因而大陆天主教会结果就成为中梵接触的局外人。但事实上，由于圣座是特殊形态的国家，与世界各国发展外交关系不可能是为促进贸易发展和军事、文化交流，而是为了教会的益处，因而可以推断大陆天主教问题一定是中梵双方接触的主题和谈判的内容。所以，大陆天主教会不可避免地成为隐身于谈判桌上的协力厂商，是既不出场也不缺席以抽象方式存在的协力厂商。从这种意义上说，中梵关系是中国、圣座和中国天主教会的三边关系，而非中国和圣座之间的双边关系。试问若不存在大陆天主教会，若大陆教会切实主张独立自办，若大陆主教、司铎和教友并不介意罗马主教的首席地位；或者换一种方式提问，若大陆教会对国家主权、法律和尊严，对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威置若罔闻，就不可能有中梵接触。

 

　　从谈判到最终的建交应该是互利双赢的，圣座图的是让福音在中华大地上广扬，为中国天主教会争取一个自由的生存发展空间，中国政府则必须在保证国家主权完整的前提下，与圣座展开合作，以提高其国际形象及影响力，虽然双方都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但鉴于一个宗教精神实体与一个无神论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别，在求同的同时，不可能没有存异，因此，中国教会无论地上还是地下都应本着大公精神，以教会、以国家的利益为大前提，一旦建交，想保持自身「毫发无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若无此种心理准备，老想着KO对方，到时候恐怕我们自己倒成了中梵建交的反对者，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提醒我们这种心理准备有多么的重要且可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也许是中国教会渴望中梵建交已久，这些年中梵谈判潮起潮落又一直明显影响着国内信仰环境的宽松，所以大家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误区，以为中国天主教要想正常化，必须建立在中梵建交的基础上，事实可能是如此，但至少理论上不是必须如此的。

 

　　虽然目前圣座与世界上近一百八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向十二个国家派驻宗座代表，但从历史上来看，圣座自由任命各国主教的范围并不是仅局于建交国内。以美国为例，美国从一七七六年建国开始，到今天为止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与梵蒂冈只有短短八十多年的外交关系，不过即使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时期，美国和梵蒂冈两国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媒介是美国天主教会，教宗也可以正常地自由任命美国主教，可以说美国与梵蒂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无外交，有关系」。

 

　　世界各国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是有别于与其它世俗国家的外交关系的。梵蒂冈从理论上来讲确实是一个国家，但它的实质却是圣座，一个存在于欧洲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实体，我们甚至可以说，梵蒂冈城国是基本无外交的，所谓的梵蒂冈外交实际上几乎全是圣座外交，教宗出访或出席哪个场合时是以梵蒂冈城国元首的身份出现的呢？我们有听过「梵蒂冈总统」之类的称呼吗？「教宗」是一教之宗主，教宗外交便是以教会元首的名义进行的外交，是属于圣座外交，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所以，如果过于强调梵蒂冈的国家角色，则极可能把对圣座的关系引入一个误区，难以避免的国家主权问题便随之而来，淡化梵蒂冈的国家角色，强调圣座的精神实体身分，则可以简化好多问题。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国家与底层平民对待宗教的态度一直沿袭著一个模式：平民重视的是自身个体对宗教的精神渴求，上层重视的则是宗教对政权的服务作用，强调的是「政主教从」。历代不同封建王朝各视其需要或扶持某个教派或打压某个教派，虽然儒家思想从总体上来讲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包括儒家在内，佛教、道教都曾被推崇过，也都曾被贬抑过。现代国家大都主张政教必须分离，不再热衷于立某教为「国教」，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如此，但受长久以来的传统文化影响，政治文化中的国家观念带有深厚的传统色彩，短时间内恐怕仍无法完全摆脱此种心理。如果真正达到政教分离，那么纯宗教事务就不应再隶属于国家主权。

 

　　关于教宗任命主教问题，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与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都曾公开表示不应属于国家主权范畴，如果这个真属于国家主权，那么世界上太多太多的国家都任凭梵蒂冈侵犯其国家主权了，近二百个国家长期集体犯糊涂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社会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延黎教授更有过一个非常形象贴切的比喻，他把教宗任命各国主教与国际奥委会主席任命一个国家与地区的奥委会主席相类比，以任何一个国家若无国际奥委会授权也不可能独立举办奥运会来类比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的不可分割性。在主教任命权到底属不属于国家主权这个问题上，目前我国与梵蒂冈可以说是各执一词，远未达成共识，所以中梵建交谈判长期以来谈而无果。

 

　　父母吵架，孩子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滋味并不好受，随着不断的接触与交谈，双方互相的理解与信任度必会在曲折中增加，假以时日，中梵定有一天会达成共识，让身为中国公民的天主教徒能有一个真正的爱国爱教自由空间。但面对现实，这条件眼下远未成熟，虽然我们多次看到了中梵谈判的曙光，但离真正的建交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要走，好在基督信仰有着令我们无论身处何境都永不绝望的理由，虽然望山跑死马，但只要坚持跑，迟早有一天总是可以跑到山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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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蓝天鸽哨，华东福建省一位神父。

 

【完】来源：《品一口茶神父》微信公帐号，转自天亚舍的新浪博客，2016-0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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