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89年，当苏联濒临解体之际，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美国模式即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击败了对手。在福山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自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福山先生观点的错谬性不言而喻。因为还是这个福山，在日本政论杂志 《中央公论》2009 年 9 月号上所刊发的 《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的专访文章中，纠正性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其实蕴含着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信息——“发展模式冲突论”。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较量中，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击败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似乎发展到了“一统天下”、“万古长青”的地步。
但苏联解体仅仅过去了两三年，美国的另一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首次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的观点，并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的冲突》”)一书——这是一本教人如何认识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的论著，其核心观点就是“文明冲突论”。在这本论著里，亨廷顿建构了一种新的认识框架或“范式”，这就是“文明范式”。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存在着一种“冷战模式”即意识形态对立及其冲突的模式，这种“世界政治的冷战模式在40年中是有用的和相关的，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变得过时了”[1-1]。就当前阶段来说，文明范式为区分较重要的和较不重要的东西如地区冲突或种族冲突确实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指导和崭新的视角。也就是说，亨廷顿的这种用以分析20多年来世界政治格局变动及其若干冲突的“文明范式”，对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冲突现象至少能给予某种程度或某个方面的合理解释。例如，在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中，为什么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等却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在亨廷顿看来，它们这样做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权力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缘故，而是由于“文化亲缘” 关系。
事实上，基于文明或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内部关系及其历史进程的，亨廷顿并非第一人。早在20世纪初期，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所写的巨著《西方的没落》中，就认为所谓“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个文化的历史。斯宾格勒以悲观的态度宣称，任何文明在经历了诞生、成长、繁盛期后，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西方文明也不例外。英国卓越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则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创立了“文明形态历史观”。他把文明当作探索世界历史演化的基本单位，要求必须“从文明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察历史，把国家仅仅看作是文明的生命中相当次要和短暂的政治现象的原因。国家正是在文明的怀抱中诞生和消亡的。” [2]汤因比认为文明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其中文化是文明的精髓，而文化中的宗教又是文明社会最深厚的基础。汤因比还用著名的“挑战—应战”理论来解释文明社会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过程。与上述两位相比，所不同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是纯粹关于文明的理论，而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它政策导向性强，直接引致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阵线划分。其研究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把国际政治置于人类文明史轨迹予以考察的契机，提醒世人，在文明文化增长的同时如何消解冲突。”[3]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先生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 [1-2]然而我们要问，真的是“文明的冲突”吗?当我们基于哲学思维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时候，我们的回答是：不是文明的冲突——这是现象，而是不同的发展模式的博弈——这才是冲突的本质。也就是说，亨廷顿先生是睿智的，他教我们从文明冲突的现象中看到了发展模式冲突的本质。对此，我们首先要阐释文化与发展及其发展模式的关系问题。
二、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发展模式的博弈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谈论的文明，其实是“文化”的同义词。在亨廷顿看来：“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1-3]尽管文化和文明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但亨廷顿还是把它们交替使用的，所谓“文明的冲突”其实也是“文化的冲突”。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看来，文化是为人所特有的东西，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具体说是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人的发展实践的创造。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明确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4]文化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的发展实践的结果，即人们在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狭义的文化是指以社会的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的要素。亨廷顿所理解的文明或文化，主要是一种狭义的文化。
既然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长过程来看，它是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人的发展实践的创造，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实的社会发展是发展存在和发展意识交互作用的过程。而狭义的文化概念仅仅属于发展意识的范畴，广义的文化则同时存在于发展存在和发展意识当中。但无论是发展存在和发展意识，又都构成于具有高度综合性和概括性的发展模式之中。
所谓发展模式，是人们在进行发展实践时所选择及实行的理念、途径、原则与结果的统一体，或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道路、经验和结果等的归纳总结所形成的学理抽象。发展模式是一个综合、系统的概念。就构成要素而言，发展模式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包括人的要素以及其他的要素如经济要素、政治要素、文化要素、宗教要素、历史要素、地理要素等。其中，如果哪一种要素居于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那么，就会形成以该要素为核心或载体的发展模式，如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模式等，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西方发展模式，等等。当然，这是我们从要素形式上对发展模式的系统性所做的分析，而如果从内容结构上分析的话，发展模式的系统性或综合性则表现为：发展模式是发展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是发展价值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是发展的现象和本质的统一、是发展的原因和结果的统一、是发展的想法和做法的统一、是发展的为我性和示他性的统一、是发展的实然性和应然性的统一。总之，发展模式是发展的“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统一或是发展的“其然”和“其所以然”的统一。总之，在“发展模式”中，既有一种表示外在的发展现象性的东西，如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到的发展的成果和发展的问题等;也深藏有一种发展之所以取得成果及造成问题的内在根据性的东西。
既然文化是发展实践的创造和社会发展及其模式的构成要素，那么，文化显然离不开发展，当然发展也需要文化的支撑和导引，就是说，发展和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们又有不同。具体就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差异性来看，文化是外在的，发展模式是内在的;文化是结果性的，发展模式是原因性的;一种文化可以传承上千年，而一种发展模式至多可维持几百年(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文化属于“是什么”的范畴，发展模式属于“为什么”的范畴;文化是相对稳固的，发展模式是易变的;文化是标签性的，发展模式是根据性的;社会发展及其模式的核心是对特定利益的创造和维护，而文化则是对特定利益的反映及影响。
经济无疑是发展模式中的重要因素。在文化与社会发展及其模式的关系中，文化和发展模式中的经济因素及利益因素的关系更加密切。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经济活动或经济利益直接决定着文化的属性和功能。但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就颠倒了文化和经济及其发展的关系。他认为：“文明的共性促进了合作和区域组织的发展，”[1-4]“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一个潜在前提就是经济跟随着文化，”[1-5]“冷战的结束刺激了建立新的和复兴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努力，这些努力能否成功最主要依赖于有关国家是否具有文化同质性。”[1-6]“过去，国家的贸易样式依国家间的联盟样式而定，并与之相类似。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文化样式将对贸易样式起决定性的影响。……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 [1-7]其实，就文化和经济及其发展而言，显然是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及其发展。当今世界的许多共同体，主要的是经济上的共同体，而这些经济共同体包容着众多不同的文化要素。以东盟为例，东盟就是包含着许多异质文化在内的具有共同体特性的组织。如果真的存在着文化的冲突，那么，这种共同体可能根本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也维持不了多久。类似于东盟这样的共同体或跨区域、跨国家、跨文化的组织的建立及其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发展的共性具体说就是发展模式中的核心要素即利益上的共性，利益的共性可以容忍或包容文化上的差异性，因为相对于利益，文化毕竟是次要的或第二位的。即利益第一位，文化第二位;利益决定着文化，文化反映着利益。如果不同的群体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有矛盾，即使文化相同或属于同一文化也会有冲突;而如果在根本利益上有共同性，即使分属不同的文化也不会发生冲突。忽视了现实的发展利益，大搞文化至上，把复杂的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现实关系，简化为文化关系，是无法解释普遍的事实的，或是与现实相悖的。
当然，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对利益的实现和维护，必须通过发展来完成。而有了发展，则必须有某种发展模式的存在。这种发展模式要么是在自身或自我的发展实践中形成的，如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要么是依附于某一个核心大国的发展模式如韩国、日本等对美国或西方发展模式的依附或追随等。但无论哪种情况，都表明任何国家的发展，一定会有某种发展模式的存在，而这种发展模式的核心要素则是对自我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至于所谓文化因素，则是其次了。
既然文化是外在的、标签性的东西，只有现实的发展及其发展模式才是内在的、根据性的东西，那么，谈论文明或文化的冲突，显然不应就事论事，而应跳出文化的圈子，深入到导致文化冲突的根据性的东西去寻找答案。这种根据只能是一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不是文化的冲突，而只能是不同的发展模式的冲突，文化只是从文化的层面反映并影响了这种冲突。事实上，如果细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自己在论述“文明冲突”的话题时，也明显地蕴含着“发展模式冲突”的内容或信息。
三、“权力”=“发展力”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比较详尽地阐述了权力与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亨廷顿明确指出：“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1-8]那么，亨廷顿所理解的“权力”是一个什么“东东”呢?他认为：“权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行使权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资源。因而，一个国家或群体的权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所支配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西方对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重要的权力资源的占有在20世纪达到顶峰，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下降。”[1-9]显然，亨廷顿所说的“权力”其实是指“发展力”或“发展的能力”，他在上述所列举的关于支撑“权力”的种种要素如经济、军事、制度、政治等其实都是构成一定的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可见，在某种意义上说，亨廷顿对所谓文明或文化的分析，也是以支撑文明的发展及其模式为最后着眼点的。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的第四章，还分析了西方权力在冷战后所面临的两种现实情况：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权力呈现出两幅画面。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世界正在并将继续被西方主要国家的目标、优先考虑和利益所塑造。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第二幅画面则是，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权力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在亨廷顿看来，这两幅关于西方世界地位的相反画面，描绘的都是现实。“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均势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最重要的权力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1-10]
亨廷顿上述所谓“西方权力”的世界地位问题，其实就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世界地位问题，因为他所涉及的一系列现象或要素如经济增长、失业、赤字等基本上都属于发展的范畴，都是发展模式的组成要素，可见，不是西方文明的支配或衰落，而是文明背后的发展模式的支配或衰落的问题。亨廷顿先生是于金融危机刚刚发作的2008年12月辞世的，如果他能活到今天，那么面对金融大亨们的贪婪、此起彼伏的“占领华尔街”一类的运动、特别是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亨廷顿可能更有理由感叹并忧心“西方文明”或“西方权力”的衰落了。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欧债危机的发展，在一些方面把西方权力乃至其背后的发展模式的本质和弊端暴露无遗。亨廷顿认为当今存世的主要文明形态有六到八种，他把以中国为核心国家的中华文明看作是对西方文明构成严重挑战的文明。他甚至认为：“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战争的潜在根源。”[1-11]他还以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的语言——具体说是汉语热为例说明中华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他不无忧虑地假设道：“假如在遥远的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占优势的文明，英语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就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1-12]但是，文明或文化绝不是处于真空状态的“玄虚之物”，文化总是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的。亨廷顿在分析文化时，总是把文化和“权力”、“实力”、“经济力量”、“经济发展”等紧密相连。他还列举了一个典型的范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1950-19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当苏联发生经济萧条且不能维持其军事力量时，这种吸引力也就随之消失了。[1-13]
总之，“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1-14]文明或文化是外在的、结果性的，而对文明或文化起着支配作用或决定作用的则是其背后的发展或发展模式。如果说，西方文明或文化是先进的强大的，那也只能是其背后的发展模式的先进或强大。换言之，文明的强弱或有无“世界意义”，完全要通过发展模式这支杠杆来实现。当某种发展模式陈旧、落后而没有什么生命力的时候，那么附着于其上的所谓文明就只能是一种弱势的文明或文化，甭说影响其他文明，甚至连自身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而当一种发展模式先进并具有强大生命力时，那么附着于其上的文明或文化就会大行其道，扬威于世。自工业革命以来，逐步兴盛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持续运转了几百年，几乎到了一统天下的地步，这样，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集团国的文明或西方的文明或文化也随之兴盛于天下。但在这种所谓的“文明的扩张”的背后，恰恰存在着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1-14]亨廷顿就不无自豪地指出，当今世界，“也只有美国具备有效地轰炸世界任何地区的空中力量。这些是决定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军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主导文明的主要因素。”[1-15]但无论是作为“软权力”的价值观，还是作为“硬权力”的军事力量，其实都是发展的产物和发展模式的构成要素。概言之，是差异化的发展导致了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甚至冲突。即使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是单纯的文明冲突如在亨廷顿所认为的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碰撞、冲突中，这种冲突的结果必须通过一定的发展来加以落实或消化。如强盛的西方文明借助先进而强大的军事等手段将其价值观强行推销于世界各地，特别是向阿拉伯国家推销、渗透，但西方文明的种子必须通过阿拉伯世界特有的发展方式才能使其扎根、开花、结果。也就是说，在根本的意义上，所谓文明的冲突，其实就是发展模式的冲突，是不同的发展模式的碰撞和冲突。
那么，强势的发展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呢?发展模式总是与某一核心国家或某一大国紧密相关。那些强势的发展模式或强势的文明，总有某个核心国家的支撑和扶持。如现今的西方文明或西方的发展模式，其代表国家或核心国家就是美国。当年社会主义阵营或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核心国家就是苏联。核心国家对同一文明或同一发展模式的其他国家起着吸引、示范等的作用，而其他国家则往往依附于甚至受控于核心国家，如同今日的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依附于美国一样。这种核心之外的国家对核心国家的“依附性”，一定表明同架构的核心内外的国家在利益上具有共同性，而正因为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所以不同制度特别是不同文明或文化的国家可以走到一起，从而形成某种稳定的集团或某种发展模式。
核心国家是什么样的发展或坚持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那么，依附着核心国家的那些国家往往就会采取什么样的发展及其模式。这实际上是核心国家对非核心国家“吸引性”的表现。那么，核心国家是如何“吸引”那些非核心国家的呢?其一，核心国家通过自身优良的发展及其模式来吸引那些非核心国家，使它们与自己坚持相同的发展模式;其二，核心国家通过制造共同的敌人来吸引那些非核心国家，有共同的敌人，就意味着有共同的利益;其三，核心国家通过威胁、军事战争等极端手段即以暴力威逼的手段把那些非核心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发展轨迹中去。作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正是这样做的。
四、“文化认同”?“利益认同”!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提到了“文化认同”问题。在他看来，1990年代爆发了全球性的认同危机，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儿?”亨廷顿认为，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1-16]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就核心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它们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国家，并排斥文化上与它们不同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共性以及一种更广泛、更强大的文明意识的形成可能把这些国家维系在一起，像西欧国家已经走到一起一样。”[1-17]亨廷顿还说：“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1-18]
首先，亨廷顿的上述说法，至少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当今之世，属同宗同文或相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隔阂、疏远甚至相互对立、冲突的例子并不少见。如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朝鲜和韩国等，虽然彼此同属一个民族，也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但由于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因而至少在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也是发展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方面是不相容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至于亨廷顿所谓的“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同样是没有普遍性根据的观点。事实上，国家总是追随对他们有利的国家，即要从发展模式的核心要素利益上来判断国家间的结盟与否，而不能仅仅从文化上来判断。例如，在亨廷顿看来，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同属东正教国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明确指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绝大多数或大部分人口都信奉东正教，按其“文明冲突论”应是同一“文明”的国家，不存在什么冲突，至少格鲁吉亚应当追随俄罗斯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1990年代以来的格鲁吉亚几乎完全跟着西方跑，处处与俄罗斯作对，而且格鲁吉亚把布什和克林顿的画像挂在其大街上，俨然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国家。那么，格鲁吉亚完全倒向西方的怀抱，是追随西方的文化吗?不尽然，它主要是追随西方的发展模式，是想融入西方的发展轨迹。至于亨廷顿所说的“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又是一个荒谬武断的观点。例如，在阿拉伯世界，美国和伊朗作对——这似乎是文明的冲突，但美国和沙特却是盟友，这又做何解释呢?而美国和沙特完全是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它们应当冲突才对。类似的例子还有朝鲜和韩国，等等。总之，亨廷顿的“文化认同”的观点，明显是把文化因素绝对化、至上化，犯了文化至上主义的错误。文化当然重要，但如果把文化绝对化使其脱离了现实发展并把文化当作了发展模式的唯一要素，就一定会陷入文化庸俗主义的泥淖。这既与大量的事实不符，在道理上也是讲不通的。冲突也好，结盟也罢，不在于文化，而在于利益。因为利益决定着文化，相对于利益，文化则是次要的或是第二位的。
五、启示
在某种意义上说，《文明的冲突》中蕴含着“西方中心论”的深意，即它从文明或文化的角度为西方霸权包括文化霸权进行辩护性说理。事实上，《文明的冲突》涉及三个关键词：利益、力量(权力)和道理，而这三者的关系恰恰是这样的：利是力之源，力是利之器;有利应有力，力强则利大;人人都逐利，视力分高下;有力才有理，无力理是“气“;理中含着利，理使力“合理”。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分明看到了力对利的重要性，因而在当今世界，它们把利和力发挥到了极致：超强的国力追逐着至上的国利并向世界推销着它们自认为的“公理”。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1-19]这表明，当今世界实质上还是一个“动物世界”，一些国家特别是强国的行事法则更多的是“丛林法则”。或者说，今日之世界其实是一个靠“利”与“力”支撑并驱动的世界，其间虽然交织着“理”(“正义”、“公理”、“国际法”等)，但这往往具有“旗号性”或“包装性”。“利”和“力”是维系国际社会运转、驱使国家间交往博弈的决定性的客观因素。而西方实际上做的，也正是他们“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1-20]。在亨廷顿看来：“在进入21世纪后相当一段时期之内，...，也只有美国具备有效地轰炸世界任何地区的空中力量。这些是决定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军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主导文明的主要因素。”[1-15]总之，在这个“实力型世界”，亨廷顿的说法一针见血：“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1-14]
在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想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国格，要想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就必须做两件大事或面临着双重任务：其一，在国际上，要维护国家的统一、有序和安全，抵御外部的不良影响;其二，在国内，要加强建设，通过又好又快的发展或稳健的改革来增强国力，即通过改革发展的根本途径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国或强国即亨廷顿所谓的“核心国家”。因为只有强大的实力才能有效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能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说理)。中国目前的国策战略其实正是这样的，即通过科学发展来实现中国梦。我们的发展是和平的，但这种和平是以强大的实力为基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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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 汤因比. 文明经受着考验[M]. 沈 辉， 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191.
[3] 彭宝珍. 汤因比与亨廷顿文明论比较研究[J]. 哈尔滨： 黑龙江史志， 2010，(13).
[4]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G].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668.
转自中国论文网
http://www.lunwencloud.com/lunwen/lishilunwen/shixuelilun/20150104/359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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