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
 

 

    中国当下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狭义地理解，是从计划经济模式已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广义理解，是由传统中国社会正向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从鸦片战争开始，已进行了一个半世纪，目前正进入实质性阶段。基督教作为来自西方的宗教，在近代以前虽屡次传入中国但都未能生根。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中国人也开始逐渐熟悉与了解基督教，部分人士开始接受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信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呈加速发展趋势，信徒人数成倍增长，质量也有所提高。事实上，基督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国当代社会日益起到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预计，一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还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因此，作为有生命力的基督教如何与当下的中国社会相结合，通过贴近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来贴近群众，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作出自己的贡献，还将是一个有益的问题。本文想就这一方面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 在转型时期，基督教为信仰者提供终极关怀模式

    基督教有作为宗教和作为文化的两个层面，宗教是基督教的本质层面，也是她的真正魅力所在。基督教作为宗教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模式，她针对的是普遍的人性，因此她是没有国界的。基督教诞生于以色列国，但不到一个世纪，她就在欧洲立下了自己的脚跟；三个世纪以后，她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曾有不少学者探讨罗马帝国大量群众接受基督教的原因，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要到基督教的教义神学中去找，因为同一时期罗马帝国境内存在的宗教，不止基督教一种。最后基督教战胜其它宗教，是在于她独特的精神内核，即坚定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和救赎论：神的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但并非独立的三元，其实体只有一个，即是一体，只有一神。翻开圣经可以看到，这位神是创世的神，是召唤亚伯拉罕的神，是引领摩西的神，是教训大卫的神，是赐所罗门以智慧的神，是垂听众先知呼求的神，是施行救赎和代人受过的神，是耶稣所体现的神，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召唤保罗的神，也是给与约翰以启示和异像的神，最终是要在新天新地与人同行的神。一神论为宇宙提供了理性的根基，满足了人心中最深的渴望。只有这样一位神，人类才能称其为父，信者才能从中得到心灵的慰抚。因此，在古代罗马帝国日益动荡不宁的现实中，她是当时人们能找到的最好归宿。同时，基督教与其它宗教最鲜明的区别，在于其救赎论，即圣子耶稣基督代人受死，替人赎罪的神学理论。圣经记载，耶稣本是无罪的圣子，为了救赎人类出离罪恶与死亡，经由童女玛利亚怀孕，降生来到人间，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人类的罪恶，因此才使人的罪蒙神赦免，得以与神和好。这在当时奢浮淫逸，罪恶滋长的古罗马社会，自然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尤其是对穷苦人来说，无疑是提供了超脱属世痛苦，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途径。中国有古语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寻求终极关怀的渴望是普世一致的，中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历史转型时期，伴随着旧有观念的式微和社会行为的失范。社会急剧变迁，使人茫然无从。旧有的价值观无法再维持下去，生活变得不可思议，难以捉摸和无法理解，导致人心理感受的紊乱。痛苦与欢乐并存，希望与焦虑共在。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观，迫切需要一种安定感，保障感，救赎感和升华感，以期在变中寻找不变，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样，一部分人经过思考之后，选择了基督教作为自己终极关怀的模式，安身立命的基础，从而找到自己精神的根基。

    基督教以彻底的终极精神，为我们时代提供了自己独特的信息。首先基督教是一神论，这与中国传统的未知论和无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从 “未知生，焉知死”，“六合（即宇宙）之外，存而不论”，拒绝了对形而上之神的思考。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在士大夫中，多抱孔子这种未知论的态度，他们更看重的是现世生活和现实社会，失落了终极关怀。而下层民众由于在阶级社会中备受奴役和压迫时的心灵需要，他们只能在外来宗教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中寻求解脱。值得指出的是，道教虽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但它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方术，倾向的是现世社会的直接延伸，因此它更适宜于作帝王和士大夫之安逸生活的陪衬物，而不适用于广大的劳苦大众。一些信仰道教的平民看重的只是道教的简化形式符咒，以求消灾免祸。相对道教而言，更多地赢得下层群众的是佛教，但这种效果的取得也源于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变形。作为觉者的佛陀释迦牟尼，被中国信者看成了宇宙的主神，而加以膜拜。这反映中国人渴望追求认识神，却走入了误区。

    近现代中国在对宗教的看法上继承了古代的传统，并有所强化。五四运动时期科学民主口号的提出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表明了中国人对于现实社会的特殊关怀而完全拒绝对于终极的关怀。建国后，又开展了经常性的无神论教育，基督教被当作批判的对象，她被认为是与科学背道而驰的，是过时的有利于敌人的谬论。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被实践所证实，相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不矛盾的思想与日俱增。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人们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经历，逐渐认识到光有科学并不能消除人类的苦难，没有信仰和伦理制约的科学有时反而充当了害人的工具。痛苦的经验教会人们思考，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之梦不再存在，“理性次序”已经破产，人们终于认清了自己脚下的颤动的大地，又重新开始举目上苍。19世纪的尼采曾高喊“上帝死了”，但是，事实告诉人们，直到现在，上帝不仅没有死，反而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力。黑格尔曾用正反合三阶段来归纳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基督教经过了中世纪的极盛期和近代的科学称霸基督教遭到某种排斥的时期，将进入基督教与科学及文化相融合的时期。近现代有很多举世闻名的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足以说明这一论点。

    在当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制度文明有进步，但精神文明的进步相对落后。近年来，追逐物质的欲望日益增加，对精神的追求一再陷入低谷。这种现象是对文革年代对精神力量的过分夸大的反拨，但却走入了矫枉过正的另一个极端，需要再来一次反拨：过分夸大物质的作用，高喊“金钱万能”，而否定一切精神追求，必然使社会陷入分裂动乱，人心陷入空虚颓废，道德体系全面崩溃，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最终阻碍现代化转型的顺利实现。事实上，精神的力量从来也没有真正消失过。它虽然被迫不断地边缘化，但总是在顽强地坚守自己最后的阵地。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保持着对精神超越的追求。基督教的一神论，救赎论和对终极的关怀，与人们对精神超越的追求是一脉相承，交相辉映的。人们在基督教中，能完成自己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升华，并使之有根有基。作为以传福音直到地极为己任的基督教，在我们的时代将会遇到很多知音。

    二、 在转型时期，基督教为社会提供伦理和精神模式

    首先必须肯定经济转型的正面意义，因为计划经济模式只能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市场经济克服了计划经济的种种缺点，它是现阶段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佳模式。市场经济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公正，理性，求新，效率的价值观。但同时也应看到，市场经济也存在着缺陷，它往往激起人们的利己心，竞争心和贪心，导致腐败和各种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加增了人性中本来就有的恶的因素，同时又加剧了本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给社会带来种种不安定的因素。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1904年左右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认为基督教的教义能够产生相应的伦理思想，而这种伦理思想又能推动世俗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市场经济，还必须建立在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基础之上，这种伦理对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起到规范作用。人们以忘我的职业劳动和节俭的生活态度来体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伦理，并且把劳动的成果理解为上帝对自己的恩惠，自己应该回报社会，并以感恩之心辛勤工作，而不是将劳动成果坐吃山空或挥霍殆尽。这种新教伦理形成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促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韦伯的理论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的整合还需要爱的力量，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按照基督教教义，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而全人类都是我们的邻舍，因此我们要真诚地爱护，关心每一个人类弟兄，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教会通过自己以身作则，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互相帮助的社会风气。

    三、 为当代社会提供一种深度的人生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肤浅，流行和时尚为特点的大众文化日益壮大，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表现在：流行歌曲和麻将方兴未艾，荒谬迷信，胡编乱写的小说大量出现，并被搬上银屏，正统的史书倒少有电视剧制作人的问津。电视中娱乐节目和影视明星愈来愈多，层次愈来愈低。带有色情的娱乐场所和网站泛滥，毒品有蔓延之势。可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这样，生活被简化为疯狂娱乐，人生退化为及时享受，生命沦落为盲目冲动，行为愈来愈短期化。所有这些表明在传统社会人生模式衰落后，社会整体的无所适从。

    与此相反，基督教则提倡一种深度的人生模式。圣经称人为神的儿女，是神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整本圣经从头至尾宣示了人的被造，人的失落，人的苦难，人的被赎，人的回归这部人的历史，在人的历史背后响彻了神的召唤的声音。在博大精深的基督面前，你会感到宇宙的深邃，人生的神秘。你会用更严肃的眼光来面对自己，重新坚定自己的步伐。

    基督教深度人生模式的基础建立在耶稣身上。耶稣既是神子，又是人子；既是人，又是神。他在世的事业表明了一个真正的人所应该走的道路，他的自我牺牲和舍己为人，救赎了信者，也感动了无数的人们，成为他们生活的榜样。

    在社会转型时期，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时候，再次与同样古老而伟大的基督教相遇。两者都会有新鲜，独特，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将在交流中走向理解和融合，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化，新的道德观念，新的社会风尚，新的精神风貌，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宁，稳定，崇高，繁荣，和谐，可持续和全面的发展。

 

 

 

                                  （本文转载自《金陵神学志》总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