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汉地，按正史明确记载，至今已有整整二千年了。在漫长的岁月中，作为外来宗教，经受各种历史考验和打击的同时，随顺时节因缘，融会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和社会习俗，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这样说，佛教在中国走的是一条“中国化”和“化中国”的道路。这不仅因佛教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佛教教育，是对全人类至善圆满的人格教育。中国佛教的发展史，即是一部佛教教育史。“教育是立世之本”。换言之，“佛教教育是佛教的立世之本”。站在世纪之交的宇宙坐标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佛教教育事业的振兴与否，将直接关系着未来佛教的前景与命脉。今就广东的佛教教育表示一些个人粗浅的看法，一孔之见权作问路之石，尚祈高明指教。
一、对佛教教育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
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教之以学，育之以德”总括了教育的内涵。佛教教育从佛教一产生就显示出既融通世间，又不共世间的特质，而区别于世俗的一般教育。概括地说，它是以佛陀的言教，即以能使人明了宇宙、人生现象与本质的真理，来教化启迪九法界的众生。其中以人为本的教育，实现人间净土是佛教教育的最终目的。
一提到佛教教育，自然就会想到“佛学院”和“僧教育”，似乎这两者已经包括佛教教育的全部。其实不然，前面已提到它是对“九法界众生的教育”，这是从广义上来讲的。站在人本的立场上，首先，按教育的范围对象来说，佛教教育有对内和对外之分，对内即是以培养主持佛教人才的僧伽教育和引导正信正行护持佛教的居士教育，主要是通过佛教种种仪规和直接宣扬教理来实现。对外主要是抓住机遇，创造机会向社会各界大众推广佛教，并不是为了吸收信徒、扩大教院，最主要的是让世人减少对佛教的误解和歪曲，多一份理智看法和正确的评价。这种对外教育，往往不能以直接宣扬教理来达到目的，而要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其中以支援“希望工程”，捐建学校，支助困难学生和各类社会福利、慈善救灾等取得的效果最为显著。如今年入汛以来，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全国佛教界发扬佛教慈悲济世、利乐有情的精神，各地佛教协会以及全国各寺院和个人慷慨解囊、勇于捐献，积极支持灾区人民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9月10日，全国佛教界已向洪涝灾区共捐赠人民币逾1500余万元，港币70万元和大量食品、物品和衣物等”。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下发[1998]13号文件，通报表彰了中央国家机关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其中代表佛教界的中国佛教协会榜上有名。广东佛教界在这些方面不逊于人。如“1995年，广东佛教界捐款人民币76万元支援新疆、内蒙、宁夏、广西五个少数民族地区建希望小学； 1996年云南丽江地震，全省各寺庵、佛协和家信徒共捐款捐物合计近八、九十万元人民币；另据不完全统计，全省佛教界自92年以来共四年多的时间，支持公益福利事业、希望工程、救灾、修桥铺路等共计人民币1200万元”。单就今年的洪涝灾害，广东佛教界向灾区捐助款、物达360余万元。件件善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取得了佛教间接教育的良好效果。
其次，按教育采用的方式方法来说，佛教教育有传统的丛林教育和现代院校教育之分。传统的丛林教育，在前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前，主要是丛林的参禅和丛林的讲经及律寺（律宗道场）的持戒三种，此外则有念佛、诵经、礼忏、施焰口、做水陆道场等。现代院校教育产生有具有一段历史渊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全国兴起“庙产兴学”运动，打出“人其人，而不火其书；利其产，而不毁其宇”的标语，各地方夺庙产兴学校。当时佛教界以八指头陀为首创办僧教育会，由僧界自办僧学校及人民小学。“如江苏僧师范校、湖南僧师范校，以及杭州、宁波等僧小学，最为佼佼，然小学则通俗化，而师范则儒化，或讲经法师化，未足云僧教育”。原因是：“其动机多在保存寺产，仿照通俗所办之学校而办，用图抵制（庙产兴学），绝不以昌明佛教，造就僧宝为旨者”。1908年南京杨仁山居士开设祗洹精舍，太虚法师认为有“世界弘法的意义”，接着有华严大学、观宗学社、支那内学院等的开设，1922年，太虚法师于武昌始创办武昌佛学院。随后各地佛学院相继创办，皆以阐扬我佛大法，蔚育僧伽人才为办学宗旨，逐渐形成了以学堂授课方式的现代院校教育。岭东佛学院是在1933年，由太虚法师所创办的广东近代第一所佛学院校。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佛教教育的全体至少包括两个方面：1、教界的自身教育，包括僧人的寺院生活（包括丛林制度）教育、佛学院的学修教育及对信徒的佛法曾及教育；2、社会的利他教育，需要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贯彻“人间佛教”的大乘精神，为社会多作贡献，使大家同沾法益，积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然而，住持佛教，弘扬佛法的主要职责在于僧人，僧伽是设计佛教未来蓝图的工程师，僧伽队伍是推动佛教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主力军。培养合格称职的僧材已成为当前佛教工作最主要、最紧迫的关键核心。所以僧教育应该是佛教教育的重心所在，不管是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话题。
二、关于广东佛教教育的若干问题
广东佛教已渡过了千余年的春秋。广东的佛教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在“波浪式”的进程中，历经兴废。广东的佛教教育向来以传统的丛林首创教育，主要是禅林生活教育为主导。唐代六祖慧能在曹溪宝林寺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南宗禅，又因法脉的传承，而先后成立了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等五宗。各宗弘传于大江南北，所谓“临济甲天下，曹洞半边天”，丛林道场大都以禅寺为主，今广东的南华、光孝、云门、六榕、开元、国恩、庆云、灵山诸刹亦离不开禅宗的体系。所以广东作为慧能大师的故乡和弘扬南禅的策源地，以禅林为洪炉，铸就人材作为佛教教育的主要形式，也是顺理成章。直到1932年，太虚法师应潮州开元寺恳请创办佛学院，并于1933年10月正式成立岭东佛学院（由太虚法师亲笔题署，笔迹尚存），到 1935年6月，第一批学僧毕业，因经济拮据，寺、院二方意见相左而告停办。“岭东佛学院从创办到停办，虽时间短暂，但它作为近代广东第一间创办的佛学院校，为以后广东佛教教育的发展开了先河”。岭东佛学院的创立开创了广东佛教教育从传统丛林教育向现代的院构教育过度、延伸和发展的新纪元，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1935年后一直到七十年代，广东未创办任何佛学院校，八十年代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佛教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日益突出。广东在各大寺院相续修缮，重新恢复丛林生活的基础上，开办了南华寺培训班、汕头僧伽培训班、云门寺培训班、广东佛教寺院执事进修班及定光寺尼众培训班等。随后，在培训班的基础上， 1991年10月复办岭东佛学院，92年9月创办云门佛学院，96年9月创立定光寺佛学院（现已改为广东尼众佛学院），这三大佛学院成为广东佛教开展僧教育的重镇。几年来，已培养了一批僧材，为各地的佛教建设服务。有关这三所佛学院的情况，广东省宗教研究所马建钊所长在“九七珠海佛教文化研讨会”上曾有《试论广东的佛学院校教育》一文的发表，全文刊登在岭东佛学院刊《人海灯》97年第一期（总第7期），欲知详情可参阅，此不赘述，今仅就广东佛教教育的有关实质性问题作一探讨。
1、形成为地方佛教建设服务的佛教教育新格局。
佛教教育的当下目的就是要为佛教服务。僧教育培养出来的僧材是将来佛教的中坚，僧界的柱石，是佛教建设的第一生产力。佛教建设包括信仰、道风、教制、人才、组织五个方面。不管那一方面的建设，其实都离不开寺院，寺院是僧俗修行之场所，是佛教宏化之机关。所以尽管地方佛教建设是多方面的，但寺院管理是其中一个主要环节。寺院管理涉及到僧团组织和管理机制的问题，佛教的理想僧团是一个六和共处的民主团体，僧团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僧羯磨”——僧众大会的民主方式来进行，议而必决，决而必行。现在的寺院管理存在着许多弊端，缺乏公正、公开与公平的机制，僧团事务由重要职事说了算，“一言堂”、“任人唯亲”的现象多所存在，即使偶尔开僧众座谈会或职事会，也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仅仅走一形式而已。根据佛教教育都是依托寺院而开展的实际情况，广东的僧教育应主要为本省各寺院的管理建设服务。从每一届的毕业生中挑选品学兼优的僧材，担当寺院的大小职事，既要有明确分工，又能通体合作，不徇私情，发扬民主作风。再推广到全省各大丛林，目前学院所挂的寺院应该率先自觉采取这种机制。明确规定凡是未上过正式佛学院或未能毕业的皆不能担任寺院职事，上海和浙江普陀山基本上已实现了这点。这不仅使学僧产生竞争意识，激励精进修学，而且能解决一部分毕 业僧的出路问题，更主要的是能实现僧伽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寺院管理的正规化。当然，这需要主管部门采取政策的强制性方能全面实行。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认为学僧毕业与寺院毫无关系，毕业了，“扫地出门”，走你的，根本就没有想到安排部分学修合格的毕业僧到常住担任相应职事，或各类工作，在实践中继续培养他们。有的认为人材是为整个佛教培养的，并不是单为某所寺院培养的。话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往往造成佛学院毕业了反尔没处去，成为流浪僧的现象。佛学院原则上虽规定学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而实际上因各种因缘，毕业生不一定能回到或想回到原寺院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材的流失。如何合理安排毕业僧参与寺院管理，让他们“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改变僧纪涣散，寺纲不振的局面。应该是僧教育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除寺院管理外，主持佛教会务，传播佛学，兴办佛教文化、慈善机构等事业也是佛教教育为地方佛教建设服务的范畴。广东的佛教教育要能适应本省佛教建设的需要，以最有效、最直接、最简捷的方式与地方佛教建设相互服务和依靠，形成佛教教育与佛教建设事业同步发展的良性循环新格局。
2、逐步形成初、中、高三级佛教教育体系并开创有特色的专宗教育。
早在1983年，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的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起高级、中级、初级既有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三大语系佛教教育体系。到现在为止，就汉语系佛教教育来说，所谓的“高、中、初”三级体系，我们认为，在根本上并没有完全确立。原因有二，其一：三级体系的评定标准是什么是教学规模是学制是人数是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原来一直认为中国佛教学院是汉语系唯一的一所高级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是中级佛学院，而现在也是高级佛学院了。其二：到底由谁来评定二者皆不得而知。而实际上，全国佛学院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缺乏横向联系，课程设置重复较多，管理上大同小异，教育成果亦未见十分显著，广东的佛教院校教育要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须建立起本省佛教教育的三级体系，并不是要办初、中、高三个佛学院，而是在现有的基础，在一个佛学院内形成三级体系。如太虚大师所说的“现代的僧教育，整个系统的次第，应该包括习律、学教、修证三个阶段”。现代佛教教育在教学方针上是提倡“学与修”的结合，实行 “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而实际上还是下意识地偏重于对教理的研习。太虚大师提倡的三个阶段不仅可以与现在的三级体系相对应，而且“习律、修证” 二个阶段的养成足可补学僧在“修”的缺陷，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学制大约以5年为标准。至于课程，也可按照太虚大师理想中的佛教大学的课程设置来作统筹安排，如小乘经论及佛教通论，南山律宗及应习僧事，佛教历史及宗派源流，佛教因明及印度哲学，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等，以及性、相、台、贤、禅、净、密各宗经论等等，广东是南宗禅的发源地，要积极利用丰富的人文资源，发挥地方优势，在“禅文化”上做文章，成立禅宗学院，进行专宗教育，培养一批既继承传统，又能结合时代，有修有证的禅学弘教师。院校的教学和管理可以吸收藏传、南传佛教及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佛教教育的先进经验。在教学设施、教学投入、师资队伍等方面，能不断地改善提高，各佛学院校加强联系，交流教学心得和管理经验，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形成具有广东特色的佛教教育体系。
3、教师队伍的建设将决定佛教教育的成败。
振兴佛教的希望在教育，今天若不办佛教教育，明天就没有佛教。从某种意义上说，振兴佛教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包括法师和外聘老师），教师肩负着培养佛教后继接班人的重任。教师队伍的建设就是师资建设（以法师为主的教学人才和管理人才），需要两手抓，一方面要求教师具备专业知识和先进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强调身教重于言教的师范表率，具有敬业乐业的奉献精神和教学相长，谦虚谨慎，不断充实的进取心，专心一致，不避艰难，众人誉之不加劝，众人毁之不加阻，有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之精神。另一方面，要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许多法师对待遇问题往往既有抱怨思想，又羞于启齿，处在一种尴尬境况中，因为说不定就被人扣上一顶“法师讲条件贪图利养”的帽子，似乎做法师就应该老老实实接受低下待遇。其实，法师作为佛教教育教师队伍中的主导力量，从事教学和管理是一项颇费心神的辛苦工作，要求适当合理的公平待遇，应是理所当然，而且还是有法可依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66年通过了“关于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建议”第 114条指出：“在评价教师地位的各种因素，应当特别重视他们的待遇，因为不可否认，根据目前世界上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诸如教师的社会地位及人们对他们职能的评价等其它因素，象在别的许多类似职业中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尽管佛教教育并非是国家承认的正规教育，但它应该属于类似成人教育的特殊教育一系，是社会教育的一支，这条“建议”同样可适用于佛教教育中对教师的待遇问题上。“建议”中提到的“经济地位”，实质就是经济待遇，可采取逐步提高教师的薪酬标准和给予各种津贴，以稳定教师队伍和吸引教师，并使之安心从教。同时在管理上，应通过各种形式的慰问、表彰和荣誉称号等来体现对教师工作的尊重和承认，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近年来，广东省佛教协会在教师节向全省佛学院的教师发慰问金，增强了教师们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对教学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激励和鼓舞作用。
4、在推广佛教教育的过程中，应正确看待外来僧。
僧人自古以来就有行云流水、四方参学的习惯和“以寺为家”的传统，所谓“十方常住十方僧”就是这个道理。广东是一个佛教较为盛行的地域，外来参学、弘法的僧人亦非少数。在佛教史上，有明确记载到过广东的历代中外僧人，如刘宋元嘉十二年（435年）中天竺求那跋陀罗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地泛海到达广州，住在云峰山的云峰寺，后由广州刺史车朗报告于宋文帝，被接到南京。又梁朝普通年中（520—526年）南天竺菩提达摩航海来到广州，再北行到魏，到处以禅法救人。又梁朝西印度人，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的真谛来到广东，在今南海、曲江、惠阳、广州等地从事译经、讲经，传菩萨戒等弘化事业，后由他的学说而形成了摄论师学派。又唐代山东籍义净法师于671年11月间，从广州搭船泛海到印度取经求法，留学那烂陀寺历时十一载，又曾于689年回到广州，求得纸墨和写手后返印。又唐代江苏籍僧鉴真大师在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因遇风浪于748年10月是经海南到达雷州，后受请赴广州，到端州龙兴寺，日僧荣睿患病迁化。鉴真在广州住了一春，往韶州住开元寺，后经大庾岭辗转返回扬州。又唐代师子国不空大师曾于741年12月从广州出使师子国。又现今潮汕地区以独特的群众性组织——“善堂”来开展扶贫济困、造福社会的慈善活动，就是起源于宋代高僧大峰祖师来潮以后建造和平桥之善举，影响深广，成效卓著。元代藏族高僧胆巴帝师于 1289年到潮住开元寺，并在潮传法建寺。近代闽籍圆瑛法师曾于1935年2、3月间莅潮弘法，当时的《佛学半月刊》曾刊登此事，“凡皈依弟子之所奉之香仪，悉皆资助各慈善团体，如此实行财法二施，诚可谓当代弘法之模范”等等。这些德学具足的外来高僧到来对广东佛教教育或多或少起到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唐五代时浙籍僧人文偃禅师于乳源云门山，开一家宗风，成立云门宗，在宋代隆盛一时。又明末四大师之一皖籍僧人憨山大师于1600 年，受请人曹溪，“时南华寺衰落已久，他到寺后，开辟祖庭，选僧受戒，设立僧学，订立清规，一年之间，百废俱兴”。1603年因事牵连，被遣还雷州， 1606年明廷在赦，又返回曹溪，为修复南华寺大殿，亲往端州采运大木，后辞去曹溪住持，到广州长春庵，为众讲经，并集信徒结社，授以念佛三昧，教以专心净业，月会以期，立有规制。1622年12月受请到曹溪，为众说戒讲经，次年圆寂，其肉身像现今供奉于南华寺内。又近代湘籍禅宗泰斗虚云老和尚，于 1934年主持南华寺，重振祖庭，1944年复兴云门大觉寺，宗风丕振、十方归仰，并于1946年莅潮汕弘法，度者无数。这几位外来僧在修建寺院，住持道场、策励僧俗等传统丛林教育方面作了突出贡献。开创近代广东佛教现代院校教育先河的一代功臣——浙籍高僧太虚大师于1933年创办了岭东佛学院，而当时的全院12名教职员中就有９位是外省僧人，江苏籍智诚法师就是当时的监学。智诚法师自33年来到潮州后，就未曾离开过广东，直到94年圆寂，1937年法师闭般若关，刺舌血书华严经，历三年余而成，现供奉于开元寺，成为镇寺之宝；1947年任开元寺住持，开坛传戒，复办岭院，德化所被，缁素共崇，在广东的佛教教育史上建树良多，功不可没。罗列这些史实，目的是要说明历代以来外来僧对广东佛教教育作出了不朽贡献。当前有些地区，地方本位主义严重，排外性强，夜郎自大，心胸狭隘的“小市民”意识根深蒂固，甚至有把外来僧看作是来打工的，通盘否认，缺少应有的公正心态，严重滞碍了当地佛教建设和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事实上，现今全省三所佛学院的学职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外来僧，各大寺院的主要职事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僧，而在全省各大小寺院中，服务常住，老实修学的为数更多。当然，也不能否认，确实存在着一些素质低，修养差，不务正业，借佛敛财的外来劣僧，但这绝不是主流。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应该更具有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在对待外来僧的问题上，应培养人才、珍惜人才、引进人才、挽留人才、合理使用人才，推动佛教教育的持续发展。
以上主要是对僧教育有关问题的剖析，另外，引导居士正知正见、正信正行，培养居士弘法人才的教育和开展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的社会关怀教育也应是广东佛教教育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篇幅所限，不作详述。
三、广东佛教教育的前瞻与思考
“科教兴国”是我国跨世纪的基本国策。广东地区经济在高速度发展的同时，制定了“建教育强省，育跨世纪人才”和“建一流教育”的目标。广东的佛教教育应以此为契机，开创“以教兴教”的新局面，重点是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合格僧材。在实现这个总体目标的同时，对于教学经费的筹措，教育环境的改善，教师队伍及学科建设的加强，教学质量的提高，院校规模的发展和社会影响的扩大等方面，都值得认真思考。要解决这些实际中提出的问题，既需要针对具体实际，又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理论上探索和突破旧的教育思路。广东佛教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面向现代化，就是指教育思想、办学条件、教学体系、师资队伍、教学管理和教育发展水平的现代化。只有如此，佛教教育才有希望全面提高综合水平和整体实力；2、面向世界，就是要加强国际间的佛教交流，吸取或借鉴佛教教育发展和管理的成功经验，做到洋为中用。3、面向未来，就是面向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趋势，从事佛教教育必须目光远大，具有超前意识。佛教教育的三个面向，是我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迎接新挑战的强大思想武器。
人才的培养需要有一个周期性，并非一蹴即就。广东的佛教教育虽无“百年大计”，但至少也应有三年、五年、十年的计划，及具体落实，本人有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1、成立广东佛教教育计划委员会。广东省佛教协会承担着地区佛教发展的决策、规划、指导的作用，应该是发展佛教教育事业的一个具体执行机构。成立该委员会，可以从四个方面起到良好作用。（1）制定适合本省佛教教育的法规、政策和纲领；（2）组织协调寺、院之间关系，及各学院间的相互沟通，集中师资进行有关教育学等方面的短期培训，组织实习、研修或考察等；（3）对各佛学院进行宏观调控和评估监督；（4）舆论推动，向海内外争取教育经费，并选派留学僧。佛教教育计划委员会应成为佛教教育为地方佛教建设服务的中介与指挥。
2、创办广东佛教文化研究所。组织学术界专门人才，除从事佛教文化研究外，还应具有：如选拔优秀毕业僧进入研究所，接受继续教育，培养研究人才和后备师资；给在佛学院校服务多年后的法师提供一个修持和学术研究的场所等多种功能。
3、建立系统化的佛学文献资料库，并通过电脑建档上纲，推广佛教教育事业。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是科学开明、智慧开拓的世纪，是一个资讯发达的信息时代。电子技术，国际互联网和全球网为与几乎地球上任何人进行即时通讯提供了途径。美国康乃尔大学亚洲研究系约翰马克瑞教授指出：“所谓Internet的全球电脑网络将促进现代世界的佛教教育。”若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能及时的运作起来，广东的佛教教育事业会更有一番前景。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相信在有敢于竞争和创新观念的广东，佛教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将顺应时代潮流，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曙光走出一条康庄之路。
转自中国佛教论文库
http://lib.zgfxy.cn/article_detail.aspx?id=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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