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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洲交往源远流长，但在欧亚两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希腊—拉丁和基督教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精神文化成果，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上首次开始真正的交流应是在新航路开辟后的明清之际，架起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精神上交往与沟通桥梁的，则是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出于宗教热忱和献身宗教的精神，为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中国，也把自己送到了中国。为了在传教中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消除中国人对西方宗教的隔阂和疑惧，他们往往以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学，军事技术等近代科学知识作为传教的媒介，从而在客观上承担起西学东渐文化大使的历史使命。
从16世纪开始，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就来到了中国，实现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起在西方社会中所激起的对东方的向往、憧憬和追求。在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利玛窦无疑是一位最为重要的人士，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对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局面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583年到1610年，利玛窦在中国的二十八年岁月中，能够携带着西洋文化进入宫廷和士大夫群，在中国的士林名流中觅得知音，建立了以往任何传教士都无法比拟的极为广泛的社会联系。利玛窦之所以能立足于中国上流社会，使中国的士人阶层乐于与其交往，主要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利玛窦深深意识到，他所接近的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已经具备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政治制度和学术名艺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看成野蛮人，而且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利玛窦中国札记》（上）第13页）。要想使西方的宗教思想被崇尚权威和正统思想的中国士人所接纳和理解，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他一方面尽力使天主教的礼仪适应中国的社会习惯，寻找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切合点；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因为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尊重学问和知识的国度。因此他在传教时尤其注重数理科学知识的传播，往往将西方的天文、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作为与中国文士、朝臣、宫室结交的晋身之阶。正如他们所认识到的“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的最初印象，与他们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密切相联，然而科学的卓越成就还具有另外一个效果，导致他们接受一个外国人新信仰所必须的谦恭，以便使这个傲慢的民族减轻其心理优越感的枷锁。”基于以上认识和策略，因而使他在西学东传方面能够取得很大成功。
1584年，利玛窦在肇庆制作了第一幅世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后将它进献给明朝神宗皇帝，图中绘有经纬度数、赤道、五带及注有各国风土异俗，首次在中国人面前展示了世界全貌，并向中国推介西方的天文历算、机械工程、军事技术等。时人冯应京以钦佩的口吻说：“利子周游八万里，高测九天，深测九渊，皆不爽毫末。” 由此，科学知识成为西方传教士开启中国士人精神世界的钥匙，也成为西学东传的引子。
明清之际的文士当中，有不少人信奉了天主教，其中最著名的为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延筠。导致士大夫信教的重要根源是西方科学的吸引力，从十六世纪利玛窦来华开始到十八世纪末，耶稣会士在传布宗教神学的同时，译介了相当数量有关天文、舆地、数学、物理、医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著作。有中文可考者，约计370种左右，属科学者120种左右（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卷4下册P1246、P1255）。“西学”这个词，正是伴随着这一活动而来的，从传教士一开始译介西学的同时，中国奉教士大夫出于经世的考虑予以积极的合作。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含有西方严谨逻辑推理科学方法的《几何原本》；李之藻与利玛窦合作撰写了《同文算指》，陕西人王徵（教名斐理伯）与教士邓玉函合作译绘《远西奇器图说》，以介绍西洋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而为学术界所推重。李之藻在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时，出于匡时济世的苦心，曾上《请译西洋历史等书疏》，欲破启锢闭，全面引入西学，他在上疏中写道：“……其书非特历书，又有水法之事，机巧绝伦，用之灌田济运，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书，不用算珠，举笔便成。又有测望之书，能测山岳江河远近高深，及七政(注:日、月、金、木、水、火、土)之大小高下，有仪象(注：天文)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格物穷理之书，备论物理事理，用以开导初学，有几何原本之书，专究方圆平直，以为制作工具本领。可见其对西学之推崇备至（以上摘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P150页）。
徐光启、李之藻采西学的主张，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但由于朝中保守势力的排外和责备，刚刚吹来的西学东渐之风，在一派反对声中趔趄前行，但它却真实地反映出明清之际先进的中国人士，从华夷之见中探出头来接纳新知识的开明和勇气，为中国科技发展注入新的生机。
明清之际，向中国介绍西方军事火炮技术和天文历学知识，取得重大成就的有耶稣会士汤若望、南怀仁等。
明朝末年，明廷为与东北满清抗争，亟需新式的军事技术，当时只有西方传教士能够向中国介绍和提供关于西洋火炮的新技术，西方耶稣会出于宏教的愿望，也极为有意将西洋火炮技术引入中国，以争取中国朝廷对传教工作的认可和支持。在所有来华耶稣会士中，以汤若望的铸炮业绩最为卓著，据载：1642年7月，崇祯皇帝通过兵部尚书密令汤若望铸炮：“要把七十磅重炮改为四十磅的小炮，所需材料铁、铅、红铜、技工，还有炮厂（设在皇宫内一大广场）都已备好，汤只得应命。……汤若望共造了二十尊大炮在离城四十里大广场上实弹射击。太监和军官们远远站着，不敢近前，发射一次成功，全场欢腾，采声四起。”（魏持《汤若望传》P162-P164，1949年商务印书馆）西方传教士除以军事学、火炮技术贡献于朝廷 ，还以天文历算学知识进呈，耶稣会士汤若望在清兵入关以后，在推介西方天文历算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与成就。中国历代王朝，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支配下，将天文历算视为通天和通神的重要工具，为此设有专门的机构钦天监等从事相关职事，中国的天文历算，不仅包含自然科学内容，也含有选择吉期等更要人文社会因素，明末利玛窦来华时，钦天监以两百多年未改之《大统历》屡推日食不验，利玛窦即建议大可籍西方天文历算之长为明朝推测天象，但未获准。崇祯二年。钦天监以《大统》《回回》历推算日食皆失误，大学士徐光启以西法推算独验，皇上乃命设立历局，命光启督修历法，徐光启引荐来华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进入历局，推行改历行动，开明末西学东渐之先声。清军入关`后，汤若望仍籍西方科技服务于新朝，1644年9月出现日食，汤若望的比汉人及回回历官都准，年底清廷准用西法，由汤若望出任钦天监监正，这样在短短数月之间，即废止了有近两千年传统的中国历法，开启了中国天文学史上的新时代。继汤若望之后，耶稣会士南坏仁由于精通西洋历法和铸造西洋火炮技术，再入钦天监掌管历法修订工作，且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康熙以南怀仁为密友，甚至于“当皇帝情绪不好时，只要一看见南老爷，情绪立刻就转过来了。”在南怀仁影响下，康熙对西学有了深刻印象，他把洋教士请进宫中，向南怀仁学习天文历算，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学习几何学，对西洋的地理、医学、哲学、音乐、绘画已无不涉猎。他曾两次差传教士回欧洲招聘科技人员来华，并希望教廷派精通天文、律例、算法、内科、外科人员来华。康熙学习西学，提倡西学，与把西学骂作“奇技淫巧”的守旧派官僚不同，对西学采取较开明的态度，因而在康熙年间，西学东渐，洋为中用，曾一度蔚然成风。
明清之际，在一批注重学术教育的耶稣会士和中国信奉西教士大夫的推动下，在中国学界出现了一股西学风潮，它在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清新气息的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保守人士的竭力反对，因为传教士们所宣扬的基督教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毕竟有着很大的差异和分歧，而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仅是传教士们传教的辅助活动，更基于传统的华夷之见，清初的保守派官员杨光先提出“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高调，向西方传教士发难，后由于西方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进而扩大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习俗和文化的歧异，1704年罗马教宗克勤门十一世发布上谕，明令中国信徒禁止祭祖祭孔，干涉中国内政，引起罗马教廷与满清王朝廷之间教权与皇权的对歧与冲突，到雍正皇帝时终于颁发了禁教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渐被禁止，由此开始了120年的禁教时期，经西洋传教士吹起的“西学之风”也渐趋衰落下去。
明清之际西方宗教借科学与学术面目的传播经历，西方传教士在宗教、哲学、语言、天文、舆地、数理、医学、工程、军事诸方面留存的种种著述，如流星过夜天，其影响总体上是微弱的，正如近人蒋延黻说的：“在朝廷方面——无论是明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和红衣炮。……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艺文著作里，能找到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蒋延黻选集》文台出版社1962年P536）但由这些热衷于宗教的传教士们带来的西学之风毕竟也产生过明亮的火花，给以八股取士制度下僵化陈腐的中国学界、文化思想界带来了一缕清新之气息。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辈有志于匡时济世的士人，接受了西方的信仰，也接纳了西方的学术，及西方宗教的献身精神，把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结合起来铸成了明清之际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特有的社会历史内涵，只可惜这些竟未在我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我国的文化依然保持了旧观，随着清朝的百年禁教历史，中国的知识界更加闭塞，迂腐和落后，这是文化的悲哀，也铸就了民族的悲哀。 |
转自360图书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501/14/136312_33337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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