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位置来说，土耳其与巴基斯坦都与伊朗接壤，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土耳其位于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地区、波斯湾和中东交汇的地方，在冷战时期也是矛盾、冲突不断的地方。而巴基斯坦则位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连接部，北临战乱频发的阿富汗，“９·１１”事件之后，巴基斯坦成为反恐的前沿阵地。可以说，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各自都在矛盾、冲突高发地区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实行印巴分治之前，印度的穆斯林社区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领导，哈里发制是维系穆斯林世界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穆斯林共同的身份象征。奥斯曼帝国晚期在与要求民族独立的希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作战时，印度的穆斯林社团还为其提供了大量资金的支持。后来，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之后，哈里法制被废除，但从奥斯曼帝国脱胎而出的土耳其共和国与巴基斯坦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在两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两国历史发展中都曾出现伊斯兰政治化和政治伊斯兰化的趋势，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伊斯兰复兴是两国都要面对的问题。本文试图在探讨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建国之初对伊斯兰教的定位的基础上就两国在政教关系方面的异同作较为深入和系统的比较和分析。
一、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在建国之初对于伊斯兰教的定位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国之父凯末尔本人把世俗主义看成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世俗主义原则不仅可以把伊斯兰教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同时也可以削弱它在公共空间的影响。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需把人们的思想从伊斯兰教的观念和实践中解放出来，而世俗主义则正好可以帮助凯末尔实现这一目标。凯末尔及其追随者认为只有把伊斯兰教排除在公共空间以外，土耳其才有可能真正启动现代化事业。①在凯末尔及其追随者看来，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落后的伊斯兰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要振兴土耳其，使土耳其早日加入欧洲文明国家的行列，土耳其在文化上必须向西方学习，必须进行文化改革，这些改革既涉及着装也涉及社交礼仪等。这些欧洲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去东方化”。１９２３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去东方化”或限制伊斯兰教在公共空间的影响，凯末尔主义者通过制定一系列世俗的法律制度来为现代化事业扫清障碍。比如，凯末尔主义者废除了哈里发制度，把教育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废除了乌里玛制度和伊斯兰法，实施了经过修订的瑞士民法，用拉丁语书写体系取代了旧有的阿拉伯语书写系统。１９２４年４月，宗教法庭被废除。１９２５年通过帽子法，禁止穆斯林男性戴旧式毡帽和其他“不文明”的头饰，同时限制女性戴面纱。同年，一些神秘宗教团体被政府认定不合法而被取缔。在１９２８年，修订的宪法删除了１９２４年宪法中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的字句。①为了“去东方化”和建构西方身份，凯末尔主义者不惜通过立法来消除一些代表东方身份的伊斯兰文化符号。在这样一个“去东方化”或“去伊斯兰化”的过程中，不管是女人所戴的头巾还是男人所戴的帽子在一定时期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符号意义，都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在１９２５年，土耳其共和国颁布实施了“帽子法”，该法禁止成年穆斯林男性戴旧式的无檐毡帽，取而代之的是欧式礼帽。那些违法的人要么被罚款要么被监禁。１９８１年，政府通过了“学生和学校教职员工的着装规定”，那些不遵守规定的学生遭到了强制性的惩罚，后来政府几次试图改变该项禁止女生在公立学校戴头巾的法律，但都因为军方和宪法法院的反对未能成功。在１９９７年，土耳其军方给政府还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政府权威机构严格实施头巾法案。自此，该法案在更大范围得到了更严格的实施，以至于那些只在下班期间戴头巾的女教师也不能被升职；有些男性因为自己妻子戴头巾甚至不能获得国家公职。②由此可见，对于信奉世俗主义的土耳其国家政治精英看来，伊斯兰教就是愚昧、落后的根源，代表伊斯兰教的一些符号如男性所戴的旧毡帽和女性所戴的头巾在公共空间都是被嘲讽和打击的对象。为了早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国父及其跟随者刻意要摆脱与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传统的羁绊，从而引起了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主义者之政治精英来说，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和对民族主义的宣扬是维系凝聚民众的重要举措。然而对于伊斯兰主义者来说，坚持伊斯兰教义和穆斯林生活方式是克服西方社会问题的有效办法，对土耳其伊斯兰特性的强调可以在土欧关系中增加自己的筹码。
然而，相对与土耳其来说，巴基斯坦既不是一个历史文明悠久的国家，也不是一个民族成分单一的国家，因此，它既不能靠悠久的历史文化也不能靠民族主义来凝聚民众。巴基斯坦民族成分相当复杂，既有旁遮普族、信德族、普什图族和俾路支族，也有克什米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部落。在立国初期，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和帕坦人就要求从巴分离出去，为了缔造一个“想象共同体”，其建国之父真纳不得不借助“伊斯兰认同”来遏制“亚民族认同”，在大肆扶植伊斯兰势力的同时，真纳把“伊斯兰认同”与“国家认同”等同起来，因为对于巴基斯坦的国家领导人来说，伊斯兰教是能把巴各民族、各派系凝聚起来的最重要的精神旗帜。另外，巴基斯坦从英属印度分离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宗教差异，但跟印度比起来，其实力相差很远，坚持其伊斯兰属性是巴基斯坦保持它与印度的差异特性，防止被其同化和归并最好的选择，因此，强化巴基斯坦的伊斯兰身份是维护其安全和利益的战略选择。虽然在建国之初，其国父真纳也像土耳其一样采用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建立了议会制政府，他也从未许诺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是其宪法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伊斯兰教基本原则的影响，根据宪法规定，经训是立法的基础。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社会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伊斯兰教为国教，９７％的国民信奉伊斯兰教（大多属逊尼派）。因此有学者认为：“巴基斯坦既不是一个纯伊斯兰教国家，也不是一个纯世俗国家，而是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温和的’伊斯兰教国家。”③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曾指出的，“所有穆斯林国家注定要在两件事情中选择一件：拒绝伊斯兰要素，选择做一个世俗的国家；否则努力创造一个伊斯兰国家。除此没有别的出路。”①对于土耳其来说，它的世俗主义政治精英拒绝了伊斯兰要素，把土耳其确定为一个世俗的国家；而巴基斯坦则努力创造了一个伊斯兰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不管是在土耳其还是在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都可能成为国家统治者借以稳固政权的重要政治工具。
二、土耳其的政教关系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把世俗主义定位为一项实现现代化所不能违背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一原则跟西方国家所奉行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并不完全一样。受奥斯曼帝国传统和法国世俗主义原则的影响，凯末尔主义执政者坚持把宗教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１９２４年成立的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是对伊斯兰教实施监管的具体职能部门，该部门负责向首相汇报工作，拥有比绝大多数中央部门都多的财政拨款。在整个２０世纪，该部门都是对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进行控制、压制和改革的重要工具。但世俗主义的原则和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的设立并没有把伊斯兰教完全排挤在公共空间以外，因为土耳其自上而下的欧洲化或现代化改革对下层民众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伊斯兰教依然具有非常广泛的民众基础。由于凯末尔主义者所信奉的西方启蒙价值观与一些教团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存在严重分歧，凯末尔主义者坚持的世俗主义原则和欧洲化改革大大损害了一些伊斯兰教团的利益，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比如从１９２５年起，苏菲教团的一个分支纳格什班底教团就发动了多起反对世俗主义和反对共和国政权的叛乱，因此政府取缔了很多教团，它们的活动被认定为非法。但是由于这些教团依然对民众有广泛的号召力，因此，界定苏非教团非法的第６７７号法令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伊斯兰复兴依然具有良好的民众基础和条件。不同教团和不同的伊斯兰运动都对伊斯兰复兴起到重要作用，在土耳其有重要影响的运动包括努尔库运动（Ｎｕｒｃｕ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和苏菲运动（Ｓｕｆｉ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前者没有政治意图，并不寻求建立政党，只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纯化，对世俗政体并不提出挑战；而苏菲派运动则属于政治伊斯兰运动，它试图通过伊斯兰教的一些原则来对公共空间进行影响，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自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苏菲派伊斯兰运动就成为土耳其最有影响的政治伊斯兰运动。曾有多个伊斯兰政党包括民主党、民族秩序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Ｐａｒｔｙ）、民族拯救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ｙ）、福利党（Ｗｅｌｆａｒｅ）、美德党（ＶｉｒｔｕｅＰａｒｔｙ）等都得到了苏菲教团的大力支持，这些政党都认为伊斯兰教义和穆斯林生活方式是应对西方化带来的社会弊病的有效解药，都坚持反对西方亲穆斯林国家的政治路线；同时，这些政党还认为土耳其的文化、历史和地理位置都决定土耳其应该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领导，从而可以对西方进行挑战，同时也能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维持某种平衡。②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伊斯兰政党曾经“使伊斯兰教和一些传统的价值观重新合法化了”。③这些政党后来不是被军方发动政变解散就是被宪法法院取缔。军方正是以保护世俗主义、维持国家安全的名义曾经在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１年、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９７年发动了四次军人政变，取缔了几个颇具影响的伊斯兰政党，并推翻了由伊斯兰政党所主导的几届政府。然而这些被取缔的伊斯兰政党又多次在不同的伪装下东山再起。这表明这些伊斯兰政党具有较强的民众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政党是土耳其伊斯兰身份的孵化器，伊斯兰教是土耳其共和国另一个“隐秘的身份”。④世俗主义原则的确立和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确保宗教不干预政治或政客不利用宗教进行政治宣传，相反，在特殊的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气候下，宗教与政治之间往往会建立起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土耳其建国到１９４６年期间，国内政局一直由支持凯末尔主义的共和人民党把控，伊斯兰教在公共空间一直受到压制，宗教团体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土耳其在１９４６年开始实行多党选举制，这对于政治伊斯兰的兴起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代表凯末尔主义的共和人民党不能继续垄断政治权力，在各政党为角逐权力的竞选中，伊斯兰教成为吸引选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使支持凯末尔主义的共和人民党也不得不对伊斯兰教采取更包容的态度。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东西方两大正营正处于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和左翼思想意识形态在土耳其的影响不断扩大，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暴力斗争不断升级，土耳其一度走到爆发内战的边缘；同时，巴基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思想以及伊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不断向土耳其渗透。为了遏制各种对凯末尔主义者所支持的世俗主义政体构成威胁的各种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土耳其军方开始走一条把本土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相融合的路线以期缔造一个更同质、政治意识更淡化的伊斯兰教共同体。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土耳其本土伊斯兰教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开始得到强化，宗教课程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同时政府也更加重视道德教育。这里就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军方本来一直都是世俗主义坚定的守护者，然而在１９７０、８０年代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左翼政治思潮和非本土伊斯兰教思想的影响，它又对本国的伊斯兰教采取了扶持的态度，从而削弱了世俗主义的影响。除了军方的支持以外，政府的经济、政治改革也为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复兴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厄扎尔在任首相期间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使得伊斯兰教团体的活动空间有了更大的拓展。经过改革，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宽松的经济政策在安纳托尼亚地区造就了一大批具有伊斯兰背景的中产阶级，他们要求更大的宗教信仰自由，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１９９０年代他们支持社会福利党，现在他们是具有深厚伊斯兰背景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最有力的支持者。厄扎尔对伊斯兰教比以往的首相要宽容得多，各种伊斯兰教团体享有了更大的自由，他们可以为修建私立中学和大学提供资金支持。很多伊斯兰教团体甚至还得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资金支持，这为他们组建政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就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政治空间。同时，他们还有机会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向更广大的受众传播自己的宗教和政治观。所有这些举措都对凯末尔主义的霸权构成了挑战，使得凯末尔主义的危机不断加深，过去被压抑、被边缘化的伊斯兰身份在公共空间开始变得更加显眼。伊斯兰主义者通过借助一些明显的伊斯兰符号例如头巾表达对凯末尔主义者世俗民族身份的抵制。１９９７年军人政变之后，国家对伊斯兰势力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压，为了增强实力、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在２００１年成立的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以往伊斯兰政党的政治话语策略，立场从泛伊斯兰化转到全力支持土耳其入盟以推动国内的民主、法制、人权等领域的改革。
这种言说方式对于削弱军方和司法机关对社会和政治的控制力是一种有力的武器，也是维护自身利益和身份的法宝，因为该党认为通过入盟，它可以利用欧盟来削弱土耳其军方的影响，这不仅会使伊斯兰教具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也会扩展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活动空间。①通过正义发展党改变政治话语策略、调整意识形态之后，该党得到了民众广泛的支持。在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１年的全国政治大选中，正义发展党连续三次胜出，目前该党的民意支持率依然很高。由此可见，正如亚乌兹所说，“当代土耳其发生了这样历史性的转变：共和国的政治精英运用政治手段人为地创造了一种民族—世俗文化；而以社会为中心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则运用文化对政治的意义和功能重新进行了界定。对于土耳其有影响的伊斯兰教团体来说，政治是一个可以通过文化手段来进行塑造的竞技场。”②
三、巴基斯坦的政教关系
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伊始，共和国的奠基人就把土耳其定位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化国家；然而巴基斯坦建国后，有关巴基斯坦到底该成为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还是伊斯兰化的穆斯林国家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引起各派斗争的一个核心问题。相对于土耳其而言，世俗主义的影响在巴基斯坦要小得多，伊斯兰教在国家中的地位在某些特定时候甚至会被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甚至可以说，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的立国“基石”。英国在１９４７年公布“蒙巴顿方案”，根据宗教信仰实行印巴分治之前，巴基斯坦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早在１９４０年３月，“全印穆斯林联盟”就通过了“建立巴基斯坦”决议，该决议的前提就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应该属于两大民族，二者不可能真正融合成一个民族，而穆斯林为其生存和发展有权在南亚次大陆建立单独国家。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４日，巴基斯坦正式成立，因此“全印穆斯林联盟”就被改为“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
巴基斯坦立国运动领导人或“国父”真纳从未许诺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相反，他更希望自由民主制能弱化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势力。真纳和其他政府官员、军人和绝大多数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都主张在西方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俗的现代穆斯林国家。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在立国初期，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和帕坦人就要求从巴分离出去，真纳为了借助伊斯兰教来缔造一个共同的“伊斯兰认同”来遏制“亚民族认同”，从而把“伊斯兰认同”与“国家认同”等同起来。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自己的政权，真纳不仅没削弱伊斯兰势力，反倒对其进行扶持，比如巴基斯坦的第一部宪法就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①在孟买的一次群众集会上，真纳曾指着《古兰经》说它就是巴基斯坦的宪法。②由此可见，从建国之初，伊斯兰教就被巴基斯坦的国家领导人视为强化国家身份和寻求安全的工具。
，巴基斯坦颁布了第二部宪法，该宪法又被称为阿尤布·汗宪法。该宪法相关条款规定成立伊斯兰思想咨询委员会，新宪法还把国名改为“共和国”，并删去了有关法律必须与《古兰经》和《逊奈》保持一致的条文。但是迫于宗教界的压力，１９６３年又恢复了“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名，立法者在立法的过程中都要注意不能让新的法律与《古兰经》和《逊奈》的教谕产生相悖的内容。１９６５年印巴战争爆发后，为了鼓舞军队和民众的士气，巴军方领导不遗余力地对宗教的象征意义和“圣战”进行宣传，这使得军队与伊斯兰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７年，阿里·布托担任巴总统期间。腐败和经济发展不力等因素引起了反对党的强烈不满，为了应对反对党的挑战，布托被迫承诺将《古兰经》作为国家生活的核心部分，在教育部门突出伊斯兰政党的作用，并建立联邦伊斯兰学院。布托政府还发起了关于巴基斯坦历史和文化的讨论，强调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重要标志。此外，布托还宣布了一系列诸如禁止销售酒类产品和把休息日定在周五的伊斯兰教法。③１９７３年４月，巴基斯坦颁布了第三部宪法，该宪法又被称为布托宪法。在制宪过程中，布托和其他现代主义者在很多问题上都不得不对伊斯兰教势力做出让步。该宪法明确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规定“巴基斯坦是伊斯兰教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民主制国家”，同时，宪法还明确规定只有穆斯林才能担任国家的最高领导。④１９７７年７月，巴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哈克缺乏民众基础，为了给自己的统治找到合法性，他开始极力争取伊斯兰势力的支持，因此，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他试图在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在伊斯兰促进会的支持下，哈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法律以保证巴基斯坦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实行伊斯兰化。通过推行伊斯兰化的政策和计划，伊斯兰教法成为最高法律，而伊斯兰法庭甚至具有了高于议会的最高权威。然而伊斯兰教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体现的是逊尼派穆斯林的意志，所以这一法案的实施往往会引起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在哈克总统因座机爆炸身亡之后，宗教法案就被人民党废除。①之后的十年，巴基斯坦进入两党轮流执政时期，在人民党的贝·布托和穆斯林联盟的谢里夫主政期间，伊斯兰化的政策继续得到推行，因为即使是民选的政府也不得不对宗教集团势力妥协。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巴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政变后上台，任首席执行官，并于２００１年６月任总统。穆沙拉夫具有较深的伊斯兰背景，军中很多军官都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而拒绝接受世俗价值观。穆沙拉夫刚一上台就特别重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９·１１”事件之后，穆沙拉夫迫于压力才在２００４年前后开始宣传“温和文明论”的观点，试图调和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现实冲突，表示要抵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现实中，巴基斯坦也开始打击国内恐怖组织并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展开反恐战争。②
结束语
总的说来，土耳其虽然是一个世俗国家，但政客也往往利用宗教宣传来赢得选民的支持，而伊斯兰主义者也通过利用民主制和多党选举制组建自己的政党，通过利用宗教网络来谋求自己的政治诉求。即使是支持世俗主义的政党，为了赢得下层选民的支持，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对伊斯兰教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政治自由为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更多的政治活动空间，而伊斯兰政党的胜利反过来又为伊斯兰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虽然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土耳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面对全面伊斯兰化的危险，世俗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对宗教势力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制。再加上土耳其积极争取加入欧盟，其民主、法制不断趋于完善，并没有给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提供合适的温床。
而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伊斯兰教是它立国的基石，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迫于宗教势力的压力，不管是民选的政府还是政变后的政府都不得不对伊斯兰教势力采取支持和扶持的态度。世俗主义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微乎其微，不管是军方还是世俗政府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宗教势力的影响，而且往往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采取纵容的态度。虽然，它也试图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建立友好关系，但其浓厚的伊斯兰情结决定了这个国家很难摆脱被伊斯兰化的命运。可见，两国政治精英对宗教的不同定位、不同的宗教政策、不同的政教关系也就决定了两国不同的发展命运。土耳其虽然目前由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政党执政，但是其社会治安良好，经济发展一直保持良好势头，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从这些方面来看，巴基斯坦完全无法与之相比，其政局不稳、经济增长乏力、恐怖袭击不断、派系冲突不断。要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还尚需时日。而且，如果宗教过分干预政治或政治过分依赖宗教宣传的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话，巴基斯坦就不可能像土耳其那样国泰民安。
载于南亚研究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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