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本书中，卡尔·亨利比较深入地揭示了基要主义在现代所陷入的困境及其原因，那么，在其所涉及的基督教历史传统的层面上，他所理解的福音信息中果真有他所期待的那种社会含义吗？如果真有的话，他又是怎样在现代的处境下将其阐释出来的？对于这些问题，站在当时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上，卡尔·亨利十分明确地相信，初期使徒所传讲的福音对当前这个有待重建的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福音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
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卡尔·亨利相信，初期使徒所宣讲的基督的福音中确实包含丰富的社会含义，具体体现在使徒所传讲的有关上帝之国的信息中，其中包含了改变社会的基本观念。在耶稣复活升天前，门徒依然在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今天吗？这个问题不只是表达了门徒自己的理想，实际上也表达了上帝之国的信息中针对社会的特有维度。在本书的论述中，卡尔·亨利在这里涉及使徒所传讲的上帝之国所具有的已然与未然的特点。
在这个已然与未然之张力的前提下，亨利对福音之社会维度的看法所带来的问题是，在已然来临的上帝之国中，上帝之国与世俗之国有着怎样的关系？上帝之国在世俗之国中产生了哪些影响，带来了哪些不同？
其实，卡尔·亨利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不过，他引用保罗的话表达出，上帝之国对世俗之国的影响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保罗在《罗马书》中写道，上帝的国度意味着‘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14:17）；在《哥林多前书》里他指出，上帝的国度‘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林前4:20）。”[ 卡尔·亨利，《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第四章。]
虽然卡尔·亨利在本书中没有直接讨论上帝之国与世俗之国的关系，但上帝之国对世俗之国之无可避免的影响让他相信，包含救赎在内的福音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不单针对着个体的灵魂是有功效的，同时也适应整个社会的处境。“从耶稣的观点来看，救赎适用于一切全球性的问题。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学术还是娱乐方面，它给这个疲乏世界带来唯一可满足的安息。它是评估一切非基督教解决方案的基础。”[ 卡尔·亨利，《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第三章。]
如果站在这个高度来看，表面看似不相干的救赎层面的解决原则，总能够在处境中落实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相应做法，就如施洗约翰回应问他的那些人，无论是税吏还是兵丁，他给出的回答都是落实到具体社会行为上。
经文
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新约·路加福音》（和合本）3：10－14。）
不过，卡尔·亨利没有明确地区别这两个层面，虽然他还是分别地讨论到这两个层面的问题。
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
作者：卡尔·亨利
上海三联书店
呼唤现代基督徒消极避世的麻木良心。
基要派是要让社会认识到救赎的必要性
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卡尔·亨利的处理方式是，将这种福音传统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在今天的处境下具体地阐释出来，主要体现为坚持那些他所概括的比基要主义五原则更宽广的基本信念：
书摘
基要主义坚信宇宙是有目的的、有道德的，反对一个纯粹的数学般精确的宇宙；它坚信一个有位格的上帝，反对非位格的终极时空或各种动力；它坚信上帝的创造，反对自然主义的进化论；它坚信人的独特性是上帝所赋予的，而非由于人类的进步；它坚信人的困局不是由于动物的遗传，也不是人性的必然，而是因为他违背上帝；它坚信救恩只能来自上帝，反对人可以自救；它坚信圣经是启示，告诉人们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救赎主，反对把圣经看作只是一本记载宗教经验的书，与众多的宗教书籍毫无分别；它坚信历史与人接受或拒绝神—人息息相关，而不只是发生在各国中的历史；它坚信未来如何并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世界正走向人类未来审判的最终结局。
这里不是单涉及基要主义的五原则，或者有争议的时代论式的前千禧年观念，而是要在这个大的更为整全的视野或框架下，坚持一种他所认为的基督教的世界观。
在他所认为的可以代表福音派立场的这个整全的世界观的视野下，参与改革社会的基本目标就不是推动社会进步，而是使社会更多关注基督之救赎与和解。基要主义既不是要避免社会文化，在参与社会议题面前止步不前，也不是要被自由主义或非宗教人士所提出的社会议题所牵引着走，而是要看到这些社会议题所涉及的更深层面，并要在有终极目标的前提下来参与。
“现代福音主义无需把建立‘高级文明’作为首要目标，这样做会陷入昔日自由主义的错谬。现代福音主义最重要的目标是向罪人宣告救赎恩典。……上帝对人类自欺之罪的翻转，是解决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的唯一真正答案。”[ 卡尔·亨利，《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第八章。]
按照亨利的表达，基要派或福音派群体参与社会，最终的目标是要让社会认识到耶稣基督之救赎的必要性。虽然这种救赎之必要性与具体社会议题的结合还要看社会处境，不一定会马上以某种具体社会议题的解决方案的面目出现。因此，参与社会问题，并不一定是支持或反对某种社会议题及其解决方案，不是要被现有的这些社会议题所限制住，而是要有新的视野。
需要在基督里的和解
这里让人想到朋霍费尔所言终极实在与仅次于终极实在的关系。如果人们还没有透过信仰达到终极层面，从而跳出世俗世界之议题之外，就仍然会被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世界景观）以及做事方式（价值观念）支配着，从而在关于社会的议题方面就会被现有议题及其解决方案牵着走。
对于有生命重生的人来说，当他从终极层面再反观世俗社会，就可能从其思路中跳出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视域，并因此具体化出不一样的思路与议题。如果用比较哲学性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基要主义所表现的倾向是：在将上帝看作终极实在的同时，将日常生活世界看作败坏无意义的，因此只看到了终极实在，而没有看到日常生活世界的实在性。自由主义所表现的是相反的倾向：将看得见的世俗社会事务及其议题看作是最重要的，当作是上帝之国之实在的呈现，因此用这个日常生活世界代替上帝之国成为终极的实在，由此取消了真正的终末的维度。
用朋霍费尔所使用的抽象术语来说，只有在基督的救赎与和解中，“自然的”社会生活才被置于其所当有的恰当位置上：即为仅次于终极之实在。[ 朋霍费尔，《伦理学》，胡其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30页。]
一方面，由于其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它实际上是一种实在；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终极实在，而是次于终极的实在。肯定“自然的”生活世界之实在性，不是说存在着两元实在，而是同一个实在表现出两个层面。朋霍费尔时常说上帝之实在与世界之实在在基督里合为一个实在，即基督之实在。[ 朋霍费尔，《伦理学》，175页。]
在基督里的和解不是说合成了一个实在；而是在基督的和解中，这两层实在才有可能以和解的方式存在。也就是说，这两个层面之实在的关系并不是现成自在的，一般人所持的或者是一元实在观，或者是多元实在观。只有在基督里的和解中，这个表达相当于卡尔·亨利所说，只有经历重生的人，才有可能活在撑开的这两个层面之间，即更加真实地生活于终极之事与仅次于终极之事之间。
这个撑开是就“已然与未然”的张力来说的，正是卡尔·亨利所讲的上帝之国所具有的“已然与未然”的关系。把握了这个张力，具有终极意义的福音之社会维度，就显出了其在次终极层面上的在当代处境下的具体含义。
转自橡树文字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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