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磊   

 

 

 

 

     一、研究背景

 

    19世纪末的西方传教士明恩溥曾认为基督教[1]在中国农村的传播必定会给农村社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并起到积极的作用[2]。明恩溥的预言在100年后的中国似乎变成了现实。1980年代以后，基督教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迅速传播。据官方统计，入教人数从1980年代初的300万人增加到21世纪初（2002年）的1600万[3]。但由于中国大量的农村基督教徒并没有在官方登记，一般的学者估计目前中国基督教人数应将官方数字扩大2—5倍[4]。海外有研究人员根据一些资料估计，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已达5000万—8000万，其中80%左右在农村。

  

    从学术上对这一庞大的群体展开系统地考察，无论是就农村社会研究还是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1990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并主要从农村基督教传播的现状、教徒信教原因、教徒的群体特征、基督教在农村的功能，以及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关于1980年代以后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情况，邢福增，李平晔和张乐天都有涉及[5]，香港学者梁家麟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角色和面临的挑战[6]。针对大量农民信仰基督教原因的解释，王申红等认为要从农村文化的匮乏导致农民精神的空虚这个角度来理解[7]，闭伟宁等认为农民信仰基督既有个体的因素，也有一些社会的因素[8]。关于基督教在很多农村超过了其他本土宗教发展的原因，学者们从基督教在当地发展的历史基础、基督教自身的一些特点及其独特的传教方式等角度进行了解释，美国学者裴士丹（Daniel H. Bays）等认为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或者民间信仰化是其能在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9]。

 

    关于目前农村基督教徒的群体特征，薛恒等多位学者认为目前呈现出老人多、妇女多、文化程度较低者多等特点[10]。而顾亚林等人着重阐述了基督教在农村所发挥的多种社会功能：心理调适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整合功能、交往和认同功能[11]。

 

    农村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或者说本土化在近年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例如孙善玲便以“中国民间基督教”[12]来形容这种形态，韩德（Alan Hunter）及陈剑光亦指出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间的相通与融和，在信教群众对祷告、医病驱魔及灵恩经验的追求中充分体现出来[13]。时国轻和高师宁认为在中国农村特殊的场域中，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普遍现象[14]，高还认为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也许是农村基督教发展中的必然过程。

 

    另外，有学者通过对江西武宁县农村基督教传播状况的考察指出，不少基督教徒从小浸润在民间神祗的传说和历史中，深受鬼神观念的影响[15]。叶小文亦指出，基督教在低层次上与信命运、敬鬼神、祭祖先等宗法性民俗信仰观念结合[16]。庄孔韶在其《银翅》一书中也指出了目前农民对基督教的信仰还停留在浅层信仰的层次上[17]。汪维藩、萧志恬认为，基督教农村的发展，实际上是鬼神观念极普遍的中国老百姓在信仰对象上的一种转移或移情[18]

 

    虽然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正如董建波等指出的那样，在目前农村宗教信仰变迁的研究中，以微观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成果尚不多见[19]。既有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简单介绍和描述的层面，而缺乏对基督教在具体区域传播过程的动态考察。此外，有关农村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或本土化方面的研究虽然较多，但大多以表达观点为主，而且往往带有先入为主的倾向，鲜有通过微观的实证材料来予以详细论述。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一个皖中村庄的传播过程的考察，来探讨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演变及其与乡土社会传统的关系，并关注大规模的劳动力外出对基督教所产生的影响。为了便于描述和分析，本研究主要通过对该地一位杨先生20年的传教生活史为主线，较为系统地呈现基督教进入和扎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过程。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源自对传教士杨先生及其他多位教徒的访谈，并参照地方宗教部门的有关介绍和文献。

 

 

 

    笔者的调查地点为安徽省庐江县庐城镇杨村。庐江县位于安徽省中部，属于丘陵地带，人口120万，其中80%以上是农业人口。该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比较多，农业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该县耕地面积104.8万亩，农民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由于耕地较少、人口又较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该地外出打工的人数逐渐增多，占了该县人口的30%左右，这个比例是很大的[20]。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该县2003年农民人均年收入为2263元，这在安徽省内属中等收入水平，从全国来看则较低[21]。

 

    笔者进行实证研究的村庄位于该县西北部，距离县城5公里左右，从县城到合肥的省级公路横穿该村，因此交通较为方便。全村人口2800人，其中有700多人在外打工，人均年收入2000多元。该村面积大概为5平方公里左右，由20个左右的村民小组组成。

 

    关于基督教在该县的传播情况，根据庐江县志的记载，1949年之前曾有一位外国的杨先生来过该县，并建立了一座教堂，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人信教，大多数人对基督教都比较排斥。解放后，连这唯一的基督教堂也在文革中被销毁了。直到80年代初基督教在该地区又重新出现，一批本地出身的教徒从外地将基督教带入，杨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信徒。

 

 

    1.初识基督（1987）

 

    笔者所访谈的杨先生是杨村的一位传教士，今年55岁，其家庭比较贫困，80年代初他曾去新疆打过几年工，由于在外打工的生活并不如意，他在1986年就回到了家乡。当时基督教正慢慢进入了杨村。据杨先生回忆，那时全村已有5个人信教。笔者曾对其中的一位刘姓教徒做过访谈，她因为没有儿子（只有3个女儿）而遭到其他村民的歧视，而且其身体状况长期不好。她有一次去外地听了一位传教人员的劝说后，回来后就入了教。她介绍说，自己最初担心受到周围人的排斥而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教徒，不过一直到觉得基督教“很有用”，入教多年，她身体变好了，对生活也有信心了。

 

    杨先生在1987年因为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基督教。当时他是以一个失败者从外地回来的，加上已经30多岁了还没有成家，因而对生活缺乏信心，而且还经常感到自己头疼。一次在前面提到的刘姓教徒家吃饭的时候，他诉说了自己的处境。那位教徒对他说：“你信基督教吧，只要向主（即耶稣）进行祷告，你的头就不会感到疼了”。基督教？他好像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不太相信地问道：“信这个教真的能让头不疼吗？”。刘说：“向主祷告又不像烧香拜佛那样花钱。即使真的没有效果，你也不吃亏。”他想：既然一分钱都不要花，还是试试看吧，万一真的有用呢。于是他就向那位教徒了解什么是基督教以及该如何信教、如何祷告。就这样，他脑子中有了对基督教初步的印象，并学会了祷告。据他回忆，祷告后头就真的不疼了，身体也舒服多了。

 

    不过，促使他最终入教的还是下述一件事情。他回忆说，当时他家养的一条小猪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正在他不知所措时，突然想起了向“主”祷告，希望主能够保佑他的猪快回家。结果，那头猪真的自己跑回来了。这使得他开始认为基督教的确很有用。于是他就入了教，成了一名基督徒。有时，他还会到其他地方去结交一些教徒，交流有关基督教的知识。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是他也开始接触并学习《圣经》。

 

    2.信心受挫——受到乡土社会的排斥（1988--1989）

 

    不过，当地的绝大多数村民对基督教并不了解，总是抱着一种疑惑乃至排斥的态度。当村里人知道他入教以后，就开始发表意见了。亲友们批评他，“你还没成家，成天把时间浪费在信教上，真是没出息”。村邻也有人劝他：“你父母死得早，几个弟弟都还没长大成人，你作为家中的老大，没把弟弟们拉扯大，怎么能有时间信这个？”在这种舆论压力下，他开始动摇了。对他打击最大的是这样一件事：他结交的一位教徒，由于未婚妻的家人知道他是教徒便要和他解除婚约。在万般无奈之下，那个教徒就只好宣布退教，结果才成了家[22]。这件事让杨先生感到了威胁。在受到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弟弟、自己还要成家等观念影响的压力下，他选择了退教。

 

    3.回归基督，立誓给当地带去福音（1990--1995）

 

    杨先生虽然脱离了基督教，但由于其家庭的贫困，他依然没有成家。于是他认为，自己不能够成家并不是因为入教。而且他感到不信教以后自己的头疼病又开始了。总之，生活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不如以前了。这些都让他觉得基督教其实还是很有用的。

 

    最终促使他回归基督的是生活中的又一件“异事”。据他自己称，一次他做梦的时候梦到上帝，上帝要他继续信教并向当地传教，这样才能拯救他。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本没把这个梦当成一回事，他去县城买坛子，但是在回来的路上坛子不知怎么的就全部打碎了。他重新回去买，回程时又无缘无故地全部打碎了。这时他惶恐起来，想到了他所做的梦，于是立马跪了下来，向上帝祷告，乞求保佑。回家后，他又重新加入了基督教。

 

    为了打好自己以后传教的基础，1991年开始，他开始到庐江县城甚至县外的其他地方参加基督教的聚会。在此过程中，他加深了对圣经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在与其它“兄弟姐妹”的交流中“见证”了基督教的种种好处。他看到那些信教的人病变好了，对生活也有信心了；据说连一些有害动物也不敢对那些入教的人怎么样[23]；那些信教的人家连害虫都不会去害他们的庄稼；很多人信教以后不再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经过悔改后，又开始努力工作了；大多信教的人都不骂人、不和他人发生冲突，道德品质提高了。他自己称，他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能见到基督教带来的种种好处。

 

    进入90年代以后，该地农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出现了：很多年轻人没有书读，也没有工作，他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在这个时候突显出来了，很多人看不起病；养老问题也开始出现，很多老人因为子女的“不孝”而变的精神压抑；人们对现实的不满程度加大；人们发现自己的闲暇时间不知道如何打发……

 

    这一切都让杨先生觉得很多人需要有个依靠。于是，他同村中的几个教徒一起开始传教。他所采取的传教方法一般是这样三条：第一，将他“见证”到的入教的种种好处向村人叙说；第二，首先选择那些处境困难和自身面临一些问题的人加以劝导，如无业在家的青年人、得了重病或有残疾的人、精神上感到寂寞无助的老人，在他看来，这些人最有可能信教；第三，告诉对方信教不像烧香拜佛那样花钱，只要经常参加聚会并向主祷告就可以了，因此入教的成本很低，而且如果觉得没有什么效果，可以随时退教。

 

    就这样，一些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接触基督教了。当时只有20多岁的一位青年人告诉笔者，他入教主要是家里无事可做、在农业外也找不到什么工作，入教既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增强自己对生活的信心。一位曾长期生病的中年妇女介绍说，她花了很多钱都没治好病，后来听从杨先生的劝导信教，不久病就变好了，她觉得只要向主祷告，主就能保佑她，不然病也不会好。一位70来岁的老人告诉笔者，他入教后感到自己有了依靠，生病时家里人都不会关心他，但其他教徒却经常来慰问，这让他感到很开心。还有一位老人说，他儿媳妇在入教后不再骂他了，比以前孝顺，他虽然不信教，但觉得“主”还是很有用的。一位50来岁的中年男性则介绍说，以前他做生意老是赔本，自己也没有信心再继续做下去了，后来入了教，生意就慢慢变好了，还赚了一些钱。

 

    据杨先生的回忆，到1995年末，该村2000多人中至少有100人成了正式的教徒，另外有100人左右虽没有正式加入，但会经常参加聚会。，这也是基督教在当地最辉煌的时候。包括杨先生的家在内，当时全村有4个传教点[24]，传教点相互之间定期进行交流。（该村没有专门的教堂，教徒们聚会都在传教士的家庭进行）

 

    按照杨的介绍，在当时200多个正式和非正式的教徒中，女性大概占到6成以上；从年龄来看，以50岁为界，上下大约各占一半；教育程度则以小学为主，占到了70%左右；50%左右的人是因为生病而信教，20%的人是觉得无聊、为打发时间而加入，20%的人是因为对现实不满、为寻找寄托而信的，还有10%的人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信的[25]。

 

    4.遭遇人口外出（1995年以后 ）

 

    杨村从80年代开始就有部分青壮年到外地寻找就业机会，不过当时并没有形成很大规模。这种状况在1995年左右开始发生转变，大量的中青年男性外出务工，到2000年，杨村的1100多劳动力中有700多人常年在外，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该走的都走了，不该走的也走了”，留下的基本上都是儿童、妇女、老人。

 

    据杨先生回忆，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杨村教徒的数量不断减少，原先的青壮年教徒外出打工后基本上都退了教。一位青年人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曾说：“当时入教就是因为在家闲着无聊，现在出去了为了挣钱，平时都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基督教的聚会，再说城市的教堂都是城里人去的地方，外来的农村人是不该去的。而在春节期间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又想和家里人多在一起聚聚，还要走亲访友，也就顾不上聚会了，况且现在也没有那个心情。”[26]这对杨先生产生了很大的打击，他觉得年轻人为了金钱和世俗的利益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基督教，让他感到传教失去了很多意义。

 

    不过，在一些青壮年男性退教的同时，也有部分老人和妇女加入了进来。一位留守在家的妇女告诉笔者，她丈夫长年在外打工，让她觉得失去了依靠，一个人在家感到很寂寞，看村里一些妇女经常去参加聚会，自己也就跟着去了。一位老人说，自从儿子外出打工以后，就觉得自己没有人关心了，儿媳妇不理不睬，即使病了也不会来照顾。她感到生活无趣，就开始经常到杨先生家参加聚会。

 

    从2000年开始，杨村的教徒数量基本稳定下来，到目前为止，该村的教徒实际上大概有100人左右。而根据杨先生提供的资料，其中女性占了90%左右，而50岁以上者占80%，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大概有85%左右。

 

    5.再次受挫（2000）

 

    2000年的一天，一位女教徒在杨先生家住了几天。消息迅速在村中传开，许多村民和教徒认为他肯定和该女性有不正当的关系——虽然他自己辩解说，那位女教徒只是因为和其家人发生了矛盾而暂时借住几天而已——，认为他不正经、丢了老祖宗的脸面。于是杨先生家聚会点的人数迅速减少，教徒都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另外一个打击是他家的土房子也在这一年倒塌了。多年的传教使得他没有什么积蓄，盖房子必须要向村里人借钱，而村民们大都劝他不要再把主要精力用于传教，还是维持自己的生活重要。

 

    他没有办法，必须重新建房子，还要积攒一些钱用于自己的养老——他没有成家，没有子女。于是他重新将自己荒废了的农田种上水稻，还租种了村里其他人家的农田，另外还外出做一些小生意。他不再有时间去传教了，但他自己仍然信教，仍然每天向上帝祷告。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好转起来。到了2002年，人们似乎忘记了两年前的那件事情，又开始陆续到他家聚会。目前在他家做礼拜和聚会的人数稳定在20人左右，杨先生又恢复了它作为乡间传教士的角色。不过，他再也不是多年前那个一心只顾传教的他了，他不再经常外出，其生活的重心仍然放在以种田为主上。

 

    6.对未来的描述

 

    杨先生认为，传教这么多年来，他觉得那些入教的村民都不再骂人、不记仇、不恨人、不贪财、不做违法的事情，因此这对社会是很有贡献的。他说他真的理解了基督教，而不再抱有那种功利和实用性的想法，他真正地接受了这个信仰，真正相信上帝的存在。所以他再工作5年，等自己有了可以养老的钱后，他会将自己的余生都奉献给上帝，将全部精力放在为主传福音上。

 

    至于目前该村的100余名教徒，杨先生认为真正有他这种想法的人很少，至少80%以上的教徒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信仰，都抱着浓厚的功利性目的，而且带有很强的随意性。

 

 

    四、讨论：农村基督教与乡土传统的嵌入

 

    1.基督教的传播与乡土传统

 

    费孝通曾认为：“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7]，即中国基层社会受到很深的乡土传统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带有极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28]。那么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农村的传播和演变与农村的乡土传统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从杨先生的宗教生活史中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是人们信教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杨先生初次接触基督教是因为其“有用”，真正的入教也是见证了基督教的种种“好处”之后，而他在传教过程中也是通过列举种种好处来劝说人们昄依基督。那些信教的村民大都呈现出类似的倾向，至于那些离村外出后退教的中青年男性，则更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基督教在该地传播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杨先生第一次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而放弃了基督，第二次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远离了基督。外出打工的人可以自由地退教，而居家的教徒们有闲暇时间就去参加聚会、做礼拜，当农忙或遇到春节等传统节日时就可以不参加聚会、不做礼拜。这种随意性在西方的基督教当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点是乡土传统对基督教传播过程的影响。杨先生第一次放弃基督教正是受到要对得起祖宗（成家立业、将弟弟们拉扯大）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小猪返家”、“上帝托梦”、“买坛子”的事件以及那些基督教带来种种好处的“见证”无疑是受到了乡间鬼神观念、因果报应观念等乡土传统的影响。笔者的田野调查还发现：信了教的村民们依然以传统的方式与人交往，按照当地的风俗过着传统的节日，参加婚丧嫁娶等活动[29]，依然有着强烈的祖先崇拜倾向。即便是作为“传教士”的杨先生本人，在这方面的表现也与那些不信教的村民别无二致，还是要按照传统的行为方式去生活。

 

    这一发现与闭伟宁的调查研究结论较为一致。他认为，农村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在教堂里是人人平等，信徒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但回到家庭、亲友群体、工作群体当中时，他们又会按照传统文化的基本规范行事[30]。

 

    根据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和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嵌入性”理论视角[31]，从杨先生20年的传教生活和基督教在杨村的传播过程中可以发现，目前农村的基督教实际上是嵌入到乡土传统当中的。村民们的信教嵌入到了传统民间信仰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的观念当中，教徒们在基督教之外依然遵守本地的传统风俗习惯也说明了基督教的这种嵌入性。基督教的本土化[32]或民间信仰化都体现出了农村基督教是嵌入到乡土的传统和日常的乡村生活当中去的。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这种嵌入性，那就是目前的农村基督教其实就是“道场上的十字”。这是笔者对基督教在皖中杨村的传播与当地乡土传统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所得出的一个结论[33]。

 

    2.农村劳动力外出与农村基督教徒的“三多”

 

    与上述问题相关，我们还可以发现，农村基督教在1980年代以来的传播、演变及其群体特征与农村劳动力外出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张玉林曾强调要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农民流动的非经济意义及其对农村本身产生的巨大影响[34]，这对研究农村基督教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曾经有多位学者指出了目前中国农村基督教徒的“三多”现象，即老人多、妇女多、教育程度低者多。但本研究发现，在杨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现象尚未发生的1995年以前，信教群体前并无特别显著的“三多”现象，而在10年后的2005年，该村基督教徒中女性的比例从65%提高到90%，5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50%提高到了8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从70%提高到了90%。据此可以推测：90年代以后农村大量青壮年人口的外出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上述“三多”现象。青壮年的大量外出一方面降低了原有教徒中青壮年的比例，另一方面也给留守在家的妇女和老人带来了焦虑和不安全感，必须要寻找新的依托，而基督教刚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基督教的“三多”趋势[35]。由此可以认为，包括该地在内的中国农村基督教徒所独有的三多（老人多、妇女多、文化程度低者多）实际上与中国所独有的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出现象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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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所指的基督教泛指以上帝为信仰对象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

[2] （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   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8

[3] 桑吉：《中国宗教》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4   第112页

[4] 吴梓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时代的新挑战》  载《基督宗教思想与21世纪》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第358页

[5] 邢福增：《从社会阶层看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 载《建道学刊》第15期（2001年1月）

李平晔：《90年代基督教发展状况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辑（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9）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6] 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   香港：香港建道出版社  1999

[7] 王申红：《皖西北农村基督教信仰状况探析》 《当代宗教研究》 2002年第2期

宋清华：《一些农村宗教活动产生原因的探悉》《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3期

[8] 闭伟宁：《改革开放与基督教在我国沿海农村的变迁——基督教在斜侨镇发展状况调查与思考》

《武汉大学学报》 2001年第5期

杨宏山：《皖东农村“基督教热”调查与思考》  《江淮论坛》 1994年第4期

李红菊等：《乡民社会基督教信仰的原因探析——对豫北蒋村教堂的调查》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年第 4期

[9] Daniel H. Bays,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and Christian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1949 Revolution: A Retrospective View,” in Fioes et Historia XXIII:1 （1991）: 76-77.

[10]薛恒：《县乡基督教发展的量化分析和功能考察》  《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

[11] 顾亚林、侯星芳：《逐渐走进更多农民心中的上帝——对农村基督教社会功能的分析》

《绥化师专学报》 2004年第 2期

[12] 孙善玲：《中国民间基督教》 《当代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

[13] Alan Hunter & Kim-Kwong Chan,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141-155

[14] 时国轻：《“中国味”的基督教信仰者》        《领导之友》2005年第5期

高师宁：《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  《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15] 徐铬、马哲海：《江西武宁县农村基督教变迁之探讨（1982-1992年）》《宗教》1994年第2期

[16] 叶小文：《苏北基督教问题考察报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第588页

[17] 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18] 汪维藩：《谈基督教的现状问题》  《宗教》1991年第1期

萧志恬：《苏北农村宗教问题考察报告》 载《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第164页

[19] 董建波  李学昌：《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的变迁》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0] 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外出人口为1亿左右，所占比例为7%左右。因此，庐江县外出人口的比例（30%）与全国情况相比无疑是很高的。

[21] 据安徽省统计局统计，2003年安徽省农民人均年收入为2127元，那么庐江县农民人均2263元的年收入在安徽省内来看则是中等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为2622元，那么庐江县农民的人均收入与全国相比则是偏低的。

[22]笔者对这位前教徒访谈时，他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当时也没办法，虽然认为基督教很有用，但如果因此而成不了家，就实在对不起父母和老祖宗了。

[23]杨先生曾经向笔者介绍，他知道有一个教徒在山里砍草时被一条大蛇袭击，那教徒立即祷告，蛇好像明白了什么，也立即就离开了。

[24] 由于当时杨村的经济条件不好，教徒们的家庭就更为贫困，因此该村没有建立一个专门的教徒教堂，教徒们的聚会主要是在传教士的家庭进行。一直到笔者调查的2005年末为止，该村仍没有教堂。于是杨先生也一直称杨村的教会为家庭教会。

[25] 以上关于1995年该地基督教教徒情况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传教士杨先生的提供和其他一些被访教徒的回忆，但由于没有具体和详细的统计资料可以查询，因此得到的只是大概的数据。

[26] 关于外出打工的那些原本在农村是基督教徒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外出后的信仰状况如何，本文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有待于日后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27]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第6页

[28] 侯杰  范丽珠：《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29] 笔者在杨村调查时恰巧遇到一位基督徒的父亲去世，笔者通过观察发现这个基督徒依然遵守下跪、披麻带孝等传统的礼仪。在他看来，信仰基督教和为死去的父亲下跪没有冲突，这些传统仪式能表示出其对祖先的敬重和思念。

[30] 闭伟宁：《改革开放与基督教在我国沿海农村的变迁——基督教在斜侨镇发展状况调查与思考》 载《武汉大学学报》 2001年05期

[31] 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 期

[美]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的力量》《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2 期

[32] 基督教的本土化是指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与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合，改造自身，以获得传播和发展。

[33] 本文所得出的该地基督教嵌入于当地乡土传统当中（道场上的十字）只是现阶段的一种的现象，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目前还不得而知。

[34]张玉林：《“离土”时代的农村家庭——“民工潮”如何解构乡土中国》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网站www.usc.cuhk.edu.hk

[35]实际上，在中青年开始大量外出之后，杨先生选择的传教对象也基本上排除了年轻人，而是以老年和妇女为主。

 

 

                                  (本文转载自：社会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