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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宣教士对中国的贡献
发布时间: 2019/2/28日    【字体:
作者:苹果树姊妹
关键词:  女宣教士 信仰  
 
 
前言
 
     我们需要有信仰,需要知道真相,需要真诚地、深情地向这些宣教士说声:“谢谢!”
 
1,狄考文夫人
 
     朱莉娅(Julia A. Brown1837-1898),年幼时失去双亲,寄居舅父家中,18岁开始自谋生计,25岁与狄考文结婚。结婚不久,追随狄考文申请、筹备海外宣教,1864 年 ,他们来到山东登州创办蒙养学堂。狄考文四出布道,蒙养学堂主要靠狄考文夫人照管。她不仅教授孩子们宗教常识、地理、历史、西方音乐,还无微不至地照料孩子们的生活起居,钉纽扣、叠被子、整洁卫生、消灭虱子,培养学生诚实做人、关爱贫苦,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狄考文夫人编写的《圣诗谱——乐法启蒙》不仅是一本详细的乐理视唱教材,还是一本融合了山东民歌风格的赞美诗,据现存资料来看,她很可能就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乐教育引人中国的人,可以说是她开创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先河。狄考文夫人一生未育,把全部精力和爱都给了她所教授的孩子们。近代山东多灾多难,捻军两次北上,甲午战争日军多次炮轰登州,数次大灾荒,都给山东和登州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和恐慌。每次天灾人祸期间,狄考文夫人都不顾个人安危,不眠不休,昼夜看护学生、救危扶困。

      狄考文夫妇从收留六名贫苦流浪少年开始创办蒙养学堂,经过数十年备尝艰难,在海滨 一隅的小城里,终于扩建成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
 
     狄考文夫人60 岁生日那年,她的新老学生们精心缝制了一件丝织品装饰的披风,绣上了每个人的名 字,并请人特制了一幅烫金匾额,上书“育英寿母”字样,表示对辛勤培育他们的这位异国女教师由衷的感激。在远赴鲁西北的一次赈灾结束时,当地村民送她一把绣着她救助的 220 个村庄名字的“万民伞”,并设法弄到一顶官轿,前呼后拥抬着她经县衙门前的大街,一直送出驻地六里多路。
  
2,梅理士夫人

    安妮特(Annette E. Thompson1853-1929),美国纽约人,曾经在罗契斯特启喑学校从教数载。1884年,安妮特毅然来到了山东登州,同年,与梅理士结婚,婚后中文名字梅耐德。1887年,夫妇二人用美国罗彻斯特聋儿学校“无声工作者”组织赠送的50美元,开始在登州招收聋哑学生入学,第二年,学馆取名登州启喑学馆,这是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启喑学馆采用美国罗杰斯特聋哑学校教材和自编的《启喑初析》为教材,用口语、手指语和手势语教学。由于当时国人对聋儿教育不理解,那时没有聋哑人进学堂这种事,开始时尽管不收学费、管吃管住,但中国人对外国人办聋哑人学堂始终疑虑重重。因此开学之初,只招来两名学生:李三元和刘堂凯。刘堂凯进步很快,学会了写700个字,认识1330多个汉字,能分辨出方言在音节上发音轻重的不同。

 1892年,启喑学馆已经有了11名学生。同年5月,梅理士夫妇返回美国休假。休假期间,夫妇二人走遍美国,呼吁更多的美国人关注启喑学馆,返回中国后,他们陆续收到了国外广泛的经济援助。1895年,梅理士因心力衰竭去世,美国长老会停止供应经费,学馆于1896年暂时停办。为了能在中国继续进行聋哑人教育,梅理士夫人不顾丧夫之痛,四处奔走,多方联络求助,获得了美国朋友及英国朋友们捐助。
 
     考虑招收学生的方便和将来的发展,1898年,梅理士夫人将学校迁到了烟台。先是租了两间房子,因陋就简,恢复了启喑学校。1899年9月,由于租期快到,梅理士夫人用丈夫逝世后所得的人寿保险和部分高利贷款在海边买了一块地皮建校,1899年11月底,学馆迁到了新校。

      1902年,梅理士夫人到美国各地及北欧各国募捐多次,得到了教友的捐赠巨资,尤其是美国各地长老会和聋哑学校,几乎是倾其全部,美国200家聋哑学校无不节衣缩食慷慨认捐,到1906年,聋哑学校还清了贷款并有节余基金。男女学生数量达到六十多人,学校更名为“梅理士启喑纪念学校”,又名“中国烟台启喑学校”。梅理士夫人由于工作劳累,邀请其在美国卫生部工作的外甥女卡特来帮助她,卡特来到了烟台,投身到了聋哑人教育事业,取中文名字葛爱德。从这时起直到1939年退休返回美国,葛爱德始终全心全意在烟台从事聋哑人教育,终身未婚。
 
    为了扩大影响,推动全国各地的聋哑教育事业发展,梅理士夫人曾带着能动态对话的学生到全国各地巡回表演,并办过两期教师培训班,毕业后回北京、上海、南通、沈阳、天津等地创办聋哑学校,甚至还帮助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的聋哑教育。到了1914年,梅夫人等人率领学生赴朝鲜召开远东聋哑大会,她们的创新教学法当即在会上教会了3名朝鲜聋哑儿童相互视唇型而动态说话,被誉为“烟台教学法”,会后被推广到东亚各国。

      梅里士夫人本来打算老死中国,没想到,1927年3月24日,国军第六军攻克南京袭击英、美领事馆,劫掠外国传教士财产,有六位传教士被杀,其中包括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史称“南京事件”。这一事件使得五千名新教传教士逃离中国,传教工作基本宣告停顿,许多地方的教堂关门大吉,信徒流失的情况空前严重。此时,梅里士夫人正在在南京会友探亲,白发苍苍的她目睹了此变故,立即返回美国。两年后,在芝加哥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3,德本康夫人

    马提拉(Matila S. Calder,1875-1958),出生于美国康乃狄格州,1902年9月与德本康结婚。10月,受雅礼差会派遣,一同到中国传教。在中国雅礼传教团任职,成为该团最早成员。1903年,德本康罹患肺结核,不得不回到美国就医,次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德本康夫人为减少丧夫之痛便更加努力工作,1904-1906年,她担任学生立志海外宣教运动的秘书;1906-1911年,被派到中国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教书,并协助医务工作,1911年回国。

     1913年,美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北浸礼会联合组成校董会,决定在长江流域联合创办一所女子大学,最终选定南京为校址所在地,推举德本康夫人为大学首任校长。金陵女子大学于1915年9月17日正式开学,成为长江领域第一所女子大学,也是全国最早的女子大学之一。自1913年筹建“金陵女大”时起,德本康夫人主持校务15年。在12年的校长生涯中,她为学校创建、筹募经费和规划完工耗费了许多精力,在建立教学秩序和扩大规模等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还要给学生上课。她教过圣经课、天文课、大学代数、三角、几何等课程;还负责学校人事、财务与文书报表等工作,甚至指挥合唱团。


       1921年9月至1922年3月,德本康夫人参加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对整个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状况的调查,为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教育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1922年,由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为数77人的学者名流联署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强烈要求基督教退出中国,宣称"有宗教无人类,有人类无宗教"。经过历时6年的非基运动,德本康夫人十分知趣的退出了这场“战争”。

      1928年11月,德本康夫人主动辞去校长职务。在金陵女大举行的新任校长就职典礼上,德本康夫人将她办公室的印章和一把金钥匙交给校董会董事长徐亦蓁。徐亦蓁又代表校董会将它们交给中国人校长吴贻芳。德本康夫人此后不再插手校务,而是以顾问、兼职教师,以及建筑监督人的身份继续勤恳地为金陵女大服务。她在辞职演说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所活跃着基督教精神,以基督教进行管理的女子大学。大学应该保持高水准的教育,提高社会效率,促进精神发展与最高人格。”

      1943年,德本康夫人搭乘“格利普霍姆号”轮船返回美国。此后,一直居住在麻塞诸塞州的奥本代尔, 直到1958年去世,享年84岁。 
 
4,立德夫人     
 
    阿绮波德·立德(Mrs.Archibald Little,1845-1926),英国派遣来华的女传教士,商人立德之妻。当她来到中国,看到裹脚对女孩子造成的痛苦伤害时,由衷地痛惜说:“妇女不仅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而且是另一半人的母亲。肢体不全,愚昧,多病的母亲生育和抚养的儿子会和他的母亲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缠足在中国蔓延开来以后,中华帝国从没诞生过一个赢得万世景仰的男人。人们大声呼喊,他在哪里”?这些话里,充满着一个女人的愤怒呼喊,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妇女的心声,但中国的妇女却是那样逆来忍受,不敢喊出来,真是一种极大的悲哀。

    1878年,立德夫人在上海创办“天足会”,并且在苏州、无锡、镇江、南京、扬州等地设立分会,同时大量印发不裹脚的宣传册,达十万之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组织当推1895年在上海成立的天足会,立德夫人为会长,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夫人也是该会的会员。天足会的宗旨是:“专司劝诫缠足,著书作论,印送行世,期于家喻户晓。在会诸友,皆有同心,体救世教爱人之心,务欲提拔中华女人而造就之。先以释放其足为起点,除其终身之苦,然后进谋其教导之法。”该会规定,凡入会者,皆应释放其家中女人之足,且于他日永不再裹女子之足,也不娶缠足女子为媳。
 
        为了废除裹脚陋习,她付出大量精力、物力,或可说是不遗余力。立德夫人深知在中国权威的重要性,她需要争取上层官员和全社会的支持。她曾经去张之洞那里去进行说服工作,让他写下支持天足运动的文字,找人抄在红纸上,在她的天足大会上展示给那些爱摆架子的中国官员和男人们看,效果很好。但光是张之洞支持还不行,立德夫人又通过一个西方女医生的关系,联系到了深门大院中的李鸿章,并冒着倾盆大雨去拜访他。李鸿章不像张之洞那样明确支持天足运动,他说,“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不,现在我没那么大权力。全中国的女人能穿同一双鞋吗?不能。你想让我像张之洞那样给你写点东西?”,然后委婉推脱:“我不善写文章,现在老了,更写不动了。”立德夫人灵机一动,能让他在自己的扇子上写点东西,也算是对废除裹足运动的认可,他当场就同意了。此后每次集会上,李鸿章的题词都被展示过,确实极有份量。
    
     中国妇女废除缠足并非只是立德夫人一人之力,其他的许多传教士和开明的中国人士为天足运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她作为天足运动的发起人不遗余力地宣传裹足的危害,对于废除裹足的劣习无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的福州道台对她说:“你像观音菩萨,中国人过去只有一个观音,现在有两个,你就是第二个。”
 
5,艾伟德
 
      格里蒂丝·艾尔沃德(Gladys Aylward,1902-1970),出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一名邮差。早年未受太多教育,做过侍女,后决心去中国传教,被内地会拒绝,但是内地会安排了她先去照顾两位从中国返回养老的老传教士,这两位年老的传教士便是扬何斯本爵士夫妇,在他们那里她练就了一口高雅的牛津英语,并学习了很多关于东方的知识。1930年初,在卫理公会的一次聚会中,她偶然听说中国山西有位老宣教士珍妮·罗森已经73岁了,因无人接替而不能退休,便马上写信给罗森说:“那人就是我!”1930年10月18日,28岁的她只身从英国出发,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乘船和火车,辗转俄国、日本,经历了一路的艰辛困苦,最终到达天津。后又从天津长途跋涉到达山西的阳城,找到了年老的卫理会传教士珍妮·劳生。

     在阳城,珍妮在城门外骡队往来的大道旁租了一座有大院的大房子,因为这房子被当地人认为是“鬼屋”,所以租金很便宜,一年只需1英镑。她们将这大院和房子清理得整洁干净,改作一座客栈,专门向来往做长途运输的骡夫们提供食宿。这客栈名叫“八福客栈”,取自《圣经》中耶稣的“登山宝训”。当骡夫们休息吃饭的时候,艾伟德就给他们讲圣经故事。许多人便是这样信了耶稣基督。一天,她从一个妇女手上买了一个生病的女孩,花了9毛钱,给她起名叫“9毛”,学名恩美 。后来,“9毛”从外面领回来一个无家可归的小男孩,她说自己宁可吃少一点,好节省食物分给小男孩,艾伟德非常感动,收留了小男孩,给他起名“少少”。就这样她收养的孤儿越来越多。阳城县的县长看到了那些骡夫们的变化,便前来探访艾伟德,要求她来帮助他推动当时政府正在推行的“天足运动”,艾伟德答应了,后来她还帮助县长平息了一次监狱暴乱。最后这个县长也归信了基督。

      1936年,艾伟德撕毁了她的英国护照,加入了中国籍。1939年,日本军队进攻这一地区,由于艾伟德在美国的《时代杂志》(Time)上控告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日军发了告示要悬赏捉拿这个“小妇人艾伟德”。艾伟德不得不带领大约一百个中国孤儿翻山越岭、一路跋涉进入了安全的陕西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后,艾伟德被迫离开中国大陆,在台湾开办孤儿院,直到1970年在台湾去世,安葬在台北。安葬时她的头朝向中国大陆,表达了她对大陆这片土地的眷恋。1949年她的故事被英国广播公司的博格斯(Alan Burgess)写成《小妇人》Th(The Small Woman)一书,1957年好莱坞又以她的故事为蓝本改编拍摄了电影《六福客栈》。
 
6慕拉第
 
     慕拉第(Lottie Moon 1840-1912),出生于美国的富裕家庭,通晓多门语言,为美国南方最早的女硕士。1873年9月1日,慕拉第乘船从美国旧金山出发,于10月27日抵达登州府(今蓬莱),抵达登州后,在登州北门浸信会教堂设立了一所启蒙小学,并在牌坊街南路建立了小十字口女子小学,教那些没有机会读书的男女孩童读书;后来她又先后开设了慕贞中学和育英女子中学,分别给儿童、妇女和成年人授课。慕拉第女学的兴办,这是登州妇女摆脱愚昧,迈步启蒙的开始,从而结束了登州妇女从不受教育的落后状态,冲破了几千年的枷锁,为女子争取到了受教育的权利,使社会上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积习受到了冲击。
 
      慕拉第刚开始接触中国社会时,就强烈感受到中国妇女地位的卑微。当她第一次看到中国妇女的缠足风俗后,十分震惊,忍不住在信中向朋友说:“她们那变形的双足,蹒跚走路的样子,是她们思想落后的象征。”此后,慕拉第尽一切努力向当地妇女宣传裹小脚的害处,劝说妇女们放脚。1878年2月,慕拉第在她创办的女校中,率先兴起了反缠足运动,禁止缠足者入学,将放足作为入学的先决条件。于是,她的学生和教会中的女信徒就成了不缠足的先行者。此举也使慕拉第成为中国近代史反缠足运动,推动妇女解放的先驱之一。
 
     慕拉第在山东除了宣教、办学,还积极从事救济饥民。1912年春天,饥荒临到平度,此时她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 慕拉第拿出自己所有的储蓄和食物与周围的饥民分享,结果她本人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体重下降到只有50磅。12月1日,她饿昏倒在床上,差会把她送上回美国的船。1912年12月24日, 船经过日本神户港时,慕拉第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去世,她留下一句类似戴德生的名言:“如果我有一千条性命,我会全部给中国的妇女。”
 
7,韦棣华

   玛丽·伊丽莎白·伍德(Mary Elizabeth Wood,1862-1931),中文名韦棣华,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图书馆学教育家。1899年,韦棣华从纽约来到了武昌文华书院任教,文华书院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871年创办的一所寄宿学校。有过图书馆工作经历的韦棣华很快发现文华校园内图书资料贫乏,教师学生无教学参考书籍,在整个武汉也没有一座可供大众阅读的图书馆。于是她动员教员捐献图书,自己到处搜集并自掏腰包购买书刊,在学校设立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阅览室。这个小阅览室大受师生欢迎,这使韦棣华认识到,把西方的公共图书馆理念引进中国,并建立一座大型的新式公共图书馆已非常必要。为了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资金筹措,她又专程返回美国就读于纽约普莱特学院、波士顿西蒙斯学院,学习图书馆学。学习之余,她奔走各大学游说,得到哥伦比亚等大学及教会相关人士的大力赞助。

      1903年,带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建设款项,韦棣华回到了武昌文华书院。她买下文华附近的一块叫龚家花园的地皮,并做好了前期建设的准备工作。1905年,文华书院为新的图书馆举行了盛大的奠基开工典礼。1909年5月,在文华书院正式更名为“文华大学”的喜庆日子里,图书馆主体建筑完工,新的图书馆被命名为“文华公书林”,即民众化之公开图书馆,这个文雅诗意的名字,突出了“公”字,强调“公共、开放、公享”的意义。1910年5月16日,文华公书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开放典礼,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诞生。

     开放之后,公书林经常举办演讲会、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以吸引读者上门读书。1914年,还成立了一个流动图书馆,选择一些书籍设点存放于各处学校及单位,方便读者就近阅读,并且隔几周更换一次,还设分馆三处,广泛服务武汉市大中学及广大市民,并向市民阐述和宣传公共图书馆的理念和意义。1914年至1916年,文华公书林还在上海、南京、杭州、开封、太原等城市组织巡回演讲,向民众普及图书馆知识。此举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蔡元培因此称文华公书林“弥孚众望”。至1930年,文华大学开办图书科10周年,共培养了60名毕业生,其中33人在国内图书馆任职,29人任馆长,他们分布在中国10余个省份,在全国最重要的30座图书馆任职。

  韦棣华与文华图书馆同呼吸、共命运,终生未嫁。她把自己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当时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称她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段祺瑞则为其题匾“导扬文化”。1931年5月1日,韦棣华病逝于武昌,享年69岁。

8,爱尔德赛
 
      玛丽·爱尔德赛(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出生于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约瑟夫是当地的文具批发商,母亲名叫伊丽莎白。当马礼逊在1824年到1826年回国休假时,艾迪绥曾向他学习中文,并希望参加传教行列。
 
    1844年,由“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资助,爱尔德赛来到宁波城内祝都桥开设女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爱尔德赛意识到,在这个拥有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国度,女性特别是社会中下阶层的女性,却普遍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而她的理想是通过推动女性教育,提升东方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生存能力。最初办学竟无生源,有人说她是魔鬼的化身,已杀死她自己的孩子,现在又来算计别人的孩子;有人说她办学是假,拐骗女童炼药熬丹是真。因此没有人愿意送女孩子上学。
 
     爱尔德赛不为所屈,反复登门动员家长送孩子入学,向家长保证孩子上学后不仅不会增加家庭负担,还能得到很好照顾,免费为就学的女童提供食宿,甚至发放衣物和零用钱,后来才逐渐有学生来上课。她起初自费办学,后来得到长老会及东方女子教育会资助,女塾发展到有40名学生,课程有国文、算术、刺绣、裁缝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子学校。一年后,女塾有了15名学生,1852年逐渐增加到40名。这些数量不多的学生基本来自社会底层。
 
     爱尔德赛终身未婚。在抵达中国的那天,她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到达,来到中国人中间,这也是我的结婚日。我久已与使我如此感兴趣的中国人民订了婚。” 她在宁波一直工作到1861年。此后,由于身体及年龄关系,艾迪绥宣布退休,将学校交给英国圣公会,前往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和她兄弟一家住在一起。她在那里参与创办了“三桥学校”。1868年9月30日,她就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去世,享年72岁。
 
 爱尔德赛
 
9,道济
 
     道济(Deborah Matilda Douw 1835-1911),1869年,道济跟随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海外传道会第一次来到北京,她和另外两位女宣教士在北京为女孩子创办了一所寄宿学校。还在上海为福音工作设立了Douw基金会。道济来到中国生活了几年,她被中国老式接生方式给产妇和婴儿造成的巨大伤害所震惊,细菌知识和消毒法接生知识虽然在美国1850年已普及,可是在中国此时还闻所未闻。1873年,道济目睹了一幕令人心碎的接生:一孕妇难产,孩子的脚先露出一只,接生婆把一只鞋套在孩子的脚上,盼望孩子快点走出来。结果,孩子没有走出来,产妇在几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停止了呼吸。顿时,道济掩面而哭,回到家里又大哭一场。
 
       道济决定在中国传福音的同时,为中国的产妇与婴儿做点什么。1877年,她返回美国四处奔走募捐。树叶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一转眼,8年时间流逝了,她募集了8万美元资金。1885年,她心急如焚再次乘上东来的船回到北京,用募集的资金在安定门交道口北二条盖了12间平房,这就是中国第一所妇婴专科医院——女子医院。妇婴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大大减少了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婴儿的成活率也显著提高。她还建立了北京第一所护士学校,培养医务护理人员。不但如此,她还引进其他西医,随后又在全国发展了多家教会医院。道济把西方先进的新接生法带进了古老的中国,将古老愚昧的接生法送进了坟墓。 
 
     1900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事件',道济与一些传教士被义和团围困在领事馆,最终由一支联合国部队获救送回美国。回到美国后,每当想起义和团烧毁教堂、医院以及学校,将外国宣教士与中国教民枭首示众,剖心弃尸,她就泪流不止,直到1911年,她在悲伤中去世。
 
10,魏特琳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1886-1941),中文名华群,美国传教士。1919年9月,魏特琳接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邀请担任学校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她发现校园附近有一百多个儿童没上学,创办了一所儿童学校。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对南京进行了第一次轰炸,美国大使馆通知她与其他美国公民必须离开南京,如果选择留下,自己承担风险,美国政府不提供任何庇护。但是魏特不想离开南京,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8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14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们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步步进逼狂轰滥炸。11月17日,魏特琳致信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11月22日,由一批外国传教士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很快成立,德国传教士约翰拉贝被推举为安全区主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被正式指定为收容妇女与儿童的难民营。接着魏特琳又请求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
 
    1937年12月3日,魏特琳收到美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对在南京的美国人,发出最后撤离通告,要求他们从三个方案中做出选择:一,立即撤离;二,稍后撤离;三,永不撤离。魏特琳选择永不撤离,她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然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永不撤离”的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
 
     在抢劫、强奸、杀戮遍地的南京城,魏特琳带着一批又一批妇女儿童进入金陵大学避难营,由于担心沿途被日军侵扰,魏特琳举着十字旗始终走在队伍的前面,象一只母鸡庇护着小鸡。在校园里,她像卫兵一样在大门、小门与宿舍之间奔波,拼命驱赶闯入校园强奸妇女的日本兵。
 
      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用自己的身躯为上万的妇女儿童提供了一处避风港湾,免受日军蹂躏,南京的难民都叫她“活菩萨”,然而,这个“活菩萨”却遭到了栽赃。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于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0年4月初的一天,《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将矛头对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帮助中国难民度过困难的西方传教士。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表示:“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帐算在她头上。”
 
      魏特琳递交了辞职报告。几天后,她病倒了,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症。1940年5月14日,魏特琳登上停泊在黄浦江边的亚洲皇后号客轮,此时,她已经在中国度过了28个春秋,当汽笛声鸣响的时候,没人知道她心中是如何的悲伤、沉痛、落寞与绝望,即便是在日军明晃晃的刺刀下,她也没有流露过一丝放弃或绝望的情绪,此刻却被中国的舆论彻底压垮了。回倒美国后,魏特琳住在联合基督传教士公会的一间普通公寓里,有人负责看护她。1941年5月14日,看护她的传教士出去了,她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这一天,距她从中国启程回国的日子整整一年。魏特琳没有双亲,没有家庭,她弟弟把她的遗体运回了一个叫雪柏的小镇简单安葬。
 
      就在魏特琳自杀前几天,她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她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工作时穿用过的衣物。在回信中,魏特琳说;"我无法道出,看到你寄给我的东西时心中的感受,似乎我最后见到它们的时候,是在一个世纪以前。如果能再生一次,我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这个孤独的女人在临终的一刻,仍然记挂着遥远的中国,在她的枕头下放着一张她与中国难民的合影,照片已被泪水浸透。
 
转自走进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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