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提到历史学家产生了一场争论，即宗教改革的根本推动力与思考方法主要是中世纪的还是现代的。通常，那些赞同宗教改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降临的人，为从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欢呼雀跃，迷信和教条主义被认为是那个所谓的“黑暗时代”的特点。伟大的教会历史学家哈纳克相信，路德神学达到和超越了整个基督教教义的高峰：路德是教义的总结。
然而，任何人想要评价改教神学对今天教会的重要性，必须认识到这样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伊拉斯谟自称他没有兴趣肯定什么，对此路德的回应是，“肯定”属于基督教的本质，他对“肯定”的定义是不间断地遵守、断定、承认、维持和坚持。“一个人必须乐于肯定，否则他就不是基督徒。”尽管对中世纪天主教的教义有种种批判，但是改教家还是认为他们自己基本上延续了早期教会的基础教义。
而且，改教家不仅仅是重复教父时代的经典教义。他们发现有必要发展教义，并将其应用于救恩论和教会论领域。例如，尼西亚会议（325）上早期教会的神学家承认基督是与父同质的（homoousios）。他们考虑的是道成肉身的子的存在与属性——与阿里乌派认为耶稣基督既非全人又非全神的神话观点相反。改教家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但是他们将其运用到基督救赎的问题上。另外，他们更关注基督的作为，而非基督的位格。梅兰希顿说，认识基督不是考查他道成肉身的方式；认识基督是要认识他的福祉。
早期教会还强调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将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正是上帝将他本身在自己的神圣存在里启示出来。改教家宣称，当上帝将堕落的人类从罪恶和疏离的状态中解救出来的时候，是他本人在实施恩典的拯救行动。他们所强调的内容并不与早期教会的主张抵触，而是早期教会的补充。
宗教改革的称义和拣选教义且不说不仅难以置信地与早期教会三一论和基督论教义的基本要点一致，而且也是后者必然的结果和适当的应用。
宗改对现在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场历史运动，16世纪的宗教改革已经离我们远去。当然，当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时，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宗教改革的起因和结果，而正是那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使得宗教改革成为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
然而，作为圣灵的一场运动，宗教改革对耶稣基督的教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经久不衰的。这才是我们首要关心的问题。我们不仅要问它过去意味着什么，还要问它现在意味着什么。在我们忠实地根据上帝的道进行神学思辨时，改教家的神学将如何挑战、纠正并指示我们？
正如改教家们发现，要应对当时灵性上的危机，必须回到圣经和早期教会，当代的我们在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时也不能忽略了宗教改革的伟大主题。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生搬硬套改教家们的神学公式，好像我们还生活在16或17世纪，而不是活在20世纪。
可以肯定的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与此类似，对罪恶、死亡和无意义的忧虑既沉重地侵袭着中世纪晚期的王侯和农民，也同样沉重地侵袭着现代的男男女女。不过我们应对这些忧虑的方法已经改变了。而且，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新的甚至更严重的现实，比如核武器的自我毁灭有可能造成全人类的灭亡。令人恐惧的大屠杀已经震动了多数乐观人文主义者的神经。
在一个充斥着死亡和恐怖活动的世界，在一个充斥着饥荒和艾滋病的世界，基督徒面临的问题与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时遇到的问题一样：“你的上帝在哪里？”
今天我们正努力以人类自身固有的可能性来回答这个问题，从我们的理性或经验推演出神学、哲学以及世界观。从那种随波逐流的神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思维方式的虚幻徒劳和彻底失败，神学的这种境况导致了奥尔蒂泽（Thomas J. J. Altizer）所说的“深刻的神学倒塌的时刻……西方神学传统彻底倒塌的时刻”。奥尔蒂泽的出名不是因为传统主义。
改教家提醒我们，只有在上帝想要寻找我们的地方才能找到上帝。我们想要从我们的内部寻求上帝的做法是没有根基的臆想和推测，最后只能导致偶像崇拜。改教神学持久的有效性在于，尽管它强调的要点很多，但是却挑战教会，要恭敬而顺从地聆听上帝一劳永逸所说的，以及他在耶稣基督里一劳永逸所做的。
教会对这一挑战有什么反应并不是学术研究或教会策略应该考虑的问题。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它关系着教会是要服从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也即旧约和新约的上帝，还是服从于巴力。
一场向前看的运动
从每一个宗教改革的传统里我们都能学到很多，但是我们不服从于任何一个。我们只服从耶稣基督。教会是“圣徒相通”（communio sanctorum），也即得救的罪人组成的团契，建立在福音的基础上，那福音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的恩典，教会被派往基督为之而死的世界，它服从基督的绝对诫命，见证并服侍基督，对抗世界。
宗教改革强调回到新约和教父时代的原始教会，而实质上它却是一场向前看的运动。这是一场“末日”运动，处在旧时代已“不复存在”而上帝最终的国度“尚未”到来的张力之中。我们讨论过的改教家都没有16世纪流行的激进的天启末世论思想。也没有人写过《启示录》的注释。但是他们每个人都相信上帝的国已经进入历史，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他们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受到末世情绪的感染，1543年加尔文写信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教会的改革是上帝的事工，像死人复活或类似的事一样，不依赖人的生命和思想。”今天我们认识到加尔文的说法是对的，感谢上帝的荣耀和道的能力照耀了改教家的神学，但我们也承认约翰·罗宾逊的说法，罗宾逊是一位清教徒牧师，他说，“主还有更多真理与大光要从他的圣道里迸发出来。”
一份当今十分著名的文件表达了宗教改革的信仰和盼望的核心，而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做的见证：
对那些问“世界将会发生什么”的人，我们的回答是，“他的国要降临。”
对那些问“我们前面是什么”的人，我们的回答是，“他，君王，站在我们面前。”
对那些问“我们可以盼望什么”的人，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并非带着没人敢预言的目标，站在一片没有形成时间的荒芜旷野里；我们正注视着那永活的主，我们的审判官和救世主，他死了并永远地活着；他已经来过并且还要来，他的统治直到永远。或许我们要遭受痛苦；是的，如果我们享有他就必须遭受痛苦。但是我们知道他说过的话，那神圣的话：‘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
转自橡树文字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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