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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宗教和上海社会近代化
发布时间: 2019/6/13日    【字体:
作者:张化
关键词:  上海宗教 上海社会近代化  
 
 
      在近代,上海的宗教和上海社会都得到异乎寻常的发展,在全国的地位举足轻重。当然,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两者存在互相依托、相互影响的关系。那么,宗教的发展对上海社会的近代化产生过哪些影响?上海社会的近代化又对宗教产生了哪些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应该如何看待?限于篇幅,本文只能选择一定的角度,作提纲挈领式的叙述,对尚未引起宗教学术界注意的材料,略作阐述。
 
一、宗教在近代上海社会具有重要地位
 
  近代以前,上海只是江南二流城镇,“城中慕苏扬之余风”。海道渐兴后,来沪的江浙人见十六铺气象渐盛,才大方地称上海为“小苏州”、“小扬州”。近代一百多年间,上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城市,全国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商业中心、文化中心,跻身于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列。
 
  上海佛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道教可追溯到东晋,但上海没有成为某宗派的祖庭,也没有像普陀山、龙虎山那样成为胜地。近代以前,在中国佛、道教历史上并无地位。伊斯兰教在元朝传入上海,那些为数不多的穆斯林处于汉民族和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同化,当时的伊斯兰家族保留到近代的并不多。天主教在明末传入上海后,成为中国天主教一个重要据点。但不久即受禁教政策限制,活动转入地下,在此情形下自然难有作为。基督教则在开埠后才传入上海。
 
  近代以来,上海宗教地位逐渐上升。基督教是名副其实的全国中心。据1950年统计:中国各教派的26个主要教会团体,14个总办事处设在上海;12个合作团体,11个在上海;12个重要文字机关,9个在上海;8个救济福利事业机关全在上海;[1]各教派领袖人物也云集上海。天主教是实际上的全国中心。1949年,天主教全国性机构主要有两个,一是梵蒂冈驻华公使馆,一是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前者设于南京,而公使黎培里却常驻于上海,后者设于上海。近代,罗马教廷将中国不同的教区委托给不同国籍的修会负责,有12个修会在上海购置产业,设立“账房间”,筹集、管理该修会所负责教区的经济,有的还有人事调配权。这12个“账房间”管辖着中国天主教140个教区中的近90个。20世纪以后,沉寂已久的中国佛教以一种新的姿态复兴,其中心就在上海。寺庙、僧尼、信徒大幅度增加;组织程度空前提高,曾建立过十多个全国或市级组织;文化事业勃兴,有十几个佛教专业出版机构,几十种佛教报刊,有二十多个电台播讲佛学;中外佛学交流广泛展开,汉藏佛教得以沟通;全国知名僧人和居士都曾来上海进行传教活动。伊斯兰教主要在我国西北地区传播,但近代上海伊斯兰教宗教组织和学术团体的产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伊斯兰经典的翻译和出版,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重大影响。近代航海技术改进后,上海成为重要国际口岸,各地穆斯林去麦加朝觐,一般都从上海出入境。而朝觐者往往是有一定经济实力、信仰虔诚,在当地有一定地位的穆斯林。上海作为桥梁,将内地穆斯林接引到阿拉伯世界,与世界汇成一体,哈吉们又带来了阿拉伯世界的最新信息,并将之传播到全国各地。上海道士绝大多数属正一派。在近代,正一派很难得到官方的承认和支持,道士们建立的组织、举办的活动往往得不到批准,这样就难以形成全国中心。在此背景下,1912年起,62、63代天师都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使正一派在上海得以生存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延续到建国后取得与其它宗教平等的地位。
 
二、殖民势力和教会中的某些人互为依托
 
  近代上海社会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半殖民地化。对华派遣传教士是殖民势力在华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扩张、经济掠夺总战略的组成部分。第一任法国领事敏体尼(Montigny,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到上海不久就明白了:“多年来,法国在上海的贸易量原不能与英美竞争,但自从保护了这座大城四周的7万多名教友后,使我们的政府代表在中国官员面前赢得了特殊地位。”“传教士是法国将来在这里取得重要地位和成就的工具。”[2]因此,即使在法国国内以反教而著名的政客,到了中国也转而实行保护教会的政策。上海开埠时,殖民势力对上海的了解仅限于有限的报告。而传教士是先行者,熟悉中国政治、地理、国情、民俗,通晓中文,在侵华战争中,成为最好的参谋、向导、翻译、不平等条约的起草人、随军牧师或神父,有的在开埠后干脆就职于政界。这些传教士的种种行为加速、加深了上海的半殖民地化。
 
  先看看基督教传教士。1831年,普鲁士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    (Gützlaff,Karl Friedrich August)勘测中国沿海航道来到上海,成为第一个进入上海的西方人。第二年,他受东印度公司雇用与林德赛再来上海,从6月20日到8月8日“考察”了包括吴淞口炮台、航道及清政府兵营在内的上海市情。遇有军人阻拦,就散发宗教传单,藉传教掩人耳目。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是屈指可数的中国通,担任英国侵略军陆军总司令卧乌古(Gough,Sir Hugh,General)的翻译、参谋和向导。上海之战中,他协助指挥作战,代表侵略军在城里出安民告示,强筹粮草,并勒索30万两赎城费。后来他还参与起草和签订《南京条约》。第一个定居上海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Medhurst,Walter Henry)酿成青浦教案后,与英国领事阿礼国(Alcock,SirRutherford)串通一气,虚张声势,以仅有的一条双桅小舰宣称军事封锁上海港,迫使上海道拟定了“新订海关条例”。在此基础上,1851年9月由中国政府正式设立上海河舶司,首任河舶司由美国人贝立斯(Baylies,Nicholas)担任。从此,上海的航道、港岸管理权事实上落入了殖民势力之手。1846年美国第一任驻沪领事到任,设领事馆于英租界,升起了美国国旗,但受到英国领事的抗议。就在他寄人篱下,万般无奈时,美国传教士文惠廉(Boone,William Jones)主教已经悄悄在虹口购地造屋,设堂布道。造成既成事实后,上海道台不得不同意将虹口辟为美租界。为纪念文惠廉的“功绩”,虹口有条路就叫文监师路(监师意即主教,今塘沽路)。
 
  再看看上海天主教会。1862年,驻扎在徐家汇的法军乘着第二次鸦片战争新胜的余威,得到上海道台的“允准”,以训练部队为由,把肇嘉浜河床向东移了几十米,拓出今上海气象局到徐家汇藏书楼一带大块土地。事后,留给了教会。[3]同年,上海政府和英、法殖民势力联手镇压围攻上海的太平天国军队,史称“上海会防”。会防局招募组建了上海近代第一支炮兵,称“会防炮勇”。炮勇多由天主教徒担当,在徐家汇训练,上海人称之为“天主教炮勇”。本来,每逢战事,法军便义不容辞地前往董家渡、徐家汇等教堂区进行保护。上海会防中,为运送兵力和军火,英、法殖民者乘机要上海政府出钱在租界以外修筑军路,这就是最早的越界筑路。其中法方要修的平道有28里,以连接董家渡、徐家汇和法租界。这批军路中有2条称徐家汇路(今华山路、肇嘉浜路)。事后,租界当局胁迫中国政府将越界筑路区域划入租界范围或成为变相租界。越界筑路是租界扩张的重要手段,保护教堂是堂而皇之的借口。而且,越界筑路自此一发而不可收。
 
  开埠之初,传教士一方面有本身人力、物力、交通工具、通讯手段等方面的困难。另一方面,清政府只是部分解除禁教令,加上中国士绅自发的抵制,“洋教”的传播有很多来自中国方面的困难。殖民势力一方面给教会提供了他们所能提供的一切物质帮助,另一方面利用炮舰、威吓,为传教士逐渐扩大传教特权。
 
  首批重返上海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搭乘的是鸦片战争时期来华的法国军舰“埃里戈约”号,他们的铺位就搭在帐篷下的炮房里。第二批传教士搭乘的是法国遣华使团的军舰,这个由刺萼尼(Theodose Marie Melchior Joseph de Lagrené)任公使的使团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黄浦条约》。刺萼尼一到澳门,就收到上海的罗伯济(Bési,Louis de)主教提供的备忘录,提醒他为传教提些要求,于是黄浦条约第二十二条规定:“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将清政府严闭的传教大门硬挤开了一条缝。在上海,他们连蒙带诈逼迫地方官,谋求不平等条约以外特权。1846年,刺萼尼巡视不平等条约落实情况来到上海,传教士们让他向上海道台索还老天主堂,因超出条约规定碰了钉子。刺萼尼转逼耆英讨得一道上谕:“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4]老天主堂已改为关帝庙,附属房屋办了敬业书院。循此上谕老天主堂也不在发还之例。于是传教士怀揣上谕,诈称系法国所派调查上谕执行情况的专使,与英国领事、丹麦领事代理等串通一气,恫吓上海道台。上海道台息事宁人,以三块地皮作为赔偿。这就是董家渡、洋泾浜教堂土地的来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要赔偿教会财产,这时英、法联军正好协助清军抵御了进攻上海的太平天国军队。因此,按法国上校参谋长施米茨(Schmitz)的逻辑,完全有理由“索还”老天主堂。他的建议得到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孟斗班(Cousin-Montauban,Charles Guillaume Marie Apollinaire Antoine)的同意和法国驻沪总领事爱棠(Edan,B.)的积极推动,上海道台只得迁出关帝庙和敬业书院,再次“归还”老天主堂。1846年的上谕在上海的意义还不仅限于其内容。在向上海道台“索还”老天主堂教产的过程中,罗伯济主教正式拜会了上海道台。这是禁教一百多年来教会代表首次堂而皇之地走进官府,上海教会开始和官方往来,可以公开传教。而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要到十几年后才能公开传教。北京主教孟振生(Mouly,Joseph Martial)1846年受命后一直无法进城,1855年甚至被逮捕押送到上海。在上海,他看到的是声势浩大的圣体游行,对比之下,感慨万千。他直到1860年才随法军进城。
 
  1863年,法国外交大臣德吕伊斯从中国赔款中拨出30万法郎给江南代牧区,[5]教会用这笔钱在租界购地建房,随着租界的繁荣,房、地价不断上涨,教会受益不浅。以后房地产一直是上海教会的主要收入。
 
三、近代上海宗教和社会同步发展
 
  上海近代经济的发展,肇始于沙船业。世居青浦诸巷的沈、朱、周、秦等姓天主教徒沙船商为避战乱约于1856年来到上海,泊于董家渡一带。他们的到来,为1853年刚建成的董家渡天主教堂,也为上海城带来一批富裕而虔诚的信徒。19世纪60年代,洋商的机器轮船替代了沙船,洋行需要一批买办,这些与“洋教”、洋人有交往的沙船商有的当了买办,有的开设船厂、铁厂,逐渐成为上海天主教中的大族和中坚,有的后来成为中国天主教界的头面人物。
 
  上海是移民城市,近代有三次国内移民高潮:太平天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为避战事,各地的穷人和富人一起涌入上海,尤其是租界,连华界的人也涌向租界。上海国际移民的增长呈持续状态,人数以1942年为最多。这几个高潮也是上海宗教信徒增加高潮。1860-1862年,约2万难民滞留在董家渡、洋泾浜、徐家汇等天主教堂周围,其中大多数是教徒,战后不少信徒留居上海。对非教徒,传教士在从事救济的同时,抓紧传教。2年中,“上海(指洋泾浜和董家渡)和徐家汇的神父给2442名成年人付了洗”。[6]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上海教徒大大增加。1850年太平天国义军逼近南京时,一些穆斯林家庭迁居上海,居住于南市小南门、草鞋湾一带,逐渐形成一条街,这条街至今仍叫南京街。他们成为近代上海第一批穆斯林,建立了近代第一座清真寺——草鞋湾清真寺。各地道士也在此时来沪开设道院谋生,1869年,苏州道士曹瑞长在廿五保(今南京路、福建路附近)设听钟山房,从上海县道会司领得“外方流道执照”,取得在沪传教资格。抗战时期,涌入租界谋生的僧人、道士或建房、或租屋设立了众多规模不大却颇兴旺的佛、道教寺庙道观。虽经一再取缔,1949年时仍“路路见道堂,条条有道房”。孤岛时期,原居住在董家渡、虹口的富裕天主教徒纷纷迁往法租界伯多禄堂附近。伯多禄堂本来是供震旦大学学生用的教堂,至此,该堂作用、地位都发生了变化,成为上层信徒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重要堂口。1942年的国际移民高潮中,涌来的大多为信仰犹太教,受希特勒迫害的西欧侨民。他们的到来,使上海犹太教空前繁盛。
 
  20世纪初至30年代,上海工厂和商业机构与日俱增,贸易和民族工业产值成倍增长,这个时期也是各教全面发展的阶段。这从各教新建、重建教堂寺庙和兴办大学两个侧面可以略窥一斑。如天主教的徐家汇大堂、佘山山顶大堂,基督教的沐恩堂、国际礼拜堂、清心堂、景林堂,佛教的玉佛寺、法藏寺、圆明讲堂,道教的城隍庙,伊斯兰教的小桃园清真寺等。以上所举罗列了上海绝大多数主要教堂和寺庙。这时期天主教创办了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基督教创办了浸会学院(后改为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圣约翰书院正式改为大学,佛教办了华严大学。这些大学就是近代上海各教所办的主要大学。
 
  在上海不同区域中,宗教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保持着一致。近代最早的宗教活动场所多建在南市的南部,如董家渡天主教堂,草鞋湾清真寺。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城北租界渐盛,老城厢商业重心北移,以后来沪的穆斯林大多舍南就北,在九亩地(今大境路、露香园路一带)形成新的聚居区,1870年他们建了福佑路清真寺。该寺建成后,在教内称作北寺,草鞋湾清真寺改称南寺,北寺逐渐成为穆斯林活动中心。南、北两寺的选址、建造时间、作用与老城厢商业重心转移一致。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取得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各国在沪投资猛增,尤以日本纺织厂为多。1913年至1925年,日本八大纺织系统先后打入上海,在沪办厂29家。他们到上海时,杨树浦沿江一带早已被英、美势力占据,他们将目光转向1899年新扩充的公共租界沿苏州河岸一带,形成沪西工业区。这些工厂需大量工人,由同乡同教人的介绍、接引,大批安徽、河南、湖北、山东等省贫困穆斯林来厂就业,在小沙渡(今西康路、长寿路一带)形成沪西穆斯林聚居点。1920年起,他们先后设立了规模不大的药水弄、鸿寿坊、江宁路等清真寺。董家渡天主教堂建成后至1960年一直是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一度也是事实上的教会中心。随着租界的兴盛,教会中枢随之转移。1857年起,教区经济中枢——账房间设于法租界的洋泾浜堂,1861年后,好几任主教以该堂为主教府。基督教也是这样,1844年上海第一个“教堂”设于南门租来的民房中。1847年,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教堂——老北门第一浸会堂组成,教堂选址于北门。60年代起,基督教堂大多选址英美租界,直到1949年,基督教重要教堂和所办事业大多在原英美租界。1862年,工部局越界修筑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至静安寺。在此之前不久,静安寺受太平天国战事影响,仅剩下一座大殿。1880年,有商业远见的浙江商人胡雪岩和绅士姚曦出资修复静安寺,次年工程落成之日,适逢释迦牟尼佛诞辰,于是举行了隆重的浴佛典礼。附近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前来出售土产、农具,城乡四众云集,一来礼佛,二来赶集。以后每年静安寺都要举行三天浴佛节庙会,这成为近代上海风俗中一道风景线。静安寺地区逐渐成为上海重要商业区,静安寺也在诸多历史古庙中脱颖而出,成为近代上海最引人注目的寺庙。而一批原来和静安寺齐名而地处租界边缘或界外的历史古庙却在近代湮没了,如:浦东庆宁寺、法华镇的观音禅寺、法华禅寺、北桥的明心教寺等。
 
  近代一百多年间,上海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连绵不断,慷慨悲壮。上海宗教界爱国人士也投入了斗争。各教投身辛亥革命者众多,在中国僧界最引人注目的是宗仰法师。1902年,他与蔡元培等在沪成立中国教育会,翌年当选为会长。又成立爱国学社、主编《苏报》,倡言革命。因出资刊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革命军》,被清廷列入“密拿严办”名单,《苏报》案后出走日本。在日本与孙中山结为莫逆之交,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在宣传和经济方面出力甚多。上海光复时,上海佛教和伊斯兰教分别组织了僧军和清真商团,接受都督陈其美的指挥,直接参加光复上海和南京的战斗。僧军由玉皇法师联络上海7个寺庙的僧人以及有志革命的居士700多人组成,他们枪械装备齐全、纪律严明,很有战斗力。五卅惨案后,基督教徒同情和支持罢工工人,圣约翰大学学生因传教士阻挠爱国行动愤而离校另组光华大学,“内地会”传教士在法庭上作伪证的行为直接引发该派部分信徒抗议,他们脱离内地会,组织了“上海基督徒团契”。抗战中宗教界积极开展救护、救济等抗日救亡运动。一向受严格控制的天主教徒对教会内部的殖民势力也进行过反抗。1940年底,天主教土山湾孤儿工艺院600多名孤儿和500多名职工为改良生活待遇罢工,罢工职工组设临时会所,发表宣言争取社会援助。[7]几乎与此同时,天主教管理的广慈医院150多名职工也为物价飞涨、生活日艰,要求改善待遇而罢工。教会当局迫于形势,只好允准职工所提要求。但不久就开除大批罢工首领和积极分子。再度引发罢工,土山湾职工攀墙进入工场,捣毁了部分机器。这次,教会当局联系捕房,逮捕罢工领袖,将工潮镇压下去。上海各教的斗争是上海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部分,也丰富了上海斗争史。
 
四、宗教对上海社会近代化的影响
 
  近代上海是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从政治体制到声光化电,从价值观念到行为方式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上海之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以西学传播中心起步的,西学传播主要手段是出版西书。当时所出西书大部分是译著,翻译方法一般是西译中述,即由外国人口译,中国学者笔述。早期来沪的外国人主要有军政人员、商人和传教士,从事翻译者大多是传教士。当时中国有10个较为著名的翻译出版机构:墨海书馆、美华书馆、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格致汇编社、益智书会、广州博济医院、天津水师学堂、广学会、译书公会。其中7个在上海,7个中有5个为教会或传教士所办,其余2个也以传教士为翻译骨干。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开办时所聘外人都是传教士:傅兰雅(Fryer,John)、伟烈亚力(Wylie,Alexander)、玛高温(Macgowan,DanielJerome)。即使是后来中国人办的出版事业,也往往和教会有密切的关系。赫赫有名的商务印书馆,创办者来自于基督教美华书馆,其职工大多为闸北堂信徒,以至于商务印书馆业务扩大、厂房迁建,该堂也随之数次迁建。
 
  传教士们在徐光启时代和后来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研究自然科学、办教育、出版、卫生、慈善等文化社会事业是最好的传教和扩大本国在华影响的手段。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Pott,Francis Lister Hawks)称:“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将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徐家汇天文台总台长法国耶稣会士蔡尚质(Chevalier,Stanislas)总结:“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来愈显天主的光荣,拯救人们的灵魂,为宗教事业服务,这是创办科学机构的真正目的。”[8]因此,一些传教士在西方受过良好教育和专门培训,有的受过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栽培,带来了先进的仪器设备和技术,来沪后办了一大批事业。中国当时在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落后于西方,这些事业往往开近代上海甚至近代中国风气之先,给无缘涉足西方的人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这些事业又往往成为上海甚至中国办得最好的事业,成为仿效的模范;在19世纪,就数量而言,教会文化事业也占主导地位。徐汇公学是上海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圣约翰大学是上海创办得最早的大学;徐家汇自然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其收藏在上海建国前首屈一指;徐家汇天文台开创了上海近代天文事业,一度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上海第一份中文报纸和中文杂志都由传教士编辑;近代铅锑活字印刷技术由麦都思传入上海,石印和照相技术由土山湾书间首先使用,从技术上保证了上海成为全国出版印刷中心;土山湾工艺院绘画馆是上海最早的西洋画室,被徐悲鸿称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最早引进石膏像制作工艺、彩绘玻璃工艺和幻灯片着色技术。传教士们还传入了西医、西药,西洋的音乐、体育、幼教,聋哑和盲童教育……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来沪外国人的增加,人员的分工逐渐专业化,一些专职教师、医生、编辑、学者等文化人来到上海,传教士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逐渐下降。
 
五、上海社会近代化对宗教的影响
 
   近代上海社会对宗教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上海后,结合中国文化,在教堂建筑风格、堂内布置、经文和赞美诗的念唱等方面有或多或少适应性的改变,最初的教会学校也教授应试科举的四书五经。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在近代上海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组织形态、对教义的阐释、传教手段、宗派表现形式、培养教职人员的方式、人员构成、平信徒和妇女地位的改变、国内外交往、经济来源等各方面,也表现在商业化、世俗化、民主化等倾向中。这些变化往往首先发生在上海,形成规模和气势后辐射全国。这个问题需要专题论述,本文仅就组织形态方面的影响作些叙述。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运动在全国展开。地方自治运动是立宪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清政府应付舆论的手段。但上海资产阶级以真诚的态度,使之成为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全国自治事业的嚆矢。早在1900年,闸北绅商就组织起闸北工程总局。[9]1905年冬,南市绅商组织了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以后改组为上海城自治公所和上海市政厅。这些机构拥有华界范围内不完全的财政税收和市政建设权,警务、司法权,民政、公用事业、工商、文化教育管理权。这些机构集中了地方财力和人才,以市政建设为中心开展各方面工作,使自治运动有声有色,颇成气势,促进了华界的近代化。这些机构仿照国外的政治制度和租界的体制,设代议机关和执行机关两个层次,代议机关有立法权,并组织和监督执行机关。机构的产生采用选举制,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主要取决于是否缴纳地方捐税和缴纳数额。自治机构的产生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制度的冲击,促进了上海大众民主意识的觉醒,也从各方面对上海宗教产生了影响。
 
  19世纪下半叶频繁发生教案,在教案刺激下,中国基督教人士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20世纪初,教会由中国人“自治、自立”成为普遍要求,天津、广州等地有不少人尝试自立教会。这些教会或维持不久,或未得发展,不成气候。而1906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在全国21个省和南洋建立了300多个教堂,拥有2万多信徒。是中国自立教会组织中,成立最早、规模和声势最大的全国性组织,在建国前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中奏出了最强音,带动了基督教自立潮流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的成立和发展直接受到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影响。1900年,一部分基督徒已经在闸北创设过上海基督教会(自理会)。[10]1903年,在后来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领袖俞国桢参与下,成立了中国基督徒会。[11]也是在1905年冬,俞国桢认为中国基督徒会只注重自养,而他志在自立,开始筹设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俞国桢是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任闸北商团会长、[12]闸北市民公会理事长、闸北市政厅顾问、闸北地方自治研究会会长。与地方自治运动风云人物曾铸、沈缦云、周晋镳过从甚密。沈缦云、夏粹芳是地方自治运动的重要资助者,也是自立会的重要资助者。目标、时间、地点、人员的一致,证明自立会是上海基督教徒对地方自治运动的回应,是地方自治运动在教会中的反应。
 
  中国伊斯兰教传统的组织形式是教坊制。单一的教坊制以清真寺为中心,穆斯林围寺而居,各教坊独立,互不隶属。1909年,上海的南京籍穆斯林在“军学士商各界合团体、创公会”的形势影响下,抱着“同乡共教,敬恭笃桑梓之情,异地一心,合力收大同之效”[13]的目的,在福佑路清真寺成立了上海清真董事会。董事会选出总董、协董,并延聘多位董事分管各部门工作。教长由董事会聘任。1942年,董事会改组为福佑路回教堂纳捐人代表会。代表有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主要取决于是否纳捐和纳捐数额。代表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不久,又改组成上海市回教堂理事会。理事会由理事、监事组成,并设常务理事会,各回教堂设堂务委员会。理事会管理了包括小桃园、福佑路清真寺在内的上海几个最主要的清真寺和其它一些事业,基本能左右上海伊斯兰教的局势。理事会延续到建国后。从上海清真董事会到上海市回教堂理事会,民主程度、监督机制不断完善,纳捐人的作用和地位不断提高,团结面、管理权限不断扩大。这种由穆斯林组成权力机构,委托常务执行机构执行,并受监督机构监督,这种组织体系是一种大胆引进,也只有深受西风熏染的上海穆斯林才可能接受和付诸实践。
 
  民国时期,上海的道教破天荒地成立了不少或全国性、或地方性的组织,虽大多未得官府允准,事实上还是成立并有过一定影响,这也是十里洋场的产物。道教第一个组织是1912年由第62代天师张晓初设立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辛亥以后,江西都督摘去了世居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的印,革除了他的封号。[14]正当张天师处境艰难时,从上海传来了“福音”。1912年6月,由英美传教士李佳白、李提摩太、梅殿华等发起、旨在联合儒释道耶回各教的世界宗教会向他发出邀请,一则对他表示同情:“信教自由,万国所同,民国约法所许。目为迷信,误矣。”[15]一则邀他入会。张天师喜出望外,于9月到上海。与此相应而显得有些滑稽的是,在他宣布道教总会简章,标志总会成立的大会上,李佳白、梅殿华、伍廷芳等人大讲了一通各教精神一致和融通。事隔3天,上海道士才欢迎他,并“拟即讨论办法担任组织上海道教总机关部”。[16]他才传话给上海道教诸人:“速邀各道士议订章程……以资进行。”[17]由此可见,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并非上海道士所主张和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未得内务部核准,但其下属机构驻沪总机关部却一度得到上海知县的批准。[18]这是否就是张天师从此选择上海作主要活动基地的原因?如果没有一个相当“海派”的世界宗教会接引,没有一个不知是开明还是昏庸的知县,张天师是否和上海结缘得另当别论。没有张天师这样的天然领袖出面组织,上海道教何时建立组织尚在未卜。
 
  上海社会的近代化从另一角度促进了上海佛教组织的建立。从十九世纪末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官方和士绅不断有“庙产兴学”之议。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号召兴办新式学校。上海的新式学校已经办了半个世纪,此时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众多的地方自治机构、分支机构和学校都需要房舍。那些香火不太兴旺、遍布城乡的佛、道教寺观成为最佳选择。上海的新式学校和自治团体起步早,数量多,所需房舍也多,对佛、道教构成的威胁来得早而猛。翻翻当年报刊,不时可见绅商占用寺观引起诉讼甚至大打出手的报道。当时官绅常常胜诉,是因为僧道往往因有“不规”行为,或在冲突中有过激行为而败诉。据民国《上海县续志》的不完全记载,清末民初改为学校的道观有19座。为“保守宗教,联合僧众”,[19]上海城乡74所寺庙的僧众于1906年11月18日在大佛厂成立佛教公会。[20]该公会设有中国佛教史上从未有过的会长、会董。[21]恐怕是为了表示寺僧对兴学的拥护,公会成员集资办了同岑学堂。[22]公会的成立,使学界、各团体谋占寺庙时不得不有所顾忌,有的只能与公会协商购买。[23]而得清政府允准设立的江苏省僧立教育会要3年后才在上海出现,[24]全国性的中华佛教总会要6年以后才产生于上海。这些组织的基本宗旨都有保全教产的内容。
 
  在城市化进程中,上海城的组织程度不断提高。从行业公会到跨行业、跨政区的西方化的社会组织层出不穷,恐怕很难确切统计上海到底有过多少组织。纵横交错的组织将上海织成一张密密的网,每个单位甚至每个个人都是网的组成部分,又受网的保护。既互通声气、协调步伐,又有限保全了自身利益。上海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前所未有的组织化程度是受上海城市高度组织化影响的结果,也是在组织化城市中的必然取向。
 
  上海是殖民势力着意经营之地,经营内容包括“传教事业”,“传教事业”和“殖民事业”互为依托也就顺理成章。各国传教机构在上海注入的大量经费和人力,直接促进了上海天主教、基督教的发展。作为西方传统的文化传教手段:进行天文等自然科学研究、成立出版机构、出版报刊书籍、开办学校、医院、慈善事业等也就由传教士自然而然地带到了上海。这些用来传教的“文化”促进了上海文化的近代化,提高了上海的文化地位。而上海特殊的文化和经济地位又使传教机构更愿意在上海建立据点、开展活动,这又促进了上海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发展。上海宗教地位和文化地位的提高互为因果而同步发展。上海宗教和上海文化近代化的关系超出和上海经济近代化的关系。
 
  上海社会的近代化从另一种角度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发生关系。上海经济的发展,在战争时期租界环境的相对稳定,上海社会在文化方面兼容并蓄的品性,吸引了各种人到上海来谋生和发展,其中有这些教的宗教职业者,也有一般信徒。一部分信徒在上海获得发展,逐步积累资本,成为这些教会的经济台柱,他们接引、资助更多的宗教职业者来上海进行传教活动。这是近代上海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发展的基本原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在上海发展的同时,都发生了变化,变得更适应上海社会的近代化。上海社会的近代化在文化方面较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文化,所以可以说,近代上海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上海这些宗教在中国宗教史中取得了重要地位,而这些宗教在全国地位的提高也有助于上海地位,至少是文化地位的提高。
 
 
注释:
 
1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印:《订正中国基督教团体调查录》,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调查录编订委员会,1950年。
 
2 [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79页。
 
3 张化编文集时根据[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96页将移河道时间和原因作了校正。
 
4 黄伯禄:《正教奉传》,光绪戊申(1908),上海慈母堂续增排印,第6页。
 
5 [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70页。
 
6 [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73页。
 
7 作者不详:《土山湾孤儿院全体职工罢工》,载《申报》1941年1月5日,第13版。
 
8 (法文)《史报》1949年1月30日。
 
9 张化编文集时校正:1903年,为抵制租界扩张,闸北绅商集股成立汇通公司,建桥修路,自辟通商场。该公司没有征税权,只是一个得到官方特许、承办市政工程的商业机构。参张笑川:《近代上海闸北居民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45-51页。因财政困难和无力抵制租界越界侵权,1906年由官方接办,设上海北市马路工巡总局。
 
10 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554页。
 
11 张化编文集时校正:中国基督徒会成立于1902年,俞国桢1903年入会。参:《中国基督教报》第三十六号,1911年11月,未编页码,实际10(B)页;《中国基督教报》第五十一号,1914年春季,未编页码,实际12(A)页。
 
12 张化编文集时校正:俞国桢任商团副会长。参《闸北商团捐款踊跃》,载《申报》1911年6月13日,第2张第2版。
 
13 《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1910年,转引自《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02-503页。
 
14 作者不详:《张天师有法无施处》,载《圣报》1912年5月,第6页。
 
15 作者不详:《张天师愿入宗教会》,载《申报》1912年6月25日,第7版。
 
16 作者不详:《道士欢迎张天师》,载《申报》1912年9月21日,第7版。
 
17 作者不详:《道教公会之发轫》,载《申报》1912年9月25日,第7版。
 
18作者不详:《统一道教机关部骤难立案》,载《申报》1914年1月21日,第10版。
 
19 作者不详:《组织佛教公会》,载《申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初五日,第17版。
 
20 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623页。
 
21 姚明辉:《上海佛教公会》,载《沪滨掠影》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08页。
 
22 作者不详:《佛教公会告白》,载《申报》1919年3月21日,第1张第2版。
 
23 作者不详:《教育总会致佛教公会函》,载《申报》1908年4月20日,第3张第2版。
 
24 作者不详:《僧立教育会保护寺产》,载《申报》1909年9月24日,第3张第2版。
 
本文发表于《上海研究论丛》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9-103页,收于张化:《社会中的宗教·观察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45-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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