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宗教思想基本上不承认革命是通向改革与变革的途径。因此，以暴力进行的变革最多是通过一种简单明了的、有限度的、经过周到考虑的军事行动才成为可以设想的，比如一场刺杀。此外，在正统思想中有这样一种传统的说法：ḥakimunġašūmḫairunminfitnatintadūm（一个统治着的暴君胜过一场持续的国民骚动）。这种表面上认真负责的态度确实使穆斯林们免受血光之灾，但与此同时，它也为独裁统治的建立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直到2011年1月25日的革命前夕，除了圣战主义者（Ǧihādisten）以外的所有埃及宗教思潮领袖都是从这种消极的态度出发来行动的。就在穆巴拉克下台前夜，爱资哈尔的大教长还通过了一项禁止针对总统之暴动的教法决议（Fatwa）。对纳加尔（al-Naǧar）这位知名的教长而言，一场革命意味着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崩塌。[1]
虽然受到政治野心的驱使，穆斯林兄弟会还是从一开始就拒绝参与到示威游行当中——反正根据伊本·阿卜杜拉·瓦哈比（Ibn Abdel Wahhab）的教义，萨拉菲主义者本就应该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当自由主义运动“基法亚”（Kifāya）与“四月六”以及众多大学与工会在革命爆发一年后的2012年1月宣布大罢工的时候——其后就是对军委会的平民抗争（意在迫使权力向平民政府进行转交）——以穆斯林兄弟会、萨拉菲主义者和爱资哈尔的教长们为首，所有宗教力量都动员了它们的追随者，以抵御计划中的平民抗争。
“宣教士与伊玛目们在聚礼上宣布，根据宗教的观点，对大罢工与平民抗争的呼吁是禁止的…同时，三个埃及基督教堂都拒斥了平民抗争，并要求军委会再提供更多的时间。自由平等党将平民抗争的重要性最小化为一个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没有人会追随的行动。”[2]
引文显示，革命自11月25日起就不再拥有宗教领导者了。与此相反，他们不再想支持革命，而毋宁说是阻碍它。在1987年穆斯林兄弟会高喊着“伊斯兰教，救命良药”（“Der Islam ist die Lösung”，伊斯兰教是解决办法）的口号涉足政治之后，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在论争中得到改变，因为它在现实政治中恐惧每一次论争。这样它才得以继续维系它那不切实际的口号。然而，对这个惟一解决办法的固执导致了对排着大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思想禁锢，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之中因而出现了根本性的危机。
在结构上，穆斯林兄弟会与曾居统治地位的穆巴拉克的国家党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二者都提供了一个等级森严的、专制的结构，并在其单一的主题范围（Monothematik）中表现得既没创造性也没有效率可言。作为这样一个与严密等级结构相关的组织，穆斯林兄弟会非常害怕这一点，即它的成员自身可能会为革命性的思想所启发。这一思想上的基本态度说明了为什么穆斯林兄弟会与萨拉菲主义者中正统思想的追随者不仅在最后关头才跳上革命的列车，而且还是最先爬下它的人。偏巧在穆斯林兄弟会每一次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像“基法亚”和“四月六”这样的自由主义反对运动就会出现，它们自始至终地嘲讽最后几年的选举作弊、总统任期的再次延长，一如它们嘲讽把权力传给（vererben）总统儿子的野心。
与此同时，年轻的穆斯林兄弟会骨干对他的领导极端不满。2006年，在特别委员会中显然召开了一个内部的秘密集会。人们甚至谈到了一场反对阿基夫（ʿAkif）这个组织头目的暴动：[3]
“年轻一代至少想把阿基夫的权力转移到他的副手穆罕默德·哈比卜（Muhammad Ḥabīb）的手上…像穆罕默德·哈比卜和凯哈特·沙提尔（Khairat al-Schatir）”这样的人物认为，人们必须带着政治力量与其它看问题的角度寻找这一次肩上投篮的机会。哈比卜第一次阐明了建立一个民主党派系统的必要性，并对权力的自由接受与转移表达了赞同。他强调，人民才是权力的源头。”[4]
哈比卜[5]谈话中这一平民性的，乃至西方的特点使人们感到惊讶：他既不借助宗教当局来支撑他的声明，也不使用《古兰经》中的文本。然而，像哈比卜这样开放的，甚至自由主义的人物不得不立刻在组织中搬家走人。尽管有这些反对的苗头，穆斯林兄弟会仍然停留在它官方的消极合作态度中，并对政权发表声明称，自己对于议会中适当的支持已经感到满意了。为此，它甚至直到革命爆发之后都对此有所准备：在幕后与国家政权进行协商，并无视选举作弊。
在这一时点，许多自由主义人物与伊斯兰主义者并未严肃对待网络上不同的对游行示威的号召。直到革命爆发四天后，当穆斯林兄弟会清楚地认识到总统已经时日无多的时候，宗教领导班子才亮出了通行灯。1月28日，全国范围内的大量警察总局被付之一炬。易卜拉欣·伊萨（Ibrāhīm Isa），埃及立宪报（al-Dostour）的主编，如是评论这样的结果：
“对警察站与国家安全司令部的颠覆是穆斯林兄弟会自身的决定。颠覆是根据领导班子的决议发生的，并被组织中亢奋的年轻人与男人们付诸实践…穆斯林兄弟会以此掠夺了很多文件档案，并摧毁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国家安全信息库存。”[6]
在与当时的游行抗议者一同对付政权的暴动者——那些野蛮地殴打别人的骆驼骑士，以保卫塔黑尔地（Tahrierplatz）的时候，穆斯林兄弟会人第一次表现出他们的好勇斗狠。我们可以检验，他们的支持是不是送给了抗议者自身，或者毋宁说是推进了革命的发展：抗议者还是按照他们的习惯，在塔黑尔地上的一大群年轻男女中大吃大喝，载歌载舞，一起熬夜，继续那些关于自由和平等的谈话，一点也不符合巴纳斯（al-Bannas）意义上的穆斯林年轻人应有的形象。对穆斯林兄弟会人来说，年轻的抗议者们还扮演着“有用的白痴”的角色，好像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就可以通过传统的组织在人民中的固定而被清扫到一边去，这样穆斯林兄弟最后就能上位了。无论如何，直到穆巴拉克辞职——这次辞职构成了他此后接管伊斯兰主义大权的一种威胁性的背景（Drohkulisse）——穆斯林兄弟会都是为穆巴拉克和他的追随者服务的。像我们提到的那样，穆巴拉克据此为他继续获得西方的支持得到了保障。
然而，现在没有人再愿意相信这由穆巴拉克一再重演的、老生常谈的论点了。他在2月5日才做出反应，废黜了他的儿子，罢免了狭小领地内的其他人。但对于塔黑尔地盛怒的抗议者来说，这还是不够的。业已加入抗议者行列的穆斯林兄弟会人如今意识到：倘若他们不将革命引向最终的胜利，他们就会首当其冲：在他们之后，已经打开的国家监狱大门又将重新关上。
2月6日，副总统乌玛·苏莱曼（ʿUmarSulaiman）在电视荧屏上现身，宣布总统已经委托他进行磋商。与那些在目前权力形势下拒绝一切磋商的网络活动家们（Internetaktivists）相反，穆斯林兄弟会人进而宣称已经对磋商做好了准备。这一时间点标志着穆斯林兄弟会中政治路线分道扬镳的开始。即便如此，穆巴拉克也还是无力回天了。在2月11日，他不得不在全世界公众与抗议者的压力之下妥协并辞职，将自己的公职交予高级军委会（den hohen Rat des Militärs）。[7]
为了制造一个乐于行动的政府存在的表象，军委会预告将为接下来的六个月进行一些宪法修正。与之相反，塔黑尔方面期望的是一个全新的宪法，藉此来建设一个新的埃及。人民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军委会只是暂时上台维系旧的关系，大多数人口一开始对军委会表示的基本信任就在何种程度上消灭了。与革命者相反，伊斯兰主义者理解沟通的技巧，能够通过他们强大的社会网络给信徒施加如下的印象：在革命者的新宪法中，当时的宪法第二条，即“教法（Šariʿa）是法律的主要来源”将被钩除。这似乎预示着完全的去伊斯兰化（Entislamisierung）。大多数人的反应在预料之中：以84%的选票支持继续推行旧宪法。通过这种对宪法新面貌的推迟，伊斯兰主义运动赢得了斗争的第一个时期，尽管它在此纯粹是利用了单纯的人们的恐惧与宗教感情。
这一阶段的第二个赢家是军委会的将军们。曾经的敌人——将军们和伊斯兰主义者，在胜利者这一边重新遇见了彼此，并结成了战术同盟来排斥自由主义-现代主义的力量。前述的著名领导人穆罕默德·哈比卜如是描述穆斯林兄弟会的这种投机行为带来的损害：“宪法公决是团体利益指向的（gruppeninteressenorientiert），它使社会遭到了分裂。”[8]同时，穆斯林兄弟会人造成了在接下来几年中自由主义-现代主义革命者一边血的损失、宗教领域中骚乱的扩张与对基督教区的重新袭击，其用意不在于打破他们的沉默，因为时机对他们有利。
穆斯林兄弟会的态度也在2011年的后续进程中，通过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凸显了出来[9]。当“四月六运动”、“基法亚”运动与很多其它的自由主义运动在2011年6月一同组织了一场大游行，藉此来提升对军委会之压力的时候，穆斯林兄弟会并不认为这是必要的：组织的官方回应说，人们还要给军委会更多的时间。当年轻女性被士兵与民警揪着头发在铺石路面上拖来拖去，无礼地裸露出她们的躯体，并暴力地检验她们的贞操的时候，自封伊斯兰教道德守护者的穆斯林兄弟会人并未介入。穆斯林兄弟会的最高头目仅仅说道：“我的心在为受害者滴血。”这个组织据此来为他们的不作为辩护：他们有秘密的证据显示，有人想挑唆他们发动巷战。
在萨拉菲主义者眼中情况则相反，他们认为女性受害者本来就已经不是穆斯林姐妹了：女人本不该出现在塔黑尔地，因此他们的保卫也就不是宗教义务。当有流言声称，一个基督教女性想改宗伊斯兰教，却因此被基督徒组织并监禁起来的时候，这些萨拉菲主义者藉此在过去几个月中使全国上下紧张地屏住了呼吸，陷他们于不安之中。穆斯林兄弟会不得不在此时遭受尖锐的批判：政治革命力量在2011年十一月中旬发动了一场反对军方独裁统治的百万人抗议，而它偏巧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呼吁了一场以拯救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al-aqṣa-Moschee）为目的的大游行。伽马尔·萨克拉（ǦamālŠaqra），爱因-莎姆斯大学（Ain-Schams-Universität）从事未来研究的远东中心的主任，在道斯托报发文谴责穆斯林兄弟会极端错误的特权规定，将他们的态度描绘为机会主义和斤斤计较的。此外，他还认为组织的这种行为是对埃及人民的背叛：
“穆斯林兄弟会的处理方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从来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运作。它时刻准备着与任何能帮助它获取权力的力量联合。”[10]
开罗大学政治科学院的女博士努尔汗·谢赫（Nurhan al-Scheich）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她宣称，穆斯林兄弟会自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除了上位之外再无其他目标了。[11]
在2012年1月25日这个革命一周年的日子上，革命力量与萨拉菲主义者自身就不在这天举办庆祝活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原因是革命还没有达成它的目标，因此还将继续。只有穆斯林兄弟会与军委会想在这一天举办公开庆典。每当群众在革命周年日上在塔黑尔地对军方高喊“打倒！打倒军方统治！”这样的口号时，穆斯林兄弟会人就会把他们播送古兰经朗读的扬声器调大声，这样出于对神圣文本的尊重，人们就会安静下来了。“穆斯林兄弟在塔黑尔地的宗教歌咏是一种有意图的尝试，他们藉此来稀释这一地区的革命特征。人们公开指责他们背叛了革命及他们的初衷。”[12]
在议会大选的前几天，真正的革命践行者们依然挨过了警察的催泪弹攻击。在这段时间内，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与萨拉菲主义者们却已经通过议会选举中的大获全胜，收割着以糟蹋革命换取的第一批果实。在2011年10-11月的议会大选中，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触手（politische Arm）“自由平等党”获得了47%的议会席位：与萨拉菲主义者一起，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总席位达到了74%。[13]
一、萨拉菲主义的世界图景
自由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和人权组织在革命以前是这样一种力量，他们几十年以来一直因为穆巴拉克政权压迫伊斯兰主义者而激烈批判它。他们这样做既不是出于宗教信念，也不是为了获取政治利益，而只是从这一坚定的信念出发来行动：每一个人都有观点自由（Meinungsfreiheit）的权利。恰恰相反的情况是，根据迄今为止的所有经验，伊斯兰主义者从未为被关押的自由主义者争取过什么人权，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恰恰不能容忍任何与自己世界观相左的人。埃及道斯托日报的主编易卜拉欣·伊萨发觉了这一真相：
“每一次穆斯林兄弟会遭受逮捕与追踪、被军事法庭处刑的时候，他们的企业与资本被穆巴拉克的国家安保没收的时候，每一次选举被无耻地弄虚作假，穆巴拉克的媒体把矛头对准所有穆斯林兄弟会员的时候，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人保护了他们，而是活动家、法学家和自由主义作家们将他们置于庇护之下。”[14]
自革命以来，伊斯兰主义者将自由主义者视为他们的眼中钉（Hauptfeinde），有时候这引起了更严厉的评论：“忘恩负义与以怨报德大概是伊斯兰主义者的一个性格特征”。[15]穆罕默德·巴哈德伊（Muḥammad al-Baradʿi）——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会长——的态度对此给出了一个实例：当穆罕默德·巴哈德伊公开对埃及的政治变化表达赞同时，穆斯林兄弟会手足无措地坚守着自己的旧态度。巴哈德伊从一开始就坚决地为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作为埃及社会一部分的政治权利发声。事实上，巴哈德伊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存在过一定程度的相互接近，只是并未导致具体的政治结果。同时也在穆斯林兄弟会内部享受着颇高敬意的教长约瑟夫·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āwī）则与之相反，他呼吁穆斯林兄弟会与萨拉菲主义者们来一次肩上投篮，并对自由主义者们做出了如下的谴责：
“一提到自由主义者，我就把他们当做duḫalā´ʿala aš-šaʿab al-maṣry（埃及人民的入侵者），因为他们拒绝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我不相信未来他们会在政治生活中拥有机会，除非伊斯兰主义者失败，否则就轮不到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强大来源于此：他们在媒体中得到了强烈的辩护。”[16]
这个让伊斯兰主义者信心在握地赢得了选举——虽然是以在自由主义那边的良好声誉为代价——的口号喊道：“反对世俗主义者与世俗主义，把票投给安拉！”一个姚姆·萨比报的记者描绘了这场通过宗教标语的大量投入对选民意志进行的操控：
“伊斯兰主义者甚至没用到什么宏大的哲学分析，如此轻易地就主导了第一次选举。第一次选举的结果让曾经咒骂、现在高度赞赏和始终相信民主的那些人对伊斯兰主义者唾骂不已。真正的民主就像一把宝剑，人民可以用它在独裁统治的不公正面前自我防卫。当人民对斗剑（Schwertkampfes）的技艺不再熟悉之时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将用宝剑杀死自己，而不是保护自己。这就是正发生在埃及人民身上的事，他们经历了整整一个年代的文化饥荒（kulturellausgehundert）。我们在使民主对他们而言成为可能，否则情形就将是这样的：他们将掉头对付民主，并在不久后以此自戕。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民们为‘真主之党’（Gottespartei）投票，相信这样就把自己的选票给了真主。伊斯兰主义者成功让单纯的人们相信，真主除了祂的九十九个美名之外还有其它的名字，那就是‘自由平等党’（穆斯林兄弟会）与‘光之党’（萨拉菲耶的党派）。”[17]
与此相应，我们的记者为伊斯兰主义者治下的未来的埃及描绘了一幅消极的图像。他进一步如是描述伊斯兰主义者对民主的理解：
“扒下它谄媚的外衣，选举的结果是自史前时代以来侵袭过埃及的最大灾难的第一个阶段。倘若自由主义力量在接下来的选举阶段中又输了，我们将既不通过民主，不通过重返塔黑尔地，也不通过任何其它的办法从他们（指伊斯兰主义者）手中夺回埃及。民主对于伊斯兰主义者来说就像‘一次性商品’（Einwegartikel）。他们就像这么一个人：他一抵达海岸就把自己的小船烧掉了。不要让你们受到愚弄：倘若伊斯兰主义者真的要上位，他们会走向失败，并在选民面前出尽洋相。这一观点是个错误的信念，它不为伊斯兰主义者——无论是穆斯林兄弟会人还是萨拉菲主义者——所知。伊斯兰主义者一旦上位，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次交权。”[18]
此外，我们的记者还批评伊斯兰主义者的机会主义处事方法。根据他的观点，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臆想中优等的目标把所有手段都神圣化了：
“每一次弄虚作假都成为了虔诚的工作，伊斯兰主义者借此使自身接近真主，因为他通过这种方式阻止了‘堕落的自由主义者’向权力的攀升。在他们眼中，塔黑尔地成为了不信者而非仅仅反对派的蓄水池。他们已经开始围绕失信（Glaubenlosigkeit）将自己的对手和敌人加以指责。瓦哈比主义的奴隶们要为我们在埃及创造一种陌生的宗教，它只关心所谓的女性的恶习，只关心她们那诱人误入歧途的魅力的面纱，只关心对她们理智的低贱性的强调、她们的割礼与责打。瓦哈比主义的宗教将要模糊埃及社会的、体育的，最终是人类生活的艺术与轮廓（Kunst und Konturen）。”[19]
当萨拉菲主义与穆斯林兄弟会这两种伊斯兰主义思潮都已从自由主义者的孱弱中获利时，穆斯林兄弟会从萨拉菲主义者的极端举止与非政治的表态中又一次获利了。对于埃及人来说，相比之下，穆斯林兄弟会忽然间显得颇有节制。穆斯林兄弟会由此赚得盆满钵满：一方面它受益于这样的环境，年轻的埃及人与自由主义力量以革命为它铺平了通向接管权力的大路，另一方面它也从欠缺经验的萨拉菲主义者的失足中获益匪浅。2011年10月到12月的议会选举昭示着，那些在塔黑尔地坚守着自己理想目标的真正革命者们没办法在一朝一夕之间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在这一环境下，自由平等党在选举中赢得了45.7%的议会席位，萨拉菲主义者的党派（(Ḥizb an-nūr)）则赢得了24.6%。与之相对，自由主义党派瓦夫德（al-wafd）仅仅获得了8.4%，同时也奉行自由主义的库特拉·密斯里亚（Al-Kutla al-miṣriya）（埃及政党集团），只得到了6.6%。这样自由主义力量总共拿到了15%。其它党派相较于伊斯兰主义而言毋宁说是自由主义的，这样人们就可以说，自由主义战线总共组成了议会的30%。在这点上提一下笔者的观点是很重要的：革命后新选举的议会实际上不能视作革命的议会。“当下的议会毋宁说是在2011年2月25日革命前穆巴拉克治下的诸政治力量的一个典型镜像。”[20]
二、革命后瓦哈比的萨拉菲主义
如今瓦哈比的萨拉菲主义在卡玛尔·哈比卜后的扩张与穆斯林兄弟会的扩张在基础方面并不存在本质区别：两种意识形态都为其成员提供了表面上令人舒适、使人满意的认同（Identität）。它们将埃及人的本性称为：“宗教的人民”。加入组织的过程迅速而又不官僚化。新加入的成员获得一种新的归属性与家一般的温暖，藉此得以享受一种高水平的自我价值感。瓦哈比的萨拉菲主义与穆斯林兄弟会在对穆斯林大众在面对西方时产生的威胁感做出反应时显得实际而又灵活。[21]
如前所述，瓦哈比主义自大约四十年代起开始活跃在埃及。经由清真寺这样的新媒介，它自那时起就控制了埃及社会中一个广泛的阶层。带着这样的自白，即它将置身于政治之外，瓦哈比主义的追随者得以避免与穆巴拉克安保机构的进一步对垒，并为自身创造更大的活动空间。除了少数几个散布瓦哈比主义意识形态的教长外，瓦哈比主义并无官方的代表、机构和组织。当代埃及瓦哈比主义的精神领袖主要是沙特的教长阿尔巴尼（al-Albani）与伊本·巴兹（Ibn Baz）。然而在埃及当地登场的则是阿布·伊沙克·胡维尼（Abu Isḥaq al-Ḥuweini），穆罕默德·哈桑（MuḥammadḤassan）与穆罕默德·侯赛因·雅库布（Muḥammad Ḥussein Yaʿqūb）几位学者，他们对此做出了相当可观的贡献：让瓦哈比主义在当代埃及立足，并获得它自身的形态[22]。直到穆巴拉克2011年2月11日倾覆的前夜，如前所述，政治仍不属于瓦哈比主义意识形态感兴趣的领域。[23]对那些涉猎历史并对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有所洞察的人而言，瓦哈比主义这种表面上无害、非政治的登并没有什么说服力。穆斯林兄弟会也或多或少是根据这一模式，作为一个无害的苏菲教团而发迹的。
“就在教长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马科索德在2011年2月1日于塔黑尔地出现在人群之中并批准了他的教法决议，宣称自己加入抗议的行列并站在统治者对立面的时候，萨拉菲主义的年轻人群像旅鼠一样涌入了大街。”[24]
伴随着其政治诉求的提出，瓦哈比的萨拉菲主义预告了自己的新时代。政治上依然幼稚的瓦哈比主义带着许多偏激的表态关心于人口的分散。萨拉菲主义的教长雅克布（Jaʿqoub）如是描述2011年5月的整个宪法修正表决程序，并显然是出于一种挑衅的意图：他在其中使用了“选票箱征战”（Feldzug der Wahlurnen）这一宗教习语。雅库布教长在此使用了“Ghazwat”这个词，这与穆斯林的原始共同体与不信者间进行的第一场征战（Feldzug）有着清晰的关联。他用这样的话语对结果嘲弄地加以评论：“你们想要民主？这就是民主，waqalataṣ-ṣanādīqulil-Islamnaʿam（人民与选票箱对伊斯兰教说了‘是’）。”他转向自由主义者与基督教徒说：“谁不喜欢同这结果一起生活，去往欧洲和美国的大门对他们都是大大地敞开的。”[25]伴随着据说是穆斯林们在伊斯兰教早期战胜敌人之后常常歌唱的宗教歌咏与歌咏习语，人们一再地打断他的讲话并高唱“真主至大，真主至大”。震惊的温和穆斯林公众以暴动对这个宣告做出反应，更遑论自由主义者了。他们把教长的表态描述为彻底不合宜的、不相称的与不负责的。由此，他们导致了至少存在至今的人民统一中的第一道裂隙。
我们在事后可以猜测到，这些表态在沉浸在颠覆独裁者的喜悦中的民众身上造成了何种心灵与社会的影响。自这个时间点之后，所谓的塔黑尔精神开始逐渐萎缩；而对贫富差异、基督徒与穆斯林差异的克服被视作这一精神最重要的结果。基督徒与穆斯林、自由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的不同力量开始带着猜疑的目光彼此观察。
另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表态出现在大选期间的2011年10月的亚历山大港，来自萨拉菲主义者的新闻发言人：阿卜杜拉·穆尼姆·沙哈特（Abdel Munim al-Schahat）教长宣称，民主在伊斯兰教中是一项禁止的魔鬼的工作，因为它是西方的产品。值得注意的倒是萨拉菲党（der SalafistenHizb al-Nūr）对这一论断做出的官方回应：党派领导人与沙哈特保持距离，并宣称这一表态并不反映萨拉菲党的官方态度。知名记者易卜哈海姆·伊萨（IbrahaimʿIsa）于是嘲讽地向沙哈特教长“道谢”：他戳穿了萨拉菲主义者的西洋镜，因为他从萨拉菲主义的灵魂出发说出了大多数萨拉菲主义者在想的那些东西。萨拉菲主义者们有争议的表态并未从此结束。2012年初，埃及最富影响力的萨拉菲主义者之一，穆罕默德·哈桑（Muḥammad Hassan）教长说道：“对家乡的热爱是一个宗教与信仰的问题。因此这一点乃是必要的：修正我们的认同，使它首先回溯到宗教，然后再回溯到家乡。”[26]当时有名的记者外尔·坎迪尔（Weil Qandil）将哈桑的这句话公之于众，在这一论断中看到了对埃及人进行伊斯兰主义的认同修正（Identitätskorrektur）的基本要求，并深入分析了它的最终后果：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包含不只一种宗教的家乡中，所以我要问问哈桑教长：他会不会接受一个基督徒公开地表白说，其基督教认同对他来说比他的家乡埃及更重要呢？并且如若一个埃及的基督教徒做出了这样的表态，他不会被穆斯林们视为对家乡的危害吗？这样又该如何是好：如果埃及与一个西方国家卷入了一场战争，而这个西方国家信仰基督教，埃及的基督教徒们是否应当与自己的家乡为敌，因为他们的基督教认同（按照教长的逻辑）比家乡要更加重要呢？”[27]
外尔·坎迪尔尖锐地批评教长的言论，因为他由此分裂了埃及人的认同。他所清晰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模式倘若付诸实施，就会导致埃及最终分裂为两个国家，一个伊斯兰教的，一个基督教的。让坎迪尔更加震惊的是，教长把这一表态置于“一个拯救埃及的倡议”这个框架下。毫无疑问，这种表态助长了埃及社会在革命后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趋势。在穆罕默德·哈桑教长发表他言论的仅仅两天之后，也就是2012年3月3日，就有一个名叫米歇尔·法米（Michel Fahmi）的基督教思想家呼吁建立一个“基督教兄弟会组织”——按照穆斯林兄弟会的模式。这一组织的口号当然就不能是“伊斯兰教，救命良药”，而是“埃及之爱，无可替代”（DieLiebe zu Ägypten ist die Lösung）了。米歇尔·法米为他的倡议提供了如下的理由：科普特基督教徒在革命后没有感觉到自己处境的任何改观，并且他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家伊斯兰化而无所作为。[28]当萨拉菲党的议会成员马杜·伊斯玛仪（MamdouhIsmaʿiel）在议会辩论期间忽然在起立并在议会中呼唤祷告的时候，这些引起忧虑的表态与对这些埃及人来说不习惯的萨拉菲主义处事方法再一次达到了一个使人警醒的公开规模。萨德·卡塔特尼（Saʿd al-Katatni），来自穆斯林兄弟会党的议会主席于是吩咐他坐下，不要显得比其他议会成员更加虔诚。无独有偶，萨拉菲主义者在放国歌的时候还曾不想起立。萨拉菲主义者马杜的行为无疑象征了伊斯兰教的这样一种图景，它把在预定时间的宗教仪轨的履行带到了埃及人民的兴趣跟前。我们可以在翌日的出版社与其他媒体中见到对这一行为的反应。许多教长忙于解决这个问题：“马杜·伊斯玛仪在议会中的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众人对此莫衷一是。
然而，对萨拉菲主义者目前在议会中取得之成绩的批判也来自团体内部：阿玛德·纳切布（Aḥmad al-Naqieb），知名的萨拉菲主义者与大学教授，将萨拉菲主义者在议会中的所作所为描述为intifāḫaz-zatwatahmīšal-a´ḫar（自吹自擂与对其他议会成员的边缘化）。他嘲讽地把他们称作“民主的萨拉菲主义者”，批评他们在自己的原则与民主原则之间摇摆不定。根据纳切布的观点，这些萨拉菲主义者也是造成国家政治阴霾笼罩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没有清晰的政治路线。以一种可以与此相对照的方法，纳切布在同样的程度上批评了萨拉菲圈子里对下一代的教育，认为它们将下一代引向狂热的忠诚与盲从。[29]
“提到总统竞选人的问题，萨拉菲党宣称要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因为倘若世俗主义者当政，教法与国家稳固的前景就会引起他们的担忧。萨拉菲主义者说自己将与穆斯林兄弟会人一同从事于对世俗主义者的抗争。事实上，这也导致民主的萨拉菲主义者与民主的穆斯林兄弟会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竞争。因此萨拉菲主义者说：与穆斯林兄弟会人的缠斗对我们而言是自觉的行动，因为我们自己不放心把教法托付给穆斯林兄弟会。”[30]
纳切布教长将他对民主隐含的冷嘲热讽，在穆斯林兄弟会人穆尔希（Mursi）接管总统职位的时候在一次表态中更加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个人声称自己将任命更多的代表，其中包括一个科普特基督徒。这意味着，虽然埃及是个以伊斯兰教徒为多数群体的国家，一个基督徒还是将在国家最高职务中占有一席之地。纳切布在这种相互关系中把尼日利亚引入了比照：
“这个国家离伊斯兰教正在渐行渐远，因为人们竟以民主的名义把一个基督徒安排到副手的位置上。当穆斯林总统去世的时候，这个基督教副手就将接管大权。这要持续三十多年。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人们想要为基督徒的统治铺平大道。”[31]
曾任萨拉菲党新闻发言人的萨拉菲教长阿卜杜拉·穆尼姆·沙哈特宣称，在苏伊士运河塞得港足球场内与足球场周边爆发的战斗中牺牲的七十五个人，都是qatla fi sabīl al-lahual-harām（一场被禁止的、无意义行动的牺牲者）。他在此把矛头对准了足球运动。[32]在这次表态中，沙哈特重新为一种被阻碍的对先知圣训的逐字解释给出了例子。他援引圣训来支持他对竞技足球运动的禁令，先知在那条圣训中说：la sabqailla fi ṯlaṯ, ḫuffinwas ḥafirinwanaṣl（竞争是在马匹之间，骆驼之间，或者剑之间展开的）。沙哈特教长从中得出结论，穆斯林中的竞争与体育竞技因而只应该限制在先知所提及的三种形式上。教长补充道，为足球所鼓动的穆斯林只是想模仿那些非穆斯林的他者（die Anderen），因为足球不属于穆斯林的文化。[33]
三、掌权的伊斯兰主义者
哈桑·巴纳（Ḥasan al-Banna）始终反对人们把他的组织描绘为一个政党。因为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无法忍受什么政治生活。[34]当人们谈到他自相矛盾的态度——他一边说自己是宗教的，一边又参与政治活动——时，他再次拒绝了把他的组织说成是党派的定义。他的格言更加显示出，其遗产实际上是宗教与政治不可分割的混合体：“伊斯兰教是ʿqidawaʿibāda（信仰与仪轨）, waṭanwaǧinsiya （家乡与国籍）, rawḥāniya wa ʿamal（精神与事工） muṣḥaf wasaif（《古兰经》与剑）”。因而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是不透明的，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因此这一点更加重要：研究这个组织在革命后，在权力已经触手可及甚至可以被部分地把握住时的态度，并展示它经历了何种政治上的与意识形态上的变化。不过，这一点倒是普遍有效的：存在于上述巴纳发言中的自相矛盾一直存在着，并刻画出了（charakterisieren）穆斯林兄弟会中意识形态的自相矛盾。
我们从观察这个组织的符号与象征开始。特别地装扮了其旗帜的那个的标志（Logo）上有两把剑，在它们之间就是《古兰经》，在它们下面则写着“waaʿiddu!（另外，做好准备！）”这样的要求。这条命令与《古兰经》八章第60节有关，它说道：“你们应当为他们而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和战马，你们借此威胁真主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以及他们以外的别的敌人”[35]。人们能够且必须质疑：为什么穆斯林兄弟会人偏偏引用了这一节来做宣言，而没有引用下一节的内容：“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也应当倾向和平，应当信赖真主。”（《古兰经》八章第61节），或者引用其它章节中的文字：“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秀的态度与人辩论”（《古兰经》十六章125节）。对穆斯林兄弟会而言，难道和平的谈话不比用剑造成的“威胁”更加文明，更加人道吗？
与之相对，革命后穆斯林兄弟会政党的标志似乎反映了伊斯兰主义者在政治发展之路上的第一次范式转换。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触手（azziraʿ as-siyāsi）自由平等党的标志现在长得友好多了：在圆形标志的边缘是名称al-ḥurriyawa al-ʿadāla（自由平等党）。在下面，两片柔嫩的橄榄叶打开着，在中间我们则可以看见一个露出天光的拱顶。最底下写着：nahmilual- ḫaira li miṣra（我们为埃及带来福祉）。整个标志让人想起一所清真寺内部的装饰，这肯定不是出于偶然的。
这一经过深思熟虑的改变唤起了希望，但同时也带来了恐惧：希望在于，鉴于其责任重大的地位，穆斯林兄弟会想要转变为积极分子；恐惧则在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证明了它恐怖的潜质。这个组织一向有策略地行动，而不完全放弃他们的原则。姚姆·萨比日报的女记者法蒂玛·娜奥特（Fatima Naʿout）在此意义上进行了表述。她对此写道：
“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打上了这样的烙印：他们根据利益来改变策略与花招。他们唯一不变的目标就是他们对权力的渴望。现在，这是一种值得赞许的由恐怖向和平的转变呢，还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手腕，他们一旦上台就会重新凶相毕露（das Schwertwiederaus der Scheideziehen）呢？”[36]
据说是考虑到新成立的、还没组织化的政党，穆斯林兄弟会的首脑根据其格言mušārakah la muġālabah（要协同，不要斗争）在2011年3月向人民表达了三条许诺：
“首先，它将只为30%的议会席位推举候选人；第二，它将尝试跨党派地与国内其它所有政治力量一致制定新宪法；它将不会派遣自己的候选人参与总统竞选。”[37]
事实上，穆斯林兄弟会还是在2011年秋季的议会选举上竞争所有席位，并与萨拉菲主义者一起，如前所述，获得了75%左右的位置。并且在应当编写宪法的宪法委员会中，穆斯林兄弟会与萨拉菲主义者一共占据了50%的声音。他们利用自己在议会中的多数位置试图建立一个由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宪法委员会，这样委员会就能根据他们的想法，并且几乎不考虑非伊斯兰与自由主义力量地编写宪法了。伊斯兰主义者的这一行为导致所有其它的政治力量——不仅来自议会，也来自媒体这样的国家机构与机关——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它：“伊斯兰主义者想要支配这个国家所有的控制中心”，各方势力都做出了这样的批判。[38]事情并没有停留于这种批判。“在2012年5月28日有90多个来自不同自由主义党派的议员威胁说要放弃自己的议会席位，出于对由萨拉菲主义者与穆斯林兄弟会人组成的伊斯兰主义者之独裁举动的抗议。”[39]因此，伊斯兰主义者在议会中的刚愎自用导致的结果，意味着设立一个合适的宪法委员会这一举措的失败。穆罕默德·比尔塔基（Muḥammad al-Biltāǧi），议会成员与自由平等党高级理事会的成员，在一次电话对谈中向电视节目哈其卡（al-Haqiqa）承认，主导宪法委员会的想法失败了。[40]
最年轻的穆斯林兄弟会Muršid（头目）穆罕默德·马赫迪·阿杰夫（MuḥammadMahdyʿAkef）同时承认，伊斯兰主义者的受欢迎程度在五个月的议会工作之后产生了严重的倒退。他自我批判地将受欢迎程度的下降归咎于下列事实：
“穆斯林兄弟会在宪法委员会这件事上处理不当。它低估了媒体的影响力，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显得不够专业…‘阿杰夫警告了这样做的后果：如果一个伊斯兰候选人当选了总统，那么失败还将重演。对此他指出，倘若总理不是出自穆斯林兄弟会的行列，这对他们将是有利的。’阿杰夫也提到，他相信总理的职务是无差别地提供给向科普特人与女性的。”[41]
最重要的批判点之一——伊斯兰主义者的反对者与拥趸都在此进行批评——表述如下：尽管面对革命的年轻人那边日益增强的压力，议会中伊斯兰主义的大多数仍然没有认真对待革命的诉求与目标。这些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法律撤销那些没骨气的旧政权追随者Foloul（破旧的残渣）的岗位。像四月六与基法亚这样的革命运动想要通过法律来阻止反革命。2012年1月中旬，议会会后才一个月，在此之后穆巴拉克那边对伊斯兰主义者来自旧政府机关的威胁性危害已经通过沙菲克（Shafiq）的候选人资格清楚地显示了出来，议会最终还是出台了这项法律。然而通过伊斯兰主义者采取的措施，偏巧在反对乌玛·苏莱曼（ʿUmar Suleiman）（后来又反对阿玛德·沙菲克）的环境下，伊斯兰主义者的批评者们感到自己的预料成为了现实：伊斯兰主义者是出于个人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而非为改革的原则所说服。这次意外事故还进一步说明，伊斯兰主义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滥用了立法权。这项现在出于使阿玛德·沙菲克卸任的目的而被议会通过的法律，又被宪法法庭宣布为无效的，因为它没有满足每一项法律的普遍特征，而是为特定的人量身定制的。卡雷德·约瑟夫（Khaled Yusuf），埃及最重要的电影制片商之一，最晚在革命爆发后成为了政治活动家。他把这一情形描述如下：
“当穆斯林兄弟会人理解了qanūn al-ʿazl as-siāsi（使穆巴拉克追随者中那些破旧的残渣从政治生活中除名的法律）的必要性时，他们并未通过一项正确的法律。这昭示出一种政治幼稚。”[42]
纳基·易卜拉欣（NagihIbrāhīm）曾是前总统萨达特（Sadat）治下al-ǧamaʿa al-islamīya的活跃成员，他也批判了穆斯林兄弟会与萨拉菲主义者不专业的议会工作：这将宣告一场在各个战线打响的不义之战：
“议会中的伊斯兰主义多数派指责司法机关贪污腐败并与将军们沆瀣一气，但又没有给出确切证据。他们寻求与将军们对峙并冒犯他们。并且他们并未对此感到恐惧：公开唾骂由军委会任命的总理们及其部长，像对待努力一样对待他们。除了所有这些不必要的与国家权力支柱产生的对立之外，纳基·易卜拉欣之后的一些成员在非议会的场合登场了——作为宣道者，而不作为监察与立法当局的成员。随之出现的还有像贝克雷米（al-Biklemi）和塔立克·瓦尼斯（Tarik Wanies）这种单个成员的糟糕透顶的举措。”[43]
作为对宪法法庭判决的回应，伊斯兰主义者们在4月27日号召了一场目标塔黑尔地的百万人进军——其实是为了保护革命。“四月六”、“和平演变自由战线”、“青年争取自由平等”与“民主战线党”的大部分自由主义力量都拒绝参与本次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的反对者用以下理由解释他们的态度：伊斯兰主义者的示威只是出于自身的目的，而非革命的目的。他们只是想提升军事委员会的压力，从而在选举委员会中安插他们的伊斯兰主义多数派。”[44]
穆斯林兄弟会先是把富商凯哈特·沙特尔（Khairat al-Schater）拉出来等总统候选人——一年前的时候他还在蹲监狱呢。因为这个人作为总统候选人与司法机关间产生了问题，组织的领导人开始担忧在他卸任之后根据法庭判决就不能再拥有自己的候选人了。为了避免这种局面，自由平等党——也就是他们的党——的主席穆罕默德·穆尔希（MuḥammadMursi）被设为替补候选人。通过法庭判决，沙特尔真的被排除出了下一步的竞选。他的替补候选人——被持批判态度的埃及人们贬斥为“备胎”的那位，拥有比沙特尔更少的卡里斯马（Charisma），因此成为了更弱的候选人，他在穆斯林兄弟会内部甚至都难以服众。然而同一时间，穆斯林兄弟会拒绝了萨拉菲主义者与之推举共同候选人的倡议。[45]多方政治流派都向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发出了建议与请求，说他们应该放弃竞选并支持一个更好的候选人，特别是阿卜杜·佛涂（Abu al-Fotūḥ）（他同时是穆斯林兄弟会阵营中一个曾被承认的头目）。然而这些提议并未成功，因为阿卜杜·佛涂在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眼中已经不再是听话的、忠诚的成员了。[46]
这种对无止境的忠诚与绝对服从之要求的清晰表述也可以在苏比·沙利（SubhiSalih）的表态中发现，苏比·沙利是组织的早期法学家与发言人之一：“就算穆斯林兄弟会把一只癞皮狗推到候选人的位子上，我也会选它。”[47]然而在孤立无援之中，穆斯林兄弟会变本加厉地推进着这一被评价为傲慢的态度。当然，在它的反面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自由主义力量在自己候选人的问题上与穆斯林兄弟会固执于自己候选人的问题上意见不统一，这导致了革命声音的分裂。2012年5月的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伊斯兰主义者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他们在总统选举那里的票数在仅仅五个月的议会工作后就从一千七百万跌到了八百万。在2012年6月16-17日最终投票的准备期，像阿卜杜拉·穆尼姆·阿布·佛涂（Abdel Munim Abu al-Fotūḥ）、卡雷德·阿里（KhaledʿAlī）与哈姆丁·萨巴黑（HamdeenSabbahi）这样的失败候选人试图说服穆斯林兄弟会建立一个总统委员会，这样他们就能一起对付穆巴拉克的旧派系了。失败的候选人之一卡雷德·阿里宣称，穆斯林兄弟会严厉地拒绝了这个提议。[48]最终选举两天前，埃及人发现自己已然腹背受敌：他们不得不在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穆尔希与穆巴拉克治下的最后一任总理——曾经的将军沙菲克二者之前择其一。换言之，他们要么为宗教独裁投票，要么为军事独裁投票。最终选举两天前的6月14日，新选出的议会被宪法法庭的一项判决解散了，原因中涉及了选举手续的违宪。[49]因此，穆斯林兄弟会在最终选举两天前落入了政治自由落体运动（in politischFreien Fall）当中。忽然之间议会就不复存在了，而为穆斯林兄弟会人苦苦追寻的总统之位眼看就要为沙菲克所占据。伴随着议会的解散，军委会与穆斯林兄弟会间的蜜月期也至少是暂时结束了。军委会进一步通过宪法声明使更多的权力得以转让——即使是以新总统的许可为代价。
“巴拉德伊（当年的原子能当局主席）示威地谴责穆斯林兄弟会，他们想要独吞整块蛋糕的尝试导致军委会发动了政变。”[50]
记者与政治家阿卜杜拉·司纳维（Abdullah al-Sinawi）对此写道：
“对权力的贪婪，对战友的忘恩负义与对自己承诺的否认大大削弱了穆斯林兄弟会在民众当中的可信性。”[51]
“穆斯林兄弟会单凭自身已经不足以与穆巴拉克的旧派系抗衡了”，从这种日益增长的信念出发，他们终于声称已经准备好与人心所向（demZünglein an der Waage）的自由主义者合作。人们在媒体中进而谈到了2011年1月25日革命精神的浴火重生（Wiederbelebung）。即便在2012年6月23日选举结果公开前的一周内，塔黑尔地示威者的精神与统一性并不能真正与2011年1月25日的精神相提并论，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伴随着议会的解散这个几乎被所有政治家、记者与观察家视作Inqilābʿaskarisilmi（采取了平民手段的军事政变）的事件，军委会把伊斯兰主义者推回了革命的怀抱。各方对议会解散的反应是矛盾的：22个政党赞同法庭的决定[52]，其他人——主要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与之相反，在其中看到了由军委会操纵的，以削弱伊斯兰主义为目的的行动。因为四月六运动与大多数像阿拉·阿萨尼（ʿAlaa al-Asani）、哈姆迪·坎迪尔（HamdyQandiel）（还有多得多）这样的自由主义人物相信，军委会试图保守穆巴拉克统治的旧结构，他们下了狠心来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他相对而言没那么恶心）。与此同时他们要求穆斯林兄弟会对民主给出一个清晰的、无限制的认可、对国家平民特征的保留并建立技术专家政治主义（technokratisch）的政府，在其中所有政治思潮均可占有一席之地。最终选举前夜，作为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的穆尔希公开露面，在与记者及多方政治力量的代表的现场大会中宣称同意这些要求。自由主义者将以这种方式出现的、与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达成的新协定视为一项不成文的、但对所有参与者都有约束力的法律。
选举开始两天前，伊斯兰主义的全体机构全速运转起来。许多学者尝试让对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的支持对民众而言显得像宗教义务一样。笔者将以穆斯林兄弟会理事会的成员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萨耶夫为例，他这样简单干脆地宣称：“对穆尔希的支持是我们所有人的伊斯兰宗教义务。”[53]同时，著名的萨拉菲宣道者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马科索德也断言：“对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的支持就是对伊斯兰教的支持。”[54]亚历山大港最大清真寺的伊玛目马拉维（al-Mahllawi）教长同样公布：“安拉为证：你们在选举中别无选择。”[55]还有穆斯林兄弟会最年轻的领袖马赫迪·阿杰夫，他在6月15日穆罕默德·穆尔希在一场选举活动上的现身中宣布：“我保证我对选举的结果没有任何想法，因为我坚信埃及人会把他们的选票投给murššaḥallahwamuraššaḥaṯ-ṯawra（真主的候选人，革命的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希。我把那些精英当成皮肤上的小水泡，它们对八千万埃及人毫无影响，因此人们无须对他们投以注意。”[56]
记者与宗教学家伊斯兰·布海里（Islam Buhairi）批评了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在选举战中的处事方法。
“穆斯林兄弟会按照公众的口味绘制出其候选人的侧像。在这个地区他们把他弄成工业繁荣的代表，在那个地区就变成了淳朴农民与农业复兴的候选人，在第三地区就又成了旅游业政策家。”在南埃及城市明雅（Alminya）演绎着令人愤慨的场景：穆斯林兄弟会在选举宣传的框架下向人们许诺，女孩的割礼可以免费实施。”[57]
尽管如此，2012年6月22日，穆罕默德·穆尔希在格奥尔格·伊沙克（Georg Ishaq）、哈姆迪·坎迪尔（HamdyQandiel）与阿玛德·马黑尔（Aḥmad Maher）等自由主义革命人物的陪伴下公开露面，并再次强调了他的承诺：保留埃及社会的平民特征，保护民主制度，让埃及所有政治思潮的代表人都参与到政府当中。他照着本子宣说道（sagtewörtlich）：
“我向全体埃及人民承诺，总统职位将拥有更多的副手、助手与顾问。我保证，这些副手中不会有属于我们党的人，其中甚至可以有女人、基督徒、革命派年轻人或失败的总统候选人。政府将是一个包罗广泛的联合体，它的多数派不属于自由平等党。政府首脑将由一个独立的爱国人士担任。”[58]
2012年6月24日，宪法法庭宣布穆斯林兄弟会的代表穆罕默德·穆尔希成为了埃及历史上第一次自由的总统大选的胜利者。新总统在他第一次面向埃及民众的讲话中宣告：
“我是经由你们的意愿获得了权力的。如今，你们才是权力的源头。我向你们保证，我将是所有埃及人的总统。我当选了总统，在这件事情上，我在你们之中并不是最好的那个。我会把我最好的全都给埃及。埃及属于全体埃及人。我放弃我的权利，接受我的义务。我邀请你们所有人——穆斯林与基督徒，一同参与到国家繁荣（Mashrouʿ al-Nahda）这个工程中来，一起建设一个新的埃及！”[59]
历史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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