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又称瓠、瓠瓜、匏、匏瓜、壶、壶卢、胡卢、扈鲁、觚卢、瓠、蒲芦、扁蒲、芋瓠、藈姑等，在中国种植历史悠久，因其多方面的价值而与人类的生活历史息息相关，具有丰富的文化元素。先秦典籍对葫芦就有不少吟咏与记述，《诗经》305篇中有十多篇写到葫芦。但唐前诗歌并没有出现单纯咏写葫芦的作品，往往以个别语句或片段描写葫芦的生长、可食、可用，诗歌中的瓠、匏、壶、瓜、瓢等葫芦意象，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交礼仪密切相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葫芦多种实用功能的认识；有的借用葫芦植物类自然特征，比喻人事情感，寄托社会意涵，赋予了中国文学葫芦意象多重文化意义。
把葫芦意象作为独立审美对象进行题咏的诗作出现在唐代。虽然单纯咏写葫芦的唐诗只有十多首，但写到葫芦包括瓢、瓠、匏的有210多首，唐诗中已经形成了多姿葫芦意象群。不管是酒葫芦酒瓢、药葫芦药瓢等器用类葫芦，还是葫芦藤、葫芦叶等植物类葫芦，都不再是单纯的客观物象，而是充满朴素气质、闲适情调的文人意象甚至是宗教道具；或质朴描述，或借物咏志，或借典感怀，承载着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尚和儒释道多元文化意蕴。
器用类酒瓢意象，在唐代诗人笔下不仅是书斋生活的点缀、是表达友情的礼赠，更多地用来表达诗人的审美理想与心志追求。葫芦酒瓢已经不是单纯的日常生活用器，而是具有朴素气质的重要文人意象，成为诗人崇尚自然、表达隐世情怀的典型意象。
其一，对葫芦瓢的淳朴内质的歌咏，反映了唐人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瓢诗是张说的五言古体《咏瓢》：“美酒酌悬瓢，真淳好相映。蜗房卷堕首，鹤颈抽长柄。雅色素而黄，虚心轻且劲。岂无雕刻者，贵此成天性。”（〔唐〕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11月版，第457页。）从瓢的用途、形状、颜色，到虚心、坚硬、朴素的内在品质，对盛酒的葫芦瓢进行了多方面的描写，咏怀与咏物并重，表达出诗人对原始朴素的自然天性的崇尚。
其二，与诗人崇尚自然的审美追求密切相关，葫芦酒瓢走进文人书斋，走进诗人酬赠诗篇。张蠙《次韵和友人冬月书斋》“象版签书帙，蛮藤络酒瓢”（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六九六，第四册，分册主编羊春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317页）两句，细致刻画了冬月里书、酒相伴的书斋生活细节。郑审《酒席赋得匏瓢》：“华阁与贤开，仙瓢自远来。幽林曾伴许，陋巷亦随回。挂影怜红壁，倾心向绿杯。何曾斟酌处，不使玉山颓。”（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三〇〇，第二册，分册主编郝世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117页。）曾在幽林陪伴过高士许由、在陋巷伴随过圣贤颜回，天性质朴淳厚而又带有浓厚文化印迹的匏瓢，自然非同一般而成“仙瓢”，成为文士贤彦筵席间的知心伴侣。韦应物集子中存有《寄全椒山中道士》《寄释子良史酒》《重寄》《答释子良史送酒瓢》等诗，他不仅“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唐〕韦应物著，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3页。），希望寄送在山中涧底生活清苦的好友一壶酒，使朋友在凄冷风雨夜得到些许温暖和慰藉，而且也用葫芦瓢盛酒寄送友人子良史，在子良史还回葫芦瓢后，再用葫芦瓢盛酒送他，葫芦酒瓢成为诗人好友表达情意的酬赠佳品。
其三，诗人常以葫芦酒瓢来咏写闲适理想生活，表达自由性情。如高适《同群公秋登琴台》：“物性各自得，我心在渔樵。兀然还复醉，尚握尊中瓢”（〔唐〕高适《同群公秋登琴台》，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二〇一，第一册，分册主编陈铁民、彭庆生，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748页），登临咏史中抒写自我怀抱，其中酒醉中紧握的“尊中瓢”，可谓自由心性的象征。杜荀鹤《戏赠渔家》：“见君生计羡君闲，求食求衣有底难？养一箔蚕供钓线，种千茎竹作渔竿。葫芦杓酌春浓酒，舴艋舟流夜涨滩。却笑侬家最辛苦，听蝉鞭马入长安”（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六八六，第四册，分册主编羊春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236页），尽情表达了对自在悠闲、朴素自然生活的向往，其中“葫芦杓”即葫芦瓢，蚕丝为钓线，竹茎作渔竿，葫芦瓢酌酒，是渔家淳朴闲适生活的典型展现。
器用类葫芦意象，作为道家高士的陪伴物出现时，不管是酒葫芦，还是药葫芦，不管是收鬼神，还是要装山川，往往带有道教神秘色彩，葫芦成为道教的标志。
其一，描写自由逍遥的道士高人时常常写到酒葫芦。唐代道士可以酿酒以自足、啜饮以自娱，四川青城山道教徒酿制的“洞天乳酒”，曾得到杜甫的极力赞赏（〔唐〕杜甫《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卷九，焦裕银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2568～2569页）。散淡的道家高士们在醇酒中找寻自由逍遥的人生韵味，盛酒的葫芦自然也成了隐士仙者的爱物。唐代徐夤五言律诗《赠东方道士》：“葫芦窗畔挂，是物在其间。雪色老人鬓，桃花童子颜。祭星秋卜日，采药晓登山。旧放长生鹿，时衔瑞草还。”（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七〇二，第四册，分册主编羊春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370页）雪鬓童颜、祭星卜日、采药登山的道士，有仙鹿、瑞草陪伴，其窗畔悬挂着的酒葫芦也带有了神秘色彩。
其二，药葫芦在唐诗中成为道教仙物，成为道教教义的意象符号。道教追求长寿永生、得道成仙，自然离不开药，晋代葛洪《抱朴子》自叙言：“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晋〕葛洪著，王明校注《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1月版，第355页）。随着道教在唐代的兴盛，丹道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从皇帝、士大夫到普通百姓，丹药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青睐。诗歌描写道士炼丹，题咏道士的药葫芦，可以说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僧人诗歌中的药葫芦咏写，一方面表现对葫芦主人高德善行的赞赏，另一方面也常常借以表达自己的哲思体认和人文情怀。中唐诗僧皎然有首七言歌行《答韦山人隠起龙文药瓢歌》，酬答对象韦山人即韦渠牟（甘生统著《皎然诗学渊源考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183页），韦渠牟曾为道士（〔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09页）。诗曰：“彪炳文章智使然，生成在我不在天。若言有物不由物，何意中虚道性全。韦生能诗兼好异，获此灵瓢远相遗。仙侯玉帖人漫传，若士青囊世何秘。一捧一开如见君，药盛五色香氛氲。背上骊龙蟠不睡，张鳞摆颔生风云。世人强知金丹道，默仙不成秽仙老。年少纷如陌上尘，不见吾瓢尽枯槁。聊将系肘歩何轻，便有三山孤鹤情。东方小儿乏此物，遂令仙籍独无名。”（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八一六，第五册，分册主编孟庆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515页。）描写韦生所赠药瓢的色、形、质、味、纹，渲染了药瓢的非同寻常，也讽刺了世人“强知金丹道”现象——这里的“强知”，应为道家所忌之病，《道德真经注》曰：“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强知之事以自显著，内伤精神，减寿消年”（〔汉〕河上公撰，〔唐〕杜光庭等注《道德经集释》，上册，中国书店2015年1月版，第97页。）。因此固执地追求外丹，必定“默仙不成秽仙老”，不仅不能在不知不觉中得道解化升仙，即使污秽混浊的仙境也达不到。诗歌题为咏物，实际抒写的是自己对“道性”的认识以及对《抱朴子》“我命在我不在天”（〔晋〕葛洪著，王明校注《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1月版，第287页）的认同，表达了自在修行便可轻松达到自由和永生的道性追求，富有理趣。同样，僧人贯休的七言歌行《施万病丸》（〔唐〕贯休《施万病丸》，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八二三，第五册，分册主编孟庆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566页），通过描写“须眉皎白尘土中”“葫芦盛药行如风”的得道高人“海上翁”的施药善行，表达了“救人急于己诸体”的慈悲情怀。
其三，道士仙人的收鬼神、装山川的葫芦宝物，其意象意蕴不仅指向了具体的道教法术，而且显示了道教教义思想的发展。贯休七言律诗《遇道者》（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八三一，第五册，分册主编孟庆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621页），就描写一位“鹤骨松筋风貌殊”“身带烟霞游汗漫”的道者，非同常人，“只应张果支公辈，时与相逢醉海隅”，只有像支遁那样的高僧和张果一样的真人，才能与他相逢相交；“药兼鬼神在葫芦”，他随身所带葫芦既是药葫芦、又兼收鬼神，这样的道士俨然一位神仙高人，既修仙、通灵又有高超法术，能控制召役鬼神。《全唐诗》中题为唐代道士吕岩（后来成为民间传说中的“八仙”之一）所作七言诗中，有的葫芦意象刻画了一个行脚游方道士形象：“经卷葫芦并拄杖，依前担入旧江南。”（〔唐〕吕岩《七言》其二十一，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八五一，第五册，分册主编孟庆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789页）有时表现了放下所有、超脱一切的豪放、潇洒：“趯倒葫芦掉却琴，倒行直上卧牛岑。水飞石上迸如雪，立地看天坐地吟。”（〔唐〕吕岩《绝句》其十七，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八五三，第五册，分册主编孟庆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802页）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一首：“还丹功满未朝天，且向人间度有缘。拄杖两头担日月，葫芦一个隐山川。诗吟自得闲中句，酒饮多遗醉后钱。若问我修何妙法？不离身内汞和铅。”（〔唐〕吕岩《七言》其四十三，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八五一，第五册，分册主编孟庆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786页）这首诗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对道教教义的发展，一是从外丹向内丹术的演变，二是从“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基本教义，到乐善好施、济世利人，三是隐山川、装天地的“葫芦”意象，在这里表达的似乎不是道教的“壶中天地”理念，而与担日月的“拄杖”，度人间、多遗钱、修妙法、炼内丹的“我”的形象，共同营造了一个天、地、人、神四元合一的哲理境界，让读者体会到的是日月山川与葫芦拄杖无所谓大小，仙人的功业在于度人济世，不做天上神仙而欲度尽世人，神的灵性融入世俗生活，“我”的内外修行均体现着人世的快乐。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zjx/201906/t20190618_49194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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