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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和佛像印关系之解析
发布时间: 2020/2/28日    【字体:
作者:张峰
关键词:  造像 佛像印 佛像 佛经印  
 
——兼论佛像、佛经印的艺术特征
 
佛像印属于肖形印的一个种类,是篆刻艺术中一个独特的富有形象色彩的艺术表现形式,向来为篆刻家所钟情,也是经常采用的创作题材之一。佛像印经后世篆刻艺术家的探索、立意、创作和不断翻新,已经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日趋成熟的艺术内涵。其内涵和创作理念已可游离于肖形印的范畴之外,成为篆刻艺术里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随其相伴而生的佛经印与佛像印一起,以它们独具一格的魅力,成为篆刻艺苑里两株奇葩,折射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华。
 
一、雕塑、造像与佛像印
 
造像艺术与我国古代雕塑艺术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而篆刻艺术又是雕刻艺术的体现,所以,这三者之间必然存在着相辅相成、互为借鉴的关系。在浩如烟海的石窟造像中都附有碑文,均是记载供养人或后人为佛祖、亡人以志纪念的“记”,文字一般是为“某某造像一区(即躯),愿直生佛国”云云。后世篆刻家在佛像印边款中也题记“敬造”“敬造法像”“造像一区”等语,可见是直接取法于石窟造像的记述手法。我们从全国各地著名的石窟造像上可以领略到它们独具魅力的风采,由此摸索到佛像印的创作脉络。
 
中国古代雕塑在漫长的几千年间,以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为基点,不求形似,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无论是千古绝唱的秦兵马俑,还是鬼斧神工的三大石窟造像;无论是因势象形的霍去病墓前神兽、极富夸张情趣的汉说唱俑,还是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都是以生动的造型、丰富的表情,加之装饰化、图案化的表现手法,达到其象征性和寓意性。从中我们可以感知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以及那种典雅古朴、形神兼备的艺术感染力。中国古代雕塑遗产大量反映在佛教造像上,这种具备特殊并严格的“经规仪轨”的造型艺术,形成了自己或崇高庄严、或壮丽肃穆、或典雅拙朴、或雄浑飘逸的艺术风格。这些方面正是后世篆刻家在创作佛像印时着力吸取和借鉴的,他们孜孜不倦地从佛教造像中汲取营养,心摹手追,创作出大量千姿百态的佛像印,不仅在“形”上推陈出新,而且在“意”上寄寓了深刻的内容,抒发了作者内心深处的心迹。佛像印在篆刻家的手中形成了极富民族传统的独特艺术门类,并流传不衰。黑格尔在《美学》中讲到“艺术的内容就是观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艺术要把这两方面调和成为一种自由的统一的整体”,后代佛像印作者正是沿着这一思想轨迹,把佛像印与传统造像艺术有机地融合到一起,使造像艺术内涵在佛像印里充分彰显出来。
 
详细追溯佛像印产生的源流,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佛像印应该是从刻治边款起始的。从我国早期佛像印如金农自绘出家像及赵之谦、吴昌硕等人的作品看,均是在印章边款刻治佛像来抒发个人思想感情的。以后的篆刻家逐渐从边款佛像领悟和总结佛教造像艺术特色,充分运用篆刻艺术手法,创造出了独特的佛像印章。同时,通过技法上的运用和创新使佛像印表现力大为增加,更有感染力,可谓是两者完美的结合,同时也给我们感官以美的享受。
 
二、佛像印种类和艺术特征
 
笔者把佛像印大致归纳为四种类型。
 
一是质朴简明型。此类佛像印不求工细,往往以简约的线条勾勒成形,形象简洁明快,数笔即可传达佛家的精神境界。例如吴昌硕的两方边款坐佛,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修行僧坚韧诚笃的神态,兼以题款:“榻穿能坐,偈持无堕。易筋经法师传我”,表达了作者一心研艺、耐得寂寞的心境。另如金农“粥饭僧小像”,赵子谦“餐经养年”印、赵熊“古佛坐无言”印的边款等,当属此类。
 
二是写意传神型。此类佛印介于简朴工整之间,如书法行书,行云流水,侧重佛像面部和神态,形神兼备,耐人寻味。正如钱默君评述自己佛像印那样在“写实与写意,具体与抽象”之间来表现佛的庄严、安详和慈悲。属此类型的有来楚生的佛教故事印、钱默君的飞天印等。
 
三是精细典雅型。此类佛印精工细刻,极其讲究线条的细腻柔和,在方寸之间的佛像眉宇清晰祥和,衣褶背景物一丝不苟,以此来阐述佛教的精义,极尽细朱文印和绘画功力,如杨竖水的佛像印。
 
四是稚拙古朴型。此类佛印形同流行印风格,不求形似,无拘无束,即兴急就,随意几刀,放纵恣肆,看似乱头粗服,却往往出奇制胜、拙朴传神,极富感染力。如来楚生的坐佛、魏杰的肖形佛、徐伟聪的佛像印等,都是在追求一种内在的原始美感和大巧若拙的精神境界。
 
我们仔细观摩例图有代表性的佛像印,基本可以总结出佛像印具有以下的艺术特征:
 
1.佛像印首先一个基本的艺术特征就是绘画性。古代雕塑艺术塑、绘互相补充,但首先应是绘画决定当时的艺术形体。佛像所表现的是线性语言,特别注意佛像的轮廓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就决定了佛像印应是在绘画的基础上运用雕刻技巧而创作出来的。从诸多佛像印作品都可以看到,无不透出中国传统绘画构图的技巧,绘画与雕刻技法达到了完美的融合,从而使佛像印取得了提精传神的艺术效果。
 
2.以形写神,重在表现作者的情感因素是佛像印最突出的特征。佛教美术有其特殊的“经规仪轨”,佛像有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形象上的神化特征,面、眉、耳、手、螺发、内髻和肢体动作等各有含义。佛像印在创作时基本顾及到大的方面,但在细节上有所突破,主要把“以形传神”作为目的,把创作主导思想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传神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审美要求,佛像印不仅牢牢地把握住这一审美宗旨,而且结合造像特点,赋予作品以篆刻语言——刀法的运用,达到精巧圆熟的境地。从佛像印中可以看出佛的庄严、菩萨的慈祥、飞天的柔姿、力士的孔武和天王的张目等神态,通过对佛的面部、眼神、眉宇、体态和衣纹线条的刻画,给人出神入化之感,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来楚生以肖形印极富神态表现力而著称,可谓此中翘楚。他的佛像印注意营造气氛,严谨稳妥而又有生活气息,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取得了以形传神的艺术效果。钱默君以敦煌造像为题材,在小小的方寸天地中理性地取舍布局,在对创作对象的感悟中怀着“佛心”投入创作,在他刀下佛像印显得栩栩如生。
 
3.印章属于平面造型艺术形式,而佛教造像却是半立体浮雕式造型,印章借鉴和汲取造像艺术的精华,把印章平面艺术这一看似无立体视觉的缺憾,用充满金石趣味的诸多技巧和表现手法加以转化和创变,创造出一种新的印章形式——佛像印,这无疑是一个创举。另外,小型化是佛像印又一特征。因为要将一尊佛像通过篆刻艺术手法刻画于方寸印石上,并做到形神兼备,的确须有深厚的肖形印镌刻功底、传统文化底蕴和娴熟的章法布局技巧。所以,佛像印大多取法于石窟艺术中的小型浮雕式佛龛像,坐姿造型居多,并通过脸部表情、手足姿势和衣纹装饰,配以陪衬物如菩提树、动物、案几等,来营造印面的空间感和立体感,以达到形神兼收的效果。
 
4.佛像印边款是最能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手法。款文或是对亲人的怀念祝福,或是引用经文以喻世,或是对自己一心向佛的情怀表述,或是作者创作灵感和心路的纪实。而且这种图文并茂的艺术效果也是对篆刻艺术的运用和充实。
 
 
佛像印不仅体现着篆刻的艺术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作者在创作时其精神境界和心态处于一种佛教所倡导的和谐、幸福、吉祥、弃恶扬善、人与人互相亲和等人性理想境界和生活氛围,而作品中所表现的庄严、宁静、洒脱、飘逸和充满智慧的神态,实际上是集中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和理想,这也正是如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希望构筑的以人为本、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所以说,佛像印的创作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教化功能,这也正是为篆刻家所乐意取材,为人们所钟爱的原因。
 
当前小型佛像已日益为群众喜闻乐见,这不仅仅是宗教上的一般崇拜,更有艺术鉴赏情趣在内。而佛像印正能适应这一趋势,从而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而行于世。
 
三、佛像印的作者情结
 
佛像印最发人深省的一点当是作者对自己作品所寄寓的内心情结。正如《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自古以来,艺术家的创作都是有感而发。佛教艺术与中国文化、儒教交融后,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而且使受儒学教养的文人醉心于佛教经义和谈禅说佛蔚然成风。例如诗人杜甫既受儒教的熏陶又一生倾心于佛教,喜游寺访僧,求法参禅,曾到五台山研习佛法,诗作中谈禅说佛多达数十篇之多,深刻地反映出其在尘世生活的困苦与郁闷。他的《望牛头寺》诗末句“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表现出诗人对禅居修行生活的向往和不作狂歌态亦修成“不住心”的意愿。另如诗人王维,平生奉佛,仰慕维摩居士,信仰禅宗,超然物外,对其山水诗影响很大,《终南别业》诗有“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句,明显有出世心态,被人称为“诗佛”。后世的佛像印作者多少感染了这种儒、佛交融的文化情结,在作品中往往流露出各种各样的情愫。
 
赵之谦以佛家弟子自居,他的“餐经养年”印边款刻一尊神态安详的坐佛,以魏碑体阳刻款文:“同治三年上元甲子正月十有六日,佛弟子赵之谦为亡妻范敬玉及亡女蕙榛造像一区,愿苦厄悉除,往生净土者。”体味之下,的确显示出对妻女怀念之情,同时也流露出对佛的虔诚与敬重。
 
李叔同一生在音乐、戏剧、诗词、书法、篆刻等诸多文化领域都有较高建树,但其在艺术如日中天之时一心皈依佛门,于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号弘一,从此一生研究佛学,四处讲经,遂成一代高僧,被尊为律宗大师,享誉海内外。
 
来楚生以特饶创意的肖形印独树一帜,尤其是佛像印别开生面。他在一方观音佛像题款中寄寓了自己一心向佛的真诚心愿:“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然犀弟子愿生生世世一心供养。”这正是来楚生生性耿直、不计名利、淡泊处世的侧面反映。
 
钱默君在佛像印《创作心语》中说:“在创作佛像印时,良好的创作心境是优秀艺术作品产生的土壤……均应建立在对所造形象怀有自觉虔诚、崇敬心的基础之上,否则,没有宗教情感的滋润,很难入悟。”“心平合一,像由心造,以自身的佛性与佛陀、菩萨的大慈大悲、大智慧相融通,能使艺术作品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和境界上的提高。”可见,作者创作时,心灵完全与创作对象相交融,是用一种特殊的激情为佛造像的。
 
赵熊所刻“古佛坐无言”印的边款为一神态安详、气韵宁静的坐佛,反映了作者大智若愚、胸中处处有佛的“平常心”。“我心我身凡俗子,抖落红尘学参禅。皮囊但抛无念地,方寸应纳须弥山。”(《峨眉五章》)
 
易熹所刻肖形坐佛印边款云:“用以报答四恩,消去百难,并愿人我皆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语中流露出作者美好的祈福去难心愿以及待人处世应胸怀坦白、真心相待的内心表白。
 
总之,无论是石窟造像还是佛像印,其创意都在阐述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人们渴求美好的人文环境的世界观,其涵盖的思想底蕴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境界、诚挚感情的感知和流露,这也就是佛像印作者那浓郁的、熔铸于作品中的情结。
 
四、典重高雅的佛经印
 
在论及佛像印的同时很有必要关注到佛经印的作品,因为佛经印和佛像印是相伴而生、并蒂而长的两株奇花。但佛经印不像佛像印那样,一印一款即可成就。佛经印由于经文少则百字以上,多则千字左右,一印一款绝难胜任,所以佛经印通常以组印形式创作。再者,佛经印大多以典雅精整的细朱文谋篇,所以,一组印下来往往是篆刻家心印相通、刻苦经营的结晶。以佛经为题材治印者,自黄牧甫开始至当代,有诸多篆刻家都有佛经组印问世。
 
黄牧甫所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组印,共53方,采用方、长方、圆、古泉、刀币、瓦当等形式,使得章法奇崛新颖,充分体现了黄氏印外求印、法古师今的广博知识和深厚功力。该组印系黄氏早期作品,约成于清光绪年间。通篇组印形式多样,淳朴清净,清而有神,天趣横溢。赵熊近年亦有佛经印集《明道若昧·赵熊选刻道德经》面世,精心刻印81方之巨,尤其以战国文字入印,是一次艺术创新,别有情趣。有的篆刻家以一句经文刻一印,或由佛经文字化解,虽没有组印那样落英缤纷,但一句一印亦足可明志趣、抒情操、表心声。但颇为遗憾的是,篆刻家对佛经印只是偶一为之,与浩如烟海的秦玺汉印相比,显得凤毛麟角。但它毕竟在篆刻园地里已肇其端,并日趋完美,已得到观赏者的共鸣。
 
自佛教传入中国起,由于一时间很难与中国文化,尤其是与儒、道相融合,佛教曾遭受几次厄难,历史上如五代十国战乱不断,导致北魏北周两次灭佛,唐代亦有排斥佛教现象,每次厄运都使造像艺术受到打击和破坏。如今,佛像印、佛经印艺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宽松无拘环境下有了自己的位置,焕发出新枝绿叶,在历届国展、个展及个人专集等处均可见其身影。经以上对佛像印、佛经印的解析,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认知:今天随着石窟造像已不复多见,佛像印、佛经印已成为继承和填补这一传统文化缺憾的主要途径,也更是集慈悲、向善、祥和、幸福、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和解除痛苦于一体的,并能独自展现某个主题的印章形式,因为它们充满了那么多的人情味和亲和力。
 
金石印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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