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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徐光启的善功及其神学基础
发布时间: 2020/4/11日    【字体:
作者:信仰和学术
关键词:  徐光启 善功 宗教信仰 天主教会  
 
 
本文由明史《徐光启传》记载的徐光启去世时“囊无余资”这个事实,追问这个明朝的朝廷重臣如此廉洁的道德和信仰根源,指出徐光启的克己爱人的善行,是其宗教信仰的善表;而且,其关注民生、为民谋利的实学,和其它善功一样,构成了徐光启形神哀矜实践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中国天主教会最早的善会活动的基本内容。
 
一“盖棺之日囊无余资”
 
《明史· 徐光启传》高度称赞徐光启的才华,认为他虽然受到国家重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他具有“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的杰出才华,特别指出他清廉为官,去世的时候两袖清风,钱箧羞涩,同仁奏请皇帝,要求厚待这个廉洁之臣,鼓励正气,令贪官汗颜,皇帝同感,不仅对徐光启加官进爵,还资助出版了其未刊著作,并对其家人进行提携:
 
“明年十月卒。赠少保。……盖棺之日囊无余资,请优恤以愧贪墨者。帝纳之,乃谥光启文定……久之,帝念光启博学强识,索其家遗书,子骥入谢,进《农政全书》六十卷,诏令有司刊布,加赠太保,录其孙为中书舍人。”1
 
他的儿子也证实说:“居官自迎养,先大父殁后,不欲以家室相随,官舍萧然 ,临殁之时,适内外孙二人为应试至,或视含殓,视笥中惟敝衣几袭,银一两而已。”2
 
为什么一个朝廷重臣死时会如此清贫?按照文献记载,徐光启极有经商和大规模种植生产的能力,比如他在多封家信中指导家人如何选择作物或蚕的品种,从而在竞争中占优势,又比如1613年之后在天津用很低的价格获得荒地屯田500亩,虽然头一年试种水稻等没有像样的收成,但很快就和佃农分享到成功,四六分成。3
 
可见,他不是没有能力赚钱。那么他是否有什么不良嗜好?上述事实表明这种假设不能成立,而且只表明他生性勤俭,对物质享受根本不在意,正如他的儿子所言 “良由平生劳勤,习与性成”,而且“为人宽仁愿确,朴诚淡漠,于物无所好”。4
 
那么徐光启病故前的收入有多少?本文未能对当时朝廷明官的俸禄进行考证,但是他的儿子徐骥在《文定公行实》中给出了这么一些数据,表明徐光启逝世前一年的部分收入情况,其中 :
 
1632年十二月皇三子命名,颁赐银15两;5
1633年癸酉年元旦颁赐银30两;
七月二品考满,加太子太保,寻遣中使赐钞二千贯;
八月因进封贵妃册印,颁赐银二十两,赐纻丝一表里;6
九月贵妃册印礼成,颁赐银二十两,赐纻丝一表里,钱二千贯;
九月皇四子命名颁赐银十五两;
 
不到一年,徐光启的收入为白银100两、钱4000贯,保守地算相当于现在41万美金,250多万人民币。然而,十月初七逝世时,只剩银一两,旧衣数件。这些巨额财物都到了哪里?
 
这里面不能排除徐光启将大部分钱财寄回家,贴补家用的可能,1628年之后徐光启回京任职,家人没有再跟随前往,应该仍然是居住在上海,只有徐光启自己在北京,居住在京同乡会馆。7 若是这般,“囊无余资”所激发的道德感染力想必大打折扣。然而,他的孙子子默曾经感叹说,祖父去世之后,家族没有钱编辑出版爷爷的著作,“家业荒凉,糊口不给。寿诸梨枣,河清难俟”。8 这里不仅仅可以直接推论到徐光启著述甚丰,如若出版全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是徐光启没有给家族留下多少财产的一个例证。
 
在儿子徐骥的那篇文章中,尽管没有言明其家父如何支配那些巨额钱款,但他在详细地列出父亲最后一年的各项收入之后说,各种人在困顿的时候来求父亲,父亲面对“人困阨,有求不忍辞,必曲为捐助,然未尝一一与家人言”。9 邓恩的研究中也提到,“皇帝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赐给他的奖励,他都用来做了善事”。10 因此,我们有必要看看徐光启的各类善行。
 
二徐光启的善行
 
1、日常宗教善行
 
当1603年徐光启途经南京,访利子不遇,得罗儒望(João da Rocha, 1565-1623)赠送教籍一卷并连夜读完之后,内心几十年的疑团得到冰释,认为基督教会就是他所寻求的道路,“道在是,我无间然矣”。11自从皈依天主教之后,他的职位几起几落,但是宗教生活在他心目中居有重要的位置,1611年之后,
 
“虽机务冗杂,擘画焦劳,而信教之诚,恒出人一头地 。 持己谦,待人恕,有犯不校,人求必助。实菲居约,依然寒素风。 乡愚之同教者,屈节与交,共行功课,乐为袖领 ,每七期之六日,率诸信士登堂思道,恭默移时。于耶稣受难颠末,尤喜追忆。”12
 
1628年后,徐光启最后一次在京任职期间,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然按时参加弥撒,坚守各种宗教修行, 每天神功不断 ,为了更方便参加弥撒,他在教堂旁租住,并在墙上开辟专门,通往教堂。13
 
“其最切中怀者,在兢兢业业,对越上主。官廨之旁,有教堂一,公命穴墙为户,用便出入。每晨到堂瞻礼,恭默诵经然后回署,居恒屡禁食,以索为鞭,自搏其体。虽流血亦不自顾,以公之德化入人也。官绅士庶奉教日繁,皇宫中建教堂,……公道及之,每为色喜,盖夙愿传教而事遂矣。”14
 
他每日早上望弥撒,晚间自省,念玫瑰经,日间也多次祈祷。苦身克欲,常打苦鞭、穿苦衣。按照教会的要求,年迈之人可以不守大小斋,但是徐光启一直坚持到最后,饮食素淡。传教士记录说:“他不仅在一年中例行的斋戒日守斋,而且在四旬期的四十天也恪守斋戒,这是令人吃惊的,不仅因为他的年龄和地位,而且因为中国人秉持我们的斋戒更加困难”。15 当他的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不忘为教士的劳绩请功,并安排信徒山西参政李天经接任钦天监监证,安排好工作之后,专注对待自己的灵性生命,
 
“自是迸绝外事,专志崇修。一月间,行告解礼者三,他圣礼亦备领。在京教士,轮次侍疾,片刻不离。至十月初七日安然逝世。翌日,舁尸入堂,追思如礼。教士信人,顿失所依,罔不堕泪。”16
 
2、教会奉献
 
按照光启后人的说法,光启在教会信仰生活上的持守,不仅体现在每日的灵修等上,还体现在对教会的直接财力奉献上。徐家世孙记载说,徐光启所得俸禄,一份留给家用,一份献给天主。崇祯元年(1628年)官复原职之后,曾作日讲官,徐光启把日讲官俸金分为三份,一份供济贫,一份施给监犯,一份供给在京的教士。17
 
很多记录也表明徐光启对教会慈善在财力上的大力支持。比如当初邀请郭居静来上海开教,郭一开始暂住徐光启家中,但因为服丧守制期间不亦人来人往,不便郭宣教,于是徐光启为其购置房产。另南京教难期间,他让自己的儿子和神父们一起登船,并陪伴他们离开危险的辖境为止,同时命儿子带上足够的银两,如果在路上遇到不测,便可用随身携带的银两进行解救。18
 
崇祯元年(1628年), 徐光启将官复礼部右侍郎原职之后的第一个月的俸禄悉数奉献给了教会的慈善:“至是鹤奉倍前。初领俸,持至教堂,供诸祭台,献为善举用,明谢天主意。奉教诸乡绅宦,步厥后尘,腋成巨数,立一善会。贫民仰给者,实繁有徒。”19
 
人们在讲明末的仁会时,往往只提杨廷筠武林仁会,瞿式耜的常数仁会,王徵的泾阳仁会以及叶益蕃的三山仁会。20 但是很少提及徐光启参加的这个善会,以及这个善会和1609年利玛窦成立的天主之母善会之间的关系,不免为憾。在其孙女甘第大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类似的品格。21
 
3、廉洁俭朴
 
不少文献记载了徐光启生前的清寒生活。他的门生张溥曾经记载1631年初次拜访徐光启的印象,徐光启在北京所住的地方非常小,“室广仅丈,一塌无帷,则公卧起处也…… ”,家里只有一个老仆人照顾应酬,“登政府日,惟一老班役,衣短后衣,应门出入传语”,之后他看到自己的老师“冬不炉,夏不扇”,张溥深感震撼,认为“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这样的人生对他触动很大,“退而矢感,早夜惕励”。22
 
明代遗老、清朝学人查继佐也在《罪惟录》这样记载说,徐光启所住的地方非常简陋,“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启居约啬如寒士,门无杂宾,不设姬媵,厅事至不能旋马”。23
 
身为礼部尚书,兼任东阁学士,必然有很多应酬,也会有很多人来求办事。然而,徐光启一切以工作为重,对各类馈赠请托一概拒绝。“公以孓立之踪,擢居重地,生平馈遗请托,必绝必严。至是则通候常札,亦必对使焚毁。婉词谢却。每日入直,手不停披,百尓焦劳,事繁食少”。24 这样也就杜绝了滋生腐败的条件。即便是日常闲居,也不例外,“门无杂宾,居家绝迹公府。通籍四十年,室庐不改,务本业。买田天津,辟草莱耕之,庆吊燕会,不随俗浮靡,力返于朴。服食俭约,有寒士风。终身不畜妾媵。教子孙,下至臧获皆有法。”25
 
不过,徐光启这种廉洁的品行自从政以来一贯如此。试举几例。一个是1617年7月,时任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的时候,奉命到宁夏册封庆王,“往例概有馈遗,王具二百金并币仪等物追至潼关,先文定谢笺有云‘若仪物之过丰,例无冒受;惟隆情之下逮,即衷切镌衔’等语,遂委婉谢辞。生平取予不苟,往往类此。”其二,在通州练兵的时候,乡绅捐助和皇帝赏赐的经费有一万六千余两,不仅一文不取,反而“文定自捐俸金四百余两犒之”。26
 
第三个例子:徐光启在门上挂了牌子,不收取任何形式的馈赠,即便是朋友的也是如此,因为不管所收之礼多么正当,他都会感到不安。27 传教士的一个解释是,他拒绝收受礼物和贿赂,以免妨碍他的公务,因为收礼后有时会陷入良心上的危险,而无法主持公道。然而,该传记作者也指出,“他从不走任何歪门邪道,也不花钱送礼行贿……这种公正无私的做事风格,在中国十分罕见。……在中国,这些美德都认为是很不实际的”。28 显然,能够做到如此特立独行,没有坚定的信仰支持是很难如一贯之的。
 
第四个例子:1631年春夏间,至亲好友在上海为徐光启筹办七十大寿,徐光启让儿子徐骥婉拒,并一律辞谢寿礼。但是只有一个姻亲周明嶼远道而来,不便推辞,因此,徐光启写就书信一封,书称:“贱诞何足烦尊念,诸亲知厚意俱令儿辈于家下辞谢,而尊惠远來,从权只领,致不能安如何!附此申谢,未尽。名正具,冲。”29
 
这在当时难能可贵,明朝官宦贪污之风极甚,光启幼年时出过权臣、巨贪严嵩。30 而徐光启同辈亲家的潘家,因为父子两代为官,积攒了不少财富,花费巨资造了豫园,上海老城厢曾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潘半城,徐一角”。有专家评价说,为什么徐光启的墓地能保留至今而从未被盗,除了他因为清廉而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之外,也因为大家都知道作为清官的他的墓地,绝不会有昂贵的陪葬品。
 
4、爱人如己
 
徐光启为人“宽仁愿确,朴诚淡漠”,只要是认为对得起天主和良心的事情,即便会引起某些麻烦,也绝不推诿,在 “是非之际,断然不欺;利害之交,凛然不苟”;他从不张扬,待人温厚,“笑语竟日,无惰容”;31 他深居高位,但他在比他年轻的神父面前自称后辈;罗儒望神父去世,他服孝一年,只因他受洗于罗神父之手。神父为他准备专门的位置,排在众人前面,但是他喜欢和教友在一起,一起坐跪。32
 
徐光启不仅对神父有如此深爱,对身份比自己低的普通教友也是十分恭敬,在弥撒或其他宗教场合,总是邀请几位社会下层阶级的信徒和他坐在一起,而这些人“极为尊敬他的崇高地位的尊严,以致简直看都不敢看他”。33徐光启待人仁慈,常常用自己的钱财资助穷人,“在他过生日的时候,他发了四大笔的救济:向有病的人、向在牢狱中的人、向老年人以及向传教士发放用于救济天主教徒的钱。在一些受灾的省份,当地人称他是‘穷人之父’”。34
 
早期传教士们盛赞说:“他是一个罕有的虔诚和生活圣洁的典范,教徒们都效仿他,异教徒都钦佩他,期间最杰出的一些异教徒常说:‘还有任何人像徐保禄一样圣洁吗’?”35
 
在这里,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万贯家财散尽的原因。因为在徐光启的眼中,家里和个人的生活,只要生活过得去即可,其余的都用来行善,慷慨地救助穷苦的人。36 儿子徐骥最有发言权,他也说,自己的父亲常常如此,而且低调地做善事,不让人知,也不告诉家人。“生平懿迹,每事不求人知又如此!居官自迎养,先大父殁后,不欲以家室相随,官舍萧然,临殁之时,适内外孙二人为应试至,获视含殓,视笥中敝衣几袭,银一两而已。……有枉抑不平者,辄代为暴白,人或知而引谢,曰:‘我自公耳,何谢焉?’人困阨,有求不忍辞,必曲为捐助,然未尝一一与家人言。”37
 
三徐光启的科学善工
 
正如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曾把士大夫学圣人之道归为两条原则,“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徐光启在“博学于文”方面,是佼佼者;在“行己有耻”方面,更是高风亮节,不仅做到了最基本的不贪污受贿、廉洁律己的低标准,而且还做到了“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也就是关心民众疾苦。
 
因此,徐光启就是这样一位在求圣道路上的受人尊敬的士大夫,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圣人。1 不过,这个说法是中国大多数学者对徐光启的认识,偏重他作为理性之人的层面和贡献,而没有发现他作为灵性之人的独特视角。徐光启之所以能够遵循这两条原则的动力并不完全在于学圣人之道,而更在于其宗教追求。在徐光启身上,“自然”和“恩宠”的气质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在其实践儒家所推崇的圣人之道中。
 
1、民生艰难
 
明朝的上海,是松江府下的一个县城,城内外居民约4万户人,30余万人口。上海所在的苏淞地区即苏南和浙北八府,既是传统的沿海贸易区和棉织品产区,区内有织娘2万人,棉布除了满足国内市场所需,还可外销,这也使该地区赋税占到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之多。
 
徐光启生于1562年,家族祖父为殷实商人,可能也是因为赋税的征集人,无从催得足够的税金而破产,徐光启自幼就体尝到政治黑暗的后果。徐光启出生时,由于倭寇和盗窃损失等原因,家道已经中落。靠由其祖母和母亲朝暮纺织,维持家计。这种成长环境反倒给徐光启更好的砥砺磨练,令其安贫乐道,读书的时候居陋室,吃咸菜和稀粥,但也津津有味,“其为人节能屣脱富贵,超然于俟盍之外如此”。2 到徐光启在翰林院供职之后,家道才开始复原。
 
徐光启在其生活的时代经历了明帝国由盛到衰的发展阶段。明末的经济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当时中国的GDP总量居于世界第一,占世界GDP总量的29.2%。这个数字比西欧及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三成。3 但是晚明政治普遍黑暗,皇帝不专朝政,朝臣或宦官擅权,朋党之争,令社会腐败,赋税沉重,人民惨受盘剥,政治黑暗。而外部,东南荷兰海盗,东部倭寇,东北部女真部落连连起事,令外部局势岌岌可危。更为恶劣的是,晚明连年饥荒,民不聊生,起义农民四起,令朝政不稳。
 
在徐光启生活的时代,连年天灾,如1607年和1611年的水涝,1616和1618年的蝗灾。1611年的水涝发生在徐州以北,阴雨绵连,“田畴淹没,禾黍绝收。到处蝗飞蔽天,所经之地,千里如扫。……辇毂之下,洪流飘荡,房屋倾颓。九衢罢市,万室无烟。啼号之声,与狂飙猛雨相为凄惨。”4 “河南安阳大蝗,捕不能尽,田妇至道而泣。淮阳亦蝗,有鼠无数万,夜衔尾渡江而南,经日止。1617年,山西旱灾,山东开封蝗,承天泉州水,南京鼠,民饥或兼疫流亡载道”。5 各地蝗灾、鼠灾不断,百姓生活水深火热,国库枯竭,“年来天下景象枯槁憔悴极矣。民望阳春之泽,年复一年,未有以对。民穷财尽,内外空虚”。6
 
在江南水乡一带,徐光启还未出生的时候,倭寇就不断。徐光启1612和1616年的家书中也提到倭寇问题,要求家人短期避居青浦蟠龙,长期则要在南京或杭州购房,“正欲避去海上薄恶风习,且为子孙久计,觅一避乱之所”。7 富贵人家尚且流离,更别谈普通百姓的生活。
 
2、科学善工
 
徐光启是晚明实学的代表,他提倡实学,就是因为这些农事、水利、数学、天文、兵法、屯盐、工艺等,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他在农学方面用力最精,“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8
 
番薯原来是南美洲的植物,16世纪中期由西班牙人带到吕宋(菲律宾),被中国商人带入南方种植。为了抵抗各种自然灾害,鉴于番薯高产,易栽培,“足以活人者多矣”,9 徐光启托人从福建三次带来引种蕃薯,终于在北方也培植成功,徐光启总结了在北方种植番薯需要解决的藏种、栽培、农时、土壤、耕作、施肥、修剪、收采、食用等方面技术和经验,于1618年刻书出版,推广种植。
 
徐光启对棉花的研究亦有类似的经验,因为上海是传统的产棉基地,属于供粮赋税的重要地区,棉花的收成直接关系到民农利益和生计自然气候和种植管理都影响到棉花的产量,因此,徐光启专门写文总结本地经验,对棉农生产起指导作用。他看到某些地区为官盐军队烧饭的灶民,因为海水变淡,盐场生产困顿,灶民流离失所,因地制宜,在滩地种植棉花,解决生活问题。
 
另外,在屯盐的问题上,鉴于国家财政困难,徐光启提出整理屯田和盐政的办法,要放远眼光,因为这个问题“要之数年之后,财计民生,士风边防,皆倍胜于近日。维在皇上决然必行,与中外群工,努力奉行而已”。10 关注倭寇问题的《海防迂说》则要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国家和人民的问题,认为打开国门,正常互市是解决倭寇入侵的关键:“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
 
从诸多实学的实践和思想中,我们都不难看到徐光启的科学是以人为本的。在《泰西水法·序》中,他将这些实学实践和神学思考结合在一起。他提到了两个耶稣会士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对实学的关注,解决了人民的生养问题,是代替天主养育子民。利玛窦看到,中国的农业靠天吃饭,危机很重,中国虽然是“声明礼乐”之邦,但是“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馑,国计亦绌者。……有所闻水法一事,象数之流也,可以言传器写,倘得布在将作,即富国足民,或且岁月见效。私愿以此为主上代天养民之助”。11 也就是说,利玛窦认为,如果能够在农业水利等方面提供帮助,提高生产力,那末对于民生问题势必会有很大的帮助。
 
而熊三拔则认为,对实学的关注,将人们从拯救灵魂的注意力转移到低下的器学,对传教没有帮助,因此对徐光启的提议“面有祚色”;当时徐光启要熊三拔合作翻译该著作,尽管后者得知这个提案时颇有忧虑,但是徐光启还是力主翻译,因为他看到全境各地的情况各异,但是困境是一样的,“东南苦于轮挽,西北病于荒芜,民失职业,游食无赖。国用日竭,民生日困”,12 因此,西学的引入,包括星术历算,水法等的引入,都可以改变这种现状。
 
徐光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问题,那就是科学也是善工,不仅仅是利玛窦所讲的“为主上代天养民”,而且还有三个更为重要的理由,第一,科学实业拯救“人形”,世俗学问拯救人的身体,而灵学拯救人的灵魂,是救恩的两个不能分割的方面,第二,世俗科学说不定可以带向人们对仁义的追求,第三,科学实业虽为“形下”的“器用”,人们可以由小见大,看见天主。徐光启是这么劝说熊三拔的:
 
“人富而仁义附焉,或东西之通理也。人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粗跡,拯人之形,并说之,并传之,以俟知者,不亦可乎?先圣有言,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兹事体不细已,且窥豹者得一斑,相剑者见若狐甲,而知钝利。因小识大,智者视之,又何遽非维德之隅也?”13
 
这个写于1612年的序,不由提醒我们徐光启关于形神关系的另一篇短短的文字,那就是《哀矜十四端箴赞》。专家们认为,这篇箴赞应该写于徐光启三年守制期间,1609年左右,由耶稣会长上审查后出版。因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我们后文再叙。
 
四余论:晚明仁会和徐光启
 
1、天主教仁会
 
天主教的慈善事业最早在罗马开始,取名为仁爱会,以圣母玛利亚为主保。1498年,葡萄牙王室在里斯本创立仁慈圣母会,随新航线开辟之后,仁慈堂体制传到世界各地。据研究,中国最早的仁会组织于1568年在澳门由葡萄牙耶稣会士贾耐劳(D.Melchior Miguel Nunes Carneiro Leitao,1516-1583)建立,并在1627年建立了新的澳门仁慈堂章程。
 
一般认为,里斯本仁慈堂创立之初有一些简单的规定。第一个全面的章程现于1500年,由十四项基本功课组成的。14 那就是七项精神方面的功课和七项身体方面的功课,内容和利玛窦1605年在《圣经约录》中记录的形神哀矜之行十四端一致,那就是“形哀矜七端”:“一食饥者,二饮渴者,三衣裸者,四顾病及囹圄者,五舍旅者,六赎虏者,七葬死者”和“神哀矜七端”:“一启诲愚蒙,二以善劝人,三责有过失者,四慰忧者,五赦侮我者,六恕人之弱行,七为生死者祈天主。”15
 
一般认为, 杨廷筠所建立的“兴仁会”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天主教会慈善机构,成立于1616-1618年(钟鸣旦的观点)。钟鸣旦认为,这个仁会纯粹以慈善活动为目的,是纯粹的中国化团体,和佛教的善会有非常大的相似性,形式上是从佛教的放生会演变而来或受其影响而出现的。另一派观点认为,仁会是中国天主教会的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和天主教有密切的关系,是按照七项善功来进行的,和佛教有很大不同,那就是对贫乏者给予资助,没有道德或者伦理标准的要求,对资助对象的其它方面也没有要求。
 
最有影响的还有常熟仁会,建立于1625-1627;西安的泾阳仁会,建立于1634;以及福建三山仁会,建立于1627。还有第五仁会,就是《仁会会规》的团体,此仁会行哀矜,主保是天主圣母玛利亚,仿圣母行善功。
 
笔者看到一个文献,其中提到利玛窦逝世前,1609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善会组织“天主之母善会”,16 那么,这个善会如何理解,是否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仁会,和杭州的兴仁会、常熟仁会、泾阳仁会和三山仁会的性质是一样的呢?笔者不是历史学家,没有专门的研究。恳请专家指教!
 
2、徐光启和晚明仁会
 
徐光启参加了哪一个仁会或善会,名字叫什么,我们不得而知。17 但是,笔者个人认为,徐光启对仁会的主要精神,比如哀矜十四端的理解、对于形神问题的理解是准确的(如前一节所提)。
 
他在《哀矜十四端箴赞》中说:“大道广渊,厥旨惟仁。爱恻肫祥,情现于爱。爱主之实,徵诸爱人。爱有哀矜,或形或神。以富拯乏,以智济愚。弗私上锡,益来天佑。彼此罔知,天人殊视。弃摈元元,键户顶礼。德之不馨,繄主谁歆”。18 一个人如果没有美好的德行,那么,就不能为主做见证。他的善行可以在哀矜中找到对应的体现。
 
我们再回到仁会问题上,上海的教会自1608年开教以来是没有常驻神父的。1608年请到郭居静赴上海开教时,徐光启亲自乘船迎接,又买房送给郭神父;资料记录说,不到两月,领洗者有50人,不到两年,共约200人领洗。但是郭(和石宏基)于1610年就在徐光启的同意下,到杭州开教去了,郭轮流在南京、上海和杭州三地照顾教会。19 当徐光启1622-1623年回上海居住,请毕方济从北京到上海,这年因徐光启直接领洗的人数有120人,20 而毕方济在松江为一家九十人授洗,同时有秀才二十五人入教。
 
数月后,又为89人授洗,之后又在附近一小村中为12人授洗。21 上海和周围城镇的教友在徐光启的直接关心下,不仅人数得到快速增长,而且,生活也得到特别的关注。另有一些报告表明,如《1628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度报告》上海有148人受洗,“教徒们作忏悔、弥撒和祈祷都非常虔诚,特别是那些患病者和穷人”。22 《 1933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度报告 》称,上海教会对穷人的慈善救助包括“提供衣物、大米和为患病者提供良医和药品”。23
 
上海的仁会的创建是在徐光启死后的事情。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1592-1677)所作的《1636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度报告》说:上海“今年建立了两个教友会,一个是男教友会,另一个是女教友会,……男教友会的两项业绩是探望生病的教徒和向穷人布施”。24 教友会是传教士在各个驻地传教过程中建立的基层宗教组织,其实就是仁会。
 
 
又一说,郭居静在上海组织了天主之母善会,就是圣母会,但是可能由于缺乏有力的组织者和神职人员,一直到潘国光神父来之后(1637),才又将圣母会发扬光大。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徐光启自始自终都是在圣母会的指导下行的善功。一般认为,上海教会在潘国光和甘第大时期得到扩张和制度化,25 其中的仁会也是如此。
 
“圣母会”,“天主耶稣苦会”、“仁会”等,到清朝光启的孙女甘第大时期,由潘国光神父指导下才比较成系统。在上海,有圣母会、天神会、苦难会,松江有文人会、讲解要理会等。除了定期的宗教活动,如望弥撒、听讲教义等之外,就是开展慈善事业,对疾病患者的救助与治疗。虽然目前我们对上海开教初期的仁会和善会组织缺乏足够的资料进行研究,但是上述的资料可以看到,上海教会服务穷人、行形神哀矜的传统,和徐光启的善表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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