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经书插图的发展与世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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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经书插图的发展与世俗化转型

发布时间: 2022/1/14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穆宏燕

关键词：摩尼教经书插图

　　内容提要：摩尼教在东方的传播以中亚、新疆地区为最盛。中亚是伊朗雅利安人神话传说的汇聚地，中亚粟特人在佛教故事壁画影响下，具有以壁画来表现雅利安人神话传说故事的传统。这种传统与摩尼教经书插图艺术相结合，使插图从宗教典籍转向文学历史故事和表现世俗生活的享乐，增加了插图的文学性和趣味性。回鹘人一度以摩尼教为国教，使摩尼教插图艺术得到高度发展。同时，回鹘人以国库之力扶持摩尼教书籍插图艺术，也使之成为服务于宫廷的艺术。细密画书籍插图艺术在中亚和西域的发展两相结合，使插图艺术完成了从宗教艺术到世俗宫廷艺术的转型。伊斯兰时期的波斯细密画插图艺术即是一种以世俗文学作品插图为主的宫廷艺术。在中亚、西域发生的转型无疑对波斯细密画的兴起、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摩尼教产生于波斯萨珊王朝（224~651年）初期。“以图解经”是其常用宣教方式，“明暗二元论”教义本身蕴含强烈的视觉审美意识，这使得摩尼教对包括插图在内的经书装饰格外重视，从而使插图成为摩尼教内一种制度化、系统化、组织化、规模化的自觉方式。摩尼教在波斯本土被国教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拜火教）视为异端，遭到镇压，然而却远播东西方。摩尼教在东方的传播以中亚和西域为最盛。摩尼教在中亚和西域的发展，使插图艺术发生了从宗教艺术到世俗宫廷艺术的转型。本文旨在梳理和论述该转型是如何发生和完成的。

　　一 中亚：插图艺术从摩尼教宗教作品转向世俗故事文学

　　摩尼（216~274年）在巴比伦地区创立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国教之尊掌控波斯帝国的意识形态，摩尼教作为新兴宗教难以立足，摩尼采取迂回策略，从海路东渡，传教于波斯以东的中亚地区和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地区，大约在262年摩尼派大弟子阿莫到伊朗东北呼罗珊和中亚索格底亚那（即粟特）地区传教。正是阿莫将摩尼用东阿拉米语书写的经书翻译成帕提亚语（安息王朝的通用语，也是萨珊王朝时期波斯东北部地区的流行语言），从而使摩尼教在中亚地区顺利传播，发展迅速，大量粟特人（东伊朗人）改信摩尼教。“从600年开始，粟特语逐渐替代帕提亚语成为摩尼教会用语。这不仅说明当时摩尼教徒以粟特人居多，而且，索格底亚那地区从此便成为了第二个摩尼教中心。”[2]

　　关于中亚地区摩尼教插图艺术与书籍装饰的情况，一些间接资料和信息可以让我们窥见：一，吐鲁番出土的残片M2中明确记载，当摩尼派弟子阿莫前往东方传教时，在其随行人员中就有“一批书写僧和一个插图画师”[3]。二，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经书与插图残片，既证明了书籍插图艺术在高昌地区曾经的辉煌，亦可证明中亚地区也可能曾经存在过繁荣的摩尼教书籍插图艺术，因为西域地区的摩尼教自中亚发展而来。三，据马斯乌迪的《黄金草原》记载，在萨珊国王阿努希尔旺（531~579年在位）统治时期，“秦”国王赠送给阿努希尔旺一匹由各种宝石珍珠镶嵌制作的马和一幅金碧辉煌的丝画。画的是“秦”国王盛装端坐在宫殿上，侍从手执仪仗站在国王侧下方。整幅画是用纯金线织在青金石蓝的丝绸上的。[4]波斯语“秦”（Chīn）一词现指中国，但在古代往往与“图兰”（Tūrān，中亚地区）一词同义。正如菲尔多西（940~1020年）的《列王纪》说，摩尼是来自“秦”的无与伦比的画家，[5]丝画作品或许就是出自中亚地区的摩尼教徒。四，在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中，有一些是来自于中亚的书籍，装饰有几何图案、蔷薇花饰、花叶饰和十字花饰，其中最重要的写本是《波斯残经》。[6]五，摩尼教图经《阿尔冉格》的一个抄本曾长期在中亚地区流传。据撰写于1092年的《宗教类述》一书记载，11世纪伽兹尼王朝（其前期疆域为中亚阿姆河以南地区）时期，该图经抄本还曾收藏在伽兹尼的图书馆中。[7]之后被视具象艺术为偶像崇拜的宗教狂热分子彻底销毁，没有一幅画作留传下来，殊为遗憾。从这样的一些资料信息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亚地区的摩尼教书籍插图艺术是比较繁荣的。

　　中亚河中地区是伊朗雅利安人神话传说的汇聚地，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与这片沃土有着很深的关联，其中的很多故事早在《列王纪》成书之前，就一直在该地区世代相传。粟特人在具有较强故事性的佛教壁画艺术影响下，将这些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在壁画中表现出来。在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的寺庙、宫殿和粟特人的居家住宅等古迹遗址的墙壁上都有残存的壁画，尤其是撒马尔罕附近的片治肯特（该城曾是粟特人的商业中心和战略要地，在767年被阿拉伯大军攻克）古城遗址中残存有数量较多的壁画，这些壁画的内容除宗教（佛教和摩尼教）题材之外，还有不少是表现该地区流传的伊朗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以及王公贵族的宴饮和娱乐场景。

　　摩尼教进入中亚地区之后，其给经书绘制插图的方式在该地区传播和传承下来。摩尼教经书插图多为阐释教义，较少故事性，摩尼教的其他绘画形式比如壁画也缺少佛教壁画艺术的故事性，这与摩尼教不似佛教以故事寓教理明心性有关。粟特人用壁画讲述故事和表现娱乐的方式，被摩尼教借鉴到书籍插图艺术中，这使书籍插图从宗教典籍走向非宗教的世俗书籍，使插图从阐释教义走向讲述故事和表现世俗生活的享乐，增加了插图的文学性和趣味性。后来该地区世俗书籍插图艺术的繁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萨曼王朝（874~999年）时期，撒马尔罕、布哈拉是河中地区活跃的文化中心。正是在这时期，随着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中被翻译的波斯典籍的增多，混杂其中的宣扬摩尼教思想的书籍也越来越多。这些书籍在穆斯林民众中引起了思想波动，引发阿拉伯统治者的恐慌，随即对“精底格”（指表面改宗伊斯兰实际仍信仰摩尼教的波斯人）大肆镇压，摩尼教徒陆续向东方迁徙、逃亡。巴格达在“百年翻译运动”中的科学插图书籍（主要是具有图解式插图的天文学、几何学、医学著作，巴格达地区的摩尼教徒在绘制这些科学著作的插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摩尼教徒不断流传到河中地区，促进了该地区书籍插图艺术的发展。

　　佛教壁画艺术、摩尼教书籍插图传统、巴格达传入的科学插图书籍，三者在河中地区融合交流，诞生了新的细密画书籍插图艺术——为世俗文学著作和历史著作绘制插图。尽管此时河中地区伊斯兰教已广泛传播，但似乎伊斯兰教对具象艺术的禁忌对地区性的悠久传统并没有太强大的约束力，而深厚的地区文化传统却反过来发展和丰富了伊斯兰文化艺术。这是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同化定律使然。

　　伊斯兰最早的世俗文学著作的细密画书籍插图正是发生在萨曼王朝时期。“波斯语文学之父”鲁达基（850~940年）奉萨曼君主的旨意，把伊本·穆格法从萨珊巴列维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动物寓言故事集《卡里来与笛木乃》又转译成波斯语诗歌体。“据说，萨曼王朝的一位王公委派一些‘秦’画家（很有可能是摩尼教徒——原注）绘制鲁达基的诗歌体译本《卡里来与笛木乃》的插图。”[8]遗憾的是该书没能留传下来。世代生活在河中地区的摩尼教徒和从巴格达迁徙来的摩尼教徒在绘制波斯文学著作的细密画插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历史渊源绘制插图是摩尼教徒们世代相传的“天然”职业。“摩尼教书籍装饰艺术曾长期在中亚地区具有持续影响力，之后，通过塞尔柱人传播到整个伊朗，其审美特征甚至在之后若干世纪的绘画作品中显示出来。”[9]

　　中亚地区的摩尼教徒继承了摩尼教书籍插图艺术传统的同时，将之与本地区文化传统相结合，使书籍插图艺术的内涵与外延都变得更加深广。摩尼教书籍插图艺术在中亚地区的发展在艺术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节点——使插图从曾经的摩尼教宗教艺术向世俗文学艺术转型，尽管后来的细密画插图中也有伊斯兰宗教题材的作品，但多是文学或史学著作中的宗教内容，不是宗教著作的插图，更非以宣教为目的。

　　二 西域：摩尼教经书插图艺术向宫廷化发展

　　漠北回鹘牟羽可汗（759~779年在位）改宗摩尼教，并以摩尼教为国教。840年，漠北回鹘为黠戛斯所破，西迁的一支建立高昌回鹘汗国（866~1250年）。初时摩尼教继续为国教，得到高昌回鹘王室的鼎力支持和扶植，摩尼教书籍插图艺术在9~10世纪繁荣昌盛，20世纪初在吐鲁番地区考古发现的一大批摩尼教文书可以证明这一点。

　　回鹘人继承了摩尼教给经书绘制插图的艺术传统。在吐鲁番摩尼教文献被发现之前，学界主要是依靠圣奥古斯丁批驳摩尼教的著作来了解摩尼教及其绘画艺术的，吐鲁番的这些出土图像资料让人们亲眼看到奥古斯丁以讽刺和批驳口吻所描述的美轮美奂的摩尼教书籍装饰艺术的确名不虚传。

　　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书籍插图的内容十分丰富。首先是以图解经。编号MIK Ⅲ 8259的残片是帕提亚语和中古波斯语经文。[10]插图是对经文“你不可弄死树”的阐释，表现的是两位坐在莲花座上的摩尼教僧侣在为流血的树枝花朵忏悔，插图下部是六位回鹘供养人，三男三女各自分坐两侧，聆听忏悔词。

　　编号MIK Ⅲ 6278的残片为丝织品插图，描绘的是月船摆渡信徒灵魂。该插图中上部即是敷有金粉的月船，上面端坐月宫三神：光明女神、光明使者和先意（初人），他们在为信徒的灵魂祈祷；月船下方是众信徒和结满果实的石榴树。石榴因其多籽而被摩尼教徒视为生命树，受到特殊崇拜，将石榴树比作普度众生的教主摩尼或摩尼教会，石榴果实即是众信徒。“教会，即选民和听者的团体，是使者栽种起来的结果善树。果实就是这教会的成员，他们由于其知识和遵守教规而变得成熟，可从物质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被比作从树上摘下果实。”[11]

　　编号MIK Ⅲ 4959的插图残片正反两面均有图像。其中一面图画，笔者认为描绘的可能是该隐杀弟亚伯之后被问审。该残片另一面画的是跪坐在莲花座上的两位男性神祇。

　　第二类是以图明仪，即以图像展示礼仪。编号为MIK Ⅲ 4979的插图残片正反面均有图像。其中一面图像（下部）展现了摩尼教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庇麻节（Bema，“宝座”之意）的庆典礼仪。庇麻节图的背面图像一般认为可能描绘的是牟羽可汗皈依摩尼教的场景。画面上方中部两位主要人物的头部已损，只有其下半身可以辨识。身着白袍镶红底黑花衣边者应是教主慕阇，他正以右手握住头戴头盔、身穿铠甲的可汗的右手，左手掌竖立作说法状，为可汗施皈依礼；可汗身后是三位身穿铠甲的侍卫；慕阇身后跪坐着两位白袍选民和一位穿绿色斗篷、浓密胡须的回鹘听者。画面下方右边跪坐着融合了印度教因素的回鹘四方神，左边是两位具有头部背光的天使，表达为可汗皈依摩尼教而祝福祈祷的意思。正反两面的图像用色风格一致，都十分鲜艳醒目。

　　一般来说，在重要的宗教礼仪活动中音乐伴奏作为辅助仪式都是不可缺少的，摩尼教亦然。摩尼本人即精通音乐，圣奥古斯丁在《论摩尼教徒的道德》中说，摩尼甚至把音乐视为神性的一种源泉。[12]一份编号为81 TB 65：01的回鹘文卷轴文书插图中，两位女乐师（也有可能是女神，因其头部有背光）站立于莲花座上，一吹长笛，一吹笙，一顶象征着教主的白色高帽供奉在头顶上方，中间金色文字的意思是“致承法教道者的辉煌伟大的荣光”[13]。这幅插图表现的是某种祈祷仪式。整幅插图线条简洁流畅，用色冷暖和谐宜人。

　　第三类是展示神祇、教主、僧侣、选民、供养人等等。编号T Ⅲ 260的插图背面是回鹘文摩尼教赞美诗《摩尼大颂》的片段，插图描绘的是一位身着白袍的摩尼教僧侣跪坐在一棵开花的树下；在画面的左下角有两个小人儿，已模糊不清，应该是信徒；场面描绘的似乎是僧侣在向信徒说教。画面敷的金粉已斑驳脱落，但仍可以窥见原有的金碧辉煌。

　　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书籍封皮、文献插图均敷有金粉，织品也多饰以金线刺绣，甚至壁画也饰以金粉。这些图像均色彩亮丽，装饰富丽堂皇。如此奢华装饰，主要是摩尼教教义内含的审美观使然，以富丽堂皇作为光明和崇高的象征，并非摩尼教在回鹘汗国成为国教之后逐渐靡费奢侈所致，[14]尽管王室的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富丽堂皇的程度，但这不是主要的、根本的原因。

　　回鹘人继承了摩尼教重视誊抄经书的艺术传统，并深深受益于该传统，誊抄经书对完善回鹘文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改奉摩尼教之前，回鹘人的文字尚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为了方便宣教和誊抄经书，有必要将摩尼教经书翻译成回鹘文，而回鹘人时有的文字体系无法胜任，因此摩尼教的高级僧侣们采用粟特文字母，创造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新回鹘文字。此种新回鹘文从8世纪至15世纪，一直为回鹘人普遍采用。摩尼教经典用楷书誊抄，且句读用猩红色标识，工整清晰且醒目。这种新回鹘文的采用，以及工整严谨地誊抄摩尼教经书，“使回鹘人在西域诸民族中荣享‘卓越书记官’的美名”[15]。

　　完善民族文字之功使得抄经师本身也深受尊重，在信徒中具有较高地位。在编号为M801的文献中，在赞颂了各级教长之后，还特别赞颂了抄经师的功德。在编号为Ⅲ6368的插图残片中，着重描绘了抄写员们誊抄经书的情景，可以让我们一窥摩尼教的经书誊抄状况（见图1）。在插图中，前后左右端坐着两排抄经师，均着摩尼教徒服饰即白帽白衣，其身前的书桌铺设橙红色的桌布帘幔，桌面上摆放着洁白的纸张，纸张下垫有金质的纸夹；抄经师们或双手执笔，大约是为了交替誊抄不同颜色的经文字行，或单手执笔，或握拳构思，神情十分庄重；画面上方是开满鲜花结有果实的茂密树木，起装饰作用，也表明是一个户外场景。整个画面衬底为青金石蓝色，表明以蓝色的天空为背景，抄经师们洁净的白色衣着与之相称，二者相得益彰，使整个画面十分明亮醒目，再辅之以红花绿树和橙红色的桌布帘幔，整个画面色彩灵动而不单调。对抄经师的尊崇在高昌壁画中也有反映，高昌摩尼教壁画中有数幅手执毛笔和砚台的抄经师形象。抄经师的职责在誊抄经书之外，还负责校勘经文，把誊抄好的经文装订成册。也就是说，抄经师往往也是书籍制作者。

　　在摩尼教成为回鹘人的国教之前，书籍制作与装饰插图是纯粹的教内事工，为宣教服务，其经费来源多由教徒信众出资。当牟羽可汗立摩尼教为国教之后，其书籍制作与装饰插图得到回鹘王室的大力赞助。普通教徒信众出资与举国库之力，二者的作用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回鹘王室斥巨资弘扬教业，一方面使回鹘摩尼教徒将书籍装饰艺术发展至前所未有的鼎盛，这是高昌地区出土大量摩尼教插图残片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使书籍制作和装饰插图与王室关联，为王室的重大举措或重要日子制作经书，以兹纪念。编号为M1的文献是一部中古波斯语的摩尼教赞美诗集的跋文及部分目录索引，该跋文及索引显示该赞美诗集是一部规模浩大的巨制，其起始抄写年代为762年，即牟羽可汗立摩尼教为国教的年份。显然，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歌颂牟羽可汗的功德，摩尼教徒们开始誊抄并制作这部大型赞美诗集。但因牟羽可汗之后，摩尼教对回鹘王室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该赞美诗集的制作未能及时完工。及至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登基，重新振兴摩尼教。为了纪念和歌颂保义可汗的功德，此部大型诗集被重新组织抄写，并制作完工（见图2）。另一篇编号为TIID171的回鹘语《二宗经》跋文显示，该经书乃是为庆祝和纪念回鹘炽俟部在9世纪30年代成功收复天山以西的领地而制作的。以摩尼教精心装饰经书并绘制插图的传统，不难想象这两部经书应该绘制有精美的插图，遗憾的是现经书本身不存。

　　回鹘王室成为摩尼教政治上的保护者和经济上的资助者，逐渐使该教深入王室的世俗事务。王室的重要日子或盛大庆典，都会有摩尼教僧侣为之作文祈祷、赞美和纪念。编号为TM417回鹘文文献，是为新可汗登基而作的祈祷文；编号为TⅢD172a回鹘文残片，则是一首为王子大婚而作的歌曲；编号为TII1457的回鹘文文书，则记述了王室庆祝回鹘人的世俗新年的庆典盛况。高昌摩尼教插图残片和壁画中有大量回鹘王公贵族供养人的形象，这正是回鹘上层统治阶级积极介入和扶持该教的生动反映（见图3）。前文所举编号MIK Ⅲ 8259“你不可弄死树”的经文插图残片下部即是六位回鹘供养人。

　　因此，国教之尊使摩尼教的书籍制作与插图装饰传统从一种纯粹的宗教事工，逐渐成为一种为王室歌功颂德的宫廷艺术。王室的扶持与赞助，一方面使书籍制作与装饰更加富丽堂皇，不仅插图精美，而且多以优质皮革制作封面（见图4）；另一方面也使书籍制作与装饰逐渐世俗化，从另一个向度开拓了书籍制作与装饰的内涵和外延，为后代给文学经典和历史典籍绘制插图埋下了伏线。

　　书籍制作和插图装饰的兴盛必然会导致图书馆的兴建。在高昌古城发掘的两座摩尼教寺庙a寺和K寺中，不仅有大量精美的壁画，还出土了大量摩尼教经卷文献，表明寺内有藏书楼建筑。“从a寺和K寺都拥有藏书室的情况来看，经图堂不仅是每所摩尼寺的必备，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藏书规模大小不一而已。”[16]并且，在汉文摩尼教典籍《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之“寺宇仪”中，收藏典籍的“经图堂”被列于首位，由此可见藏书楼对于摩尼教寺庙的重要性，并且“经图堂”这一名称也精确反映了摩尼教经书制作与插图装饰并重的典型特征。

　　摩尼教细密画艺术在西域回鹘汗国的发展是摩尼教书籍艺术史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一是回鹘人将书籍制作、装饰、插图、藏书这一套系统建设得十分完备，为后代书籍插图艺术的发展树立了仿效的标本；二是回鹘人以国库之力使书籍插图艺术成为宫廷艺术。之后，在蒙古伊利汗王朝（1253~1355年）时期，波斯细密画书籍插图艺术与中国的宫廷画院体制相结合，使书籍插图艺术完全为宫廷所垄断。

　　摩尼教书籍插图艺术在中亚和西域的发展，使这种艺术逐渐从“以图解经”走向以图演绎文学和历史的经典情节和故事，从纯粹的宣教走向服务于宫廷需求，完成了从宗教艺术到世俗宫廷艺术的转型。伊斯兰时期的波斯细密画插图艺术即是一种以世俗文学和历史著作插图为主的宫廷艺术。上述在中亚西域发生的转型无疑对波斯细密画的兴起、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

　　[1]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东方文学插图本史料集成及其研究”（批准号：16ZDA199）的阶段成果。

　　[2]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中华书局，2012年，第23～24页。

　　[3]〔德〕克林凯特著；林悟殊译：《古代摩尼教艺术》，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4]Mas‘ūdī,Murūj al-Zahab,Tehran,Intishārāt-i-‘Ilmī -v- Farhangī,1390,Jild 1,p.260.

　　[5] Firdowsī, Shāhnāmah, Tehran,Intishārāt-i-Amīr Kabīr,1369,p.391.

　　[6]〔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194页。

　　[7]Abū al-Ma‘ālī, Bayān-al-Adyān, Tehran, Intishārāt-i-Maḥmūd 1376,p42.

　　[8]Rūyīn Pākbāz, Naqāshī-yi-Iran , Intishārāt-i-Zarīn-v-Sīmīn,1388, Tehran , p.51.（鲁因·帕克巴兹《伊朗绘画》，德黑兰：扎林与西敏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9]Rūyīn Pākbāz, Naqāshī-yi-Iran ,, p.48.（鲁因·帕克巴兹《伊朗绘画》，第51页。）

　　[10]〔德〕克林凯特著；林悟殊译：《古代摩尼教艺术》，第51页。

　　[11]〔德〕克林凯特著；林悟殊译：《古代摩尼教艺术》，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