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朱元璋在青年时代曾亲眼目睹了元末打着宗教旗帜的农民起义军的威力，深知驾驭好佛教是明王朝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为此，他在位期间顶住了朝内排佛、禁佛之鼓噪，采取了一系列整顿佛教的措施，客观上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为后世帝王在正确处理儒学与佛教的关系方面树立了典范。但这些看似扶持佛教的措施，实不过是他进一步服人心、慑奸雄、定一统的政治手段之一。

朱元璋在青年时代曾过了8年的“身如蓬逐风，心似滚沸汤”的小行童、游方僧生活，［1］登基后，他对佛教兴趣不减，不但大力整顿佛教、干预佛教的内部事务，而且还勤于著述。御制的《明太祖文集》［2］即收有《心经序》《习唐太宗圣教序》《明施论》《拔儒僧入仕论》等有关佛教方面的文章30余篇，诗40余首。据《明史》记载，他还著有《集注金刚经》一卷［3］。若以此大手笔而言，古之帝王实难比拟。但是，他崇佛的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僧寺并未因此急剧膨胀而危及政治，他本人也没有沉溺于妄想飞升之中，这在历代崇佛的帝王中是不多见的。本文拟就朱元璋对佛教的整顿措施、对佛理的见解及其崇佛的政治动机作肤浅的分析，敬请方家指正。

一、明太祖对佛教的整顿措施

朱元璋自幼目睹了元末佛教的堕落，对佛教的流弊有切肤之感：一是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寺院经济膨胀。元朝以藏传佛教(喇嘛教) 为国教，历代帝王均尊崇佛教，曾数次大规模地营造佛寺，结果是“凡天下人迹所至，精兰胜观，栋宇相望。”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统计，其时全国共有佛寺 24318 所，僧尼合计213148 人，［4］加之伪滥僧尼，元末的僧尼总数则在数百万以上。朱元璋即有“道盈庵而僧满寺”之叹。［5］元代的有关政策刺激了寺院经济的急剧膨胀。诸如元政府的赐田赐钞之风。大德五年(1031 年) 即赐昭应宫地百顷，兴教寺地百顷、钞15000锭，乾元寺地90顷、钞15000锭，万安寺地600顷、钞万锭，南寺地120顷、钞万锭。［6］仅中统二年至至正七年间(1261-1347年)政府赐寺田总数即达32861000 亩；［7］元政府允许寺院从事商业和工业，如邸店、当铺、旅馆、酒店、货仓、碾硙、养鱼场、煤矿、铁矿等行业；同时，寺院还享有豁免赋役的特权，忽必烈即位之初即有言，“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8］寺院土地无限制的扩大，免税免役人口的剧增，冲击了元政府的税收和役源，激化了元末的社会矛盾。

二是僧俗混杂，僧人多“失道迷宗”。僧尼数目的庞大，伴随的是佛门清规戒律的松弛。吴晗先生曾言，元末“僧皆有妻”，“与常人无异，特无发耳”。［9］朱元璋的初任师父、皇觉寺住持高彬即有妻小。元璋以为，其时之僧尼若“以百人为数”，则有“九十九人失道迷宗”。［10］因为，佛界已经“不闻精进般若虚无实相之论”，却多有“欢妻抚子，暗地思欲”之举，［11］致使僧人的佛学修养低下，不懂禅定之道，不通佛教经典。在元璋看来，似此等“心不耐己，虑不隔尘，世之有者，念无不在”滥竽充数之僧理应逐出佛门。［12］

洪武元年(1368 年)，刚即位的朱元璋在金陵(南京)蒋山大会各地高僧、大德，举办法会超度死难的将士，为国祈福。他表示明政府仍将扶持佛教，要使“天人师有殿，诸经有阁，禅室有龛，云水有寮，斋有大厦，香积之所周全，庄严备具”，［13］并着手对佛教进行全面的整顿。

首先，设立管理佛教的各级专门机构和官职，掌管全国佛教。洪武元年(1368 年)，他下令在金陵天界寺设善世院，任命高僧慧昙管领佛教，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职，掌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权。洪武十五年(1382 年)，又仿宋制设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僧司、僧官，在中央设僧录司以取代前置之善世院，所属僧官均由礼部任命，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各僧官均按级给俸，最高的月给米10石，最低5石。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

第二，对佛教内部进行改革、整顿。洪武三年(1370 年)，朱元璋下诏把全国寺院分为禅(禅宗)、讲(华严、天台、法相诸宗)、教( 律宗) 三类，并规定了各类僧服的色别，要求各寺僧众分别专业。为改变各宗派之间互相攻讦而使僧众无所适从的局面，他又诏令全国僧众集中传习由天界寺住持、左善世宗泐大德作注的《心经》《金刚经》《楞伽经》三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还为僧众规定了统一的诵经仪式，在此方面他堪称历代帝王之中的第一人。

第三，加强对僧尼的管理，大力倡导僧尼要精于佛事，勤于苦修，明令“僧犯宪论如律”。明初，政府实行对僧人普给度牒之制，僧俗鱼目混珠的现象仍存。洪武十七年(1384 年)，朱元璋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经考试发放度牒一次，不通经典者予以淘汰。僧尼数量由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大批滥竽充数者被清理出了佛门。朱元璋认为，正统的僧人应当过“夜孤灯于岭外，昼侣影于林泉”，［14］“拘四大而修”，“忘形而练”的生活，应该藉“居山僻处，刀耕火种，自为生计，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之体验，［15］从而达到“去五欲之魔，清六根之本”之境界。［16］他把天界寺住持、左善世宗泐［17］、善世禅师班的达［18］、高僧智禅［19］等名僧作为精于佛事、勤于苦修的楷模，盛赞“其名必不朽矣”。朱元璋对作奸犯科的僧人决不姑息，《僧犯宪论》即明确规定“僧不务修，造愆而犯宪，法司论如律”。如洪武十一年(1378 年)秋八月，天界寺僧众状告主僧，此案即移交刑部，违法者受到应有的刑罚。［20］天界寺主管僧粮之僧戒泐复有挪用、贪污僧粮之嫌，朱亲自判决“役于厨下，以足众僧膳”，倘再有闪失则一并交“法司施行矣”。［21］

第四，拔儒入仕。明初，洪武帝即定下了“名僧来朝，则当授以官”的国策。［22］他撰有《拔儒僧入仕论》《拔儒僧文》《宦释论》等相关文章多篇，教导僧众在精于本业的同时应做到“心常履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不曲”。［23］他劝导高僧们说，佛教的涅槃“不过幻化而已，即目修行之人，皆积后世之事”，若能佐人主则“虚名泯而实名彰”，“丈夫之志岂不成哉”。［24］在朱看来，参与政治与精于修行是可以达到统一的，那些能“律身保命”的高僧大德如果能“辅君政，使冤者离狱，罪者入囚，农乐以陇亩，商交于市厘，致天下雍熙”，这岂不也是一种“博修之道乎”。［25］再者说，即使是“百里奚饭牛”、“吕望钓于磻溪”，究其本意，“未必执于本业，而不为君用”，［26］只不过是未遇明主罢了。朱元璋在位期间不但提拔了一批名僧到自己身边工作，如宗泐、僧传、吴印、华克勤等，而且还择名僧侍诸王，如一代名僧道衍即侍燕王，后竟成为燕王起兵之谋主。

第五，严格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朱元璋鉴于元季寺院经济恶性膨胀之教训，在以下五个方面对寺院经济作了严格限制。其一，削减全国寺院数目，限制寺院从事经济活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又规定只有钱粮较多的大寺才可设钻基道一人，专办差税，余众不许在外奔走经营，结交官司。其二，禁止政府出面营造佛寺，狠刹赐田赐钞之风，灵泉庵住持曾向朱元璋求布施以重建新寺，朱答曰，国家之财“非朕之己物，乃农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尔，必不蒙福而招衍。”［27］朱以此冠冕堂皇之理由终于没有向灵谷庵布施。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大规模营造佛寺的态度。其三，规定男子非达40岁以上，女子非达50岁以上者不准出家，言下之意非常明确，朱元璋要保证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强迫有生育能力的妇女要过世俗生活，以利于人口的增殖。其四，对俗人向寺僧施舍钱物的额度作了限制，《申明佛教榜册》即有此专门条款。朱元璋还亲撰《明施论》以为施舍导向，劝世人要向“力修之僧”施舍，做到“无名者爱之，有名者敬之”，“然后方有功德”。［28］其五，对削弱寺院经济的案例采取宽容的态度，钟山寺曾报僧佃逃亡之事，朱不但不派人捕逃，反而责备该寺“未审节用而致然耶”，反诘“抑爱人而有此耶”？［29］朱还对修建灵谷寺时“犯役者五千余人”施以特敕，赢得了“欢声动地”的谢恩声。［30］这种一箭双雕的作法元璋又何乐而不为呢？

二、洪武帝对佛教教义的理解、阐述

朱元璋有较高的佛学素养，尤其是在把佛教现实化、通俗化并为其统治服务方面颇有建树。

朱元璋认为，凡修者应“感动心怀，坚立寂寞之机”，这也正是佛门弟子修行时要求达到的“不沉不浮，是心调相”的禅定境界。朱元境曾游某寺，见方丈室高悬四轴水墨高僧画：一轴三禅海水，其海泼天飞浪，烟海四际，而画中三高僧凝然，举尘而挥，鼎足而坐，可谓奇矣。一轴僧了经松下，对月于吴穹，可谓清之极矣。一轴僧抚鹿溪旁，后山神以密护，可谓行至矣。一轴僧乐水于崖前，坦然而无虑，乐然而无忧，乐水于山根，可谓寂寞而已。朱以为，画中体现的奇、清、行至、寂寞之意境“足可坚修者之心”，甚合其意，他“为斯而乐”。然而，时隔月余，他又到该寺游玩，见原先的四轴水墨高僧画已为男女夹杂、浓妆艳裹的画像图形所取代，这就非常不合洪武帝的品味了，于是发出男女画像“不合有而有”而“四轴高僧当悬，除去皆非所宜”之叹。［31］这一乐一叹足以表现这位僧人出身的皇帝对禅定之机的理解。

古往今来，空相虚实之争是佛教各宗派之间司空见惯的事，各宗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各有偏颇。朱元璋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释氏最初宣讲的空指的是相空，而除空之外所存者乃人之本性。相空有六个方面，即，口空说相、眼空色相、耳空听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乐相。而“六空之相，又非真相之空”，［32］释氏是在“指实言虚，因空谈有”。［33］由此可见，佛教是“实而不虚”的，它的目的是要信众“去愚迷之虚，立本性之实。”据此，朱元璋认为释迦所演说者“乃三纲五常之性理也”。［34］许多学者仅据此字面对这一思想加以否定，认为洪武帝是以儒学阐讲佛理。其实不然，究其思想根源，这是禅宗“自心是佛”，“本心生万法”，“明心见性”等观点的翻版，他所要说明的是天理本体就是人心的良知，是忠孝节义，三纲五常本为人心所固有而不假外求。我们不应片面来理解他的这一思想内涵。洪武帝把凡人的妄想之相称之为空相，认为正是这个空相“愚及世人，祸及古今”，使人“往往愈堕弥深”。他举出汉武帝、唐玄宗、梁武帝、元魏主、李后主、宋徽宗等数代帝王被空相所迷感的史实，指出他们的废国怠政以至杀身，“皆由妄想飞升及入佛天之地”所致。他用现身说法告诫后世子孙，国君或王侯“若不作非为善，能保守此境”，此即佛天之地，如“贪而不觉，而又取其乐”，不能保守疆境而伪为，“用妄想之心”即入空虚之境。［35］

佛教流传于中国，其教义影响至深且远者莫过于因果报应论。传统的因果报应说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洪武帝对此深信不疑。太祖文集中专门采撷了两则有关因果报应的故事，由此可窥其思想端倪。其一，以修花者谕因果。朱称自己曾亲眼见到一位“智巧多端”的修花人，其人虽身不满三尺，但经其手种的花木俱“屈蟠其茎”，“务以奇为妙”。一日，朱和修花人进行交谈，“尔生计若此，家传否？”“然”，“尔身若此，家传否？”“三世矣！”洪武帝评论到：人世间有阴骘之说，所谓阴骘，乃利济群生是也。人若“违大化恩不及草木，必有积焉”，如果能惠及草木“亦阴骘焉”。如果象这位修花人一样，“植其根，节其茎蔓，使疏条巨蕊，朝夕乐观，不惟损德，必有愆于身后”。［36］作为佛徒只有追求“不花而花”之境界“方为圣人之妙”。其二，天界寺僧废道积愆。天界寺每晨昏都有固定的向诸佛礼拜的仪式，按旧制僧众应徒步周旋顶礼方为启敬之道。然而，住持僧懒于每天向诸佛周旋顶礼，却又不敢省却这一仪式，于是以轿代步。朱元璋听说后，以为此举“于礼未宜，于勤苦不当”。某日，洪武帝又听说，前日早晨，该僧向佛瞻礼时坠轿以折足。于是他评论到，为僧本“当苦行勿华，勿劳人以自逸”，“昔禅之谬仪，积之今日方应，可谓定业难逃矣，果报昭然矣”。［37］这两则故事，前者即生报，来生便受报应，并至三生、四生……后者为现报，善恶始于此身，即此生受。由此可见,洪武帝是熟知佛教业报轮回、因果报应之说的。

朱元璋对天堂地狱说的理解完全是从维护大明王朝的利益出发，是为他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在言及天堂地狱时，他完全摆脱了梁武帝等数代帝王不着边际的妄想(空相)，因为他是从实际斗争中成长的人，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他深知从贫寒的出身到君临天下的转变是来之不易的，他满足自己已经得到的现实美好生活，绝对不允许有人站出来破坏他的美好生活，在这一点上也正是他比历代帝王都高明之处。他曾和大学士宋濂说过，“秦始皇、汉武帝好神仙，宠方士，妄想长生，末了一场空。他们假使能用这份心思来治国，国怎会不治？”在他看来，“人君能够清心寡欲，做到百姓安于田里，有饭吃，有衣穿，快快活活过日子，也就是神仙了”。［38］天堂对于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含义，“如佐人主的官吏们，为一人之下，居众庶之上，高堂大厦，妻妾朝送暮迎”，此即天堂；贤良方正之士“不干宪章，富有家赀，儿女、妻妾、奴仆满前”，此亦天堂。何为地狱呢？“民有顽恶不悛，及官贪而吏弊，上欺君而下虐善，一旦人神见怒，法所难容，当此之际，抱三木而坐幽室，欲亲友之见杳然，或时法俱临身，苦楚不禁，其号呼动天地，亦不能免，必将殒身命而后已”。［39］元璋所言之地狱又与大明之监狱有何区别呢？ 洪武帝的天堂地狱观是与国家的政治息息相关的。他在这里反复告诫各级官吏、富商、地主、劳动人民都要满足既成生活现实、安于现状，不得再有非份之想，这与佛教本义之天堂地狱之说是有一定距离的。

三、朱元璋与佛教结缘的政治动机

明王朝立国之初，朱元璋确立的指导思想是儒学而非佛教。尽管洪武帝对佛教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他从来也无意把佛教放到立国之本的位置。登基不久，朱元璋即对臣下明言，“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40］在他看来，儒学“祖尧舜，率三王”,是“万世永赖”之道，［41］“凡有国家不可无”。［42］既然如此，朱元璋为什么对佛教又表示了那么大的热情呢? 他认为，佛教与儒学乃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两个思想体系，可以互补。佛教“举以鬼神，云以宿世，以及将来，其应莫知，所以幽远不测，所以阴之谓也，虚之谓也”；而儒学“以目前之事，亦及将来，其应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验，所以阳之谓也，实之谓也”。［43］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是不是和古人所讲的“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相矛盾呢? 朱元璋的解释是，儒佛二道“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于斯世之愚人……有不可缺者”。［44］除此之外，朱元璋扶持佛教还有更为深刻的政治目的。

其一，扶持佛教是明王朝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内容。在元末20余年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中，农民起义所借助的是“明王出世”和“弥勒降生”的预言，朱元璋是深深明白这类预言在下层农民中的巨大煽动力的。正因为他是明教徒，也信奉过白莲教、弥勒教，正因为他是从宗教派别秘密传播、发动农民起义中得到了机会和成功，所以，他决不许可别人再去学习他的榜样，从而危及明王朝的统治。在斗争实践中，他深深体会到，下层老百姓可以“未知国法”，但他们却总是“先知虑生死之罪”。［45］要消除佛教各宗派对明王朝统治的离心倾向单靠法律条令去禁锢其发展是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于是，朱元璋选择了积极的态度去干预佛教事务，为佛教确立导向，使之成为完整的统治思想中的有机部分。洪武十九年(1386年)，江西地区的弥勒教势力又有抬头，使得朱元璋受惊不小，他诰戒人民的一段话足以反映其心态：

“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初本数人，其余愚者闻此风而思为之，合共谋倡乱。是等之家，吾亲目睹……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多，比其事成也，无不与倡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今江西有等愚民，妻不谏夫，夫不戒前人所失，……又欲造祸，以殃乡里，……良民戒之哉。”［46］

明眼人不难看出，既已列举了秦、汉、隋、唐、宋之“造言倡乱者”陈胜等人，其后是否自然而然应加上元之郭子兴、朱元璋了。难道元璋还不算是元末之“愚民好作乱者”？他加入起义军不是“闻此风思为之”吗？“倡乱者”事败，确实是“殃归首乱”，而“比其事成也，无不与倡乱者”。他的经历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读这段话，令人忍俊不禁，为了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位堂堂的朱皇帝不惜把自已排在愚者、倡乱者之列，言下之意即是，无论你们如何评论我这个皇帝的来历，只要不起来推翻我就行了！

其二，朱元璋深信佛教“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他要压制朝臣们盲目排佛的思想，不想只为了一个“独尊儒术”的虚名而拱手让出佛教这股势力。朱元璋对佛教的优待政策，特别是拔僧儒入仕，曾遭到朝内保守大臣们的激烈反对。大理寺少卿陈汶辉即慷慨陈辞曰，“古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缁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甚至危言耸听，把“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的罪责也推到了儒僧身上，坚决主张把儒僧逐出朝廷，禁止佛教。［47］以辟佛自任的大理寺卿李仕鲁也曾向洪武帝建言，“陛下方创业，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孙万世法程，奈何舍圣学而崇异端乎？”章数十上，朱元璋不予理睬。李仕鲁于金殿之上竟当面指责朱元璋“深溺其教”以至“臣言之不入”，并声明要“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说到气愤处竟随手置笏于地。朱元璋大怒，命武士当场将其击杀。和李仕鲁意气相投的陈汶辉也“懼罪而投金水桥下而死”。［48］可见当时元璋的做法并不为广大的儒士所理解。对此，朱元璋有自已非常现实的见解，他知道，所谓的圣学并不能使各个阶层的人民，尤其是“无知的”农民服服帖帖地安于自己的统治，他需要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凡国家常则吉，泥则误国”。［49］只要是适合国情，能保证政局稳定的“治国之道”他就能接受。他不在乎人们如何评价自己对圣学和佛学的态度。至于以前数代帝王因崇佛误国之事，他认为罪不在佛教，罪不在僧人，而罪在历代帝王本人。是因为那些帝王追求不切实际的空相，“所以昧之”，导致了“国务日衰，海内不安，社稷移而君亡”，此决“非天不佑乃君”所致。［50］由于朱元璋对佛教与圣学的态度明确，所以，明初“勋旧耆德”们盲目排佛的极端思想受到压制，儒佛相安无事，明王朝也走上了正途。历史的发展证明，朱元璋的思想是正确的。

朱元璋利用僧道的秘密在当时即已被人点破，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解缙就曾进言，“陛下天资至高，合于道微，神道诞妄，臣知陛下洞瞩之矣。然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必不然也，一统之舆图已定矣，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慑矣。天无变灾，民无患害，圣躬康宁，圣子圣孙，继继绳绳，所谓真符者矣。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徵应者哉！”［51］ 朱元璋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其实是他太了解佛仙对广大人民的影响力了。正因为如此，他才用佛仙徵应去进一步服人心，慑奸雄，定一统，去证明他确实是受命于天，是任何人也违反、抗拒不了的！

《殷都学刊》1997年第2期，第32-36页、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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