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峰

 

 

    基督教在全国的数十处乡村建设实验区中，江西黎川实验区是较为特殊的一处。其特殊性在于：江西在三十年代成为是国共两党争夺的战场，黎川实验区的成立与发展与此背景紧密相关；实验区是国民政府和教会密切合作的产物，政治最终渗透进标榜基督教立场的实验区，并因此成为全国基督教乡建中唯一一个由教会人员担当政府行政的实验区。关于黎川乡村实验区的历史，除美国学者James C.Thomson Jr.在其著作中有较详尽的描述，（注：James C. Thomson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Chapter Five.）少有关于它的研究论著。本文将主要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对该实验区的运作做一分析。

 

 

    在促使基督教从事乡村建设的众多因素中，“共产主义的挑战”是其中之一。到三十年代，在华传教士对共产主义并未有切身感受，只有理论上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转变斗争策略，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到1931年11月，终于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根据地。由于国共争战，闽赣一带教堂、学校、传教士驻地等被毁坏很多，一些传教士被迫离开岗位，对这一地区的教会而言，共产主义成为实实在在的“挑战”。1932和1933年夏天，一群美国传教士在牯岭避暑胜地专门讨论了共产主义问题，也与此背景相关。

 

    由于军事需要，蒋介石把行营设在南昌，并在牯岭租了南昌美以美会的房子作为临时办公居住地。蒋氏夫妇都是美以美会的教友，因此，他们和南昌美以美会关系甚密，宋美龄和美国传教士长孙维廉(William Richard Johnson)尤为熟悉。长孙维廉于1906年被美以美会派到中国，1910年在南昌担任豫章学校校长。他意识到饱受战火摧残的江西乡村急需彻底的变革复兴，但当时他的教会和其他教会一样处境困难，差会大幅度削减经费，他自己的学校都面临着关门的危险，不可能再有力量投入到乡村工作中。1933年5月，他去南京参加华洋义赈会年会，顺便为学校筹募经费。在南京他访问了金大农学院教授、国民政府实业部顾问骆夫(Harry H.Love)和院长谢家声教授，因为豫章学校有200亩地可用作农业实验站，他很希望豫章能成为金大农学院的一个推广站、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基地。（注："William R.Johnson to Bishop Herbert Welch",June9,1933,pp.2-3.此件以及下引信件等档案，皆收藏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编号为RG06-14-240。以下只注明文档编号和页码。）

 

    在他从上海返回后的第二天，宋美龄造访长孙维廉，向他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帮助寻找一对传教士夫妇，照看南京一家她一直很关心的孤儿院；另一项是关于乡村建设，问长孙维廉能否为江西研究、筹划一个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计划，这个计划可以在教会的资助下实施。宋的这项请求似乎预示着基督教要参与整个江西的乡村建设。长孙维廉对此还没怎么太注意，第二天，宋又给长孙维廉打电话，说她刚刚得知政府正准备拨款实施这样一个计划，（注：1933年11月，国联三名技术专家应经委会之邀到江西调查研究，随后提出了建议报告。经委会除了对土地问题的建议表示尚需研究外，其余全部采纳。国民政府决定从美国棉麦贷款中拿出190万元用于这一建设计划。详见Head Office of Kiangsi Rural Welfare Centers of National Economy Council: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Kiangsi (Nanchang, June 1935),pp.1-2.）再让教会从事如她期望的那样大规模的建设有点晚了，因此，她希望教会的计划规模可做得小一些，她可以从经费上资助，但她提出让长孙维廉研究乡村建设的要求不变。（注：William R. Johnson to Bishop Herbert Welch, June 9,1933,pp.3-4.）

    这就是后来成立江西黎川实验区的缘由，虽然宋美龄是以个人身份提出建议，但由于她的特殊身份，教会把宋美龄的请求看成国民政府发出的邀请。教会对乡村建设并不陌生，但被政府邀请参与在共产党活动过的地区从事农村建设，这还是第一次，这无论对长孙维廉还是对整个教会来说，都认为这是一个新的严峻挑战，实验区从一开始就必须考虑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长孙维廉很快把这个消息传达给美以美会在上海的主教，建议教会立即要严肃对待，并尽快做出反应，否则，宋美龄的兴趣会逐渐消失或转移。（注：William R. Johnson to Bishop Herbert Welch,June 9,1933,pp.6.）之后不久，他又收到宋美龄给他的一封信，对他有兴趣改善江西农业表示赞赏，并说“蒋委员长和我对乡村建设都很感兴趣，如果您能仔细研究教会如何才能帮助政府这项工作，我们将会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都相信，教会一定能对江西的乡村建设有明确的贡献。如果有可能，你应该去南京和无锡，研究那里农业实验站的情况，然后做一个报告，我们可能会帮助你在江西建立一个农业中心”。（注：Mme. Chiang Kai-shek to W.R.Johnson(June 10,1933),p.1.RG06-14-241.）长孙威廉从这信中看到保存豫章学校的希望，他立即动身去南京和华北考察乡村工作和共产主义的问题。这时在牯岭休假的传教士正在史迈士(Lewis S.C.Smythe)家举行一个讨论会，接着1932年的议题讨论“基督教应如何才能如共产主义有号召当代青年的力量”，与会者得知了宋美龄的建议，因此讨论会邀请蒋介石夫妇在8月13日参加一次特别讨论。蒋介石因有公务不能出席，宋在谈话中认为，江西共产党曾占领的地区对基督教会构成了真正的挑战，教会应该尽最大努力，做好重建工作，她说政府欢迎教会对这些地区提出有实质性的计划，建议会议考虑她的请求。（注：W. P. Mills,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s Regarding Rural Reconstruction Work in Kiangsi Province, Kuling" (August 19-20), 1933，引自James C. Thomson Jr., pp.62.）

 

    很快，此消息将通过汉口的吴得施主教(Logan Roots)传到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协进会组成临时委员会来讨论此事。8月19日，吴得施、史迈士及米尔士(W.P.Mills)在牯岭见到宋美龄，宋点了江西和福建之间的一个县，认为教会可以在这里开展工作，但当时还在共产党控制下。宋再一次要求教会承担建设工作，她说：“如果我们的基督教是充满活力的，就应该担负起这个服务”。同时，她也答应催促政府进行土地调查。至于服务组织的结构，她建议在南昌组织一个委员会，她和蒋都会做其中的委员。（注：W. P. Mills,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s Regarding Rural Reconstruction Work in Kiangsi Province, Kuling"(August19-20),1933，引自James C.Thomson Jr.,pp.63.）

 

    长孙维廉立刻行动，游走南北各地。9月中旬他拿出一份长达23页的研究、建议计划，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一个农业实验站；一是通过专家对某个地区进行短期、精深的农村改良；三是训练当地领袖、推广服务。（注：William  R. Johnson, "A Suggested Plan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Work under Christian Auspices in Kiangsi Province, China"(September14,1933), pp.3,19.）长孙维廉在计划中特别区分了政府和教会不同的职能：政府应在交通、土地租佃制度和税收方面担负主要责任；教会活动只能是政府责任的补充，不能与政府或其中的部门竞争；教会把传福音作为事工的一部分，是因为教会确认福音对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区都是必需的。这个计划强调教会只是以服务他人的精神加入，一旦政府可以接收，教会应随时准备放弃全部或部分的社会经济工作。（注：William R. Johnson, "A Suggested Plan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Work under Christian Auspices in Kiangsi Province, China" (September14, 1933),RG06-27-13,19.）

 

    长孙维廉的计划引起长时间的讨论，一个主要问题是经费，估计预算为每年20万，连续三年。这对经费已很困难的教会来讲是个庞大数字，教会必须寻求与政府合作才有实施计划的可能。8月26日，协进会执委会讨论了宋美龄的建议，考虑了经费、人员、教会和政府关系等一些重要问题后，同意由吴得施和协进会会长给宋写一封信，表示对这些建议很感兴趣，并将由协进会采取正式步骤来实施。为慎重起见，在随后两周里，协进会的副总干事罗炳生北上济南和北平，同那里的教会团体协商。罗发现济南和北平的意见一致，都认为“此邀请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挑战”，同时也考虑了两个随之而来的危险：一是基督教团体可能会和政府关系太密切；第二，教会可能会表现为南京政府经济理论的代表。华北各代表中，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和齐鲁大学张伯怀最热心，而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的重要人物，也是最有乡村建设经验的胡本德却最为审慎。（注：James C.Thomson Jr.,pp.67.）

 

    到9月19日，协进会临时委员会讨论了宋的建议和长孙维廉的计划，最后形成8条意见：应该做这件事；应由独立的机构来实施；应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如有可能，不用政府的补贴；要有确定的人员；要事先筹募经费；严格限定范围；计划一开始不要太大。（注：James C.Thomson Jr.,pp.68.）但仍有一个主要问题没有解决，即如何处理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似乎让协进会感到颇为棘手：如果教会接受政府的资助，福音工作是否会受到影响；如果不接受资助，教会能否有能力支持这个项目。而且更有趣的是，协进会还非常担心另外一个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防止人们把教会的立场与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呢？”最后，吴得施提出教会与政府之间应实行“合作式的独立”(cooperative independence)政策，在和谐的工作关系中教会应保持主动权和行动自由。（注：James C.Thomson Jr.,pp.68.）

 

    随后协进会邀请福建公理会传教士牧恩波(G.W.Shepherd)和张福良到南昌进行为期两周的调查。10月31日，协进会在南昌开会，蒋介石夫妇和一些省官员都参加了，会议成立“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成员有美以美会、圣公会、青年会、美以美女部会、中华基督教会闽北大会，由长孙维廉担任联合会主席，聘牧恩波任总干事。会议要求协进会支持新成立的联合会，发起一个乡村建设项目，如果可能，可以安排在曾由共产党统治过的地区，建议项目限制地区范围，可能只在一个县的一个区进行。蒋和宋在这次会上答应认捐一半经费。（注："Christian Rurd Project in Kiangsi",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65, No.1, January 1934),pp.61-62.）

 

    至此，从宋美龄对长孙维廉的请求开始，协进会费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才做出明确的回应，开始具体的组织运作，教会反应的时间不可谓不长。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的邀请对教会而言是不曾预料到的。协进会对如何摆正教会和政府关系颇费斟酌，虽然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和政治沾边，但教会还是觉得远离政治为好，采取所谓“合作的独立”模式，尽可能保持它是基督教的事业。另外，教会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发起这样一个规模的项目有很多保留。教会从事乡建工作虽然至少已有十年历史，但也体会到工作的艰巨性。罗炳生就说，如果认为教会现在可以从事一项大规模的乡建工作是非常愚蠢的。（注：Lobenstine to Shepherd(August 28,1933)，引自James C.Thomson Jr.,p.70.）很显然，教会非常清楚自己的局限，但政府的热情邀请也是不可拒绝的，因为这将影响到将来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何况这个邀请也给了教会一个难得的机遇，如同张福良在1933年的一封圣诞信中所说：“对这个挑战的成功回应将振兴我们的基督宗教，而且也为充满理想、冒险和爱国精神的年轻人指明了服务国家的方向，同时希望在乡村建设中，教会能找到应对共产主义挑战的明确具体的答案。”（注：Chang Fu-liang,Christmas Letter(Nov.23,1993)，引自James C.Thomson Jr.,p.74.）

 

 

    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聘请的总干事牧恩波，1894年生于新西兰，1917年被普利茅斯兄弟会派到中国，1925转到公理会，一直在福建邵武地区的建宁从事传教工作。他之所以被选中到江西从事乡村建设，与他在福建与共产党的遭遇有关，在当时教会人士中，似乎没有人比他对共产党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

靠近江西的闽西一带从1931年成为红军革命根据地，牧恩波在这段时间里开始思考共产党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回到从共产党手中收复的建宁后，看到县城由于战争造成的一片狼籍，但也听见农民和工人坦率地讲共产党是穷人的朋友。他在1932年9月的一封信中谈到：“共产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仍能引起很多学生的严肃思考。基督教能提出消灭社会罪恶的方法吗？这是很多人想知道的问题。”（注：G. W. Shepherd, Foochow Annual Letter (Sept.1,1932).引自James C. Thomson Jr.,p.79.）共产党给牧恩波留下了深刻而又矛盾的感受：一方面，他恨共产党对教会的“侵犯”，不喜欢共产党的学说；但另一方面，他又羡慕共产党的成功，佩服共产党的不屈不挠，赞同他们的很多目标。在他眼里，共产党才构成对教会真正的挑战。（注：关于牧恩波与共产党之间的接触及评论，James Thomson Jr.在While China Faced West中有较详细的叙述，见该著第77-84页。）共产党在福建的成功使牧恩波对农村在教会中的位置产生微妙的影响。虽然他仍然关注乡村的福音工作，但农村经济和社会需要成为他考虑的首要问题。美国著名农学家包德裴博士访华带来的基督教乡村建设思想给了他很多启示，一种“新视野”。1933年春天他去定县参加乡村建设会议，更是深受感染。他认为晏阳初完成了共产党想做的所有事情，而且，用耶稣爱和牺牲的教义远比用武力和剑更有用，在牧看来，定县代表了应对共产主义的唯一答案。（注：George W. Shepherd, "Tingsien's Challenge to the Church of Today", The Chinese Recorder(Vol.64,No.6,June 1933),p.391.）定县之行使他转变成为一个乡村建设的积极分子。回到福建后，他把在华北学到的平民教育和包德裴的乡村牧区结合在一起，在洋口地区开始了乡村实验。

 

    牧恩波跟着国民党军队终于到达江西内陆，他认为闽赣交界处、靠近邵武的黎川正是合适的地点，实验村庄定在第四区，但工作人员还没有一个。他通过在《教务杂志》做宣传，希望能招到一个六人或七人的工作小组，最好是受过农业、医药卫生、乡村工业、组织和宗教教育方面的人才，要求小组人员应完全是基督徒或有着基督教的目的。（注："Christian Rural Project in Kiangsi",The Chinese Recorder(Vol.65,No.1,January 1934),p.62.）他亲自到南京、北平的教会大学和神学校招募工作人员。他认为理想的人才是“体格健壮、能吃苦耐劳、耶稣的好战士，为团队工作而牺牲个人志趣，为农民利益而奉献一切”，但没有高工资，只有艰苦的工作和一点生活补贴（每月大约有30元）。招聘并不容易，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神学院、燕京大学等基督教教育机构都准备承担某方面的责任。在定县，晏阳初和他的同事答应在平民教育方面提供帮助。（注：James C.Thomson Jr.,pp.93-95.）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在江西举办的乡村建设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经济委员会准备在江西建设10个农村服务中心。1934年4月，经济委员会请求协进会借调张福良到江西办理乡村建设计划。张福良是教会界最有活力的乡村工作者，他的调动对牧恩波来讲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对整个教会来说，也失去了一名杰出的乡村工作领导者，但协进会更看重与政府的友好合作，最后批准张的调动。黎川计划主要由牧恩波主持设计。

 

    1934年9月，工作人员基本到齐，各公私机构包括省、县政府也给予密切合作，南昌医院协助卫生工作，经济委员会给予5000元用于购置基本设备，平教会派了四名工作人员帮助启动教育事业，黎川乡建工作正式开始。（注：Hugh W. Hubbard, "Kiangsi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 NCC Report 1933-1935, pp.113-114.）这时公理会认为牧受的教育不足以领导乡村建设（牧的专业是医学），希望他去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一年。在1934年12月到1935年10月间他离开江西期间，先由狄尔耐来代理总干事，2月又请保定公理会牧师胡本德代理。这期间，黎川乡建组织不断发生变化，先是按照定县平教会的办法，胡本德主持工作后，对工作目标及原则又重新厘定，决定以“基督博爱互助精神，研究与实验建设农村具体的方法，联络同志唤起民众，共谋农民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建设”为目标；工作原则方面，特别强调要埋头苦干，不要夸大宣传。（注：具体情形可参阅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黎川实验区第一年工作报告书》（1934年9月至1935年9月），第9-12页。上海档案馆，123—资料—32。）

 

    从1935年8月，总干事改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徐宝谦担任。徐1915年毕业于北京税务学校，因受基督教影响而弃海关工作，进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担任学生事业，后赴美留学，1924年回国后一直在燕京大学教书。1935年3月23日，黎川实验区邀请他去任总干事，胡本德也亲来邀请。徐虽有服务农村的志愿，但并未立即答应，而是做了很长时间的考虑，特别是关于学校和家庭的问题。学校关于他能否使用一笔外来基金存在分歧，这与他的去留密切相关，而他也不得不考虑生活活待遇问题，因为黎川每月只有30元工资，而徐家每月至少要开支170元。犹豫再三，徐在5月15日决志赴黎工作。（注：徐宝谦从接到邀请到作出决志的波折过程，可参阅他的日记，《黎川服务日记》，刊在《真理与生命》（第九、十卷）；在《我怎样决志参加农村工作》一文中亦有日记摘要，载氏编：《农村工作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第77-78页。）他在《黎川服务日记》中自叙他从事农村工作的动机不只是救国，“救国自然是一个纯正高尚的动机，然而，我的动机，与其说是爱国的，毋宁说是宗教的”。徐解释所谓“宗教的动机”，不外眼见世人的痛苦而引起内心的恻隐及自慊的心理。（注：徐宝谦：《黎川服务日记·序》，《真理与生命》（第九卷第五期，1935年10月），第227页。）

 

    1935年8月，他正式到黎川主持工作，首先开始三项工作：一是奋兴内部的团契，从个人及团体的修养入手，因为很多同工都是刚出学校的年轻人，性情训练背景志趣各不相同，不太容易完全打成一片，有时不免分党派，闹意见；二是加强内部的组织，成立四组三部，即总务、妇女、研究三部，教育、生计、保健、宗教四组；三是讨论下半年工作计划，并讨论实验区三年计划。（注：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黎川实验区第一年工作报告书》（1934年9月至1935年9月），第13页。）徐接手的时间，正是黎川实验区第二年的开始。第一年由于人事变更太多，工作进展不顺，因此，徐到任后即着手和同工商讨制定实验区的目标、计划和步骤。徐的到来使黎川有了一个稳定的核心，各项工作开始有序进行。

 

 

    黎川的工作跟全国其他地方的基督教乡村建设并无特别之处，基本也是包括农业改良、乡村工业、教育、卫生、合作、家政等几个方面，方法也没什么两样，但黎川与经委会和省政府举办的乡村建设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经委会在江西建立的10个农村服务处是政府行为，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是其主要工作方法，利用的是从上到下的政治模式；而黎川实验区作为教会与政府合作的产物，虽得到上至蒋介石夫妇、江西省主席、下至黎川县县长的支持，本也可以利用一些政治势力，但黎川最后确定采取“合作的独立”政策，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模式，使之保持私立的、基督教的社会事业性质，但同时对于政治势力也不采取完全排斥的方式，而是要“取得相当联络，并加以相当运用，否则种种计划必有窒碍难通之处”。所以实验区确定“以社会工作的精神，去运用政治的力量”。（注：徐宝谦：《黎川实验区的目标与步骤》，载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黎川实验区第一年工作报告书》（1934年9月至1935年9月），第23页。）但黎川在开办近两年之后，这种情形又发生了变化。

 

    徐宝谦在接手黎川工作之后，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各种工作的单位从村一级进到区级或者县级。很显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则必须要靠政治权力的推进，打通政治路线。1935年10月，徐宝谦借去无锡参加第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之便，在南昌见到省主席熊式辉时谈到这问题，熊当时就主动提议，让他们保荐人做区长。这下反而给徐宝谦和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带来了新的难题。董事会认为，如果由他们任命区长，就意味着教会直接卷入江西的政治，远离当初定下的“合作的独立”政策。尽管犹豫不定，但最后还是倾向推荐一名工作人员做黎川第四区区长。不过，徐宝谦也考虑到取得政权后的难处：区的范围太小了，如果县的政治不清明，必导致处处陷入困境；政治力量如果不能善用，必致增加民众痛苦。（注：徐宝谦：《我怎样决志参加农村工作》，载氏编：《农村工作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第77-78页。）

 

    但黎川方面一直到12月都没有任何行动，熊式辉倒有些不耐烦了，因为这时他正在考虑如何将全省各类乡建工作纳入一个统一的轨道。在熊的坚决要求下，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同意任命负责实验区宗教组的陈兆恩为区长，这就标志着实验区决心参与当地的政治。这个消息在教会界引起了不小的波动，这对置身其中的人来说同样也不是容易接受的事。牧恩波引用中国成语“骑虎难下”表明他的感受。（注：James C.Thomson Jr.,p.110.）走下去的结果即是黎川实验区完全被纳入了省政府统一的乡建架构中。　1936年2月，为统一江西的农村工作，熊召集本省十四个农村工作团体开会，包括黎川实验区，会议产生了“江西省农村改进事业委员会”，熊亲自担任主席。每个乡建单位包括一个区，区长由其中的一名工作人员担任。陈召恩也正式被省政府委任为黎川第四区区长，实验区开始被纳入省政府所颁布的“管、教、养、卫”三年计划。（注：具体内容见Chang Fu-liang, New Life Centers in Rural Kiangsi, Special Bulletin Number Two(Head Office of Kiangsi Rural Welfare Centers,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May 1936),pp.19-22还可见他自传性的著作When East Met West: A Personal Story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

 

    从“合作的独立”到完全走向政治，这样的结局毕竟不是江西基督教乡村建设设计者的初衷，招致了教会同人的不少批评，而作为黎川实验区的主持人徐宝谦，面对批评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和理由，从他的思想变化上可以找到这一转变的脉络。

 

    徐宝谦在接手黎川后对农村建设是否应利用政治力量，一开始是很谨慎的。他说：“有人认为农村建设，要达到目的，必须利用政治势力。这种主张，未始没有相当理由。不过，我对这种主张，仍然不能不怀疑。政治力量，固然可以利用，然而利用政治势力，流弊也非常之多”。他所谓的流弊是指，第一，用政治力量去改革，见效虽速，往往仅达表面，人民隐情，反而不能上达，所以，政治的改革，必须依靠社会运动家的辅佐，才能彻底；第二，运用政治力量的人，其自身并不是完全的，如果运用者不得其人，则古人所谓“操刀必割”，反足以祸国病民。因此，徐宝谦认为“中国的政治，因数千年的积弊，非先经彻头彻尾的改革，政治力量，根本不适用”。所以他认为要利用政治力量改造农村，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运用政治者必须得人；政治本身必须先经彻底改革。（注：徐宝谦：《黎川服务日记》，《真理与生命》（第九卷第五期），第289-290页。）在1935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他对是否利用政治仍很犹豫，“农村建设，如不用政治力量，则成就异常微小。如用政治力量，则又有几种意想不到之麻烦。”（注：徐宝谦：《黎川服务日记》，《真理与生命》（第九卷第八期），第470页。）

 

    然而，黎川实验所得的实际经验逐渐让他改变了想法，感到没有政治力量，工作不易推广，种种困难使他最终改变了对政治和利用政治的看法。他认为基督教既“以改造整个生活相号召，则政治当然包括在内。不但如此，政治对于人生，处处有关系。设政治不清，则整个人生的改善，殆将成为不可能。根据基督的精神，去澄清政治，并使政治成为建设的势力，正是吾侪基督徒的责任。”（注：徐宝谦：《黎川实验区的理论与实际》，《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册，1934-1936），第101页。）他强调黎川实验区的最后目的是在县单位的建设，走入政治途径，是“当然的步骤，应有的手续，决不是什么宗旨的改变。”（注：徐宝谦：《黎川实验区的理论与实际》，《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册，1934-1936），第102页。）

 

    另有三个因素也影响他转向政治。一是他注意到当时定县平教会因取得政治势力后（参与县政研究、改革），工作进展很顺利；（注：徐宝谦：《我怎样决志参加农村工作》，载氏编《农村工作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第74页。）二是国联技术合作专家的意见。1936年2月2日，徐宝谦在南昌参加经济委员会管理处所召集的讨论会上，国联专家司台帕(Stempa)主张乡村建设要有一个全省的组织通盘计划，必须与政治打成一片。（注：徐宝谦：《黎川服务日记·四续》，《真理与生命》（第十卷第二期），第75页。）时任经济委员会江西管理处专员的张福良对教会参与政治也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有些事情单靠教育、劝说是做不成的，一些政治上的威权是必须的，他举例说明政府在控制鸦片、种痘和义务教育方面已显示出它的效率。（注：Fu-liang Chang,"Reconstruction Rural Life in China",The Christian Rural Fellowship Bulletin(Number 23,June 1937),p.3.）

 

    自从黎川加入政府通盘计划后，主持者徐宝谦对利用政治势力也做了辩护：“本区自董事会议决，不拟采用政治方式，现今走入政治途径，并非放弃原来采用教育方法之主张，实因实际经验之昭示，有兼学政治方式之必要。按基督教传统思想，对于政治，每认为污浊。实则政治影响人生非常之大。设政治不清明，则整个建设也无从谈起。故本区进行过程之中，必须经过取得政权之阶段。至于本区同人，素无政治经验，一旦加入政治生活，能否胜任愉快，只好凭着信仰，努力做去耳”。（注：徐宝谦：《黎川服务日记·五续》，《真理与生命》（第十卷第四期），第211页。）

 

    黎川踏入政治也许有着不得已的理由，然而，实验区基督教性质的弱化和宗教工作的无力遭到了远比踏入政治更为严厉的批评，这也是实验区主持者感到更难应对的现实问题。在长孙威廉最初设计的乡村建设计划中，实验区的宗教教育被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基督教的宗教训练是社会服务计划的最核心的部分，”“省略了基督福音就等于省略了精神服务的最高形式，就不能与神交通，使整个的生活失去活力”，“基督教的计划应该包括孩子、年轻人和成年人”。（注：William R. Johnson," A Suggested Plan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Work under Christian Auspices in Kiangsi Province, China" (September 14,1993), p.13.RG06-27-13.）实验区的领袖无论是最初的牧恩波还是后继的徐宝谦都非常强调黎川实验区“宗教”和“精神”的一面。牧恩波认为黎川工作包含了一个“精神再生”(spiritual regeneration)的含义，“如果没有它，我们比其他乡建多些什么呢？”（注：George W. Shepherd, "Reconstruction in Kiangsi",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Voc.26, No.4, April 1937), p.175.）徐宝谦也把黎川实验看作是一场精神运动。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黎川在宗教方面的事工直到1936年初都没有实际活动开展，这一情势严重影响了教会团体支持的积极性，一些人要求实验区必须拿出明确的宗教工作计划之后才能提供相应的支持。（注：在黎川实验区的一次董事会上，牧恩波曾披露一件事实：黎川项目没有经费来支持救护车的运转，一些朋友将允诺提供一年的经费，但前提是要有一个和乡村卫生医疗紧密结合的宗教教育计划。见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事业联合会秘书Bessie Meeker给Charles（张南伯）的信（1936年4月13日）。RG08-106。）一些人更质疑黎川根本不是一项基督教的事业，不是以教会为中心，仅仅是一个社会改造的实验。1936年6月，作为实验区的发起者、也是上级指导机关的协进会派鲍哲庆等到江西视察。他们认为，如果要使黎川和政府项目有所区别，就应开展一些宗教事工，协进会要求实验区当局对此有明确的政策。（注：James C.Thomson Jr.,p.119.）

 

    直接领导实验区的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召开董事会，对协进会的要求做出回应：邀请美以美会传教士张南伯(C.F.Johannaber)来主持宗教教育工作，并拨款500元作为半年的预算。（注：张福良给C.F.Johannaber信（1936年10月9日）。RG08-106.）作为实验区领导的徐宝谦和他同仁反对直接传教的做法，而间接做法则几乎引不起当地人对基督教的兴趣。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遂提出辞职。1936年12月，实验区董事会召开会议，对徐极力挽留，徐答应继续工作到夏天。董事会也再次讨论教会与黎川实验区的关系，强调黎川实验区既是社会建设，又是教会建设。（注："Minutes of the Kiangsi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 Board Meeting,December 4,1936".RG08-106.）在此后联合会董事会的一系列会议上，都强调增加宗教方面的事工，甚至包括建立教会。然而，人员、经费的缺乏，加上中日战争很快爆发，不用说宗教工作，黎川整个计划都受到很大影响，1939年蒋和宋美龄也停止资助。1941年，黎川成为接待华北和华东地区难民的大本营，乡村建设工作仍在艰难维系。

 

 

    “政教关系”是一个涵义比较宽泛的概念，香港学者邢福增曾归纳出“政教关系”的四种组合，即政府与宗教的关系、政府与教会的关系、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教会与政治的关系。（注：详见邢福增：《当代中国政教关系》（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第2-11页。）江西黎川实验区的运作过程，为我们分析三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会与政府、基督教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个案。综观黎川实验区的发展过程，它显然是一个政府与教会紧密合作的产物。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它提出“教会应该参与社会重建”是完全正当的，但具体到黎川实验区，蒋介石和宋美龄邀请教会参与江西乡村建设，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政治考虑：即教会工作者的参与会淡化这项工作的政治韵味，使之成为民众眼中纯粹的一项社会运动。从教会的立场看，“教会应该参与社会重建”也正是近代中国教会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是教会可以向民众、国家展示其特殊贡献的一个重要渠道。教会对政府的邀请与合作十分重视，认为这对“政府与教会之间的未来关系”至关重要，因此对政府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黎川实验区一度被看成当时教会与政府友好合作的标志与典范。

    但从政教关系的角度来看黎川实验区的整个运作过程以及结果，无论政府和教会，在这方面的理解和实际处理方面都有片面和失当之处。在政府方面，对政治利益的过分追求导致对教会政教分离原则的忽略甚至不尊重，这表现在省政府促使黎川实验区加入统一的“三年计划”，最后并入江西省政府所设立的政治架构。在教会方面，虽然参与教会（包括其指导机关协进会）充分意识到与政府的密切合作有对政教分离原则的潜在危害，因此黎川实验区初期力主“合作的独立”政策，但在后期的实际运作中，为了工作方便或者说急于求成，逐渐偏离了这一政策所暗含的政教分离的原则，不自觉地偏向政治立场，使宗教与政治的界限模糊化；更不可忽略的是，在实验区主要领袖牧恩波的思想意识指导下，黎川还是基督教应对“共产主义挑战”的实验区，成为政治争斗的掩饰，甚至沦为国民政府的政治工具。黎川乡村实验区最终走上了政治道路，是全国唯一一个由教会控制当地政府行政的地方，但即使如此，黎川实验区除了因为特殊的政教合作关系而带来的巨大名声之外，其实际成就较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并无显著之处；反而由于黎川实验区能唯一区别于其他乡建活动的宗教工作一直乏善可陈，却让实验区作为基督教事业的正当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黎川实验区的主持者和参与教会（也包括负有领导责任的协进会），都过分看重实验区的成功与否对“教会与政府未来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在政教关系的处理方面，不能严格持守政教分离的原则立场，使黎川实验区在政治和宗教两个方面一直都面临着尴尬的局面。

 

                         （本文转载自：《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