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供给的宗教信仰挤出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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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供给的宗教信仰挤出效应检验——基于河南农村调查数据

发布时间: 2011/10/5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1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宗教

阮荣平郑风田刘力

内容提要：基于世俗化理论和宗教经济理论以及宗教精神合作社假说，本文研究了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基于村级和农户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村庄而言，公共文化供给增加能够显著降低村庄内的信教比重；对于农户而言，公共文化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的宗教选择概率和宗教参与程度。这说明，公共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具有挤出效应。这一结果可以对目前农村“宗教热”现象进行解释，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长期缺乏是农村“宗教热”兴起的推力之一。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宗教；挤出效应

一、引言

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保障（辛秋水，2006；贺雪峰，2004；刘湘波，2006）。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但同时也存在着突出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农村公共文化处于边缘化境地、供给贫乏、投入严重不足、发展缓慢，农民文化生活枯燥。根据《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1】，1996年，全国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仅占3.9%，2006年虽有增加，但也仅为10.7%；1996年，有图书室、文化站的村仅占5.0%，2006年也仅占13.4%。财政部教科文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2007）指出，从总体上看，国家财政文体广事业费支出在“十五”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低于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从文化行业的局部看，由于基数小，国家财政文化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5年比“六五”期间下降了0.13 个百分点，降幅达25%（参见图1）。从财政对文化投入的级别构成看，中央财政对文化投入的力度远远超过地方财政。更为突出的是，国家对文化的投入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农村文化的财政投入在国家对文化投入中的比例较低，统计表明，2001～2005年，国家对农村文化的投入占国家文体广行业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0%～25%之间。

与此相对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农村，宗教却迅速发展，掀起一股“宗教热”（谭飞等，2007）。根据World Value Survey 的调查结果，到2005年，中国宗教信仰者的比重已经超过了无神论者的比重，而在1990年，无神论者的比重却是宗教信仰者比重的8倍【2】。截止到2005年，中国人中明确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的人所占比重已经达到了21.79%。其他全国性调查【3】以及地区局部调查【4】也都显示，宗教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农村公共文化的式微（吴理财、夏国锋，2007）与农村“宗教热”之间的鲜明对照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缺乏是农村宗教迅速发展的一个原因吗？

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探讨二者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有三种理论（世俗化理论、宗教经济理论和宗教“精神合作社”假说）可以用来推导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们的理论预期却并非一致。世俗化理论与宗教“精神合作社”假说所预期的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虽不一样，但其方向却是一致的；世俗化理论与宗教经济理论所预期的作用机制虽然相似，但其方向却不相同。限于数据，本文主要研究二者之间关系的方向，而非作用机制。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第三节根据世俗化理论、宗教经济理论和宗教“精神合作社”假说对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第四节给出实证研究方法；第五节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第六节是计量结果；第七节是主要结论。

二、文献回顾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探讨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之间的关系。在现有文献中，与信仰相关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对于中国信仰研究的发展历程、不同阶段的特点以及主要成果，Yang（2004）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文献回顾。Iannoccone（1998）则对经济学领域中信仰行为研究的进展进行了十分出色的总结和介绍。在这些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本文将着重回顾两方面的文献：一方面是公共文化与宗教之间关系的文献，另一方面是公共物品与宗教之间关系的文献。

（一）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目前研究文化供给与宗教之间关系的文献还比较少，不过，也有一些研究从侧面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例如，Putnam（1995）研究了美国社会资本的长期变化过程，认为美国社会资本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认为社会资本下降是缘于电视的兴起。如果将宗教参与作为社会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那么，Putnam假说可以用来推断，世俗文化活动参与越多，宗教活动参与就越少。Olken（2006）分析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后发现，看电视时间增加，社会组织参与（包括宗教活动）情况就会下降。不过，这些研究都没有正面回答文化活动与宗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国内研究二者之间关系的文献，更多的只是观点陈述，而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在现有论述二者关系的文献中，大多数研究认为，二者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即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贫乏导致了农村宗教的兴起（例如吴理财，2007；谭飞等，2007；夏建国，2007）。

（二）物质性公共物品供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虽然直接探讨公共文化与宗教关系的文献尚不多见，但是，有关物质性公共物品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很多成果。

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将宗教组织视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来分析，认为宗教具有世俗公共物品供给的功能。Chen（2008）提出，宗教具有风险化解功能，该功能使宗教组织在社会发生重大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危机时更具吸引力。利用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Chen的实证结果证明了这种机制的存在。

Dehejia et al.（2007）运用美国消费支出调查（CEX）数据，研究了宗教参与对信徒消费平衡的保障机制后发现，对宗教组织进行奉献的家庭能够更好地保障其受到冲击时的消费平衡。另外，在精神层面的研究同样证明了宗教社会保障机制的存在。Ellison（1991）和Strawbridgeet al.（1998）的研究表明，宗教参与能有效降低创伤性事件对信教者幸福感等精神福利的影响。基于欧洲的数据，Clark and Lelkes（2005）发现，宗教参与是减轻还是加剧创伤性事件对信教者幸福感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教派以及事件的类型。Dehejia et al.（2007）发现，在受到收入冲击的时候，参与宗教活动的个体能够更好地保障其幸福感的稳定。Caldwell et al.（1992）和Taylor（1988）指出，教堂通过满足人们的应急性需求、提供满足心理以及物质方面需求的社会网络、关注家庭的特殊需求而为信徒提供社会以及经济帮助【5】。

与本文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有关宗教与世俗公共物品供给者之间替代效应的研究。Chen（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信贷可得性对宗教的社会风险化解机制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经济危机中，信贷可得性能够使经济危机对宗教委身程度的影响下降80%。另外，宗教组织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与政府公共支出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一方面，当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减少时，宗教信仰组织的公共福利支出会相应增加。美国1996 年联邦福利法改革后，政府减少了对公众的福利服务，而此时教堂的慈善支出却显著增加了（Hungerman，2005）。另一方面，当政府加大公共支出时，宗教信仰组织的公共福利支出则会大幅减少。Gruber and Hungerman（2007）在研究20 世纪30 年代罗斯福新政对教堂慈善支出的影响时发现：较高的政府支出导致了较少的教堂慈善活动，相对于政府支出，挤出效应的比重很小，只有3%；但相对于教堂慈善支出，挤出效应的比重却很大，政府支出使得教堂慈善支出下降了约30%。Chen（2005）和Chen（2008）的研究结果则进一步表明，社会保守主义与财政保守主义总是共生共现，参加了宗教组织的人对政府公共福利支出的需求明显减少。利用中国农村数据，郑风田等（2010）研究表明，社会保障的缺乏是农村宗教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如果社会保障供给增加，则会对农村宗教产生挤出效应。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公共物品供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这有助于认识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但是，文化产品与其他公共物品毕竟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文化产品的供给与精神福利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会对人的精神层面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这些特点提醒我们要重视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现有文献中直接探讨文化与宗教之间关系的研究不是很多，并且主要是观点性的评论，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对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推进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且可以进一步提升对农村“宗教热”的理解。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世俗化理论与宗教经济理论

有关宗教发展的第一代理论是世俗化理论。世俗化理论的影响力从其领军人物以及拥护者（例如马克思、弗洛伊德、休谟等）的影响力可见一斑【6】。世俗化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例如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宗教将处于一个不断衰退的过程，最终会消失。在世俗化理论看来，社会经济发展、受教育水平提高等现代性的发展之所以会导致宗教衰退，主要原因之一是宗教起源于“原始头脑”（斯达克·罗德尼、芬克·罗杰尔，2004），起源于人们认识能力的欠缺。按照世俗化理论，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主体是“现代性”很强的政府，因此，它所供给的农村公共文化也将具有很强的“现代性”，这些“现代性”的注入对人们宗教信仰选择的影响与受教育水平提高的影响具有相似的效果。例如，在村中建图书室，为村民提供科技读物，这些公共文化供给对宗教的影响与提高村民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十分相似。另外，其他公共文化供给也都具有很强的无神论色彩，因而对个体宗教性也有较强的削弱效应。由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会降低个体宗教信仰选择的概率，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充分的村庄其宗教信仰比重就比较小。

但是，宗教经济理论却并不认为宗教信仰起源于原始头脑，例如，Malinowski（1981）研究了特罗布兰德岛人这一原始部落，指出这些“原始头脑”诉求于超自然只是其最后的办法，为了除掉园中的杂草或修理篱笆，他们不会诉求于超自然；而想要去影响天气，他们则求助于超自然力量【7】。因此，在宗教经济理论看来，人们受教育水平与其宗教信仰之间并不具有直接作用关系。据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选择之间不具有相关关系。

虽然世俗化理论与宗教经济理论对农村公共文化与农村宗教之间关系的方向预期并不一致，但是，它们对二者之间作用机制的描述却有着共通之处，即认知能力是宗教信仰的一个决定因素。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之间通过认知能力而发生关系的这一机制，本文称之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认知效应”。

（二）宗教“精神合作社”假说

有关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从另一种观点中予以推理。该观点认为，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宗教信仰主要是因为精神空虚、缺乏组织归属感（Yang，2006）。市场化改革导致了村庄社区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包括村庄文化的变化。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农村村庄的熟人社会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功能。但是，市场化凸显了人们自利的一面，导致了村庄成员的原子化，村庄的社会整合功能大大下降，成员的组织归属感丧失（徐晓军，2002；姚俊，2004）。而教会组织所宣扬的博爱、互助以及其组织活动的规则性使得教会就类似于一个“精神合作社”，能大大提升人们的组织归属感。在此情形之下，人们选择宗教信仰的概率就会增加。

然而，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也具有加强村民间交流、提高其组织归属感的功能。农民公共文化生活可以积极培育农民的新集体主义意识和互助合作精神，增强农村社区内聚力（吴理财、夏国锋，2007）。因此，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之间就会形成替代关系。这一点类似Hungerman（2005）和Gruber and Hungerman（2007）所指出的教会与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替代。

相对于宗教而言，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在某些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根据宗教信仰理性选择理论，人们在做出信仰选择时，会选择与自己宗教资本最相近的信仰，同时会试图保持自己原有的社会资本（斯达克·罗德尼、芬克·罗杰尔，2004）。这里，本文将信教和不信教都视为一种信仰【8】。首先，就信仰资本而言，经过十年“文革”和正规教育中大量唯物主义的教导，在中国大多数人积累起来的信仰资本是唯物主义的信仰资本。因此，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不信教相对于信教吸引力更大，大多数人会选择不信教。其次，就社会资本而言，宗教与世俗大众、世俗社会之间毕竟还存在一定的张力，如果没有了这一张力，宗教也就无以为宗教了。在一定程度上，宗教与世俗社会之间还存在着冲突。例如，基督徒不去祭祖，而在中国世俗社会看来，这是一种大不敬行为。由于宗教的社会资本与世俗大众的社会资本具有较明显的差异，而世俗大众为了保持自己原先积累起来的世俗社会资本，其选择宗教信仰的概率就会下降。因此，在以相同成本提供同质量组织归属感的情况下，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会降低人们选择宗教信仰的概率。这与世俗化理论所预期的结果相一致。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之间通过组织归属感而发生关系这一作用机制，本文称之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归属效应”。

由上，可以将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之间的关系概括如图2。根据世俗化理论、宗教经济理论和宗教“精神合作社”假说，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可以通过两种作用机制对农村宗教产生影响。一是农村公共文化的认知效应。由于农村公共文化具有现代性，它具有提高农民认知能力的功能。按照世俗化理论，人们认知能力提高将会降低其宗教需求。因此，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之间有负相关关系。而根据宗教经济理论，人们认知能力与其宗教需求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之间也不必然具有相关关系。二是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归属效应。农村公共文化具有提高人们组织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的功能。按照宗教“精神合作社”假说，正是宗教的这一功能才使得宗教颇具吸引力。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之间将为此构成竞争关系，彼此具有替代效应，因此，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由于宗教资本和社会资本力量的存在，在现有情况下，农村公共文化相对于农村宗教往往更具竞争力。

四、实证分析方法

（一）公共文化供给与信教比重：村级数据

1.计量模型设定。根据研究假设，本文设定了如下计量模型来考察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之间的关系：

PR = β0 +β1G +β2C +β3X +μ （1）

（1）式中，PR 表示村庄中的信教比重，该指标的计算方法是全村信教人数除以全村总人口。本文对农村公共文化供给选取的指标有两个，分别是农村公共文化设施（G ）和农村公共文化活动（C ）。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和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具体衡量指标分别是村庄拥有的公共文化设施数量和开展的公共文化活动数量。公共文化设施的指标包括村中是否有“图书室”、“电影放映室或电影院”、“公共电子阅览室”、“有线电视或电视差转台”、“有线广播”等公共文化设施，然后加总村庄所拥有的公共文化设施从而得到G 。同时，公共文化活动的指标包括村中是否有“文化下乡”、“演戏”、“民间艺术或演出（例如戏曲或唱歌等）”、“民间工艺”、“花会或灯会”、“舞龙舞狮”、“庙会”等活动，然后加总村庄所开展的公共文化活动从而得到C 。

β0、β1、β2和β3是待估参数。如果β1和β2为负，则表明公共文化的宗教信仰挤出效应存在。X 表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有无村集体收入、最近公路到村中心的距离、五保户数量和村民信贷可得性【9】。μ 表示随机扰动项。

2.内生性。至少有一个原因不能忽略模型（1）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那就是宗教信仰与公共文化之间的联立性问题，即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村庄内宗教信仰的比重比较大，对世俗公共文化的需求下降，从而导致了公共文化供给的缺乏。Chen（2005）从公共财政支出的角度，证明了公共财政支出与宗教信仰之间具有替代关系，人们参加教会组织就会减少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需求，社会保守主义与财政保守主义总是表现出一种共生共现的关系。Gruber and Hungerman（2007）和Hungerman（2005）则证明了政府支出与教会支出之间的替代关系，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减少教会支出，而教会支出的增加同时会降低人们对政府公共支出的需求，最终促使政府公共支出的减少。这些结论提醒研究者应该注意宗教信仰与公共文化之间的联立性问题【10】。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了IV 估计法。借鉴张晓波等（2003）的做法，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村庄到县政府所在地的距离”。这一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村庄的公共实施、交通等条件，是政府在进行公共文化供给决策时经常考虑的变量，因此也是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变量。而相对于宗教信仰而言，该变量则是外生变量。

（二）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选择：农户数据

本文拟从更加微观的层面利用农户数据来检验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借鉴郑风田等（2010）的做法，本文使用如下计量模型分析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户个体宗教信仰的相关关系：

0 R = β +γ Z +β X +ξ +μ （2）

（2）式中，R 表示受访者信教与否（信教=1；不信教=0）。Z 表示公共文化供给情况，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活动的供给情况。公共文化设施的具体指标是有无图书室（有=1；无=0），公共文化活动的具体指标是有无文化下乡和演戏（有=1；无=0）。一般的，公共文化活动供给对个体而言有较强的外生性，理由有二：一是中国目前的公共文化供给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供给方式（惠卫刚，2009；疏仁华，2007）【11】，因此，供给决策过程中农户参与很少，农户因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文化喜好也就不会对公共文化供给产生很大影响。二是即使是在充分民主的情况下，个体对总体决策的影响也会因为总体规模而被弱化。当总体规模较大时，个体因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的文化需求差异对总体公共文化供给的影响就会变得很小。基于这两个理由，本文将公共文化供给视为个体宗教信仰的外生变量。

X 是一些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12】、受教育年限、家庭支出对数、是否户主、是否担任过村干部、本人健康状况、家人健康状况、家庭社会保障水平、家人信教状况等【13】。ξ 表示乡镇固定效应。μ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五、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课题组2008 年在河南省洛阳市嵩县所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有效回收的村级问卷份数和有效农户样本数分别是40 份和340户。有关该调查的详细说明参见郑风田等（2010）。

嵩县总面积3008 平方公里，辖16 个乡镇318 个行政村，总人口55 万，以丘陵和山地为主。选择嵩县作为调查区域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①嵩县的信教比重较大，位于于建嵘（2008）所指出的基督教分布密集带上，该县每个乡镇都有一个教堂；②嵩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该县大部分乡镇的地形是丘陵和山区，因此，农民所享受到的公共物品供给服务可能会较少。鉴于上述考虑，嵩县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具有典型性，能更好地反映宗教与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关系。

表1 模型（1）中各变量特征

模型（1）所涉及的变量特征见表1。由表1 可知，样本中信教比重平均为6%。该比重由于分母中包含了未成年人而显得偏小，使用村中劳动力数量作为分母所得的比重（20%）要远远高于该比重。但是，使用前者作为信教比重的指标对模型估计结果的方向以及显著性不会产生影响。另外，样本中公共文化供给较为匮乏，2008 年每个村平均拥有的公共文化设施仅1项，公共文化活动也仅有1项。

模型（2）所涉及的变量特征参见表2。样本中信教比重为18%。公共文化供给水平较为落后，样本仅有16%的受访者村中有图书室，仅有19%的受访者村中有文化下乡活动，仅有24%的受访者村中过去一年举办过演戏活动。

表2 模型（2）中各变量特征

注：家人健康状况的计算方法是将除调查对象以外每个家庭成员的健康得分（1～5）加总，然后再除以除调查对象外家庭成员数量。

六、结果【14】

（一）村级数据回归结果：模型（1）

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发现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是太大，相关性最强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3，因此，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15】。为了克服潜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计算了Robust 标准误。基于嵩县村级数据使用OLS 估计方法得到的模型（1）的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中的（1）列表示没有控制村级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使用OLS 标准误还是使用Robust 标准误，公共文化活动和公共文化设施的供给与信教比重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共文化活动每增加一项，信教比重就会下降2.1 个百分点，占平均信教比重的35.0%。由此可以看出，公共文化活动供给对村庄信教比重的影响程度较大。并且这一关系无论是使用OLS标准误，还是使用Robust 标准误，均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公共文化设施对宗教信仰的影响程度是比较大的，公共文化设施供给每增加一项，信教比重就会下降0.6个百分点，占平均信教比重的10%。这一关系在使用OLS 标准误和使用Robust 标准误所得到的统计显著性上有一些差异，但总体上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公共文化活动和公共文化设施一起可以解释村庄之间信教比重变动的27%，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

表3 公共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影响的OLS 回归结果

注：①*、**、***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②（1）列没有控制其他变量，（2）列对其他变量进行了控制；③信贷可得性的对照组为“绝大多数村民能及时贷款”。

表3的（2）列表示控制了村庄特征变量以后所得到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控制了村庄特征变量，公共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依然存在，这一关系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3中的回归结果没有考虑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因而其估计结果有可能存在偏误。为了纠正公共文化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了工具变量法。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到县政府所在地的距离”。从表4中的（1）列和（2）列中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到县政府所在地的距离”与公共文化供给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认为，“到县政府所在地的距离”是公共文化供给的一个比较好的工具变量。表4中的（1）列“第二阶段”表示将“到县政府所在地的距离”作为公共文化活动的工具变量所得到的IV 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剔除掉公共文化活动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内生关系以后，公共文化活动供给情况依然对信教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公共文化活动每增加一项，村中信教比重就会下降4.3 个百分点，占平均信教比重的71.7%。这一关系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公共文化活动对信教比重有较强的挤出效应。此外，这一列的结果还显示，公共文化设施与信教比重之间也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关系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4中的（2）列“第二阶段”表示将“到县政府所在地的距离”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的工具变量所得到的IV 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剔除掉公共文化设施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内生关系以后，公共文化设施与信教比重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依然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剔除掉内生性以后，公共文化设施对信教比重的影响程度所增加，公共文化设施每增加一项，信教比重就会减少1.4个百分点，占平均信教比重的23.3%。此外，这一列的回归结果还表明，公共文化活动对信教比重的负向影响仍然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4 公共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影响的IV 估计结果

注：①*、**、***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数值是Robust 标准误；③（1）列是将“村庄到县政府所在地的距离”作为公共文化活动的工具变量的2SLS 估计结果，（2）列是将“村庄到县政府所在地的距离”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的工具变量的2SLS 估计结果；④信贷可得性的对照组为“绝大多数村民能及时贷到款”。

（二）农户数据回归结果：模型（2）

表4和表5中的结果表明，公共文化供给在村级水平上对宗教具有挤出效应。但是，这一关系在微观层面依然成立吗？为了考察微观层面上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了农户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选择了一项公共文化设施（图书室）和两项公共文化活动（文化下乡和演戏）来分别考察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户个体信教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前面的分析，此处将图书室、文化下乡和演戏的供给情况视为农户个体宗教信仰的外生变量。

表6给出的是Probit 模型【16】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活动供给与农户的宗教信仰行为之间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村中提供了图书室、文化下乡和演戏等公共文化供给，农户信教的概率则会大大下降。并且这一负相关关系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其显著性水平均达到了5%。

为了考察图书室、文化下乡和演戏等公共文化供给对农户信教概率的影响程度，本文计算了它们对农户信教概率的边际影响。图书室、文化下乡和演戏对农户信教概率的影响程度相近，都是使信教概率下降3 个百分点左右，占样本信教概率的16.67%。

表6中的回归结果还表明，女性信教的概率要显著大于男性；健康状况也是信教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即通常所说的因病信教在这里得到了支持。文化下乡与受访者信教行为的回归结果还表明，农户家庭社会保障与他们信教也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家庭中其他人员信教与否对受访者的信教选择具有较强的影响，即信教过程中的代际锁定效应存在。家庭经济状况与受访者宗教选择呈弱相关关系。

表6 公共文化供给对农户信教行为的影响

注：①*、**、***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②本人健康状况的对照组为“很健康”；③公共文化供给在相应各列分别表示“有图书室”、“有文化下乡”、“有演戏”。

七、主要结论

本文分别在村级水平和农户水平就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进行了检验。本文研究结果与世俗化理论和宗教“精神合作社”假说的预期基本吻合，与宗教经济理论的预测相悖。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村级水平，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和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供给的增加能够显著地降低农村信教比重；在农户水平，农村公共文化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农户个体宗教选择的概率。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这些结果与国外许多关于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政府与教会关系的研究所得出的替代效应结论相一致（例如Hungerman，2005；Gruber & Hungerman，2007；Chen，2005、2008）。本文结果反映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增加对宗教信仰也具有挤出效应。

但是长久以来，中国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一直较为匮乏，且发展缓慢，农村公共文化有式微之态（吴理财等，2007），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公共文化供给的宗教信仰挤出效应表明，这些因素是目前农村“宗教热”兴起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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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年。

【2】资料来源：www.worldvaluessurvey. org。

【3】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组公布的中国信教比重达31.4%（资料来源：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2007 年4 月4 日）。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将一些民间信仰的信众也包括在了信教者当中，这样使得信教者的比重更高，1970 年，信教比重为35.8%，2000 年则上升到了49.7%（Barrett et al.，2001）。

【4】谭飞等（2007）对中国中西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中西部部分农村地区，各种地下宗教、邪教力量和民间迷信活动正在快速扩张和“复兴”，一些地方农村兴起寺庙“修建热”和农民“信教热”。针对江苏（张厚军，2005）、河北（闵淑范，2002）、河南（赵社民，2004）、辽宁（徐海燕，2007）、东南沿海农村（闭伟宁，2001）等地的调查也表明，农村宗教正在迅速发展。

【5】另外，还有一部分研究强调宗教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效率，并据此提出了“宗教俱乐部”模型。该模型认为，通过宗教牺牲和宗教禁忌等手段，教会在克服免费搭便车问题方面显得十分有效。“宗教俱乐部”模型最早由Iannoccone（1992）提出，之后得到了许多经验支持。Berman（2000）对极端正统派犹太教（Ultra-Orthodox Jews）的研究、Berman et al.（2007）对欧洲天主教教徒生育率的研究、Berman and Laitin（2008）对中东极端组织自杀式袭击的研究以及Wang（2009）对阿米什教派（Amish）的研究，均支持“宗教俱乐部”模型对宗教公共物品供给富有效率的推论。

【6】随着宗教经济学以及宗教市场理论的不断崛起，以及除西欧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宗教并没有表现出世俗化（世俗化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不同学者定义不一，本文仅取其最为原始的定义之一，即信教比重的下降）这一事实，世俗化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批评甚至责难。世俗化之争也因此越演越烈，直至现在（Mcbride，2005）。尽管很多事实与世俗化理论预期不符，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世俗化理论一无是处，它对许多现象也有很强的解释力。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坚持宗教经济理论的学者也认同世俗化理论有其合理之处。因此，目前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新的势头，试图在承认世俗化理论和宗教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基础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例如Mcbride（2005）的尝试。

【7】转引自斯达克•罗德尼、芬克•罗杰尔（2004）。

【8】即将不信教（例如唯物主义信仰）也视为人们信仰选择集合中的一个元素。在西方社会，学者们对信仰选择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转换；但是，目前中国宗教发展更多地体现在从无宗教信仰向有宗教信仰的转变，因此，将无宗教信仰视为人们信仰选择集合中的一个元素更符合中国宗教发展的实际情况。据此，在宗教资本的概念上本文提出“信仰资本”这一概念。宗教资本指的是对所信奉宗教的相关知识（例如教义、宗教仪式等）的熟悉程度，本文中信仰资本则指的是对相关信仰的熟悉程度，例如对唯物主义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熟悉程度等。

【9】以往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物品供给是宗教信仰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据此本文将村集体收入和最近公路到村中心的距离、五保户数量和村民借贷可得性分别作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物品供给的衡量指标纳入回归模型。

【10】笔者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了这种联立性存在的证据。当询问村干部宗教信仰是否会影响到其工作开展的时候，一个村干部讲道：在举办公共文化活动时，总是会遭到信徒的抵制，因为信徒对这些文化活动很不感兴趣，因此，向这部分人筹资的难度就特别大。

【11】也正是公共文化供给的自上而下，目前在农村公共文化供给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失衡（中共襄樊市委宣传部课题组，2007；财政部教科文司等，2007）、供需错位等问题（惠卫刚，2009；吴理财等，2007）。

【12】根据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年龄与宗教信仰体现为一种“U 字型”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宗教选择以及宗教性受到机会成本（例如工资率）的影响，而工资率在生命周期中表现出一种“倒U 型”的发展轨迹，因此，年龄与宗教信仰之间也是一种非线性关系。据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年龄的平方项。

【13】有关控制变量的详细说明参见郑风田等（2010）。

【14】本文还使用了另外一套农户调查数据对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的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篇幅所限，这一检验结果没有在此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15】限于篇幅，相关性检验结果没有报告。

【16】在实际分析过程中，本文也使用了Logistic 模型，但是二者结果差异不是太大，为节省篇幅，这里仅报告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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