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赴法留学。1998年是中国留法学生人数增长的转折点。在1998年之前，每年仅有数百名学生选择法国。此后，人数逐年迅速增长。法国评估及探索局指出，“在大学里，中国留学生从1998年到2005年增加了12倍。”（中国教育新闻网，2007）据光明日报报道，2008年，我国留法学生总数已超过2.5万人。（姚立，2008）从我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处了解到，留法学生至少三分之一聚居于巴黎。数量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形成了巴黎华人群体中的特殊风景。大多数当代留法学生生长于较为优越的独生子女家庭，初到法国，在与人交流、适应变化和独立生活方面遭遇种种困难。因此，他们也努力寻求各种支持和帮助。而华人教会、尤其是华人基督教教会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海外，华人教会扮演着海外游子之家的角色。通过参加教会活动、与基督徒交朋友等方式，一些中国留学生逐渐卷入基督教世界。而在来到法国之前，基督教远离他们的关注视野。如何诠释中国留学生海外信教现象将成为研究海外华人宗教信仰的重要领域。

 

 

    目前为止，针对当代中国留学生的宗教信仰研究还非常少见。已有的关于海外华人的宗教研究多是从华人作为移民群体的角度进行，留学生被作为华人移民群体的一部分加以论述，极少研究将留学生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关注。对海外华人宗教研究的专著以杨凤岗的《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最为知名。杨凤岗提出了社会——文化——制度模式以解释北美华人皈依基督教的独特性，揭示了北美华人基督徒经历的身为华人、美国人、基督徒三种身份的叠合认同。（杨凤岗，2008）他的研究为了解海外华人对基督教的接纳、认同提供了宗教社会学的考证基础。在欧洲地区，潘君亮博士对巴黎温州教会进行了人种学研究。（潘君亮，2006）目前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是巴黎华人移民群体中的特殊组成部分。与早期的华人移民相比，他们无论是在个人经历、留学目的和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大多数留学生生于1970年后。和早期经历不断战乱和变革的移民相比，他们在国内的生活优裕，人生历程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扰，可谓一帆风顺。当然，他们也经受了国内经济政治改革带来的新一轮社会文化变化的浪潮。受到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府政策的吸引，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完成学业以后都会选择回国。而早期的移民常常是背井离乡来到法国。定居异邦的他们感受到传统文化遭到阻断时产生的无根感，因此需要寻找新的精神支持来重塑“在家”感。宗教信仰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但是，由于与自身文化传统的冲突，对他们而言，接受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易事。如果没有自身的主动认同和回应，他们的宗教皈依过程是不可能实现的。当代的留学生身处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中国和西方不断加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合作和交流使他们出国之前就对西方社会和文化有所了解，从而有利于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然而，对于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中国留学生而言，基督教对他们出国以前的生活世界影响甚微。因此，他们来法以后与基督教的接触、卷入过程呈现出独特的意义。

    在已有关于海外华人宗教信仰的研究中，汪昱廷的研究是完全聚焦当代中国留学生的信教情况（Yuting Wang,2008）。她以美国爱荷华市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和西伊利诺斯州大学(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的中国留学生对新教的参与情况为比较对象，提出，华人新教教会的福音事工在吸纳留学生信教上起了重要作用。她认为和早期华人移民宗教信仰的社会——文化——制度模式有所不同的是，在当代中国留学生的宗教信仰影响因素中，居于首位的是教会的组织和制度提供。汪昱廷的研究为华人留学生宗教信仰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她的研究选取的是美国的两个中等城市，无论是大学数量还是华人教会的数量都很有限，这产生的情况是大多数华人学生既就读于同一所大学，而且也被同一家华人教会所吸纳。而巴黎的大学和华人教会数量既多而且位于不同的区域，分布甚广。与此同时，巴黎华人留学生数量惊人。按照2008年在我国驻法使馆教育处注册的人数来看，巴黎留学生人数就达到万名左右。[③]他们就读于巴黎的不同高校，聚居也很分散。某一家教会中的留学生通常来自不同的巴黎高校，基本上不存在大学和教会之间一对一的接纳关系。而正是这种数量众多的教会存在以及教会在吸纳华人留学生时的无对应性，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留学生因为群体压力和从众心理而来到教会的可能。在面对如此多的教会选择时，华人留学生是否参加教会活动、去哪家教会参加活动、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教会，更多地是自我需求和自由选择的结果。与已有对华人留学生信教研究不同的是，笔者认为，相较于制度性和文化性的因素，人际关系的因素在吸引和维持巴黎留学生参与基督教活动乃至皈依宗教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笔者于2008年9月-2009年3月参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宗教、社会和俗世性研究所课题“巴黎华人宗教”研究，负责巴黎华人留学生基督教信仰研究。本研究主要使用参与式观察、个案访谈和文献分析。

    笔者先后参加过基督教法国华人教会（Eglise Evangélique Chinoise en France）、基督教巴黎华侨教会（Eglise Evangélique des Chinois à Paris）、法国华侨基督教宣道会（Eglise Chrétienne Missionnaire Chinoise de France）、巴黎基督教（美国）生命堂（CEC à Paris）、基督教巴黎温州教会（Eglise Protestante Chinoise à Paris）的主日崇拜。参加过基督教法国华人教会挪亚团契、基督教巴黎华侨教会约瑟团契、巴黎基督教（美国）生命堂青年团契、基督教巴黎温州教会以诺团契、爱加倍团契的活动。并参加了为期3天的由巴黎教牧同工会主办的2008圣诞巴黎留学生福音营。

    个案访谈主要使用了半结构式和非结构式的访谈。访谈的对象包括：信教且已经受洗的留学生5人、信教但尚未受洗的留学生10人、参加过教会活动但尚未信教的留学生5人、与教会活动从未有过交集的留学生5人、教会牧师3人、教会的资深基督徒数名。由于此前鲜有对巴黎华人留学生信仰基督教的研究资料，所以笔者直接从进入教会着手，探究华人留学生的基督教生活。作为一名初来巴黎的研究人员，笔者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迅速进入研究现场：

    通过“战斗在法国”网站发帖寻找教会。“战斗在法国”是中国留法学生最为热衷的信息交流平台。通过网上留学生的介绍，笔者了解到一些华人教会的基本信息，同时也有一些留学生成为我进入教会的引路人。

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些去过教会的留学生。

    在获取一些教会的联系方式以后，直接向牧师或传道人发送邮件进行联系。

    由从事过华人教会研究的学者带领进入教会。

 

    应当说，通过以上途径，笔者直接进入各个华人教会的过程比较顺利。同时笔者寻找进入路径的经过也从侧面反映了巴黎华人基督教会进入渠道的开放性。

 

 

    根据基督教角声布道团（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出版发行的报纸《号角》欧陆版（Herald Europe）上每期公布的教会信息得知，大巴黎地区（Île-de-France）[④]共有华人基督教教会超过20家，分别分布在3区、10区、11区、13区、19区、20区及90、93、94省。从巴黎地图上看，基本上都位于巴黎东部，而巴黎东部正是华人较多的区域。其中巴黎三区、十三区、十九区是巴黎的三大华人区。十三区是巴黎最著名的唐人街，以广东人聚居较多。十九区则是温州人主要聚居区。

表1 巴黎华人基督教会

名称	区域
基督教巴黎福音教会	3区
基督教巴黎中华宣道会	10区
基督教巴黎温州教会	11区
基督教法国华人教会	11区
巴黎基督教华人福音教会	11区
法国华侨基督教宣道会	13区
巴黎中华基督教会	13区
以琳教会（巴黎）	13区
巴黎生命粮基督教会	13区
基督教巴黎华侨教会	19区
巴黎华人浸信会	19区
基督教巴黎华人救恩堂	20区
巴黎东区华人浸信会	20区
基督教巴西华人复兴教会	20区
基督徒巴黎聚会处	20区
巴黎满恩谷基督教华人浸信会	90省
法国巴洛雷市华人基督教会	93省
法国华侨基督教宣道会圣牧堂	94省
巴黎华人浸信会生命堂	94省
巴黎基督教（美国）生命堂	94省

  

    如果说巴黎的华人教会构筑了一张巴黎华人的网络，那么巴黎华侨教会应当是这张网上最初的结点。基督教巴黎华侨教会是巴黎历史最久的华人教会。上世纪50年代，起初由几个基督徒，自发性地在巴黎三区团契聚会。到60年代，则在拉丁区21 Rue Serpente(G.B.U)开始家庭式的崇拜聚会，约数十人聚会，后于1968年向政府立案登记成为正式教会。数年间，因人数增多，于是迁入48 Rue de Lille ，借法国浸信会的堂所使用。华侨教会2008年7月6日 迁入第19区21 Passage Wattieaux的新址，为教会筹资新建的堂所。事实上，今天巴黎不少的华人教会都是从华侨教会中分离出来的。例如巴黎规模最大的华人教会——基督教巴黎温州教会，起先是华侨教会的一个团契，现在已经发展成巴黎人数最多的教会，达到1000多人。而从温州教会中又再分出别的教会。目前巴黎有4间温州教会，分别是基督教巴黎温州教会、基督教巴黎华人救恩堂、基督教巴黎福音教会、基督教法国华人教会。

  

    因此，巴黎的华人教会数量虽多，但彼此之间由于渊源关系，平时亦有联系。又因为巴黎牧师和传道人不足，有些教会由同一牧师带领，更增加了教会之间的联系。有时为了适应不同地区基督徒需要，教会也会建立分会，例如巴黎宣道会和巴黎宣道会（圣牧堂），后者就是从前者的分会。华侨教会属于巴黎本土创立的华人教会，还有一些外来教会在巴黎建立的分会。例如巴黎生命堂则属于美国生命堂在法国的分会。巴黎华人教会每月有一次教牧同工祷告会，各个教会的牧师、同工、执事都参加，并设有教牧同工会主席一职。

    巴黎华人教会的日常宗教活动除了主日崇拜外，还针对不同教众，组织各种团契活动。例如有的针对已经成家的教友，有的针对在餐馆工作的教友，有的针对中老年教友，当然，亦少不了以青年人为主的小组，不少教会还特别设立“留学生团契”。[⑤]例如巴黎华侨教会的约瑟团契最早成立于1983年，就是由留学生成立的，团契名称“约瑟”一词取自《圣经》，寓“游子”之意。[⑥]除了约瑟团契之外，比较知名的留学生团契还有华侨教会的奥赛团契、基督教巴黎中华宣道会的恩雨团契、华人教会的挪亚团契、爱加倍团契等。一般团契成员为10－20人左右，每周一次固定聚会，时间大约为2－3小时，聚会内容包括聚餐、祷告、唱赞美诗、查经、分享见证等。虽然团契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大同小异，但留学生团契成员构成各有特色。有的团契内成员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例如其成员以台湾留学生或广东留学生为主；有的团契内成员则以专业特色著称，例如其成员多为学习声乐或艺术类的留学生；而有的团契因为地理位置上靠近某所大学，故而团契成员大多数是该所大学的留学生。总之，数量众多、各具特色的留学生团契向中国留学生敞开大门，它们的客观存在，为留学生接触基督教提供了组织前提。

 

 

    中国留学生是如何进入巴黎华人基督教会的呢？在进入教会之初的留学生从总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国内已经接触过基督教的留学生，其中包括已经信教的留学生。这类留学生因为有信仰和认识上的基础，其进入教会的过程较为主动，尤其是本身已经是信徒的留学生，来到巴黎就寻找教会，是他们信仰生活的必然部分。而另一种留学生在国内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对他们而言，巴黎众多的华人教会并不能吸引他们主动前往。相反，他们几乎都是在偶然和被动的情况下来到华人基督教会。

 

    由于巴黎华人教会比较多，留学生一般是华人教会比较关注的群体，所以不少留学生都曾在偶然情况下遇见过基督徒。例如A，来法国4年，现在巴黎高师就读研究生二年级。她大学本科毕业后来了法国，最初在大巴黎地区奥赛市学习语言。她讲述了自己参与基督教活动的经历。

 

    我之所以认识基督徒并参与活动是由奥赛市那里的环境决定。奥赛是一个很小的市镇，很安静，人口也很单纯。大街上突然多了一个中国学生，这里的人很快就能对你知根知底了。最初是有一天，我的朋友在街上碰到了W老师，因为都是中国人，于是聊上了。W老师是基督徒，他退休以前是奥赛一所大学的老师。W老师认识了我的朋友之后，还来我们宿舍拜访了好几次。中国留学生都住在一起。他于是挨家挨户地拜访了一些人。然后就吸引大家去他家玩。作为知识分子，他不会强迫你信，但会介绍基督教。他在家里讲过一次道，只是普及性的介绍关于基督教的很粗浅的东西。那时候大家对基督教是什么都不知道，有的同学一开始听说基督教还有抵触心理，觉得挺烦的，教会的人干嘛过来拉我，浪费我时间。所以一开始W老师也是打着请大家吃饭、联谊的名义。他们夫妇做蛋糕给我们吃，聊天拉家常。完了之后就说我给大家讲讲基督教的东西，就是很友善的方式。后来就希望大家礼拜天去参加教会活动。

 

    A接触基督教的经历看似偶然，却颇有代表性。对于从大陆来法国的留学生，一方面由于在国内所接受的都是无神论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接触基督教之初都或多或少抱有一些抵触和排斥的情绪，甚至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抗拒。其了解基督教的过程都是渐进的。另一方面，初到法国的留学生往往特别渴望在异国他乡得到中国人的亲近和关怀，对华人血缘的亲近感容易拉近他们和华人基督徒之间的心理距离，为进一步接触教会提供了可能。而巴黎华人基督徒众多，也大大提高了留学生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几率。例如留学生B，到法国3年，学化妆专业，她初到法国的时候参加教会活动的经历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刚来法国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几个中国同学在超市遇到一个中国妇女，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华人聚会，她可以带我们去。听了她的话，周末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就去了，去了才发现，原来是华人教会的礼拜聚会。

 

    这种情况在留学生中比较普遍。不难发现，每次团契活动介绍新朋友的时候，新加入的人多半是团契成员的朋友、同学、室友、邻居等。

    尽管巴黎华人教会极具开放性，留学生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接触教会。但实际上，留学生主要依赖的仍旧是人际渠道，很少有人像笔者这样通过自己主动联系教会的。

    就大多数在国内接受无神论教育的留学生而言，如果缺乏自我内在的需要，即使在基督徒朋友的带领下和基督教发生了接触，也很难真正卷入基督教世界，持续参与宗教活动。例如前面提到的A和B两位留学生。A后来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团契活动后离开了教会，而B在第一次偶然闯进基督教世界之后，几乎再没有接触过基督教。B回忆当时的情景：“那天我们几个一起去的同学在教会看见其他人做祷告，觉得很奇怪、很好笑，祷告结束互相交流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也只和一起去的几个人说话，后来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去教会的”。

 

    所以，即使在巴黎有多种开放的接触渠道，没有内在的需求，不可能构成接触和了解基督教的动力。从参与观察和访谈中发现，留学生之所以来到教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有的留学生为着某种功利的目的前来教会，这一现象为华人教会所承认。例如一位团契带领人Y老师所言：我们教会的大门敞开，有功利目的的人我们也欢迎。他举了一个例子：每年一到开学的时候不少中国学生需要住房担保人（在法国申请学生宿舍需要担保人），于是有一些学生就向教会寻求帮助，教会总是有求必应，帮他们找到了担保人。有的人就是因为接受了帮助觉得不好意思，才来参加教会活动。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例如笔者在某家教会中碰到的一群中国某大学来法的交换生，他们初来乍到，在寻找住房、学校注册等事情上遭遇了不少麻烦。在一位基督徒学长的带领下，他们一行十七人中有十四人来到了教会，尽管当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信基督教。笔者曾经问过其中一位留学生为何不信教还来教会，她回答说，因为这里大家都是中国人，遇到事情有个照应。

    有些教会开设有法语学习班或者采用法语讲道，甚至举办一对一的《圣经》法语辅导，这对于初到法国尚且存在语言障碍的留学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即使对一些早已在国内信主的留学生而言，在寻找和选择教会时也倾向于可以提供法语学习机会的教会。

    抱着这种心态前去教会的留学生多半是人文历史等社会科学研究专业的留学生。他们希望通过参加教会举办的各种活动，增强对以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了解。

    因为在国内对基督教了解甚少，加上一直受无神论教育，一些留学生最初在听到有关基督教的相关信息时，往往会产生反感、抵触的情绪，甚至和基督徒朋友发生争执。但另一方面也同样会激发他们对基督教的好奇心。由于华人基督教会每逢节假日举办各种带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活动，一些留学生也在此吸引下来到教会一探究竟。

    当然，上述因素常常同时作用。

 

 

    留学生来到华人教会后，首先体验到的是欢迎新朋友的仪式。每周日的教堂礼拜上，主席会请第一次来到本教会的人起立，口中宣称：不管你们是信还是不信，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到来，我们都是一家人。如果该教会场地不大，主席会要求新加入者做自我介绍。如果会场太大，会有教会的同工或者牧师在礼拜结束后再与其交流，并赠送有关教会和基督教的相关资料。新到来者起立后，主席会带领教众一起欢迎新朋友，有的人甚至站起来同新加入者热情握手致意。

    随之带来的另一新体验是称谓上的改变。“某某弟兄”或“某某姊妹”成为彼此之间的称呼。尽管留学生彼此之间习惯直呼姓名，但在正式的祷告等仪式中，也会冠以弟兄或姊妹的称呼。

    基督教会以大家庭的形式为前来教会的人们重新确定了身份和角色。对于身在异乡的留学生而言，即使他们并非因宗教信仰吸引前来，身处如此众多的华人中，很容易产生这种“家”的强烈感觉。而在同质性更高的留学生团契中，留学生更容易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

    留学生团契的活动地点一般都设于教会内。以华侨教会为例，在一楼设有若干间厅堂（salle），分别供不同的团契使用。每间厅堂大约十平方米左右，有桌椅、书架、橱柜等物。聚会时，将几张桌子拼起来，留学生围坐在桌子四周。因为华侨教会的厨房设施尚不能投入使用，事先由留学生做好饭菜带过来以备活动结束后聚餐。而在具备做饭条件的教会，留学生团契会自己动手做饭。为了节约时间，有时也叫外卖。

    团契活动一般以查经、听道和分享为主要内容。在人数比较多的团契，有时会分为几个查经小组。查经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按照圣经逐字逐句讨论、也可拣选圣经中的某个章节来讨论、亦有根据事先准备的主题来查找圣经中的阐释。一般查经时由一位较为资深的基督徒带领，如有疑问可以随时提出，大家讨论，带领人给予一定程度的解释和引导。除了查经之外，有时团契会放映各种讲道的视频或者聆听基督徒的见证。在查经和讲道结束之后，一般有分享环节。在分享过程中，参与者可以分享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信仰历程中的困惑，乃至生活、学习中的大小事务。这一环节留学生参与积极性较高，气氛最为活跃。这种交流分享不但为成为留学生基督徒提供了信仰成长的空间，同时也为尚未信教的留学生认识和了解基督教提供了机会。通过不断的交谈和共享经验，有过深入信教经历的个体可以在对话中寻求群体对他们的经历表示支持，没有过深入经历的个体可以从他人的讲述中扩展经验。通过共同的情感反应，他们建立并维持相互之间的团结。另一方面，这样的交流和沟通，更成为留学生倾诉学习生活感情中各种困惑、寻求帮助的渠道。留学异乡，在生活和学习中难免遇到各种困难，而在教会团契活动中，大多数成员都是有着相似求学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大学生，实际上等同于同辈群体的聚会。有共同的信仰基础，又有共同的人生经历，无论是探讨学习研究还是生活、感情，都能够引发很好的共鸣。

    韦伯指出，教团性宗教给其同信仰的教内兄弟，加上了类似存在于血族、盟友与氏族间的、基于宗教性基础的互相救助的义务。说得更精确些，教团性宗教在同宗教的弟兄间，建立起类似血族成员的关系。由此产生“同胞爱”的诫命 (马克斯·韦伯,2005:256) 。对于教徒而言，基督徒群体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小群体。无论你来自哪里、从事什么职业、遭遇怎样的挫折，来到这里，就有如回归家庭，在家人面前敞开心扉、收获力量。这种同胞爱对于身处异乡的留学生是尤为需要的。这一点团契活动时的祷告内容中有很好体现。在团契活动开始或结束的时候，带领团契聚会的基督徒往往会借着祷告求神保守[q1] 前来参加聚会的留学生，并为留学生们所遭遇的困难向上帝祷告。例如，当团契中有刚到法国的留学生参加时，传道人这样带领大家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看到一批新的同学又来到法国，将有一年的学习时间。我们旧生老生都聚在这里一起唱诗歌赞美你，让我们为这样一个相聚献上感谢。神你是祝福我们的，虽然我们当中好些人还不知道你是谁，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曾有人向我们提起过有神，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冥冥之中有神在，我们中国人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可能我们不认识你，但是你创造了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继续仰望你，特别为某某和某某同学找到那么好的房子感谢你，我们也为着某某和某某同学继续在找房子向你祷告。求主预备合适的房子，好让交通又方便，房子又合他们的心意，你是神，你可以做到的。求你亲自带领，让他们开口向你求的时候，求你亲自应允他们的祷告。为某某外出郊游，求你保守[q2] 他平安去，平安回来，今天某某不能来，但今天是她的生日，我们为她过去的年岁献上感谢，愿主耶稣，上帝继续赐福于她，帮助她，也让她常常将你的恩典带到生命当中，奉耶稣基督圣名求，[q3] 阿门！”

    在这样的祷告中，所有参加聚会的留学生的境遇都被囊括其中，受到祝福。对那些还未相信基督教的参与者，更感受到特别的关注。

 

    从知道基督教信息到进入教会，留学生和基督教发生了切切实实的接触和联系，但这种联系的建立并不十分稳固。即便是有“家”的氛围吸引，也很难使那些从未有过基督教信仰背景的留学生长久卷入宗教生活，更不用说受洗了。在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的留学生团契中保持较高的参与率，有的留学生团契中则缺席率较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留学生参与宗教活动的差异呢？笔者认为，当代留法中国学生在教会活动中的参与和维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教会和团契内部的人际关系稳定性。

    下面以X和Y团契的情况为例加以分析。

    X团契：所属的教会历史悠久、颇具规模，X团契在巴黎华人教会中颇有名气。该团契由教会一位资深的基督徒张大哥带领，张大哥是60年代从台湾来法国的留法博士，也是为数不多的早期巴黎华人教会成员之一。数年前从法国某研究机构退休，神学知识丰富，团契中的留学生称其为图书馆式的人物。较常参加团契活动的留学生分别是该团契现任团长C，女，教育学硕士在读，来法6年；上任团长D，男，心理学的博士在读，来法6年；E，女，电子商务硕士在读，来法3年；F，女，语言学博士在读，来法近10年。还有一名餐馆工人，主要负责聚餐伙食。其他一些留学生人则来无定时，其中包括社会学博士在读的G、博士在读的一对夫妇以及硕士在读的H等等。在笔者参与团契活动期间，认识该团契中的留学生有10人，均已做过决志祷告，[⑦]除了其中1人之外，其余9位留学生均已受洗。

    Y团契：所属教会规模不大，仅此一个留学生团契。由传道人肖女士带领。肖女士本是温州商人之妻，后在神学院进修之后成为传道人。该团契成立时间不长，至今约2年左右。参加的留学生从最初的4、5个人发展至今20人左右。其中多为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只有2位学生受洗。[⑧]

    从活动内容看，两个团契都以查经和讨论为主，X团契有时观看影片或听见证。每次查经，X团契的张大哥会提前备课，确定主题并复印资料。而Y团契则会花比较多时间在唱赞美诗上，查经准备并不充分，通常采取大家轮流读经，然后提问的方式进行。有时带领人肖女士也对留学生所提问题难以解答，需要现查解经书，于是常常出现众说纷纭的查经情景。两个团契都提供饭菜和茶水零食。都会为过生日的团契成员庆祝生日。

    如果从宗教资本的角度来衡量， X团契显然更胜一筹。这个团契历史悠久、声名卓著，有最资深的带领人，相当高比例的受洗人数，团契成员学历层次较高。这样的团契应当说对于追求基督教信仰的留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Y团契成立时间短，带领的肖女士讲道水平一般，团契中半数以上成员尚未做过决志祷告，都还不是基督徒身份。但事实上，从每次团契活动情况看，X团契成员参加团契聚会的积极性并不高。表现在，每次聚会总是从四点钟推迟到四点半甚至更晚，因为一大半的留学生都不能准时出现。不仅如此，该团契中的留学生流失非常快。现有成员中参加该团契时间最长的也仅1年左右，而以往参加过团契且尚在巴黎的留学生大部分流失或者投入其他团契。同时，X团契对外的吸纳也很少，有时也有新朋友加入，但基本上都是惊鸿一现。每次聚会人数大约在15人左右，其中每周都固定参加的留学生不足6、7。相比之下，Y团契却人丁兴旺，每次聚会固定参加的有十几人，成员相对稳定，常常有团契成员带新朋友前来。甚至因为人数增长太快而不得不更换更大空间的聚会地点。

    不参加团契聚会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笔者在排除了种种个人因素外，从群体共性角度比较发现，团契成员关系的稳定性应当是影响教会活动参与率的重要原因之一。Y团契当初成立之时的主要参与者是中国某大学和巴黎N大的交换生。一年过去，有的留学生交换期满回国了，有的则留下来继续读博士。这些继续留在巴黎的学生很自然地带领新一批交换生来到教会。所以成员内部的同质性比较高。除了一起参加团契之外，他们之间的日常联系比较稳固，常常聚餐、出游或是开PARTY。X团契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大学，除了每周的团契聚会之外，团契成员的专业、居住地、日常爱好兴趣交集甚少，平时各自忙各自，日常联系较少。

    这一原因分析并不仅仅基于X和Y两个团契活动的观察得出，在巴黎其他留学生团契中也得到较好的印证。一般而言，当团契中有同学、朋友、邻居并且当这种关系一直维持稳定的时候，他们保持较高的活动参与率。当这种关系一旦有所转变，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例如，搬家解除了原先的邻居关系，毕业解除了原先的同学关系，工作之后在别处建立了新的人际关系。那么，这时本来团契中留学生就会出现大洗牌。例如前面提到的留学生A，她之所以后来没再参加教会活动，正是因为她搬家离开奥赛市，和以前的同学也基本不再保持联系。一位传道人告诉我，在欧洲的华人教会中，突然一个时期留学生几乎走光了，这样的情形多半发生于学年结束时。相反，教会中总有一些老成员，一些早期的留学生现在成了教会的核心力量，这些留学生留在法国工作成家，生养小孩。有的夫妻本就同在一家教会，更是从此将生活和教会稳固地联系在一起了。

    此外，维持留学生教会参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团契内人际关系的平等性。在Y团契中，肖女士为人亲和，常常邀请留学生去家里做客，和留学生共同分享生活经历，彼此维持着亲友似的平等关系。而X团契张大哥在团契中主要占据权威地位，团契的活动和发展以他马首是瞻。这种近乎专断的团契领导方式引起留学生们的不满。而这种不满直接引发了当时的团长D要求提前改选团长，虽然张大哥尽力劝说，但以无效告终，D终于得以提前卸下团长一职，由C接任。D就此在团契中消失了一段时间。据说，在D之前的一任团长也是因为和张大哥的矛盾而以不辞而别的方式离开团契的。

   《圣经》上说，“应当仰望神”。（圣经诗篇四十三篇5节）基督徒声称，仰望神而不是仰望人，因为仰望人會跌倒，仰望神却不会。基督徒建立的是和神的关系，而非和人的关系。而在现实的华人教会中，教会内部的人际关系却实实在在地影响到留学生对宗教活动的参与。这种人际关系建立起留学生和教会的联系，同时也会因着人际关系的不和谐成为留学生避开教会的原因。X团契已经受洗的留学生E告诉我：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教会也一样充满纷争和是非。虽然她早已受洗，但她并不想成为这家教会的会员，她只想参加聚会，为的就是避开教会内部的各种纷争。

    对于在国外接触基督教的华人青年而言，可能他们最初未曾料到当他们进入教会时，不但被卷入基督教世界，而且也卷入了华人教会内部的是非烦恼。这些是非削弱了宗教团体的凝聚力，阻碍了他们对宗教活动的进一步参与。

 

 

    前面着重分析了影响华人留学生卷入基督教教会的人际因素。对人际因素重要性的确证为巴黎华人留学生信仰宗教的功利性做了更好的补充说明。的确有部分留学生参加宗教活动是为着某种现实的需求。而且这种功利需求往往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教会不介意此，留学生也无需不好意思。事实上，对于在国内与基督教接触极少的留学生们，要在国外与基督教发生联系总是需要某种“契机”的。然而，仅有功利的需求，是很难维持留学生对宗教活动的参与和对宗教信仰的皈依。因为，一旦外在的现实危机解除后，功利需求作为维系个体与宗教纽带的功能就会弱化，留学生很容易从宗教团体中脱离出去。当然，有部分怀着功利目的前来的留学生在接触基督教的过程中，不断认识宗教信仰，最终产生了内在认同，皈依了基督教。但仅从客观的活动参与而言，无论留学生皈依与否，人际关系都是维持他们宗教参与的重要动力。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观点，笔者特意访谈了一些从未去到过教会的留学生。通过教会的观察发现，去教会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自费留学生，公费生极其少见。为此，笔者随机调查了几位居住在大学城中的公费留学生。大学城地处巴黎14区，毗邻13区中国城，附近有不少华人教会。但几位公费生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巴黎的华人教会。据他们讲，因为课业非常繁忙，一心只在学习上，没有精力顾及其他。学习压力固然是原因之一，没有生活压力则是原因之二。公费留学生有奖学金支持，生活无虞。他们赴法之前已经安排好了明确的学习方向和规划，并需要定期向大使馆教育处汇报。因此，即使初到巴黎的公费留学生，其学习和生活也能很快步入正轨。也正因为学习压力，他们无法抽出太多时间结交非学业领域内的其他留学生，因此他们往往在良性学习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建立其同质性较高的人际交往渠道。华人教会既非他们生活所需，亦被排除在他们的人际生活圈子之外，故而有闻所未闻的说法。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功利需求和人际因素对于卷入基督教世界的影响。

    关于人际因素对于宗教信仰的影响，伦斯基（Gerhard Lenski）在上世纪50年代进行的宗教实证调查中有过经典的论断。作为宗教实证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于1957年在美国底特律城区进行了一年的田野调查研究。他以白人新教群体、白人天主教群体、黑人新教群体和犹太教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宗教团体与种族团体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发现，底特律的宗教团体的特点是“基于种族”，并且每种宗教团体内信徒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伦斯基认为，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共同体纽带”（communal bond）和“协作体约束”(associational bond)。（高师宁，2005：36）前者指将个体团结在宗教组织之内，后者指通过协作的方式来约束个体。伦斯基认为，宗教团体既是共同体又是协作体。由此引出宗教信徒对于宗教活动也有“协作参与”和“共同参与”之分。协作参与指信徒参加教会互动的频率和参与该教会其他工作的频率。共同参与指信徒的亲朋好友中有多少人也与之参加同一教会。然而，各种宗教信徒在这两方面的表现并不相同。研究结果显示，白人天主教徒的协作参与较强，共同参与中等。白人新教徒在两方面都表现中等。犹太教徒在协作参与上表现较弱，而共同参与则较强。黑人新教徒协作参与中等，而共同参与较强。（Gerhard Lenski，1963：41）伦斯基实证研究的用意在于证明宗教组织和种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他的研究虽然与笔者的研究不同，但他对宗教团体结构的分析，尤其是协作参与和共同参与的提出，给笔者探究人际因素对巴黎华人留学生参与基督教活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如果借用伦斯基提出的概念，笔者认为，巴黎华人留学生对基督教教会的共同参与程度和协作参与程度之间有高度的正相关性，且共同参与程度对协作参与程度有重要影响。这一现象引发了笔者对巴黎华人留学生信教过程特征的进一步思考。

 

    从基督教的教义而言，参加教会活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基督徒既然委身于基督，就必然委身于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篇3-5节）而对教会委身的实践一定会落实于对某一个地方教会的委身，在这个地方教会中得到牧养，与弟兄姐妹一起聚会，彼此分享，彼此配搭，一同服事神，如此，就能经历基督丰盛的生命。无论对没有信主还是已经信主的人而言，参加教会活动都是为了增进对信仰的认识。而对于已经信主的人，参加教会活动更是信仰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巴黎留学生在信主和对教会活动的参与上却呈现出特别的状态。因为人际因素对参与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督徒身份对宗教委身的决定意义。

    宗教委身在西方社会非常重要。在客观层面，委身指的是宗教参与程度，比如参与仪式、捐献财物和遵循圣规等；在主观层面，委身“涉及对一个宗教组织所支持的解释的相信和了解,并且有适当的情感”。（斯达克等，2004：127）在宗教参与上，当人际因素的影响削弱时，部分留学生对宗教生活的优先性也随之减弱。旅游、约会、找工作、准备考试，种种事件都可以成为不来参加团契生活的理由。D在辞去X团契团长前就曾经抱怨：“基督徒要守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每次聚会总没人守时。还有些人，突然临时告诉你不来聚会了，因为临时有约会。这是明显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若是周日你要上班，你敢跟老板说今天和朋友有约会不上班吗？周日要敬拜神，这个时间应当是一早就预留，不会安排别的事情的。所以，看信不信，不只是看他嘴里说的，而要看他如何行的。其实很多人都是靠嘴皮子信主。来参加聚会的留学生到底信或不信，很难说。”

    当然，宗教委身意识的缺乏也与留学生的主观意愿有关。在访谈中发现，即使经常坚持参加教会团契活动的基督徒，也不太强调自己的这种行为是对基督教的委身。他们更加强调的是内心到底信不信主。在他们对新教的认识中，强调新教对个人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的人居多。D也曾表示，其实来不来团契聚会听传道，根本不是支持他信仰的原因，他的信仰得以成长完全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信仰得以贯穿和实践。X团契的现任团长C则对不少留学生离开X团契的现象表示理解，在她看来，“不来团契并不代表他们就不信主了”。而在对那些曾经接触过基督教但最终并未加入教会信主的留学生的访谈中发现，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在于，不少人是相信有上帝存在，然而一旦牧师跟他们讲到要归属于某个教会时，他们就会萌生反感，因为不喜欢这种外在的强迫感，而不再接触基督教。

 

    在国内，大学生和基督徒往往是相去甚远的两个身份，在大学生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存在着某种区分。大学生基督徒往往更多地卷入基督教世界，而与非基督徒同学、朋友的交往较少。这种身份的边际维持带来的结果是大学生基督徒人际关系的狭窄化，而相应的是基督徒内部的凝聚力加强，对于其基督徒身份的认同感加强。因为认同犹如一道边界，区分了“团体内”和“团体外”的事物特征，形成了“身份”的保护屏。与国内的大学生基督徒相比，巴黎华人教会中的部分留学生宗教认同较弱。当留学生共同参与较弱时，其协作参与也随之较弱。对教会的委身不强又反过来影响基督徒内部联系的紧密性，从而导致基督徒群体的边界维持十分脆弱。同时，由于巴黎华人留学生信基督教没有任何外在压力，不存在因为基督徒身份可能带来的圣俗之间的艰难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留学生对教会成员这一身份的认同。

 

    上述研究是笔者对巴黎华人教会为期半年研究之后得出的一些观点。因为缺乏已有相关研究和资料的佐证，加上笔者接触华人基督教会的时间尚短，而且接触面也非常有限，因此上述观点只是笔者对已经观察到的现象的分析和提炼，不能对巴黎华人留学生信教现象一以概之。事实上，笔者在参加宗教、社会和俗世性研究所举办的“大巴黎地区华人宗教研讨会”时，已有法国学者对笔者研究结论的代表性提出了建议。笔者希望通过本文能为研究日益壮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和日益引人注目的留学生信教现象做一些尝试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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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高师宁，2005，《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道风书社。

潘君亮，2006，《巴黎温州新教徒》（Les Protestants Wenzhounais à Paris），凡尔赛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未出版。

［德］马克斯·韦伯著，2005，《宗教社会学》，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杨凤岗著，2008，《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默言译，民族出版社。

姚立，《硕果累累的中法教育合作》，参见光明网http://www.gmw.cn/01gmrb/2008-12/11/content_867956.htm

《约两万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学习　五年猛增九成》，参见中国教育新闻网，http://edu.jyb.cn/lx/lxsx/t20070228_66953.htm

《圣经》，2005，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

［美］斯达克等著，2004，《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杨凤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Gerhard Lenski 1963, The Religious Factor: A Sociologist’s inquiry, NY: Doubleday＆Company,.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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