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良

  　天主教关于“本地化”的讨论，今天已经不再是新鲜事物了。然而，对于中国天主教会来说，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偶见有人讨论这一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相对滞后，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教会迫切需要有跟上时代的神学家。因为只有本地化才是教会的生命力所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天主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反帝爱国运动，教会中的有识之士倡导“自立革新”，使教会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教会的本地化进程有了长足发展。当前中国教会的本地化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即神职本地化、制度本地化、礼仪本地化、圣艺本地化、神学本地化。　　

　　神职本地化  梵二会议文献指出，教会融入当地文化，建立本地教会，其目标“就是要拥有一批本籍司铎、会士和教友，虽其数量可能仍不敷用；并享有必需的职务与机构，使在自己的主教领导下，足以维持并发展天主子民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教会倡导“自治、自养、自传”，建立新型的教会。那时候，许多外国传教士因违法或政治原因离开中国，管理教会的权力才真正交到中国神长教友手里。自1958年起，由于梵蒂冈拒不承认湖北武汉和汉口两教区选出的主教，迫使中国天主教开始自选自圣。如今，中国天主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完全实现了神职的本地化，使中国教会不再是“洋教”。中国教会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兄弟教会友好往来，在信仰上共融共生。　　

　　制度本地化  天主教是一个实行圣统制的宗教，但是由于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政教关系不同，教会管理方式也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会根据国情和教情，在牧灵福传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规章制度，如代表大会制度、教区管理制度和民主办教制度。代表大会制度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其代表由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组成。其中神父、修女、教友代表由各地教会选举产生，具有代表性和民主性。主教团的所有主教为代表会议的当然代表，这又体现了教会圣统制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天主教还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开展牧灵福传的规章制度，如《教区管理制度》、《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主教团联席会议制度》、《爱国会工作条例》等。这些制度是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其总的精神是教会实现“集体领导、民主管理、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办教机制。这些规章制度是其他国家教会所没有的，是中国教会牧灵福传的特点，也是教会制度本地化的主要表现，其目的是更好地推动中国教会的本地化进程，并与社会和谐共处。　　

　　礼仪本地化  天主教传入中国，至上世纪80年代几百年中，在礼仪方面一直延用的是脱利腾公会议所制订的拉丁礼仪。梵二会议以后，各国教会不再被强制使用拉丁文举行弥撒，而是用本国语言。中国教会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开始酝酿礼仪改革。在1986年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及中国天主教第二届代表会议上，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在工作报告中提议对礼仪改革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主教团决定上海教区作为推行礼仪改革的试点，从1989年开始举行中文弥撒礼仪。1992年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上，在宗怀德主教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礼仪改革的问题，他说：“为了使福音精神更好地接近人民，我们必须加快使用以本国语言为主体的礼仪改革的进程，制定出一套符合教会传统和国情民俗的礼仪，以便使全国各教区有所遵循。”会议决定在中国教会内有序地开展礼仪更新工作，为此，主教团成立了礼仪委员会。1993年4月27日，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北京联合举行了中国天主教第五届代表会议礼仪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会一团”主席宗怀德主教对礼仪更新工作作了以下几项指示：1、统筹推动全国各教区的礼仪更新工作；2、编订全国统一的弥撒经书和七件圣事礼节本、圣歌本及教友用的祈祷手册等书籍；3、协同教务委员会制定出礼仪改革的准则，使礼仪更新工作做到规范化、标准化；4、探讨适合中国国情民俗的本地礼仪；5、指导和督察各教区礼仪改革的工作，加强同各教区的联系。会议还传达了主教团关于积极稳妥地推行中文弥撒的计划。在礼仪委员会会议之后，紧接着，5月9日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举行了首期礼仪更新培训班，来自全国除西藏、新疆、青海、海南以外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两位主教和36位神父参加了学习。主教团还邀请了香港教区负责礼仪更新工作的两位神父进行指导。随后，各省、市两会也相继举办了培训班。“一会一团”印制了《中文弥撒经书》、瞻礼单、《教会圣事简编》、《弥撒经书总论》、《礼仪导论》、《礼仪宪章》、《感恩礼沿革》、《讲道要则》等有关礼仪更新的宣传出版物。目前，全国各地教会都用中文举行弥撒礼仪，为了满足部分老教友的习惯和要求，只有个别教区还举行拉丁语弥撒。　　

　　圣艺本地化  圣艺本地化是礼仪本地化的另一方面，因为礼仪本地化不仅是用中文举行弥撒，圣乐、教堂建筑、圣像绘制等方面也需要本地化，融入中国文化元素。随着礼仪更新的推进，中国教会涌现出了不少由神长教友创作的中文圣歌，有些教区在重要教会节日或特别庆典中使用中国传统表演中的威风锣鼓、唢呐、二胡、马头琴等乐器，较好地体现了礼仪的中国特色。

　　传统天主教教堂，通常是哥特式或罗马式。以前传教士们在中国所建的教堂，大都属于这两种类型。但也有一些教堂建筑，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例如，始建于1887年的北京北堂，其主体建筑为哥特式，教堂正门左右两侧的碑亭却是中式建筑。始建于1876年的贵州教区主教府的钟楼，完全是中式塔楼建筑。山西洞尔沟等地新建的教堂，完全采用我国宫廷式建筑。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的小圣堂，外部结构为北京天坛式建筑，窗户彩色玻璃是由剪纸剪出的人物圣像，较好地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

　　天主教有崇敬圣像的特点，耶稣像、圣母像尤为教友们所钦崇。但传统的圣像都是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教会艺术家所绘制的圣像为标准。例如，圣母的形象被定格为拉斐尔所作的《西斯廷圣母》的形象。上世纪初期，随着本地化高涨，拉美等不少国家在圣像绘制上都加入了本国文化元素，中国也有神长教友做出了新的尝试。例如，上世纪30年代朱家驹所绘制的中式圣母像，同一时期还有佘山圣母像等，都融入了中国女性的元素，表达了国人对圣母的钦崇。当今更有不少神长、教友、修女在进行中式圣像创作。　　

　　神学思想本地化 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的上述特征，都是一些有形可见的形式。而无形的本地化，应为神学思想的本地化。只有神学本地化，才可能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更好地建立社会和谐的关系、政教和谐的关系。但毋庸讳言，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建设还是十分滞后的。所以，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建设，在注重外在形式本地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神学思想上要本地化。唯有这样，基督的福音才有可能更好地融入我国的文化中，更容易为国人所接纳。中国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可谓任重而道远，需要集众信友智慧，共同努力。

　　探讨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建设，必须回答两个问题：1、当前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的阻力是什么？2、本地化建设的目标是什么？19世纪之前，中国神职无权管理教会，尤其是“保教权”严重阻碍了中国教会发展，这时期的教会自然打上了“洋教”烙印。今天，中国教会虽然在某些方面实现了本地化，但教会本地化建设仍然存在着阻力。一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例如，天主教倡导的独身奉献精神和中国人的多子多福观和孝道文化等的对立。二是大部分教友在农村，文化层次较低。三是天主教的“洋教”模式在一些教友中根深蒂固，对本地化心存反感。例如，有的教友难以接受耶稣、圣母的中国式形象，他们只愿意以欧洲教会为定式。

　　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目标是什么？神学思想为本，就当前来说，中国教会的本地化目标，就是要教会更好地吸收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在神学思想上本地化，否则教会礼仪、艺术等方面的本地化建设就很难再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