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深对“梵二”精神的认识，推进天主教本土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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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3/4/12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佚名

关键词：天主教

王怀茂

为纪念和重温“梵二会议”精神，去年10月11日教宗本笃十六发布了《信德之门》的宗座文告。确定在今年10月11日隆重纪念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之际，召开全球第十三次世界主教常规会议，并宣布信德年的开幕。信德年自宣布之日起直到2013年11月24日耶稣君王节结束。为了更加深入理解“梵二会议”的主要文献。坚持教会“跟上时代”的发展方向，纪念并深入学习《天主教教理》颁布二十周年（1992年10月11日）。在信仰、礼仪和祈祷中坚固基督徒信仰，推动以圣事为主的神圣礼仪，以诫命为起点的基督徒操守，以常新的方式创新祈祷，在信仰实践中推进福传。在“跟上时代”，建设教会本土化中，巩固教会的传承与发展。下面就“梵二会议”的相关精神同大家共同分享。

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脚注，见文末），人们经历了生命中的悲惨与痛苦，人类对生存问题有了觉醒。在工业化、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的推动下产生了生命哲学、现象哲学、动态哲学等。由此教会也受到哲学、神学、伦理等诸多世俗的挑战。在天主圣神的启示下，神学家们在反思教会中，回顾了初期教会因耶路撒冷会议，改革梅瑟给犹太人的法律，把教会的门向“外邦人”打开，大胆地和犹太教分离，把基督福音传到了西欧。而特利腾公会议 [1]，教会果断同西方帝国君主疏离，全力从事超性的人灵拯救，开创了神学极盛、圣人辈出的时代。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会议”）同样在教会处于现代社会诸多挑战的时期召开。正如耶稣基督对教会许诺所说：“地狱之门必不能战胜它”。“梵二会议”面对新的时代和挑战，在神学思考上果断脱离亚里斯多德的思想结构，从人类全方位去思考和阐述天主的启示，从而显示出启示更加丰富的内涵。自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革新教会因循守旧的神学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梵二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了时代的思想基础。

一、“梵二会议”的历史文献

在教宗约翰二十三世的极力推动下，1962年10月11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伯多禄大堂正式隆重开幕。直到1965年12月8日教宗保禄六世在圣彼得广场宣布会议结束。历时三年另四个月。“梵二会议”颁布了“四个宪章”即：《礼仪宪章》、《教会宪章》、《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九个法令”即：《大众传播工具法令》、《大公主义法令》、《东方公教会法令》、《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司铎之培养法令》、《修生生活革新法令》、《教友传教法令》、《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三个宣言”即：《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天主教教育宣言》、《信仰自由宣言》。十六部文献围绕教会教义，法则与牧灵如何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变化问题，对普世教会提出了具体的牧灵指导。

“梵二会议”以教宗约翰二十三世提出的“跟上时代”的精神，主张教会与世界相呼应、与社会相接触，以保持传播和深化教会信仰；改革礼仪和教会结构；改善教会和其他教派的宗教关系；推进基督徒的合一；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发扬教会活力以及教会对当今世界的贡献，提出了重大改革和神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从此开创了当代天主教的全面革新和巨大变化。同前几次重要大公会议一样“毅然放弃那失效无用的一切，而采取那些值得保存的具有振兴教会的启示”[2],把天主教会推向一个新的天地。

二、“梵二会议”的神学革新

在“梵二会议”开幕式上，教宗约翰二十三世指出：“应以适合现代需要的方式来忠实的描述信仰遗产与其传统本真之相符合，以仁慈代替处罚，而获得与时代相吻合的新权威形势”。“梵二”的神学革新首先在其神学从“神本论”到“人本论”的人类学转变。即以人为基点，探究神与世界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对人的看法和评价。《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指出：“人是整个社经生活的创造者、中心和宗旨，故人格的尊严、人的天职及整个社会福利、在社经生活上亦应予以尊重并推崇。”

“梵二会议”提出了普世救恩的思想，改革了教会自1442年佛罗伦萨会议“教会之外无救赎”的信条，会议认为这一信条的自我封闭和排它性必将造成自我孤立和与世隔绝。由此“梵二”文献244页指出：“救世者愿人人都得救”，基督降临乃为拯救整个人类，“这不独为基督信徒有效，凡圣宠以无形方式工作于其心内的所有善意人士，为他们亦有效，基督为所有的人受死，圣神替所有人提供参加逾越节奥迹的可能性”。

“梵二会议”确定了基督中心论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基督被尊为人类的中心、历史发展和存在世界的中心、启示和救赎的中心、以及教会信仰和崇拜的中心，由此突破了传统神学关于救赎乃对信者所言之界限，展示了对全人类每个人开放和结合之态”[3]。“教会为执行自己的使命，固然也需要人为的工具，但他不是为寻求世间的光荣而设立，而是为了以身作则，宣扬谦虚与刻苦，在贫穷苦难者身上体现其创世者的贫穷受苦的真相。”[4]

以基督中心论的圆圈结构改变了教会在中古时期仿照世俗君主制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模式。使教会工具重新回归服务性和在主内互敬互爱的基督谦卑精神，向着“共同管理”和“民主化”方向迈进。“承认主教们作为宗徒继承人，可与教会一道享有管理全球教会的权力”[5]。对“梵一会议”“教皇永无谬误、教皇权力至上”的观念进行了修改。“梵二”后的共融教会学赋予了教会新的含义，不再由圣统制决定一切，因教会的神圣性不在于职位和神权，而在于天主赋予的神恩。

“梵二会议”对平信徒在教会内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重新阐释。“教会各种神职与地位的差异，都要归到这一天主子民的共同性上来，凡是关于“天主子民”所说的都是同样指平信徒、修会会士和神职人员说的，因而信友的一般司祭职完全说成教会内的一般圣召，由于信友们是教会的成员，于是便接受和分担在教会内成圣的普遍使命。”[6]

“梵二会议”对天国与此世的关系作了新的论证和阐释。对传统神学中认为尘世是产生罪恶的根源，把现实当成旅途，终点是死后那个完美的另一个世界，对今生报以完全否定和消极之态，放弃对人类进步、社会建设、生活向往作任何努力和追求的观念。一改“天国业以存在于此世，而隐藏于奥迹内。而天国乃是通过对世界的改造、建设和完善迎来正义长久的新天新地。”天国乃“永恒而普遍的神国、真理及生命的神国、圣德及圣宠的神国、正义圣爱及和平的神国。”[7]天国不是人们坐等以求的彼岸奇迹，而要靠人的努力创造建设，天国就在我们中间，在每个善心而发、祥和互敬互爱的教会团体与和谐社会之中。

三、“梵二会议”的礼仪革新

“梵二会议”《礼仪宪章》要求“在保持教会基本信仰精神和传统条件下，对其礼拜仪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首先展示了对《圣经》的开放姿态，打破了以前《圣经》和礼仪书籍只能是神职人员才可阅读的局面。“梵二会议”号召：“为促成礼仪改革进展和适应，必须唤起那对《圣经》甜蜜而生动的情趣” [8],并提倡平信徒主动去阅读《圣经》，推动神学家加强对《圣经》的系统研究和做出现代的阐释。一改过去仅用拉丁文作礼仪语言的惯例，“在弥撒内或行圣事时，或在礼仪的其他部分使用本地语言，时常为民众很有益处，可准予广泛的使用”[9]，“梵二会议”“在礼仪上制定了基于礼仪，本质其教育和牧灵性质的原则，以适应各民族特性及传统本真，简化礼拜仪式，提倡礼仪简明扼要，推广丰富适应大众的圣经诵读，充实讲道内容、并提倡在没有司铎的地方允许委派普通信友代行主持圣事等。”[10]

礼仪改革突出了礼仪作为的多样性、民族性和地方性，文献声明，要更加注重“培养发展各民族的精神优长与天赋，而这些改革是对教会传教史上一些传教士适应本土文化传教策略的肯定”。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为适应中国文化和国情引起的“礼仪之争”，也得到罗马教廷的重新反思和评价。“梵二”文献在《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要求：“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以言以行昭示他们因圣洗而改造的新人，以及他们因坚振圣事被圣神所激起的德能，好让别人看见他们的善行光荣在天大父，并使别人领略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人类共融的大团结”。礼仪方面的综合改革包括弥撒和圣事礼典的修订，日课诵念的修订、礼仪年度的修订、以及圣艺法则的修订等，促进了信众对教会礼仪内涵奥迹的触入和外在形象的改观。

四、教会组织机构革新

“梵二会议”后教会组织机构改革朝着“共同管理”和“民主化”方向迈进。1965年成立了全球主教会议，作为罗马教廷的常设咨询机构。体现以教宗为首的集体领导。《教会宪章》指出：“主教团为耶稣使徒组成的宗徒团之继续，在全世界主教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罗马主教之间，经常在统一、爱德及和平的联合下息息相通，他们召集会议，听取各地主教意见，对重要问题作共同的决定，这些都说明主教圣秩的集体性质”。“这个团体因为是多人合成，表示天主子民的差异性及普遍性，又因为是集体在同一首领下，也表示基督羊群的统一性”[11]。

“梵二会议”善后委员会下设主教和教区行政委员会、修士委员会、传教委员会、信徒传教委员会、基督教教育委员会、修改教会法特别委员会和实施圣礼仪宪章委员会等，以及三个秘书处，在大会后成为罗马教廷的专门机构，其中“促进基督徒合一秘书处负责与基督教各教派及犹太教的对话、联系与合一事务。非基督徒秘书处负责与其他宗教信仰者之间的联络与对话。而无信仰者秘书处负责研究无神论理论并与之发展对话、理解及合作关系。”[12]同时教廷对各部也进行了改革和调整，更有利于教会工具的服务性和与时代的相适应。

1965年，成立了全球主教会议，全球主教会议由七大洲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主教组成。每三年举行一次会议，世界主教团为耶稣使徒组成的宗徒团之继续，普世教会的事由世界主教们共同商议，不再由过去罗马主教作出决定。世界主教会议表现了天主子民的差异性及普世性。

“梵二”后加强了教廷同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的联系工作。1967年，将原隶属于各圣部之下的教廷国务院提升到首要位置。国务卿（总理）由教皇亲自指派。将原教廷外事部改称为教会公共事务理事会，由国务卿直接领导，负责梵蒂冈同其它国家外事及使节事宜。

将原圣职部改为教廷信理部。传信部改为万民福音传播部。修士部改成修会团体福音部。神学院大学及研究部改称公共教育部。

1967年成立了教友议会与正义和平委员会。

1971年成立了天主教福利与社会服务工作委员会。

1976年成立了研究女性在教会和社会中的角色任务和妇女职务委员会。

五、几项重大决定

1965年12月7日，在“梵二会议”结束仪式上，教宗保禄六世在诏书中宣布了1569年以来自1947年教廷宣布的《禁书目录》不再有法律效力，取消了400余年来称为异端邪说的禁书令 [13]。因为半个世纪以前的新托玛斯神学和当今的现代神学观点都被那时认为是异端邪说。

教宗保禄六世还宣布了1054教皇开除东正教牧首教籍的决定为无效。并对当时绝罚令造成东西教会大分裂表示遗憾。

“梵二会议”认为：在各民族中都有宗教精神的追求，认为人类普遍意识到某种玄奥力量的存在，不少民族甚至能达到体认“至高神明”或“天主”之境界（指中华民族），而且这种意识和体认会以宗教感情的方式而融入人生，各种宗教都会提供教理、生活规诫、敬神礼仪，其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更会以较精确的概念和较文明的言词来解答这种灵性追求和体验（梵二文献645页）。

罗马教廷不再强调和坚持政教合一的传统立场。

1967年，梵蒂冈开始与意大利政府着手谈判修改1929年签订的拉特兰协定（默索里尼），经过几年的谈判，终于在1984年2月18日，达成新的协议，规定：“国家和教会应相应独立，各自享有主权，天主教不再作为国教，罗马亦不再是其圣城”。

“梵二会议”后教廷开始正视其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曾一度采取探讨研究对话和某种求同存异。认为人无论有无信仰都该有助于建造人人共同生活期间的世界。

“梵二会议”首次对无神论的产生的责任承认，“有信仰的人对无神论的产生可能负有不小的责任。信友因忽视信仰教育，对教义所做虚妄的诠释，或因自身在宗教道德及社会生活上的缺陷，不尽未将天主及宗教的真面目予以揭示，反而加以掩蔽”。造成人们对神或教会的失信。

天主教神学家拉纳尔·麦茨等人联合新教神学家先后于1965年、1966年、1967年组织基督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对话会议。在对话中天主教神学家强调，应该肯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无神论对人类有益及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贡献。认为对其正义和诚心之举表示赞赏和钦佩。

1979年11月10日，罗马教廷宣布撤消1633年对伽利略日心说的谴责。公开为伽利略彻底平反，正式承认伽利略对地球绕太阳转的学说的正确性。承认教廷（教会）过去认识水平的局限性是拒绝接受科学进步的象征。

“梵二会议”后，以“跟上时代”为主题，在教会面对多元多变的现代世界中，采取善于变化和调整的策略，不断向世界开放对话，以适应世界促进教会的发展。还从传统的教义学、释经学和基本神学的框架走向教会伦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为教会现代理论体系提供了思路和方向。标志着教会走向普世化、时代化和社会化的要求。

六、坚定地维护“梵二会议”精神，巩固中国天主教自办教会的本土化建设。

“梵二会议”是圣神在时代中对教会的启示，是把基督福音从西欧推向全球，推向整个人类的昭示。但“梵二会议”后一些陈旧保守势力千方百计对“梵二”的革新予以反对和阻挠。诸如：法国大主教、圣神会总会长勒费弗尔因“梵二会议”“共同管理”“普世主义”弥撒礼仪改革、与其他宗教对话等而辞去圣神会总会长一职。另立神父兄弟会，另立修道院以抵制“梵二会议”的改革，谴责“梵二会议”神学思想革新与教廷对抗。掀起教会内保守主义的怀旧思潮，形成一股对抗“梵二会议”改革的阻力和逆流。在法国、瑞士、德国等地造成广泛影响，追随者达数十万人，至今仍影响着一批保守势力阻碍“梵二会议”的改革路线。“时代之言即神圣之言”。以勒费弗尔为代表的教会内保守势力的逆流，阻挡不了教会在发展中的时代潮流。“教会和神学家们始终坚持神学注重客观世界，着眼于教会作为信仰社团或神圣联盟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生活的作用及影响。”[14]

1975年，当代教宗本笃十一世在“梵二会议”10周年时指出：“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而是我们也不愿这样做，但我们为获得全新的意义而必须准备持守那时代变迁中载有真理的东西，敢于坚定不移的对之寻觅，以乐观之心执著此真道而丝毫不减，这在我看来乃是当今和未来之任务”。

今天，普世教会革新与保守的思想斗争仍在继续，包括在罗马教廷内部仍然存在保守势力对“梵二会议”改革精神在实践中的种种阻力。特别是表现在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民主办教、中国天主教组织和制度建设上的非议和阻挠。过于强调教权管理，而忽视“教会工具的服务性”性质，过于强调教会集权，而忽视地方教会自治的权利等。

七、普世教会的基本特点是教会的本土化

1. 刚恒毅枢机主教极力推进中国天主教本土化。

刚恒毅枢机主教于1922年8月12日被教宗正式委任为第一位宗座驻华代表，9月9日在北京升任为中国总主教。他认真研究中国文化和教情后，允许中国教友敬祖祭孔，于上海全国教务会议后，陆续成立由中国人管理的教区，极力在中国神父中推举祝圣主教，建立中国籍教区和中国籍修院，推荐封任中国籍田耕萃主教为枢机主教。他坚信中国教会本土化不该只停留在圣统制，而该效法圣保禄宗徒的传教精神，他反对教会殖民化，反对教会特权，他坚持贯彻教宗本笃十五1919年颁布的《夫至大》、《教会事务》、《自登报之初》，教宗通谕。在日记中写到，他到中国是为了实现天主教的中国化，建设国籍教区、国籍修会，从而推进中国教会的本土化。他认为应该把教会建立在各民族的盘石上。他的这些心愿，终于因圣神的启示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已成现实。为了中国教会传承和稳固发展，我们有必要重温教会关于本地化建设的历程。学习意大利人宗座首任代表刚恒毅枢机主教真心爱教的中国心。以坚定我们今天自办教会和教会本地化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2. 刚恒毅枢机主教，圣保禄宗徒传教精神的忠实执行者。

刚恒毅枢机主教在他的现有著作里，经常提到圣保禄宗徒的传教思想。他认为中国教会的本土化不该只停留在圣统制的建立，而更该仿效圣保禄宗徒的传教方法。他从宗徒传教史中感悟到：当宗徒们领受圣神，遵照耶稣基督的训导，“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时，初期教会就遇到向外邦人传教的棘手问题。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是否先要进犹太教。②必须守梅瑟法律行割损礼。③遵守犹太人的习俗，才能领洗入教。这无疑对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设置了一道门槛。但只有保禄宗徒清楚的指明：“不应该把任何救恩功效加于这些习俗”。但法利赛人坚决反对：强调外邦人必须接受割损礼，必须遵守梅瑟的法律。这两种不同的处事方式成了初期教会问题的焦点。由此在耶路撒冷召开了第一次大公会议。解决雅各伯的保守派和开放型的保禄之间的争论。

要使天主教信仰普及各国各民族，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内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认真细读保禄的书信，学习外邦宗徒贯彻耶稣的命令，研究和适应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保禄认为基督属于万民，是万民之光，外邦人基督徒毋须犹太化。

保禄宗徒说：“我们在传教中要变得像其他人，不是要我们改变福音去适应世俗，而是宣讲者在宣讲时要改变和采用能使对象接受的宣讲形式去宣扬基督福音。这要求宣讲者具有适应性、灵活性和以身作则的榜样。不仅是宣讲者自己的生活基督化，还要包括采用语言、文化、艺术、服装等等的本地化。”

刚恒毅枢机主教在日记中写到：“圣教初期犹太化的基督徒曾因强迫外邦人举行割损礼而犯下错误，现在，西欧的传教士也同样在强迫远东人予以西欧化而犯下双重错误。”“公教是普世万民共有的教会，不局限于某一种族，某一文化”（哥3：11）。他认为保禄能够成功地归化雅典人，完全是他对希腊文化的掌握和了解。因此他更坚信，中国教会本地化更该效仿圣保禄宗徒传教方法，但若要说服和感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整个中华民族时，教会就需要有一批富有学识而又精通中国文学的神职人员。即是以丰富的学识和使徒的精神去传扬福音和建立本地教会《传教呼声》。

3. 刚恒毅枢机主教，中国宗教观的先驱。

刚恒毅主教认为：“本地化说明使一个教会成为真正本地教会的过程，其基本结构和制度，主要由本地人员以自主的方式管理”。能够主动的满足本地团体，包括天主教和非天主教团体的需要。“本位则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使基督信仰根植于本土化并以本土的形式来表达。另一方面，把本土文化的价值成为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从而充实这信仰。”按照若望保禄二世的话,“这是福音降生在遗传的文化，同时这些文化被引进教会的生活”。使基督信仰植根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并与之整合。刚恒毅枢机主教就是这一传教精神执行的先锋。

教廷通谕指出：“尽管历代圣座一再敦促，但仍发生令人震惊的事，有些传教区域天主教已传入数世纪，而本地神职人员至今只居次等地位”。刚恒毅主教完全同意这种做法。以遣使会传教士雷鸣远神父领导的“天津运动”，自1914年雷鸣远神父等对中国传教区的情况和传教方式提出质疑，例如：为什么中国神职人员没有享有外籍传教士的相同待遇，而主教不是由中国神父当中选拔出来照顾传教区。为什么中国教友不可以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争取国家完全的独立。为什么天主教传教区应接受外国政府的赞助。为什么他们在中国建立它们国家的修会（殖民地）而不是建立属于中国的教会，而隶属于他们的教会。这些问题在中国和欧洲引起强烈的反响。罗马也意识到这些问题。

刚恒毅主教获任命宗座代表在前往中国途中反省到：“我可以想像到，宗徒的传教方法不见了，传教区建立了但不是中国的教会。我眼前的几十位主教，修会修士全都是外国人，难道这就是基督所愿见到的教会吗？假如中国人视天主教为殖民地教会，他们也的确与外国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难道这是中国人的错吗？

刚恒毅总主教到达北京之际，即感到光若翰主教巡视教务所得印象历历在目：为了迫切实行圣座最近给予的指示，即作好1924年5月14日至1925年元月25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天主教教务会议。50多位主教、数百位神父参加了会议。会议在法案中引入一些准则，强调了中华民族一些积极的方面，他们的爱国精神和文化。多个委员会开始履行新策略以更新传教方法。这些新态度受到大多数中国神父教友欢迎。但外籍神职人员当中一些十分保守的当权人士强烈反对，而大多数外籍传教士对新态度则不瞅不睬，继续按照原有方式工作。虽然如此，刚恒毅总主教在教宗彼得十一世《教会事务通谕》和《自登报之初》宗座牧函的支持下，继续不断推进天主教的中国化进程。

通过艰辛的推动和努力说服，终于在1926年10月，刚恒毅主教率领首批六位中国籍神父到罗马，由教宗彼得十一世亲自主礼祝圣为主教，开创了天主教在中国数百年的先河。1930年2月24日刚恒毅主教又前往重庆为四川祝圣两位中国籍、万州代牧的王泽溥、顺庆代牧的王文成为主教。同年10月又在山西纷阳祝圣刘锦文为主教。1933年，在刚恒毅主总主教推动下，又有三位中国籍主教在罗马由教宗彼得十一世祝圣。遵照上海会议决议，他极力推动成立中国的总修院，为中国各地的中国籍神父提供更好的培训，并指出：“中国天主教必须有一批熟悉和精通中国文学的神职人员。就传扬天主教来说，至少该有一些中国神父具有高层社会所具备的文化素养。”刚恒毅主教在说服教宗彼得十一世废除各国政府在天主教传教区施行的保教权，在解决礼仪之争等方面也作出了贡献。

4. 从信仰基督本位化角度发挥独特的中国基督徒艺术。

刚恒毅主教非常关心信仰的本位化问题，即用自己民族文化艺术来表达信仰。他本人在雕刻和建筑等领域有艺术才华和专门知识，具有相当好的理论和实践的艺术经验。他被派到中国后积极鼓励发挥独特的中国基督徒艺术。他说西方风格并不适合中国，在中国采用西方艺术，这给人的印象是基督宗教是一个西方宗教，而不是普世的宗教：教会在其历史中曾采用和适应本地艺术形式。在上海会议决议中曾专门提到：“在建筑和装饰圣堂及传教士宿舍时，不但可采用外国的艺术风格，也应该尽量按时机使用中华民族的本土艺术风格”。并且他特意邀请建筑家荷兰籍本笃会士葛斯尼神父到中国认识中国的建筑风格，好能以本地风格设计教堂等建筑物。葛斯尼神父为“主徒会”新修院拟定了计划和按中国建筑艺术设计了图例。在华南的中国总修院选址在香港，这是首个把中国艺术应用到天主教机构的出色例子，此前也在北京的大学建设起这类伟大建筑物。这种中西结合建筑看来更完美。北京辅仁新楼竣工开幕，同样是本笃会葛斯尼神父设计，宏伟的建筑物是按照现代中国风格构思，并且十分配合北京城高贵的环境，在中国的天主教大学不应让人感到陌生应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建筑艺术。

刚恒毅主教在日记中写到：“我们欣赏这些把基督徒艺术本土化的尝试。把真正的本土艺术，即不同民族的天才的自然作品基督化，并以自己比喻的语言来表达，以本土民族的天才的原创性的表达对基督的信仰。1929年我在北京参观了画家陈缘督先生的个人画展，在国画方面的着色非常精巧，构图非常坚定。他的画充分表现了精神和诗意的天才。我邀请他来到宗座代表公署，向他谈及圣母，给他诵读圣经，把意大利几幅初期宗教艺术作品供他参观，几天后他画了一幅圣母朝拜圣婴的绢画，拿给我看，后来这幅美丽的中国像刊载在各教区杂志上，竟成了中国天主教新画的里程碑。1932年，圣神降临节他领洗入教，取名路加。后来陈路加的作品自1928年在香港《公教报》刊登外，更于1929年起得以在美国玛利诺会杂志、美国《生活周报》设专栏介绍他的中国画作品。”1956年刚恒毅枢机主教在罗马主持了中国宗教画展，后在加拿大等地展出。他在中国任宗座代表的11年，全力推进天主教中国化的进程。也从根本上为天主教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5. 刚恒毅主教在中国推进本土化的艰辛历程

刚恒毅枢机主教虽然身为宗座代表，但在涉及教会本土化方面，却遇到很强烈的反对。虽然他有宗座支持，但要把基督信仰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事业是多么艰辛。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仍普遍存在保守的思想。他们仍惯用西方的方式来培育本地的圣职人员和信徒。刚恒毅主教认为：“教会应脱离殖民地政治，信仰应摆脱外在的表达形式。好使每个国家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信仰。所有民族的文化都享有同一的尊严。好信友应该是爱国的好公民。建立本地教会后传教士应退位，让本地神职人员肩负管理的责任，好使教会能够植根本地教会。”“传教区应视为建立本地教会过渡时期的产物，条件成熟后，外籍传教士应该撤离，让本地神职人员自己来管理地方教会。”“教友见传教士普通都要叩头。叩头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叩头是东方极其隆重的礼节，一位老传教士告诉我‘中国人的子女每年一两次向父母叩头，表示孝心。我们是精神之父所以才叩头，表示尊敬。’理由听起来不错，但不能让我心服口服，我们的耶稣曾亲自给宗徒洗足，而伯多禄也曾辞谢的说：‘起来，我也是人’宗徒传(0.26)，所以我们应以基督之爱改良这些习俗，后来总算在全国主教会议取消了叩头礼。”（原自刚恒毅枢机主教1923年—1925年日记内容）。“法国驻中国领事赖功德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和虔诚的教友，他确强调外国保教权的重要性，我毫不保留地告诉他：‘传教纯粹是超性工作，耶稣建立了一个至公的教会，在法国是法国人的教会，在美国是美国人的教会，在中国是中国人的教会。’为解决传教问题，先尽人力而听天命，终有一天一切问题会解决，没有必要用手段保教，圣伯多禄到罗马没有法律保障，虽被钉死，但教会确建立了。中国教会部分先知先觉者，也同样认为中国教友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接受自己的文化，主导自己的教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教宗本笃十五世就发表《夫至大通谕》，此通谕中虽未明言，但主要就是针对中国教会现状，要传教士好好反省，是否视其传教区为自己的地盘抓住不放，不重视所在国本地文化，不深入学习所在教会的当地语言。他认为任何人都有爱国的权利，外国传教士不准中国神父及教友爱其祖国是错的，但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友也应谨记第一优先是天国。

刚恒毅总主教抵华后，一步步剥除西方国家在华保教权，当然的引起这部分外籍传教士和各国政府的反感，于是各种抨击、抵制或对抗应运而生。1930年3月由法文的《北京日报》连篇累版地对刚恒毅总主教发动了攻击。说什么“教廷受一位意大利籍总主教的影响，用尽办法，要从我们传教士手中夺走教区而转给中国人主教，他所执行的政策是要中国教友在讲授要理问答时加上三民主义，再加上孙文思想的条文吗？”、“梵蒂冈与其代表所玩的把戏，为中国天主教是不吉利的，本地神职的观念根本就是谬论。”、“有关教廷的最近通谕通电，全是出自于幻想的刚总主教之手”，他们认为刚恒毅总主教协助本地中国神职抢了传教士数百年辛苦经营的传教区，在这些问题上教廷对他们的支持不如以往甚至予以减少。

刚恒毅总主教写道：“由于不少人反对我，使我不得不要求传信部长准我返回意大利。”1930年10月26日，刚恒毅枢机主教因积劳和严重脚气病不能行走离开了北京，经香港返回意大利疗养，1935年被教廷任命传信部次长。他于1939年以教廷传信部令，允许中国教友敬祖祭孔。他担任教廷传信部次长职26年之间，中国籍主教已达100余人，推举中国主教为枢机2人。1952年任台北总主教， 1958年因病住院10月17日逝世，享年82岁 [15]。他在中国教会11年中，反对殖民地，反对特权，他坚持圣保禄宗徒的传教精神，他贯彻教廷《夫至大》、《教会事务》等圣谕。他到中国是为了实现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立中国籍教区，中国籍修会，总之是大手笔的改革和创新。他的勤奋与执着使这一些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天我们对刚恒毅枢机主教在中国教会履行训告职的回顾，是感恩和感激他为天主教中国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也是因他的毅勇和坚持，改革精神为今天的中国天主教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更为我们今天中国教会本土化建设增强了信心和决心，让我们在天主神圣的启示下对今天中国天主教本土化建设像刚恒毅枢机主教一样执着、坚持、奋勇前进，把中国天主教办成真正体现基督慈爱的神圣教会，以告慰敬爱的刚恒毅枢机主教的在天之灵。

八、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和民主办教为“梵二会议”做了探索性实践。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残酷真面目。世界各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自由的呼声席卷全球。西方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也纷纷瓦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八年反法西斯的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实现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建立了属于人民的新生政权。中国人民期盼了数百年的国家独立、民族振兴成为了现实。“人民的呼声就是天主的圣意”，独立自主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最基本特征。作为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国天主教也必然选择与国家主权独立相一致的自办教会道路。同时这也是天主教在中国大地的立身之本，发展之基的唯一选择。

在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我们教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应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应展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为人们的福祉和幸福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宗教团体怎样提炼我们自己，纯化人性、圣化教会、加强灵修、体现教会的独特性和神圣性，不受社会不正风气的影响，克服贪图享受、追求名利、经营仕途、谋权谋利、损害教会圣洁形象，造成信教群众离心离德，把爱国守法、爱教守戒、遵守教规教义作为我们信仰的最基本条件，不断学习、提高素质、辨别是非、匡正时弊、树立教会传承与发展的主流，自觉过滤网络信息。为教会的发展、为人灵的得救，天主圣名受显扬最高目标而真奉献，为实现人们生存、生活和生命的价值，生存和生活要靠政府和社会来实现和提高，生命的价值要靠信仰、道德操守对教规教义的践行和神圣的神恩来升华领悟生命的意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天主教在本土化建设道路上、在信仰和牧灵福传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会组织和制度建设体系，充分发挥教会爱国组织、教务组织和教区三个方面的作用，协调配合、凝聚力量、共同办好和发展教会，对“梵二会议”教会“共同管理”、“民主化”的方向进行了探索。实践证明中国天主教的代表会议制度和民主办教模式，既体现了教会“天主子民”的“梵二”精神，又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教会的实际，更是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天主教“自治”要求的发展方向。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教会都在寻求“自治”，而中国教会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得不强调在国家层面上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教会事务上的独立，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是中国天主教民族性的必然。而在教义教规上，中国教会始终同普世教会保持一致，同为“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而公教会”。中国天主教在圣神的默照下，在教会本地化建设和牧灵福传实践中，提前10余年对教会进行了改革，为“梵二会议”“跟上时代”的精神作了实践的演练。

结束语：

“梵二会议”是一次全球主教们的会议、一次统一和和平的会议、是历史上唯一的没有宣布对任何人进行开除和判决的会议。它像基督一样，主教们伸出双手欢迎一切人。不问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教会的朋友还是仇敌，在圣神指导下和平之神、纯爱之神，预告人们良人受享太平于世。“梵二会议”后半个世纪以来，教会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向全球、全人类开放，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充分展示了基督的圣善、圣爱形象。迎来了教会发展和牧灵事业的空前繁荣。

作为普世教会的肢体，中国天主教在全面重温“梵二”文献的同时，我们要深刻领会教宗约翰二十三世“跟上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为巩固教会的普世性、时代性和社会性，在当代世界展现教会蓬勃生机的新局面。我们必须“放弃那些失效无用的一切，而采取那些值得保存的具有振兴教会的启示”。并彻底摆脱教会在中古时期模仿世俗君主制的教会贵族体制的观念。回归教会是为拯救贫穷苦难者的基督形象,“以仁慈代替惩罚，而获得与时代相吻合的新权威形势”[16]。中国天主教在建设教会本土化的实践中，已为“梵二会议”提前做了演练，所以中国天主教更要坚定自己所走的革新教会的道路，认真处理好教会救赎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教法与国法的关系，教义信仰与教会管理的关系，只有自尊，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我们必须排除一切非信仰原则的干扰和阻力，在建设中国天主教本土化建设中，以“人灵的得救、天主圣名受显扬为教会最高目标”。在坚定的贯彻“梵二”文献精神中，努力开创中国天主教牧灵福传和教会事业的崭新面貌。

注释：

[1] 特利腾公会议于1545年12月12日在保禄三世主持下开幕，1549年因瘟疫和德皇冲突停会，1551年由儒略三世教宗主持召开，26天后儒略辞世，由保禄四世继位，继续召开，会议于1553年结束。

[2]穆启蒙著《天主教史》卷一，184页

[3]卓新平著《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103页

[4]梵二会议文献，12页

[5]卓新平著《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95页

[6]《中国天主教文集》1 涂世华译“万民之光共融教会学”，318页

[7]梵二会议文献，241页

[8]梵二会议文献，152页

[9]梵二会议文献，156页

[10]卓新平著《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107页

[11]梵二会议文献，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