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五世当政时期恰值欧洲社会大变革，在他统治区域内发生了欧洲近代国家形成、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发现和殖民地的建立等重要历史事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目前人们对欧洲16世纪的历史研究更加重视，但忽视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在评价帝王方面，仍沿袭前苏联的传统观点，认为他们的作用或行为一概是反面的，尤其是对德国诸皇帝的评价上。在中国一些书中，有关查理五理的评价上就是如此，认为查理五世在德国宗教改革问题上始终支持罗马天主教皇和旧教诸侯，疯狂镇压路德教。其实这种提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有碍于对德国宗教改革的深入研究，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一

    在中世纪后期，不但农民起义和其他政治运动需要披着宗教外衣，一些国王或诸侯也利用宗教来处理国内重大问题。当时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开始了加强王权的宗教改革，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对待国内宗教运动的政策也都是以是否对王权有利为出发点，他在国内镇压代表地方势力的新教，却支持德国的新教诸侯。这说明在一定场合，国家利益或政治利益占据重要地位，而对待新教和旧教的态度都以此为依据。查理五世也是如此。虽然他口口声声要建立基督教大帝国，并在加冕中宣誓要恢复帝国宗教秩序，但他是进入新时代的国王，出身于经济发达的尼德兰，德国宗教必须改革的现实不容忽视。德国的宗教改革起因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反对罗马天主教教皇势力的精神压迫和经济剥削。教皇积极干预德国的内部事物，再加上德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投有统一市场等情况，使得德国社会处于分裂和落后状态。路德所提出的依靠信仰才能得救的教义，实质上并不是反对天主教，只是对其在德国出售赎罪券等腐败行为提出了质疑，即否定教会高于国家的思想，反映了民族利益，这是教皇所不允许的。查理五世的帝国形式上是神圣罗马帝国，至少被认为是代表着天主教的利益，特别是他的皇冠仍是由教皇戴到头上的，他有维护天主教利益的义务。后来教皇屡次向查理五世提出镇压路德异端，镇压德国农民起义和斯马尔卡登联盟都是以此为根据的。问题是，查理五世果真把镇压新教摆在重要地位了吗?仔细研究，事情并非如此。

    查理五世能够当选为帝国皇帝，并不是德国所有选侯和全德诸侯所情愿的，只不过是在收买贿赂的情况下，利用德国诸侯之间复杂的矛盾才当上的。因此，对他的来说，管理德意志这个帝国本部不是得心应手之事。他在德国加冕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宗教问题。

当时就路德所提出的宗教改革倡议，诸侯意见分歧，众说纷纭，教皇又无力直接干涉。查理五世加冕后从亚深匆匆赶到沃尔姆斯，于1521年召开了第一次帝国会议。这次会议上，查理五世以公裁人的身份，作了比100多年前皇帝西吉斯孟德对胡斯更可靠的路德人身安全保证，并且耐心地听完了他的辩词。这次会议的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查理五世对路德不但没有“劝说”成功，相反，路德却更加坚持己见，还借助这次会议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并且堂而皇之地走掉了。查理五世虽然指责路德的观点为异端，但并未立即处理，而是以遵守诺言为名，让路德离去。只是在3个星期之后才公布《沃尔姆斯敕令》。敕令措辞似乎很严厉，声称他以及他的追随者的生命不受法律保护。但这只是官样文章，根本没有任何真正实质的处理，对教皇提出的一些要求也声言要安排在下一次会议来解决;对诸侯借机提出的对教廷不满的共102条的意见更是没作出答复。紧接着他以西班牙事务紧急为借口，立即离开沃尔姆斯，返回西班牙。这种作法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按惯例，路德会象胡斯一样被处死，至少要受到监禁。

    此后，无论路德的态度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所点燃的宗教改革的火焰却继续燃烧下去，各地诸侯、骑士、市民、农民和各级教士，都根据不同的利益，采取支持、观望、默许或反对的态度，以广大农民为主的下层人民借机掀起了起义。这场起义是被德国诸侯镇压下去的，查理本人并没有参加。9年后，查理五世又重新回到德国处理宗教问题。“但是甚至使同时代人感到吃惊的是，他并不是去执行沃尔姆斯敕令，而是带着和解态度设法解决两派对立矛盾”。1530年6月在奥格斯堡召开了又一次帝国会议。这次会议上，新教发表的纲领是路德的代表麦兰希顿起草的，主要内容有信仰得救、虔诚信徒才能进入纯洁教会、宗教仪式可以因地而异、教士可以结婚，这无疑是新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纲领。纲领中还提出要纠正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弊端和丑行。新教的信仰者和支持者纷纷签名，这就是著名的“奥格斯堡信条”。在会上，罗马天主教教士以同等资格宣读了驳斥这个纲领的文章。查理在亲自听完两派的宣读以后，宣布后者的驳斥正确，并责令新教诸侯和信徒应放弃异端，归还占据的天主教教堂和教产。至于新教派提出的要教皇改正在德意志的所有不当之处，查理也被迫答应他和教皇在年内召开的会议上商量解决。这次查理又作了空头许诺，他既没有监督执行这次会议的决议，也没有召开许诺的会议。奥格斯堡会议的结果是使新旧教派的分裂进一步加剧并成为定局。从此，旧教诸侯以贯彻查理五世的决议为借口，形成了一派;受到迫害的新教派诸侯以查理五世没有同意他们的起码要求和解决德国疾苦为借口，秘密结盟，对决议提出抗议(史称抗议者，即“新教”一词)，在图林根的小镇施马尔卡登召开会议，1531年3月29日宣布组成施马尔卡登同盟。

此时帝国面临东方危机，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占领了整个匈牙利，率兵直奔维也纳，声称要荡平德国。面对这种形势，查理非但没有能力镇压新教，而且如果没有新教诸侯军队的帮助，他也无法抵制奥斯曼的侵略。因此，在1532年8月，他召开了纽伦堡帝国会议，缔结了“宗教和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新旧教派双方同意暂不再采取行动，一直到下次宗教大会召开为止。实际上是在查理的调解下对新教诸侯采取了让步。新教诸侯很快向皇帝提供了8万人的军队，解除了维也纳的危机。宗教和平条约极大地促进了新教势力的发展，但双方并没有严格遵守。维也纳解危之后，查理又离开了德意志，一去又是9年，忙于他对北非和法国的战争。在此期间，查理五世于1535年在突尼斯打了胜仗，但在1541年的阿尔及尔的战争中受到挫折。在此同时，法兰西斯一世和苏莱曼趁机联合起来，对查理展开了两面攻击，查理五世不得不再次寻求德国诸侯的帮助。因此，1544年他再次回到德国，召开了斯拜伊尔帝国会议，重申“宗教和平条约”，并提出“保证新教徒应在这帝国法庭中享有同等地位，一直到下次宗教会议为止，他们是自由的。”查理五世作了如此让步之后，马上获得了4万军队。他以该支军队为主力迅速冲进了法国，逼近巴黎，法兰西斯被迫乞和，与查理五世签订了克雷皮条约。

    打败法国之后，查理五世又着手解决德国宗教问题。他请出新任教皇保罗三世，举行了一次宗教会议，并特殊地邀请新教诸侯代表参加，这就是1545年召开的持续18年之久的特伦托宗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参加者大多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高级教士。他们声称教皇与《圣经》具有同样的权威，极力维护罗马天主教的利益，只是决定出售赎罪券的行为被严格禁止。新教教士拒绝参加会议。查理五世这时认为可以利用欧洲暂时的和平局势，率领旧教诸侯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所辖军队打败或者压服新教诸侯。

    但是，这种武力镇压很难说成是完全出于宗教原因。把“施马尔卡登”战争当成是或者不是宗教战争问题来探讨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宗教与政治在宗教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中是不可分的。对于查理也是如此.镇压异端就等于镇压政治反对派。虽然施马尔卡登同盟在世俗问题上愿意服从皇帝，但其联盟性质已经构成了一个政治原因，即“国中之国了”。查理五世正是为了阻止这种组织的形成才不得已最终动武的。而且教皇此时在西班牙给予查理许多让步，“教皇许诺提供军队予以支持，许可查理在西班牙征收教产税”。恰好这时新教内部发生分歧，行动不一致，其中主力萨克森公爵也临阵叛变，旧教诸侯在查理的率领下迅速集中军队。1547年，查理五世打败了新教军队，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查理为了保持势力的平衡，处理并不是惩罚性的。1548年，他发布了“奥格斯堡敕令”，允许新教教仪存在，教士可以结婚，但必须遵守基督教其他教规。有关宗教其他事项留待特伦托会议做出最后裁决。查理在德国的胜利，使得一些诸侯和邻国以及教皇深感震惊。教皇于是立即反目，不顾查理五世的反对，把宗教会议的地址从特伦托迁往波伦亚。新教诸侯以及一些天主教诸侯在法国国王的支持下重新组成反对查理五世的同盟，并打败了他。经过谈判，1555年缔结了“奥格斯堡和约”，规定教随国定，路德教取得了完全合法地位。查理五世实际上在1553年就离开了德国.其后的德国宗教问题主要是由费迪南代他处理。德国的宗教两派斗争一直到三十年战争后才告平息。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