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查理五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以后的年代里，查理根据一个个帝国会议的方案，能够在一切主要问题上把教皇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既保护他又压迫他。”在欧洲问题上，查理五世还逼迫教皇不批准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同查理五世之姑卡德琳的离婚。查理五世在每次帝国会议上，几乎独断专行，涉及宗教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也不同教皇商量。虽然每次会议的结果没有使双方满意，但也不至于引火烧身。特别是在新教派提出的罗马天主教会在德国的腐败和压榨行为时，查理的答复却是留待下次会议解决，实际上承认了某些改革是必要的。查理五世在最后离开德国前，心情是这样的：“查德五世讨厌德国事务，深感无能力解决。他私下起草了一份文件，既批评德国的天主教派君主，也批评新教君主。他相信世俗诸侯不值得信赖，主教们对教会中的必要改革既缺乏必要的勇气，也不够关心。”查理五世在每次帝国会议上所作的决定，表面上虽然维护了天主教大一统的利益，但骨子里打着宗教的名义为自己着想。

    (四)客观上讲，查理五世也没有能力采取坚决的手段。“皇帝不想或不能对路德教采取禁止这一事实也许不是一个非常软弱的标志，很难设想这个新任和无经验的帝国统治者能够对这个国家实行比先辈皇帝更严的管束，查理也没有考虑采取那种步骤，他要的是和平与合作，而不是暴力。”查理五世虽然在帝国会议上对新教采取比较严厉的法令，但并没有起作用。查理五世也没有能力操心去执行这些命令。因为就在窝姆斯会议刚刚结束之后，他必须奔赴西班牙，为了镇压那里爆发的起义和组织对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战争。所以，近10年间，德国诸侯自行其事。这意味着，沃尔姆斯救令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皇帝的政令的执行还要看帝国的形势而言，那么现在就几乎不敢动武反对群众运动和制止路德言论的传播。首先，在德国镇压新教必然要进行长期战争，其次，查理五世在欧洲的主要敌手是法国，他与法国先后进行了4次战争，很难抽出更多的精力去处理德国事务，何况他还要用兵对抗奥斯曼帝国的西侵。再次，新教势力是强大的，涉及的不只是宗教问题，这也正是查理更加趋向于旧教诸侯的重要原因之一。旧教诸侯也不愿意看到皇帝在德国的势力强大，因而经常倒戈。无论查理五世怎样自称是德国人的皇帝，他实际统治基础还是在西班牙，历史深远的德国统一问题不是他当时能解决得了的。总之，查理五世并不是宗教狂或顽固镇压新教的刽子手，他在处理宗教问题上利用矛盾，摆弄新旧两派诸侯，采取妥协、拖延和利用的办法，其目的是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总目的服务，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他能够在德国混乱状态中西战法国，东遏奥斯帝国，使自己成为查理大帝以来神圣罗马帝国最有势力的皇帝，后来的皇帝也没有比他更有势力的。

    评价查理五世在德国的宗教政策，不能只看到其建立庞大帝国野心一面，也要看到建立强大皇权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需要的。当时德国人民普遍感到诸侯胡作非为，内斗不休。“权势较大的领主至少可以实际上不把帝国政府和它的谕令放在眼里。由于领主的残暴行为，领主和贵族的决斗，强盗骑士的劫掠，雇佣兵的抢劫和各种不法行为……德意志帝国最大的不幸正是缺乏一个在强有力的皇帝统治下的统一的政府，存在着弊端百出的多头政治，感受不幸的正是平民。”这正是当时德国社会的客观情况。

本文原载：《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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