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一起纪念、学习钱穆先生的思想。

 

        首先，我要说明，我本人深受钱穆先生思想的影响。我这十几年来推明治道，尤其是以历史的方式来探究“中国治道”，基本上都在钱先生范围中，只不过是对先生的一些论述有所展开。

 

        论文集中收录了我的一篇论文，论文跟会议的主题完全是紧扣的，讨论的就是钱穆先生的政治思想。但这个讨论只是一个引言性质的，只是涉及一些最初步的问题，具体内容没有展开。这个论文的内容，我就不做专门的汇报了，

 

        我们今天这个圆桌论坛的议题非常好，出自任锋兄的论文吧？《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的政教之运》，论文议题非常好。去年在上海，由白彤东教授首先提出“钱党”一词，就因这个问题而提出。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很有必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康党”太猖獗了，自从蒋庆先生举起“公羊学”大旗，公羊学以及康有为的思想就在中国的学界获得高度关注。最近几年来，在曾亦教授领导下，风生水起；最近，干春松教授接连出版两本著作，跟康有为有关。上个月，我们也在无锡东林书院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干教授这两本书，讨论到康有为思想，当然涉及康有为思想中非常核心的问题，“孔教”问题。而当代中国大陆政治儒学的基本主张也是儒教。最近，周北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阐述其儒教模式。

 

         所有这些讨论，把儒家复兴的具体路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由此，我们今天讨论钱穆先生的思想，跟90年代最初研究钱穆先生的思想，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我们更多重视的是钱穆先生的历史文化思想，现在不能不从教的角度展开思考。

 

         我们这次的议题设定为“钱穆先生的政治思想”，但这一议题立刻涉及“教”的问题，教始终是政的根本，“政和教”始终是现代中国纠缠不清、而迄今为止依然没能解决的大问题。下面我想简短地梳理一下过去一百多年来政教关系的演变，从而讨论一下，有没有可能，通过重新思考钱穆先生的思想，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找到一个跟康有为不同的路径。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一起步，政教关系就变成一个严峻问题。我非常敬佩康有为，他把现代中国这个转型将要面临的所有的重要问题都提出来了，这是非常天才的。当然，我不能不另加一句：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基本上是错的。在康的思想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政教关系问题。他一方面提出非常完整的宪制改革方案，包括社会重构方案；另一方面，非常坚定地主张孔教，这贯穿康的一生。

 

        实际上，在当时，康的这一主张就引起了主流的儒家士大夫的强烈反应，激发出张之洞的《劝学篇》。从张之洞《劝学篇》的篇名，就可非常清楚地看出他和康的区别所在。他认为，中国之教就是学，以学为教。就是秦际明论文里所讲的，有一个“王官学”，以此为中心形成教化体系。根本不需要在政之外、在学之外，再去建一个西方式的建制化的教会体系。

 

        也就是说，现代转型一开始，儒家士人群体已有非常紧张的两个主张，这两个主张贯穿始终。所以，我在最近一篇论文里写到，陈寅恪、钱穆基本上都是张之洞这个脉络下来的，应当说，坚持了儒家的传统立场。

 

        当然，在现代中国大转型开初，同时还有一个我们在研究儒学时不一定严重关注，但事实上在当时的观念领域中非常醒目的现象：各种宗教的兴起，佛教中兴，基督教大规模传播，以及伊斯兰教再度兴起。宗教复兴伴随着现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今天，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当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现代意识形态的传入及兴起，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各样主义传入，并发挥重大作用。

 

        这样我们看到，到了20世纪初，在中国，关于“教”，有四个不同的主张、设想，它们之间展开复杂的斗争，整个20世纪，就是这些不同的教在斗争。

 

        到今天，局面变得比较诡异了：各种现代意识形态慢慢衰败，各种宗教的力量比以前更强了，不管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它在整个社会教化体系中占据极大分量。比起康、张那个时代，儒家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不管康和张怎么争论，当时王官学还是儒家、还是儒学，有那么一套学的建制，到今天则完全没有了。

 

         在教化的场域中，有两个东西是有生命力的，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宗教，而且，这些宗教比一百年前更激进，不管是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它们更为激进，更加放肆地无视中国文化的主体。最危险的是基督教新教，也许未来中国的大乱仍然是太平天国式的。太平天国就非常值得研究，它是西方对中国第一次深度影响，它带来的是文明的毁灭，我们能不能避免又一次太平天国？这是一个严峻挑战。

 

         于是，儒家面临的问题是：能不能建立一套新的教化体系，有助于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团结、凝聚？这是儒家今天面临的根本问题。各种宗教在竞争，现代意识形态在挣扎，儒家在努力。那么最后，儒家能够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给中国建立起教化体系？它不仅能够教化公民，更重要的是能够教化那些宗教。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严肃的大问题。那些宗教可以教化民众，问题是，谁来教化那些宗教？如何扭转那些宗教的激进化倾向？如果那些宗教不被教化，它们会变成国家撕裂、甚至陷入巨大灾难的祸首！中国历史上多次被邪教、被新兴宗教所摧毁。

 

        那么，怎么建立这样一个教化体系？儒家当仁不让，但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这个教化体系首先要教化公民、教化国民；第二也要教化各种各样的宗教。按照这样两个标准，儒教之路就走不通，我们就不应该走。因为，儒教会把一个本可普遍的教化体系降低为一个宗教，从而让那些宗教日趋激进化而束手无策。

 

         所以我的结论是，就儒家复兴的路径选择而言，我们恐怕还是回到张之洞、陈寅恪、钱穆，这样一个文教的、以学为教的传统。儒教之路是走不通的。如果我们从中国的天命来看，更是如此。这样一套以学为教的教化体系是真正普适的教化体系，它可以含容各种宗教，教给相互分裂的诸多宗教以共处的智慧。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可以贡献给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文明形态。

 

       （本文内容来源于纪念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会上秋风的讲话）

 

转自道南书院微信群，2015-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