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关系一直是印度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话题，也是敏感话题。印人党上台以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头上升，族群间的矛盾与冲突也不断加剧。2015年9月28日，在印度北方邦的一个村庄，一名穆斯林男子被数百村民用砖头砸死，因为有传言称他杀了一头小牛犊。对此，印度多地爆发了示威游行。以孟买作家普里亚尼为首的20多名作家在社交媒体抨击政府，称“印度人民党对牛的痴迷，是打击穆斯林少数族群计划的一部分，他们通过把牛肉变成社会禁忌，从而把社会‘婆罗门化’”。国大党出身的印度总统慕克吉公开呼吁尊重“宗教和社会宽容”，国大党等反对党领袖也组织游行请愿活动，抗议政府纵容“族群暴力”的行为。

　　 

　　 多元化、多样化和碎片化是印度社会的基本特征。印人党虽在全国大选中获胜，但其在查谟—克什米尔邦选举中没有突破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区域界线，在德里邦和比哈尔邦选举中更是惨败。这表明印人党虽然试图以印度教民族主义来超越族群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以经济发展来赋予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合法性，但最终还是过不了族群政治这道坎儿。

　　 

　　 

　　 印度的族群状况非常复杂，受到宗教、种姓、民族、语言、家族、职业和地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因素相对独立，有些则相互交叉、重叠，构成了一幅非常多元、多样、碎片化的族群关系图。其中，宗教是印度人最重要的身份符号。印度有几十种宗教，重要的有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拜火教和犹太教等，也有少量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种姓是印度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国民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种姓和贱民共五部分，另外还有游牧民和东北地区人。总体来看，印度有2000～4000个重要的身份符号，是印度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主要基础。甚至在大学里男女同学谈恋爱，也要先搞清楚双方的族群状况，以免后患。

　　 

　　 族群政治是一种身份政治，它使得人们对政治、经济事务的判断标准往往不是“是与非”、“对与错”，而是“我与他”。民主政治的运行，需要制度框架和观念框架的双重约束，才能将多元竞争转变成国家发展的合力。印度有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那就是选举至上；但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观念框架，各族群都从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出发。换句话说，大家都有否决权，这必然会导致政治运行的低效。族群政治加民主政治，让印度中央政府不再是全国的代表，它要讨好不同的群体，而这又是以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为代价的。

　　 

　　 

　　 在莫迪总理和印人党看来，前国大党政府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讨好不同群体而牺牲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为了讨好农民，国大党强化“征地法”，结果让印度的工商界和政府没有土地修建工厂和基础设施；为了讨好工人，国大党强化了“劳工法”，结果让印度企业不敢雇佣工人；为了讨好地方政治势力，国大党不敢改革税收系统，让印度一国多税，经济运行不畅；为了讨好少数民族，国大党搞了非常严格的“环保法”，使得边境地区丰富的水电资源无法开发利用，很多厂矿企业无法建立。因此，印人党认为，要解决问题，单靠民主政治是不够的；还要拿起宗教和经济双重武器，才有可能改变印度的多元、碎片化状况，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

　　 

　　 首先，印人党拿起宗教文化武器，通过其母体机构国民志愿服务团，大力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宣传“一个国家，一个宗教”，称所有印度人都是、或都曾经是印度教徒，都是一家人。其次，印人党拿起经济武器，以快速的经济发展为宗教文化运动背书。实际上，在很多印人党精英看来，就是要以宗教促发展，再以经济发展促进宗教运动。两者相互结合，最终会提高印人党在印度的主导地位，以及莫迪在印人党内的核心地位，从而增强莫迪与印人党对印度的领导与塑造能力。

　　 

　　 印人党的这套主张曾在2014年大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很多印度教徒、尤其是其精英和经济精英团结到了自己身边。在宗教方面，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核心的印度教宗教组织在全国动员，把大量印度教宗教人士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宗教影响，带来了印人党的主要票源。在经济方面，印人党主打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执政成绩，宣布“古邦模式”，获得了印度以信实集团为代表的西海岸工商界的大力支持，筹集了大量竞选资金。在2014年大选期间，印人党虽然是反对党，但筹集到的竞选资金却是时为执政党的国大党的好几倍。同时，印人党的经济主张也使其获得了印度很多城市青年选民的支持。

　　 

　　 另一方面，印人党强调印度教民族主义，虽促进了印度教上层和保守人士的团结，但却导致不同宗教群体间的对立与冲突，这对其国内和国际形象都构成了严重挑战。在刚刚结束的比哈尔邦选举中，印人党又主打印度教牌，将占了总人口15%的穆斯林推向了另外一边。莫迪总理前后26次到比哈尔邦为本党助选，甚至在印度—非洲峰会期间仍去拉票，但依然无济于事。最终印人党及其盟党只获得243个议员席位中的59席，与去年在比哈尔邦大选中的结果几乎完全颠倒，可谓惨败。比较印人党今年2月在德里邦以及11月在比哈尔邦的选举结果，可以发现其选民基础仍然存在，变化不大。变化的是：反对印人党的力量更加集中了。印人党打印度教民族主义牌，本来是想让印度人民团结在自己身边，但结果却是让反对力量先团结起来了。这也说明，在印度多元族群政治中，说“不”的力量，经常会压过说“是”的力量，政治否决点到处存在。

　　 

　　 

　　 族群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绕不开的问题，族群矛盾与冲突也在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很少有像在印度这样全面、深刻和持久的。对于族群矛盾与冲突，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在印度，族群身份对于民众来说更加自然、更加重要。

　　 

　　 在独立运动时期，印度前国父们的背景非常相似，都有西方留学和生活经历。他们推动的独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的民族主义，是把西方模式搬回了印度。而圣雄甘地之所以被人们怀念，是因为他虽然有西方的知识背景，但最终回归了印度，从印度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寻找营养，并把普通民众动员起来了。在反殖民主义的话语背景下，印度的身份建构是在与前宗主国英国的对比中呈现出来的，相对比较简单。但即使如此，印度国家认同还是不能超越宗教认同；导致印度独立之日，也是分裂之时。在举国欢庆独立之时，圣雄甘地却在痛哭。他不仅是为了印巴分裂，可能还是为了不确定的族群关系。随着精英主义政治不断退潮，大众民主意识逐渐上升，族群差异问题也从社会领域进入政治领域，成为族群政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那个曾经存在的统一印度形象，其实是少数精英的“虚构之物”。今日之印度，才是真实之印度。莫迪总理推行强势领导风格，不仅想将印人党建成建国初的国大党，一统天下；还想让自己成为尼赫鲁式的总理，在党内自己说了算。现在看来，莫迪总理看对了问题，但很有可能选错了应对方案。

　　 

　　 印度的问题并不是个案，而具有世界普遍性特征。二战以后曾经主导世界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叙事，以国家主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为主要内容，曾经促进了很多国家的形成与建设。但现在，现代化叙事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超越民族国家）和前现代主义（强调民族、宗教等次国家认同）的双重挤压，导致很多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和治理压力。尤其印度这样还没有完成现代国家身份建构的国家，更是困难重重。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民主政治建设，都不能抑制宗教、民族等传统族群议题的复兴，也不能压制各种新身份、新认同的出现。一种新的分层治理的民主集中制，可能是需要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5年第23期

　

转自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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