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这些措施促使佛教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以后宋代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未变。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后来改名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又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当时印度等国僧人送赠梵经来中国者络绎不绝，从宋初到景祐初八十年间，即有八十余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着维护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放宽了度僧名额。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比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增加，近四万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坟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富裕，举办起长生库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业。到神宗时（1068—1085），因年荒、河决等灾害频仍，国家需用赈款，开始发度牒征费。这一权宜之策，后来继续执行，数量渐增，流弊也愈大，至使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有加无已。最后到徽宗时（1101—1125），由于笃信道教，即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但不久即恢复原状。

 

　　宋代南迁之后，政府益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高宗时（1127—1162）即停止额外的度僧，图使僧数自然减少。但江南地区的佛教原来基础较厚，国家财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以迄于宋末。

 

　　宋代译经开始于太宗太平兴国初。当时特别设立了译经院，并制定一些规章。如译场人员设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参详、证义、润文（后更设译经使）等，组织比较完备。从太平兴国七年（982）起，逐年都译进新经，继续到天圣五年（1027），译出五百余卷。其后因缺乏新经梵本，译事时断时续，维持到政和初（1111）为止。总计前后译家（及其译经年代）可考的有十五人，即法天（译经年代974—1001）、天息灾（980—986，后改名法贤，987—1000）、施护（980—1017）、法护（中印人，980—983）、法护（北印人，1006—1056）、惟净（1009—？）、日称（1056—1078）、慧询（1068—1077）、绍德（1068—1077）、智吉祥（1086—1093）、金总持（1095—1112，下四人均同）、天吉祥、相吉祥、律密、法称。其中惟净、慧询、绍德都是由传法院培养出来的中国僧人，天吉祥等则帮助金总持翻译。诸人所译的总数是二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八卷。其中以密教的典籍占最多数，论部最少。当北宋之初，印度密教正盛，有关的梵本流入中国的不会太少，但在天禧元年（1017），宋代统治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不纯部分和佛教的传统相违反，因而禁止了新译《频那夜迦经》的流行，并不许续译此类经本，这就大大限制了以后的翻译。此外，从宋代译经的质量上看，也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别是有关义理的论书，常因笔受者理解不透，写成艰涩难懂的译文，还时有文段错落等情形，因此，尽管译本里也有中观一类的要籍（如龙树、陈那、安慧、寂天等的著作），但对当时义学界似未发生多大影响。

 

　　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就其种数而言，几乎接近唐代所译之数，因而在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天圣五年（1027）、景祐二年至四年（1035—1037），曾经三度编撰新的经录。祥符时所编，称《大中祥符法宝总录》，二十二卷，为赵安仁、杨亿等编修。所载译籍乃从太平兴国七年到祥符四年（982—1011）三十年中间所译，共计二百二十二部、四百一十三卷（此外，还收有东土著撰十一部、一百六十卷）。这部目录的主要部分完全依照各次进经的年月编次，除列出经名、卷数、译人而外，还附载进经表文，这都依据当时译经院的实录，所以连带记载着有关译场的各事，如新献梵筴、校经、更动职事等等，其体裁和过去的各种经录完全不同。天圣时所编新录称《天圣释教总录》三卷（亦作三册），译经三藏惟净和译场职事僧人等同编。它系当时全部入藏经典的目录，记载着《开元录》各经、新编入藏的天台慈恩两家著述、《贞元录》各经、《祥符录》各经，再附载其后新译各经，一共六百零二帙、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景祐时所编新录称《景祐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吕夷简等编。体裁和《祥符录》一样。所收译籍即紧接《祥符录》，从祥符四年到景祐三年（1011—1036），二十六年间译出的各经，共糀E二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另外，还收有东土著撰十六部、一百九十余卷。又由于汉文佛教经典的影响，当时的回鹘、西夏地区，都用民族文字译成回鹘文及西夏文经典。

 

　　从五代以来，我国木版雕刻技术有了很快的发展，因此宋代对于佛教的大藏经，很早就利用了木刻。综计宋代三百余年间官私刻藏凡有五种版本，这也算是宋代佛教的特点。第一种为官版。这从开宝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971—983）费了十二年功夫在益州刻成，因此也称蜀版。所刻数量达到六百五十三帙、六千六百二十余卷，它的印本成为后来中国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丽、日本刻藏的共同准据。第二种是在福州私刻的东禅等觉院版。元丰初（1078）由禅院住持冲真等募刻，崇宁二年（1103）基本刻成，到政和二年（1112）结束，共得五百六十四函、五千八百余卷（南宋乾道、淳熙间又补刻十余函）。第三种是福州私刻的开元寺版。即在东禅版刻成的一年，福州人士蔡俊臣等组织了刻经会，支持开元寺僧本悟等募刻。这从政和二年到绍兴二十一年（1112—1151）经四十年，依照东禅版的规模刻成（南宋隆兴初曾补刻两函）。第四种是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刻版，通称思溪版。此版开刻时期约在政和末（1117）。刻费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所出。内容依据福州版，而略去一般入藏的著述，共五百四十八函、约五千六百八十七卷。第五种是平江碛砂延圣禅院版。此版是受了思溪版的影响而发起，在南宋绍定初（1229）由当地官吏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典作为首倡，端平元年（1234）仿思溪版编定目录，刻至咸淳八年（1272）以后，因战火逼近而中止，后入元代才继续刻成。因此，它对原定目录的内容颇有更动，并补入元刻各书，共得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

 

　　宋代一般佛教徒著重修持，故禅净两宗最为流行。宋初，云门和临济并盛于各地（禅家五宗内沩仰数传以后即不明，曹洞与法眼当时也都不振）。临济宗由风穴（汝州）延沼（896—973）上继兴化存奖（830—888）的系统传承而下。其后各代为首山省念（926—992）、汾阳善昭（947—1024）、慈明楚圆（986—1039）。楚圆的门人黄龙（隆兴）慧南（1002—1069）和杨岐（袁州）方会（992—1049），分别开创了黄龙、杨岐两派（和临济等五宗合称七宗），都盛行于南方。南宋时，杨岐且进而成为临济的正统。杨岐方会再传为五祖法演（？—104），三传为佛果克勤（圜悟，1063—1135）。佛果克勤曾就云门宗雪窦重显的著作《颂古百则》加以发挥、讲说，门人录成《碧岩录》，为禅学名著。他门下有虎丘绍隆（1077—1136）、大慧宗杲（1089—1163），都在江浙一带活动。大慧提倡看话禅，其影响尤为久远。后来黄龙、杨岐两宗还远传于日本。

 

　　云门宗在宋初也很占优势。得香林澄远（？—987）一系再传的雪窦重显（980—1052）著《颂古百则》，大振宗风。仁宗皇祐元年（1049）汴京新创禅院，即是请云门五世的大觉怀琏（1009—1090）去住持的。其另一系由缘密圆明三传的灵隐契嵩（1011—1072），祖述《宝林传》，反对天台宗所信奉的《付法藏传》之说，而厘定了禅宗的世系为二十八祖，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及《传法正宗论》。他强调禅为教外别传，一反当时禅教一致的常见。他还针对其时辟佛的议论作了《辅教篇》等。由于他擅长文章，得着仁宗和在朝的官僚们的称赏，他的著述也被许入藏流通，这更加强了云门的宗势。但到南宋，此宗即逐渐衰微，其传承终于无考。

 

　　此外，曹洞宗仅洞山嫡传的云居道膺（？—902）一系，绵延不绝，从六世芙蓉道楷（1043—1118）以后渐盛。再经丹霞子淳（1064—1117）传弘智正觉（1096—1156），提倡默照禅，与看话禅并行。又丹霞子淳一系，在天童如净之后，传入日本。

 

　　除禅宗之外，律宗和贤首、慈恩的义学，在宋代也相当流行，天台宗则有新的发展。律宗是南山一系单传，其中心移于南方的杭州。宋初，得法宝律师传承的赞宁（911—1001）有律虎之称。另外，从法宝七传而有允堪（1005—1061），普遍地注解了道宣的著述，达七部之多，所著解释《行事钞》的《会正记》尤其重要，因而继承他的一系有会正宗的称呼。他的再传弟子灵芝元照（1048—1116），原学天台宗，后即采取台宗之说以讲律，也注解了道宣的三大部著作。

 

　　他对《行事钞》的注释称《资持记》，就一些行仪如绕佛左右、衣制长短等，都有不同的见解，于是别成资持宗。后来此宗独盛，传承不绝，并东传于日本。宋末宝祐六年（1258），临安明庆闻思律师，还请得道宣三大部著作及元照的记文入藏印行。

 

　　贤首宗（即华严宗）学说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沟通《圆觉》、《起信》的理论，著名人物有长水子璇（？—1038）。他的师承不明，但尝从琅琊慧觉（传临济宗善昭的禅法）学禅宗，受到慧觉的起示，而重兴贤首宗,因之带有教禅一致的意味。其门下有晋水净源（1011—1088），他虽曾受学《华严经》于五台承迁和横海明覃，但由于子璇的影响，推崇《起信》，以为从杜顺以来即或明或暗地引据《起信》而立观门，所以他在贤首宗的传承上主张立马鸣为初祖，而构成此宗七祖之说。其时高丽的僧统义天（文宗的第四子，1051—1101）入宋，曾就学于净源之门，后从高丽送回好多《华严经》的章疏，大大帮助了贤首宗的复兴。到南宋时，净源的三传弟子有师会，注解了《一乘教义分齐章》，严格处理同教别教问题，而以恢复智俨、法藏的古义为言。他还批判了在他之前道亭和同时的观复对于教判的说法。他的弟子希迪，颇能发挥其说。后人即并称他们为四大家。又南宋初，慧因教院的义和请准贤首宗著述编入大藏，他又向高丽搜罗到智俨、法藏著述的佚本，重新雕版流通，因此华严义学在南宋一代始终活跃。

 

　　慈恩宗入宋以来的传承不明，但继承五代的风气，讲《唯识》、《百法》、《因明》各论的相继不绝。宋初著名的有秘公、通慧、傅章、继伦等。在译场的执事也多能讲诸论。慈恩章疏四十三卷，在天圣四年（1026）并编入大藏刻版。宣和初（1119），真定龙兴寺守千（1064—1143）为一大家，他尝校勘遁伦的《瑜伽师地论记》刊版流通。

 

　　天台宗经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俶，向高丽求得重要著述而复兴。入宋以后的传承，从义寂（919—987）、义通（927—988）到慈云遵式（964—1032）、四明知礼（960—1028）益趋兴盛。遵式尝于乾兴元年（1022）在天竺替皇室行忏，并请得天台教典入藏（天圣四年编入），一宗的势力即以四明、天竺等地为重心。与知礼同时，而属于义寂同门慈光志因一系的有慈光晤恩（912—986）、奉先源清（996顷）。源清传梵天庆昭（963—1017）、孤山智圆（976—1022）等。他们受了贤首、慈恩学说的影响，只信智顗《金光明经玄义》的略本为真作，而主张观心法门应该是真心观，即以心性真如为观察的对象，连带主张真心无性恶、真如随缘而起等说。这些主张都为相信《玄义》广本为真、并专说妄心观的知礼所反对。知礼曾以七年的长时间和晤恩、智圆等往复辩难，意见终于不能一致，而分裂为两派，知礼等称为山家，晤恩等称为山外。其后，知礼还阐明别教有但理（即真如）随缘，与圆教的性具随缘不同，以及色心在一念中都具有三千等说法，以致引起门下仁岳（？—1064）和庆昭门下永嘉继齐等的异议。最后，仁岳和知礼法孙从义（1042—1091）都反对山家之说，而有后山外一派之称（亦称杂传派）。不过知礼门下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家继续发挥师说，影响甚大，终至以山家之说代表天台一宗，而盛行于南宋之世。广智系有善月（1149—1241）、宗晓（1151—1214）、志磐（1253年前后）。志磐以著《佛祖统记》而著名。神照系有有严（1021—1101）、了然（1077—1141）等。南屏系有宗印（1148—1213）、法照（1185—1273）、法称（1088—1158）。法称著有《翻译名义集》。宋代天台宗义也前后好几次对日本的天台宗发生影响。

 

　　律、贤、台等宗在修习方面，本来各有其观行法门，但宋代很多宗师常联系净土信仰而提倡念佛的修行，这就帮助了一般净土宗的传播。天台宗对净土的关系尤见密切，从知礼起就很重视智顗的《观经疏》，而用本宗观佛三昧的理观方法来组织净土教，并还结念佛净社。其次遵式则重视《净土十疑论》，而采用天亲《往生论》的五念门，并参以忏愿仪式。他常常集合道俗修净业会。此外，智圆同样地阐扬《观经疏》。各人门下的传播也很广，如知礼门下的本如即继遵式之后结白莲社以弘扬净土。其次，律宗元照受遵式的影响，以观心与念佛并重，而视同定、慧之学，与持戒并为实修法门，其门下用钦跟着弘传。南宋初，天台学者道因，曾一度评破其说，但其门人戒度反加以辨正。又其次，贤首宗因有普贤行愿求生西方的典据，开始净源即主张修习净土，后来义和提倡华严念佛三昧，也盛赞往生法门，但未能继续发展。另外，禅宗当云门盛时，象天衣义怀、照圆宗本、长芦宗赜等，都是禅净双修，而约集莲华等会。

 

　　至于纯粹的净土信仰，宋初南方有省常（959—1020），效法庐山莲社故事，在杭州西湖集合僧俗结净行社，提倡念佛。后来由于各宗都倾向修行净土的推动，各地结社集会益多；有些寺院建筑了弥陀阁、十六观堂，专供念佛修行的场所，就越加在民间推广净土信仰，而成为风俗。特别是一些在家居士也相随提倡，如冯揖之发起系念净土会，张轮之发起白莲社等。于是净土法门逐渐形成一固定宗派。在南宋四明石芝宗晓所编《乐邦文类》里，即以莲社为专宗，和禅、教、律并称；还以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宗赜上承慧远为净土教的历代祖师。其后志磐更改定为七祖（从慧远而下为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又在净土信仰发展的中间，有关净土的《往生传》类也陆续传出，如遵式、戒珠、王古乃至志磐都有这类著作，其中可以看出净土和各宗相涉的事实，这也可说是宋代佛教的特点之一。`宋代禅教各家的理论组织都有一定的成就，它和一般思想界接触既繁,乃引起种种反响。先是一些儒家学者，仍旧用传统的伦理观点，对佛教著文排斥，如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说》、李观的《潜书》、欧阳修的《本论》等，都是其代表之作。佛徒对于此等攻击却是用调和论来缓和。如契嵩作《辅教篇》即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又说佛儒两者都教人为善，有相资善世之用。在这种说法的影响下，儒者间也出现了调和之说。如张商英、李纲等，都以为佛与儒在教化上不可偏废。另一方面，由于禅宗的修持趋向于简易，理论典据又集中在有限的几部经论，如《华严》、《楞严》、《圆觉》、《起信》等，一些中心概念如理事、心性等，有时也牵合到儒家的经典《中庸》来作解释，这些都使儒者在思想上、修养上更多更易地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终至构成一套有系统的理论来和佛教相抗衡，这便是宋代勃兴的理学。

 

　　宋代佛教的发展也影响到国外的佛教界。如高丽，从五代以来常有禅师来中国受学各宗禅法。宋元丰末（1085）更有教家义天入宋，从汴京觉严寺有严、杭州大中祥符寺净源、从竦等学贤首宗，天台宗，携归章疏三千余卷，后编录刻入续藏经。他在高丽，弘传贤首宗而外，还弘天台之教。又日本在北宋时入宋僧人不多，知名的有奝然、寂昭、成寻等三数人。他们多为巡礼祖庭，到天台、五台等地。奝然还接受了宋帝赠送的新刻大藏经印本，又模造旃檀佛像携归，近年在佛像中还发现了当时装藏的各种宝贵文物。成寻也带去宋代新译和著述的印本。及入南宋，中日交通骤繁，日僧入宋者很多，现在可以指数的几达百人，宋代禅宗和律宗即因以弘传于日本。如在南宋孝宗乾道中（1171），先有日僧觉阿、金庆入宋参灵隐慧远禅师，归国谈禅，引起日本佛教界极大注意。其后荣西于淳熙末（1187）再度入宋，学禅于天台万年寺怀敞禅师，回国提倡，因有临济宗的立。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随其师明全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历游天台、径山等处，从天童长翁如净得法而归，创曹洞宗。嗣后日僧来宋问禅者还很多，宋僧兰溪道隆也去日传授禅法。又日本律宗原由唐代鉴真律师传入，后渐衰微，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19），日僧俊芿入宋，从明州景福寺如庵了宏（元照直传）学律三年，又学禅与天台教，一共在宋十年，归创泉涌寺，大传律学。又有净业，于嘉定七年（1214）入宋，就中峰铁翁学律，在宋十四年，归创戒光寺弘传律学，与泉涌寺并峙。

 

　　宋代的佛教文学、艺术，也有其特色。当时禅宗盛行，各家的语录，都运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别创新格，因而影响到一般文学。特别是儒者说理的记录，也时常模仿它。还有俗讲变文一向在流行，并演变为唱曲，虽遭到当时政府的禁止，但俗文学中评话、小说及唱讲词本都已受其影响而益加发展了。在佛教艺术方面，塑像技巧显著提高，而以写实见长，形象亦端严优美，能刻画性格。遗存的代表作品有麦积山石窟中供养人像、长清灵岩寺罗汉像、太湖洞庭东山紫金庵罗汉像等。石刻比较稀见，但如杭州南山区及飞来峰诸刻，又四川省大足县宝顶摩崖各像，都极生动精致，技巧也很洗炼。宋代造塔以多檐多角的为常见，仅江西一省遗构即不下十处（如浮梁西塔寺塔为宋初建筑，安远无为塔为南宋建筑等）。又仁宗宝祐初（1048），开封建塔供奉阿育王寺佛舍利，其塔连基高二十余丈，用褐色琉璃结构，有铁塔之称，尤为突出。在绘画方面，则发挥宋画写实之长，多画观音、罗汉、高僧等像。作者有李嵩、梁楷、贾师古等。僧人以佛画著名者有牧溪、玉磵、仲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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