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恩格斯共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就很少注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体系的宗教了。尽管如此，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方法论性质的评论，例如，在一个人所熟知的注释中，他对一个论证——根据这一论证，政治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和宗教在中世纪的重要性，揭示了唯物主义对历史解释的缺陷——做出了回答：“中世纪不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也不靠政治生活，事实上，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的经济条件说明了为什么政治和天主教各自扮演了支配角色。”③马克思不厌其烦地为中世纪宗教的重要性提供经济上的原因，但是，这一段文章非常重要，因为它承认，在某种历史环境下，宗教确实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

    尽管马克思一般对宗教缺乏兴趣，但他对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给予了注意。《资本论》中有几段文章提到了新教对早期资本主义兴起的贡献——例如促进对教会财产和公共牧场的征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先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半个世纪，马克思对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就做出了如下启发性的评论：金钱崇拜有它自己的苦行主义，有它自己的自我否定，自己的自我牺牲经济学和勤俭简朴，对平凡单调和短暂易逝的欢乐的轻蔑；有对财富的永恒追求。因此，英国清教主义或荷兰新教与挣钱之间存在联系。这段话与韦伯的主题如此相似(但不相同)，令人吃惊，因为韦伯不可能读到这段文章而显得尤其如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一次出版是在1940年)。

    另一方面，马克思经常提到作为一种建立在商品拜物教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的宗教”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把资本描述为一个“需要整个世界作为牺牲的闪族的神”，把资本主义进程描述为一个“巨大的异教徒的神灵，它只以死者的脑浆为食”。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经常提到偶像崇拜：巴力神崇拜，闪族神崇拜，财神崇拜，金牛犊崇拜，当然还有“拜物教”的概念。不过，就宗教社会学而言，这种语言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