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这只不过是市场经济全球化迫使每一个民族如不甘于被淘汰，就不得不接受市场经济规则的最近体现。日本也曾在17世纪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与之抗衡，仅保留了与荷兰的贸易渠道；[3]19世纪后期，日本民族猛醒而急起直追，但至今仍未摆脱大起大落的历史命运。美国则自20世纪始，牢牢占据着市场经济的中心地位。以产业而论，从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绿色革命」，直至服务业方面的「资讯革命」与金融一体化，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中心。概而言之，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通过各民族、各产业等多方面的多元竞争得以体现，多元竞争也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

 

　　当然，文化潮流并非与世界大势同步，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更加复杂。但如从大处着眼，人间佛教的兴起与保守宗派的衰落实质上均乃此大潮的映象。当代台湾佛教宗派林立，赞同人间佛教理论指导的教派之间的竞争也开始激化，以致人们对此产生了诸多困惑。这些，客观上也是各宗教间、教派间争夺思想资源、经济资源、信众资源的后果。在经济繁荣时期，教派纷起，竞争也较缓和；当经济一旦萧条，弱小而缺乏自身特色(定位不当)的教派、寺院不是被吞并或被迫依附于大教派，就是无形消亡。这是残酷的，也往往难以避免。

 

　　所谓市场经济，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对而言，简言之，即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取给从主要依赖于土地转向依托于市场。这不可能不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样式。自然经济造就了原始(以狩猎采集为生)社会、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发达的市场经济则造就了市民(工商业)社会。同时，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对社会有及其深刻的影响，如古代西方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印度有种姓社会，中国有宗法社会。现代市民社会也有欧洲式、美国式、日本式、拉美式等等的不同。所谓世运转变，即指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现代市民社会取代古代社会的历史性转折。

 

　　从社会学角度看，由古代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的变化极为深刻繁富，其特征也众说纷纭，社会学界已初步取得共识的历史性取向的改变至少表现在三方面：

 

　　1. 以社会秩序的维持而论，由礼俗为主转向崇尚法理，多元竞争必须遵循人们可能不熟悉的一些规则。

 

　　2. 以个人社会行为取向而论，由身份原则转向成就原则。

 

　　3. 以社会目标而论，由稳定优先转向发展优先。[4]

 

　　其中，各民族各国社会转型的侧重点、先后次序都不同，但「变」似乎不得不然，各大宗教也终究不得不随之转型。人间佛教的产生与发展，也是教内部分先觉初而被动地对社会剧变作出反应，渐而转向主动顺应，进而以自身理论上的优越性与实践上的可行性吸引各宗派追随，并力图以其超越性影响社会的佛教转型过程。

 

    二、宗教超越于社会的特性

 

　  依宗教的理论，例如佛教的「第一义」、「真谛」说，宗教有其不会随着世俗社会变化而轻易改变的一面，超越社会的一面。但宗教的超越性虽与人同在，在不同人群中的表现却不同：

 

　  1. 深植于人性，不易改变的超越性追求。

 

　　现代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之所以有着深刻而广泛的社会需求，「即在于(它能)帮助人们去适应偶然性、无能为力和匮乏这三个残酷无情的事实。」[5]但是，基本物质生活匮乏问题在现代大部分地区已基本解决，但为什么宗教在这些地区仍然盛行呢？而且，巫术同样也力求解决这三大问题。因此，把宗教与巫术区别开来的标准之一是宗教特有的深深地植根于生命深处的，期望超越自身种种局限的精神意识。局限虽与生命俱来，却惟人才意识到。只要人意识到自身局限——生老病死、缺点、弱点与道德上的罪孽等等，就会有超越性追求，如永生、解脱生死等等。[6]不同宗教的超越性表现虽有所不同，如佛教就表明了人类对生死问题的一种最为透彻的见解，基督教则更多强调人的弱点与罪恶；但追求超越是共同的。人类虽然在不断克服自身局限及由此产生的苦恼，但有些局限不可能被克服，如死亡。有些苦恼可被克服，然又会产生新的苦恼。有的缺点也不可克服，如人性的脆弱。有的弱点被克服后，然又会产生新的弱点。由于人总是存在着局限、苦恼与道德上的不完善，所以宗教也总是存在。人类对此有一定的自觉意识时，较为成熟的宗教就产生了。西元前后，佛陀揭示出「苦谛」，而基督教则揭露现世是「腐败、罪恶的世代」[7] 。这并非纯出偶然。相应，宗教针对人的局限与苦恼提出的「救赎」[8]思路与某些办法，也与人同在，它们是人意识到自身局限而产生的超越性追求之体现。